走出歇斯底里之後：試論以戀物癖建構女性主體之可能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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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歇斯底里之後──試論以戀物癖

建構女性主體之可能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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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慧

國立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E-Mail: soeko@ntu.edu.tw 摘要有鑒於西方女性主義理論晚近的研究趨勢，頗有呼籲女性以戀物機制取代歇斯底里、以女性戀物癖或同女戀物癖來建構主體性的走向，本論文將分別就歇斯底里與戀物癖兩者在歐美學界引發的討論做一番探討。亦即，本論文一方面將思考，歇斯底里與女性的聯結是否應視為一種對女性的污名化？或其中也有一些關於女性心性發展的重要的觀察？另一方面，本論文將以麥肯藍 (E. L. McCallum)、葛門與麥金寧 (Lorraine Gamman and Merja Makinen)、葛洛思 (Elizabeth Grosz)、品

投稿日期：93.4.14；接受刊登日期：93.10.22；最後修訂日期：93.11.25 責任校對：陳銘杰、曾嘉琦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之部份成果 (NSC93-2411-H-002-090──「精神分析對文化理論的介入I：真實──精神分析與性別研究之對話再探：以歇斯底里及戀物癖為例 (1/3)」)。初稿之部分內容曾以〈走出歇斯底里？試論女性「以眼還眼」之觀看策略與父權戀物機制之糾葛〉為題，發表於「意識、認同、實踐──2003 年女性主義學術研討會」(新竹：清華大學，2003 年 9 月 27-28 日)，經大幅增補後改寫為此論文。在此感謝東吳英文系邱彥彬及《歐美研究》匿名審查人的寶貴意見，以及台大外文所研究生陳宥廷與陳玉雲的悉心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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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Adela Pinch) 等人對戀物癖的重讀與挪用為對話的對象，探討在呼籲女性以戀物癖來建構主體性時，有哪些問題──諸如戀物癖所涉及的否認現實與攻擊慾等──必須在理論上做更進一步的處理。針對歇斯底里與戀物癖各自的慾望結構做一番分析之後，本論文也試圖思考若兩者都不能被輕率地視為一種顛覆父權的策略，那麼女性欲建構其主體性，應當往什麼樣的方向發展。關鍵詞：歇斯底里、戀物癖、小對物、女性主義、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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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新戀物時代？

1 父權觀看機制將女性視為「戀物」(或譯物神) (fetish)、抹殺女性主體性的傾向，一直是關心媒體與文化現象的女性主義者不時批判的對象。2 按照佛洛伊德 (Sigmund Freud) 的說法，戀物癖本就是小男孩為了拒斥 (disavow) 閹割恐懼而發展出來的徵狀：小男孩如果對自己的陽具投注過多自戀，因而不能處理瞥見女性生殖器所帶來的閹割恐懼，就會拒斥他已經看見女性「欠缺」的這個事實，堅持相信她有一個不同的陽具，也就會以替代陽具功能的物神── 諸如女性的內褲或高跟鞋等等 ──來作為投注性滿足的對象 1 本文選擇比較、對照歇斯底里與戀物癖這兩種不斷被女性主義者挪用的概念，並非意味著建構女性主體只有這兩種選擇，而是基於這兩者分別被不少女性主義者視為抗爭策略，故以其為研究的起點。本人同意匿名審查人所言，許多「鼓勵」歇斯底里或者戀物癖的女性主義者，都是要點出在這些乍看負面的社會行為中有一些女性主動對抗父權體系或資本主義的成分，而非真正鼓勵她們成為歇斯底里者或戀物者 (本文第參之二節中也將提及這種策略的正面意義所在)；但筆者想進一步處理的是，當女性主義者在政治效力的考量下，以顛覆式閱讀的方式 (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 來稱頌歇斯底里或戀物癖時，所可能衍生的一些問題以及所產生的一些理論上的疏漏。 2 雖然下文將指出，在佛洛伊德精神分析的脈絡中，戀物癖原指男性透過「物」來得到性滿足、來拒斥真實女性會帶來的閹割恐懼，但自莫玫 (Laura Mulvey) 將男性觀影者對女性的窺視慾解釋為一種無法處理閹割恐懼，因而將女性物神化的戀物癖以來，許多文化理論批評者都沿用這樣的看法，認為將女性化約為物的傾向可視為一種戀物癖，而本文中將提及的葛洛思 (Elizabeth Grosz) 與齊傑克 (Slavoj Žižek) 等人，也認為戀物的對象可以是另一主體，而不一定必須是物。莫玫影響所及帶動的這種論述趨勢雖然曾被質疑是否與戀物癖的嚴格定義不符──因為相對於戀物者完全以物來獲取性快感、迴避與女性的性行為，觀影者並不會完全以窺視快感來取代從其他方式獲得的性刺激，或用窺視癖來取代性行為本身，可見窺視癖並不能等同於戀物癖 (Gamman & Makinen, 1995) ──但由於現今文化論述與媒體批判多仍接受把戀物式的觀看視為一種戀物癖，故本文在論述中雖然會探討嚴謹定義中的戀物癖理論，亦會處理到將戀物癖與窺視癖結合，將人當成戀物的這類說法，並將之視為戀物癖廣義的、延伸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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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c)。佛洛伊德之後的精神分析理論，即使對佛氏太過「生物決定論」(“biological determinism”) 的傾向有所修正，似乎也都同意某些精神徵狀有其性別的區隔，例如歇斯底里 (hysteria) 患者以女性居多，戀物者則幾乎清一色是男性；女性主義者因此經常批駁男性戀物者將女性化約為慾望投射的物件、不尊重女性主體性的現象；而相對的，歇斯底里的女性患者雖然為一些徵狀所苦，但不少女性主義者仍認為歇斯底里可以被反轉詮釋為一種不與父權妥協，從而顛覆父權機制的利器。3 然而戀物的男性與歇斯底里的女性是否處於不可撼動的二分狀態呢？隨著越來越多的理論開始檢視這組二元對立，並試圖論證女性戀物癖的可能性之後，部份女性主義者甚至在戀物的機制中看到了強化女性主體性的新契機。這種轉變是否意味著一個新戀物時代正在來臨，且有助於女性走出歇斯底里，讓女性主體的生存能往更有利的方向發展？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對歇斯底里與戀物癖的概念有進一步的了解，本論文的前兩節即擬分別申述歇斯底里與戀物癖的成因與徵狀，以及兩者如何分別與兩性心靈結構的運作方式劃上連結，之後再試圖討論，女性以戀物癖作為一種建構主體 3 葛洛思曾表示，女性對「已然閹割」的欠缺狀態可能有三種反應機制：自戀、歇斯底里以及陽剛情結 (masculinity complex)。其中可能發展為戀物癖的陽剛情結，在臨床上是最少女性採行的途徑，而自戀與歇斯底里則十分常見 (Grosz, 1995)。有關自戀與歇斯底里到底是女性的病徵還是可以作為某種女性抗爭的策略，其實一直爭議不斷；例如歇斯底里的女性特質到底是女性「以身體的痙攣、畸零、甚至自殘的完全逃逸策略，抗拒被歸類、被定義，狠狠地拒絕男性中心的規範和其二元對立的系統」，還是「女性的不安／疾病 (dis-ease) 」(蘇子中，2000: 75, 83)，在女性主義者之間並沒有共識。由於黃宗慧 (1999) 已處理過女性自戀機制的問題，指出女性以自戀作為抗爭手段的盲點所在，故本論文不再贅述，僅將就歇斯底里的問題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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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抗衡父權機制的策略有何利弊與可不可行。4

貳、追尋歇斯底里 (女人) 的足跡

歇斯底里作為一種疾病的名稱，當然已經被認為「早已過時，應該由心身症、憂鬱症、表演人格症、轉化症、神經衰弱症或精神官能症等其他病名取而代之」(蘇子中，2003: 111)，但是歇斯底里和戀物癖都一樣可以看成是一種結構，顯現出主體因應大對體的某種特殊方式。在我們把歇斯底里看成一種結構，甚至「一種對疾病的想像」或「當隱喻來看」(蘇子中，2003: 111) 之前，如果先回歸早期歇斯底里作為一種女性特殊疾病的面向，探索它的成因與徵狀，將有助於我們了解歇斯底里女性的處境，也才能進一步釐清歇斯底里與女性特質的糾纏關係。歇斯底里作為一種防禦機制，是肇因於主體內部出現了不相容的表象 (representations)。5_{這種賈內 (P. Janet) 口中「經由表象而} 產生的疾病」(Nasio, 1998: 13)，源於某組表象與主體的自我 (ego) 不相容，因而被拒絕進入意識的層次，這組表象的覺感 (affect) 因為不允許被發洩出來，就產生了一股自由流竄的能量，必須被投注在其他地方，因此就可能造成歇斯底里中諸如轉化等現象：「這能 4 將戀物癖的理論加以延伸或賦予新詮，用以理解文學與文化現象的研究者，其關懷未必僅限於性別議題，如本地學者張小虹 (2002) 即以戀物理論探討台灣社會對於災難的拒斥現象；邵毓娟 (2004) 亦曾從戀物的概念出發，思考朱天心的記憶書寫是否、如何化眷村為戀物，在戀物理論的運用上均各有洞見，本文則選擇將焦點鎖定於性別議題，並以已蓬勃發展之西方女性戀物癖理論為主要對話文本。 5 佛洛伊德關於表象一詞的用法極為複雜，拉普朗虛 (Jean Laplanche) 與彭大歷斯 (J.-B. Pontalis) 在《精神分析辭彙》中作了詳盡的整理，並指出對佛洛伊德而言，「在其表象一詞的用法裡，古典哲學之首要面向──對一客體之主觀再現──退為次要，對他而言，更正確地說，表象是指客體銘記於『記憶系統』之物」 (拉普朗虛、彭大歷斯，2000: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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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被用以成為書寫在身體上的徵狀，成為被壓抑的表象其記憶的符號 (mnemic symbol) 」(Verhaeghe, 1999: 11)。然而不被允許進入意識、需要被壓抑的究竟是什麼呢？在佛洛伊德的理論中，自然是「本質上與性有關的內容物」(Nasio, 1998: 14)，而這些與性有關的衝擊——不論是如同佛洛伊德原先所說的，來自於成人世界的性誘惑、「來自小孩子外在世界的創傷事件」(Nasio, 1998: 16)，或是如他後來所言，只是幻想的場景、「是超載了性能量的無意識表象被禁閉在自我之中而造成的侵入性的攻擊」(Nasio, 1998: 16) ——都是主體當下所無法理解的，也因此主體的自我無法去吸納或處理這種讓他難以忍受的張力，這無意識的覺感於是「像囊腫一般存留於自我之中」(Nasio, 1998: 14)，成為後來生成歇斯底里徵狀的泉源。如果不論男女，引發歇斯底里的、那深具性意涵的內容物，都是自我所無法處理的「不相容的表象」，何以歇斯底里多發生於女性呢？佛洛伊德曾表示，「歇斯底里的出現必然預設了原初不快 (unpleasure) 經驗的存在——也就是被動的經驗。女性天生在性方面的被動性說明了她們何以比較容易變得歇斯底里」(1978a: 228)。在佛洛伊德看來，當小孩所面對的第一個大對體，6 也就是母親，把 6 本文將 Other 譯為大對體，other 譯為小對體；有關這兩者的區別，扼要地說，小對體是指與自我 (ego) 相對應的一方，而大對體則是指超越這種想像關係的、意符流動的場域，可參考拉岡 (Lacan, 1993: 252, 274)。然而本文中所引述的各個論者在使用大對體一詞時，並非總是指符號層或無意識的場域，有時也用以指另一個主體，這是因為雖然一般而言大對體是指「仲介著我們和其他主體之關係的符號層」、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所在之場域，但是大對體也可以指主體真實的對話者，因為大對體的場域也可以由某個主體所佔據，由他來「為另一個主體將大對體『具體化』」(Evans, 1996: 133)；所以當論者表示歇斯底里女性一方面依賴，另一方面又質疑大對體時，所說的大對體雖然是指符號層，但因為一般是由男性主體為她們將這大對體具體化，因此對於大對體的依賴會使她們出現極力想取悅男性小對體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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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化約為僅只是大對體慾望的物件時，「它等於沒有自己的存在可言。它是被大對體享受的」(Verhaeghe, 1999: 50)，也就因此造成了不快的感受，這時如果小孩採取愉快的幻想，甚或自慰等主動的方式，或許就可以處理他們所想要逃避的被動／不快，不過這對男性或許可行，對女性就不是一直行得通。佛洛伊德表示，「兩性透過性感帶所進行的自體快感活動是一樣的，也由於這種一致性，性別的區隔要到青春期開始之後才有可能」(1978b: 219)；更確切地說，女性到了青春期之後，就必須壓抑主動的快感方式，將性感帶由陰核轉到陰道，而這種對幼時陽剛特質的壓抑正是女性比較容易得到神經症 (neurosis) ，特別是歇斯底里的原因所在 (Freud, 1978b)，因為那所謂「不相容的表象」，正是與女性—被動特質不吻合、但又讓女性有所眷戀的「男性─主動快感」(Verhaeghe, 1999: 49)。當然我們會懷疑，如果女性需要轉移性感帶、透過「偽裝」 (“masquerade”) 才能成為女性，難道男性不也是需要戴上「強壯」的面具來扮演男人的角色嗎？那麼何以他們的偽裝卻比較不會造成歇斯底里？用索勒 (Colette Soler) 的話來說，這是因為男性和女性的偽裝，「並不對稱」(2002a: 103)。簡單地說，即使性別特質都有學習而來的「偽裝」成分，男女在偽裝的歷程中所需要耗費的心力卻不相等，例如女性即使感受到原初被動帶來的不快，她仍不被允許以主動的形式來抵禦不快的感受，也因此如果她無法處理這樣的內在衝突，就很有可能出現歇斯底里的徵狀。雖然佛洛伊德的詮釋總是被詬病為本質論取向，但是當他指出男女在青春期之前獲得自體快感的方式並無不同時，卻也提供了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向：童年時期的性慾模式只有一種，正顯示對兩性而言，一直只有單一意符可以作為參考座標 (Verhaeghe, 1999)。7_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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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與歇斯底里的關聯，因此可以放在整合佛洛伊德與拉岡理論的思考框架下理解：雖然在原初壓抑使然下，兩性主體都必然歷經一方面需由意符來代表／呈現主體，一方面也由於意符無法完全代表／呈現主體、無法指涉分離所帶來的創傷性真實 (traumatic Real)，因而在符號層中遭到異化 (alienation) 的過程，但不同的是對女性來說，只有單一意符作為參考點的不利處境，使她的發展過程猶如一個容易衍生歇斯底里徵狀的惡性循環。首先，被動感的「無以名之」等於是讓女性碰上了代表符號層欠缺的意符 (S (A) )，之後，雖然她試圖訴諸幻想的運作而為抵禦的機制，但這些幻想卻又會成為後來必須被壓抑的對象 (Verhaeghe, 1999)；「她把被動的感覺拋在後面，以一種主動─陽剛的方式經營她的性感帶。但最後這個陽形─陰核的性感帶必須連同那些主動的幻想一起被壓抑下來，以換得被動─陰道的性感帶。換言之，她又再次地與代表符號層欠缺的意符相遇，於是首次的壓抑又開始重複」(Verhaeghe, 1999: 52)。由此觀之，所謂被動的不快，不僅可能涉及女性在性方面 (被設定) 的被動，也是因為她一直找不到一個可以指涉自身狀態的意符，那種無助與「無以名之」的被動就成為不快的來源。在此我們看到，女性處理被動所帶來的不快的這個過程，卻只是讓她發現被動正是女性特質的替代意符，而不能接受這種處境的女性，可能因此會認為「關於欠缺女性意符的這個問題，終極的答案在於與男性─父親認同」(Verhaeghe, 1999: 45)，身為女性卻要以與男性認同來做為「解決之道」，這種衝突於是造成歇斯底里的徵狀。歇斯底里者在追尋意符之旅上的顛簸，表現出來的徵狀可能包語，也可以看成是點出了這樣的事實：在符號層中，根本沒有兩個可以對應相關的不同的語詞分別指陳男性與女性 (Verhaeghe, 1999)，因為關於女性的一切都是以諸如沒有陽具、不可延續男性—主動快感等等負面、相對於男性的方式被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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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厭棄、轉化及焦慮。8 如同安德列 (Serge André) 所言，「人類 8 本文所論及的焦慮，主要是指歇斯底里者因女性特質之不可得所產生的焦慮。本文匿名審查人指出，關於焦慮的問題可以分成許多面向討論，例如在佛洛伊德的理論中，焦慮此問題實涵蓋了面對實際層次的焦慮、面對欲力層次的焦慮，以及具自我防禦功能的焦慮等等；由於他後期關於自我防禦時所主動建立的預警式焦慮此說法，和前期的焦慮理論有所出入，審查人因此表示，焦慮的不同層次，以及主體是否能／需避免焦慮，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佛洛伊德本身對焦慮的說法確有前後期的差異，而拉岡對焦慮的詮釋又與佛洛伊德不盡相同，加上佛洛伊德前後期的說法是否應視為矛盾也仍有爭議，與焦慮相關的探討因此可以延伸出極繁複的發展；本文因篇幅與關懷主題使然，無法對於焦慮此概念在精神分析脈絡中的遞變與爭議，或諸如焦慮型神經症與焦慮型歇斯底里的關聯等問題逐一作細部的探討，但對於焦慮能否避免與是否需要避免此一問題，可以在此稍做補充。佛洛伊德根據其對小漢斯恐懼症的個案研究表示，「截至目前所見，大多數的恐懼症都可以追溯到主體在面對欲力要求時所感受到的焦慮」(1995b: 109)；焦慮在此成為自我防禦的一種嘗試，「靠著建構出一個恐懼物來驅除焦慮，讓焦慮被部分控制下來，以避免遭逢創傷」(Shepherdson, 2001: xx)，也就是說，恐懼症患者的焦慮會置換到外在物件上、凝縮固著為恐懼的事物 (Shepherdson, 2001)，恐懼徵狀的出現，正意味著試圖減低焦慮的自我防禦嘗試已然展開。如果說早期佛洛伊德將焦慮「視為是一種結果；它是因為一股能量未能被控制所產生的主觀表現」，那麼後期的焦慮理論與焦慮訊號之說，強調的是「焦慮將之變為自我防禦的動機此一新功能」：焦慮訊號會「以減弱的形式複製了原先在創傷情境下所實際體驗的焦慮反應，它促使防禦作用啟動」(拉普朗虛、彭大歷斯，2000: 478-479)；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佛洛伊德針對小漢斯的案例推論：「是焦慮製造了壓抑，而非如同我先前所相信的，壓抑製造了焦慮」(1995b: 108-109)，但他同時也表示，某種衝動被壓抑之後，會有一定強度的焦慮取代欲力的展現 (manifestation of libido) 而出現，所以他認為壓抑會造成焦慮這樣的說法也無須全盤推翻，只不過他早期認為被壓抑的欲力會直接轉換成焦慮，這個觀點有待修正，因為在探討焦慮的問題時，需要將自我面對欲力要求時所做的防禦反應納入考量。姑且不論佛洛伊德前後期理論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斷裂，一旦我們把焦慮的自我防禦面向納入考量，就的確有理由質疑：主體是否有必要去避免焦慮？然而正如薛普森 (Charles Shepherdson) 所指出的，雖然從佛洛伊德後期焦慮理論的觀點來看，無論是恐懼症、歇斯底里的麻痺、慮病症、飲食失序、強迫型神經症等等，都可以看成是焦慮所轉換成的一種徵狀，用以抵擋焦慮自身的出現，但如果「徵狀是一種束縛焦慮的嘗試 (an effort to bind anxiety)，那麼焦慮的出現所顯示的就是徵狀並沒有完成它的工作」(2001: xxiii)，換句話說，即使焦慮有其自我防禦的面向，但是它所啟動的防禦作用未必能成功，焦慮具有「功能」也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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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像動物那般地吃喝或交媾：依靠著語言，他把屬於器官的功能都提昇為愛慾的功能，如此超越的結果，使得原本屬於需求層次的都被顛覆了，改頭換面為隸屬於慾望的區域」(1999: 103)；舉例來說，我們雖然和動物一樣靠嘴吃喝，但是透過語言的運作，我們把人類的進食與動物性的需求區隔開來了，吃喝變得猶如親吻一般隸屬於慾望的層次，但是意符的作用並非無遠弗屆，對於總是困擾於找不到適切意符的歇斯底里者而言，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就成了可能引發他們厭棄徵狀的環節；例如安娜‧O 就曾在看到狗喝杯子裡的水的景象之後，因為無法忍受愛慾與需要的混淆，而感到厭棄。杯子難道不是人類專用的嗎？人喝水和狗喝水其實沒有區別嗎？嘴無法只為愛慾服務、專司親吻，而也要為器官性的功能服務嗎？身體不能靠著意符的作用穩定地固守在愛慾的層次，這退回器官性的身體於是讓歇斯底里者厭棄。而在厭棄的反應之後，則往往是轉化：他們以徵狀重新書寫身體、將身體「超愛慾化」 (“hypererotization” of the body) (1999: 109)，讓愛慾的功能再次佔上風，例如歇斯底里式的眼盲 (hysterical blindness)，就是撤回眼睛觀看外在世界的器官性功能，以便讓它全心地為幻想服務。先前曾說過，不被允許發洩的覺感所挾帶的能量將重新銘刻為身體的徵狀，在此我們看到了無法處理愛慾與器官性功能的界限，因此產生不快而壓抑的歇斯底里者，如何又將這自由流竄的能量重新銘刻在同於它不會再以「結果」的形式出現，所以即使焦慮有其正面功能，並不表示我們不需要再針對焦慮的問題加以處理。我們一方面必須了解，焦慮不可能完全被消除，但另一方面，正如拉岡所強調的，焦慮仍「必須被加以疏導……被逐次少量地處理，[主體]才不至於被焦慮所征服」(1981: 41)──即使這個處理焦慮的工作就如同要讓主體與真實接觸一樣困難。本論文之所以將焦慮的出現與否視為評估各抗爭策略的一項重要判準，並非認為可能有某種抗爭策略足以擺脫焦慮，而是要突顯焦慮的問題在這些論述策略中很容易被忽視或淡化，所以主張正視焦慮的出現，以便能進一步思索處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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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其他的部位上，成為他的徵狀。先前已提過，歇斯底里者對於追尋女性特質的意符十分執著，而這自然也成為她焦慮的來源。撒列可 (Rental Salecl) 曾表示，兩性在符號層中各自有其不同的問題，如果說男性所在乎的是「無法承擔他象徵性的角色」，女性則總是擔憂「她並未擁有男性在她身上看到的某種東西……那大對體慾望的物件」(2002: 94)；如前所述，在以陽物為主要意符的符號層裡，足以代表女性特質的意符始終是欠缺的，一般女性因此對於「男性在她身上看到了什麼？」這樣的問題多少感到不安，而歇斯底里的女性當然更是如此；不過她雖然選擇與男性認同來解決找不到女性意符的欠缺感，卻不表示她因此展現一種陽剛情結，事實上，既然最初讓她們困惑無法處理的問題是「女人到底是什麼？」，她將不斷地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因此所謂歇斯底里女性與男性的認同，是指她們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將持續地求助於男性，希望從大對體這邊找到答案，以便確立她的性別身份；換句話說，歇斯底里的女性並非完全不壓抑男性特質，相反地，有些之後成為歇斯底里者的女性，往往是因為「在青春期前顯現了男孩的特質與傾向」，所以後來特別會「過度強調這種壓抑的重要，以便靠著排除她的男性性取向來讓自己成為女性」(Freud, 1978c: 234)。也就是說，如果女性要透過壓抑男性性取向才能發展為正常的女性，那麼與其說歇斯底里的女性沒有歷經這樣的壓抑，不如說她是做得過頭了。「與一般想成為『一個』女人 (“a” woman) 的女孩相較，歇斯底里者想成為那女人 (The woman)，而這也就是一切問題的開始」(Verhaeghe, 1999: 48)：因為要成為「那女人」，就得解開關於女性之謎，找到絕對代表女性的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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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戀男性─主動的一面，一邊又苦苦壓抑這一面，而她同時還面臨了另一個困境，那就是她所找到的「每一個答案都是不足夠的」 (Verhaeghe, 1999: 62)。杜而 (Joël Dor) 認為，為了達到理想女人的境界，歇斯底里的女性無止盡地追尋完美，她想成為能夠喚起小對體慾望、「能夠使小對體著迷的、閃亮的對象物」(1997: 81)。更重要的是，由於她要求的所謂的完美，其實是由「文化與意識型態的刻板印象所支撐著的，而其中首要的就是把美麗與女性特質在本質上作連結」(1997: 84)，因此衣服珠寶也好，角色扮演也好，只要能夠遮掩不完美以便企近女性特質的，都是歇斯底里者掩飾的工具：「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派上用場，只要能夠讓原本沒有吸引力的，轉變成能吸引小對體目光的」(1997: 86)。但是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並不能帶來任何心滿意足的喜悅，而是一連串負面的自我評價：「『我看起來真糟』、『我的身體應該要像這樣』、『我的臉應該要像那樣』等等」(1997: 84)。換言之，「說到要達到完美的理想，歇斯底里者可說是對自己最嚴苛的評審。沒有什麼美麗得足以一掃不完美與過失的痕跡。這種暴虐的要求無可避免地導致了徵狀的出現，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歇斯底里者對任何事情永遠顯得猶豫不決」(1997: 85)。該穿哪一雙鞋子、哪一件衣服，每一件小事的答案可能都需要訴諸對體；除了外表的，也包括智識的：她認為自己的「缺點不僅限於她的身體，也延伸到智慧與心靈方面 [……] 她最喜歡說的就是『我真是無知』，可見她心頭沉重的負擔便是自己在小對體眼中可能不夠聰明或不夠有文化」(1997: 86)。雖說歇斯底里者的愛慾模式是訴諸對體的 (allo-erotic)、期待與所愛之人認同的 (Freud, 1978a)，但她並非乖乖地接受大對體的指令，對他言聽計從。她一方面詢問，但也一方面質疑：雖然她不斷向大對體求援，「尋找關於她的知識」(Fink, 1997: 132)，但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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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此，畢竟是為了處理自己感受到的欠缺：她希望大對體是全能的、沒有欠缺的，因為假使大對體是沒有欠缺的，也就可以繼續

回答她一連串關於「女性特質是什麼？」、「你希望我是怎麼樣的？」

之類的問題。用芬克 (Bruce Fink) 的話來說，她甚至會奉獻自我來「成全大對體」(“complete the Other”) (1997: 32)；然而歇斯底里者連串的質問反而會揭示出「大對體知識的欠缺」(1997: 132)，她越是「尋找保證能回應她所有要求的男性」(Dor, 1997: 89)，這種模式越是讓她不能遇到足以符合她的條件、不讓她失望的男性來據有大對體的位置；由於她慾望模式的使然——「歇斯底里者的專長就是得不到自己想要的」(Dor, 1997: 81)——她終究找不到想要的答案，也終究要面對大對體的欠缺；當然就另一方面來說，她會揭發大對體的欠缺，也可能是因為如此正足以「將自己放在大對體的欠缺所在之處」(Fink, 1997: 133)；如果她就是大對體的慾望源頭、他的欠缺所在，她也就等於找到了「女人到底是什麼」的答案。歇斯底里者這種雖然依賴大對體，但又不斷質問大對體的態度，引發了女性主義者關於歇斯底里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抗爭模式的論爭。例如朵拉的個案，在治療的過程中她以連串的質疑揭露出「女性不是什麼，或者說女性不被允許是怎樣的」(Verhaeghe, 1999: 64)，因此讓不少女性主義者「推崇朵拉是位覺醒的父權終結者，津津樂道朵拉拒絕繼續治療，抗拒移情作用，甚至反客為主，將佛洛伊德視為女傭般開除，和最後拍拍屁股一走了之的高姿態」(蘇子中，2000: 75)。然而如果歇斯底里者看似以銳利的眼光質問著大對體的無能，「那是因為她以抗議之姿發聲。她以女性之名，抗議無能為女性特質命名的知識體系，把主觀的兩性區分強加在她身上」 (André, 1999: 9)，比起對父權定義的女性角色認命接受的態度，這樣的抗議當然來得有挑戰力些，但歇斯底里的徵狀畢竟是「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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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舒服，或至少是根本的不滿足所在的場域」(André, 1999: 127) —— 即使這些徵狀是患者發展出來處理自身衝突，進而得到某種快感的方式，是「一種幻想的實現」(Verhaeghe, 1999: 64)，也不能否認它的源起終究是因為不快——因此當女性只能以歇斯底里的方式抗爭時，雖然確實可以向父權體制發出控訴之聲，但本身卻仍困在不滿又焦慮的處境中。如同安德列所言，她會持續地努力修補大對體以及自己的身體形象，而這會使她向大對體奉獻得更多，到達一種完全犧牲自己的存在的地步；她也會變得越來越忌妒其他女性，因為在她們身上她彷彿看到了自覺被剝奪的完美女性特質[……]通常她最後注定會到達「一無所有」的臨界。這也就是她會突然放棄她的英雄主義，開始生病，變得沮喪，甚至自殺的時候，這等於見證了她既不能修補大對體、也不能修補她自己的形象——除非犧牲自己的存在——這樣的事實。(1999: 127-128) 從這個角度來看，即使歇斯底里者在試圖修補大對體的欠缺時，她凝視父權的眼光可能揭露出父系符號系統的某些缺失，但是她同時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何況更多的時候，為了修補自己的形象，歇斯底里者的凝視是指向自己、挑剔自己的，我們因此更不能對於以歇斯底里的徵狀作為抗爭抱持太樂觀的想法，如果歸根結底與男性—父親認同的歇斯底里者，即使「譴責陽物的無能也只是想得到更強有力的陽物」(André, 1999: 125)，那麼這種抗爭恐怕依然不能看成是對於父權體制缺失的深層檢討。假使我們接受了「歇斯底里是女性應該走出的悲情」這樣的推論，那麼回到先前的問題：以戀物模式來與父權抗爭是否較為有效且有利於女性主體的生存？佛洛伊德曾表示，很少人會因為戀物癖而求助於精神分析，因為「戀物癖雖然被它的跟隨者們認為是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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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但將它視為令人痛苦的症狀卻是罕見的。通常，他們對它相當滿意」(Freud, 1995c: 152；楊明敏，2002: 113)；葛洛思也發現，「戀物者是所有變態中最滿意且自足的」(1995: 153)。既然如此，以戀物癖來抗衡父權機制，看起來是可行的一種選擇；然而沒有陽具，原不需拒斥閹割恐懼的女性何以可能成為戀物者？女性主義者又如何賦予戀物癖新的意義？將是下一節擬處理的重點。

參、重寫 (男性) 戀物史

戀物就是女性 (母親) 陽具的替代，小男孩一度相信它的存在 (我們了解其原因) 對它不願放棄。這機轉發生的經過是小男孩不願承認，他看見了女性沒有陽具的事實。不，這不是真的，因為如果女人被閹割了，那麼他對陽具的擁有也蒙受了威脅 [……] 如果認為小孩在這觀察之後，對女性有陽具的信念卻沒有絲毫改變，這看法是不正確的。他仍然保留這信念，但同時也放棄了它。在這不受歡迎的景象的沉重壓力與違反慾望的強大力量，兩者的衝突下，一項妥協達成了，這妥協只有在無意識的思考法則的管轄下可能，也就是原發過程的法則。是的，在他心中，無論如何女性是有陽具的，但這陽具和以前的陽具不再相同。某種事物被指派為替代，取代了舊有的位置，也承繼了前者的重要性。(Freud, 1995c: 152-154)9

一、女性戀物，行不行？

如果根據佛洛伊德的觀念來理解戀物癖，我們會發現女性的確不可能成為戀物者，正如葛洛思所言，從佛氏的框架來看，「女性 9 此處引文除了 penis 譯為陽具之外，其他部分採用楊明敏 (2002) 根據德文原文、參考英法譯本所做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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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理由或動機要去拒斥母親的閹割狀態，因為拒斥並不能保護她——像發生在男孩身上的情況一樣——免於承認自己的閹割狀態。不像男孩子只是有危險、有可能被閹割，女孩已經被閹割了，而她只需要被動地接受這個狀態」(1995: 149)。芬克也曾表示，戀物癖涉及了將慾力轉移到性器官以外的替代物上，而這種現象發生在女性身上的頻率比發生在男性身上少得多 (Fink, 1997)；關於戀物者為何以男性居多，竇安 (Mary Ann Doane) 認為，基本上佛氏的理論本身甚至顯示「就某種程度而言，男性觀看者都註定成為戀物者」(1991: 23)。佛洛伊德曾表示，小男孩初次看到小女孩的生殖器時，他對於所見顯得優柔寡斷或不感興趣——他什麼也沒看到，或者否認所看到的——直到後來遭受到閹割威脅時，才回想起先前所見，並且不得不相信閹割威脅的確存在 (Freud, 1995a)；如果即使是接受了閹割恐懼而得以伊底帕斯化的男孩，看到女性生殖器的第一反應也是假裝她們其實有陽具，那麼可見男性普遍都具有成為戀物者的潛力，因為「眼見不能為憑」、「看見不等於相信」正是一種拒斥機制的運作。竇安因而據此聲稱，在佛洛伊德的敘述裡，小男孩是透過某種事後的反思才對先前所見的事件賦予意義，而這種對當下所見事物的否認，正是戀物癖的基礎所在。女性則不同，對她而言，要採取戀物者的立場即使不是不可能，也非常困難，因為她已經被閹割的身體與自己的距離是如此之近，等於持續地提醒她閹割的存在，也就很難以戀物的方式將閹割效應處理掉 (Doane, 1991)。簡單地說，戀物癖的機制是先拒斥欠缺，然後尋找替代，以便對於他們不歡迎、不想接受的現實進行某種修正與重建。如果竇安的理論說明了男性在拒斥方面的潛力，劉毓秀則進一步指出了男性如何因為缺乏現實感而特別擅於改變外在現實：「男性由於其自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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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大在人生初期受到根本的縱容，以致一方面對現實欠缺真切、謙卑的體認，另一方面對於欲求之滿足的追求卻格外堅持 [……] 如此，男性由於缺乏現實感，因而傾向於不斷以自我中心的思考和行動改變外在現實，以求符合主觀的願望」(1997: 75)，10_從這個觀點來看，如果尋找替代、修正現實是戀物者所必備的，那麼男性的確比女性更具備這種能力。芬克也曾表示，女性對先生的不滿將使她們轉而從與小孩的關係中尋求滿足，而「臨床上顯示，男孩遠比女孩容易被母親認定足以補全她們的生命，我們可以推斷這是歸因於小孩的性別 (當然也包括性別的社會意義)」(1997: 172)。更進一步說，如果母親對兒子的陽具表現出興趣而賦予它重要的價值，小男孩就會建立起對這個器官的自戀，而他與母親愛慾化的關係也將環繞著陽具打轉。通常這時小男孩會分外抗拒要他與母親分離的要求，但同時又會感受到閹割恐懼的壓力──即使他沒有受到直接的威脅；而由於母親和女兒的關係通常不會像母子關係一般愛慾化，女兒面對分離的問題時也就比較不會像男孩一樣，遭逢與父親爭母親的過程，或執著在特定的器官上 (Fink, 1997)。事實上，整個社會對兩性的期待也有所不同：與母親分離被視為是男孩成立其主體性的重要關鍵，女孩則不然，即使女孩對父母親較為依賴，也不會承受太大的壓力，因此她們比較不會感受到分離的迫切性，也就比較沒有拒斥分離的必要，而男孩如果因為母親的寵愛，一方面在前依底帕斯期發展出與母親較緊密的關係，一方面又在父親的律令帶來的閹割恐懼下，感受到必須與母親分離，進而伊底帕斯化的 10 劉毓秀 (1997) 指出，生兒子既滿足了母親的陽具欽羨，又讓她因為達成父系傳承的任務而感到欣慰與驕傲，因為母親往往傾向於溺愛兒子、時時迎合兒子的需要，也因此男孩在前依底帕斯期對母子共生幻覺的壓抑將產生得較晚又不完全，造成了他的現實感發展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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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壓力，就有可能選擇拒斥，以戀物或其他方式來處理不願面對的現實。從這樣的理論框架來看，男性的確比女性更有可能成為戀物者。然而即使為數不多，臨床個案上的確有女性戀物者的存在 (Grosz, 1995)，可見佛洛伊德的理論需要延伸解釋，才能理解女性戀物癖何以並非全然的矛盾。11 關於這一點，芬克的理解是，「並非所有的戀物者都是一方面相信母親有陽具，另一方面又不相信；但我們可以說所有的戀物都環繞著母親的欠缺打轉」(1997: 185)；更明白地說，戀物者不見得都相信母親有陽具，但卻都因為無法接受母親有欠缺、有慾望，而選擇相信她有陽物 (phallus)，以便拒斥母親慾望的對象極可能不是自己的這項事實。杜而 (Dor, 2001) 表示，變態者經常會拒絕承認性別差異的存在，困陷在一種無法將欠缺符號化的狀態中，12 而克莉絲提娃 (Julia Kristeva) 除了注意到對閹割、性別差異的拒斥是戀物癖的成因之外，更將戀物癖形成的原因向前推溯至鏡像期：如果不能把鏡子中呈現的自我形象與自己投注了驅力能量的身體器官區分開來，這種「會轉變成明顯窺視癖的鏡像期異常」(1984: 63)，也是一種戀物的運作機制；因為不論是無法忍受自己的身體器官其實仍未發展成熟、不同於完整的鏡像，或是無法接受母親其實並非全無匱缺的陽形母親 (phallic mother) ——不承認母親也有慾望、會慾望自己以外的對象——都是 11 有別於本文試圖將女性戀物癖的可能性放在佛洛伊德與拉岡的理論框架下延伸討論，葛門與麥金寧 (Gamman & Makinen, 1995) 曾嘗試以克萊茵學派的理論 (Kleinian theory) 來解釋女性戀物癖。 12 杜而認為不僅是戀物者，所有的變態者都會出現拒斥性別差異或無法處理欠缺的問題。必須注意的是，在精神分析的領域中，變態並非一個貶抑之詞，只為了用來指涉與「正常」不同的性行為，而是用以指稱一種有其殊異性、有別於神經症與精神病的結構 (Fink, 1997)。本論文基本上也是將戀物癖看成一種心靈運作的機制，試圖探索其中的問題，而非強調它如何地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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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因於無法處理分離的問題，無法以符號來指涉失落。戀物者表現出來的徵狀是依附著某種替代物來否認分離已然發生的事實，用克莉絲提娃的話來說，有別於一般主體以進入符號系統來昇華失落感、來表意，表意功能停滯的戀物者，等於是只能以物件表意 (Kristeva, 1984)。13_{在以上的理論推演中，由於閹割恐懼比較接近} 一種因為不了解「母親的慾望是什麼？」而產生的失落感，而並非只是指害怕失去陽具，因此在這樣的理解下，戀物癖也不一定是男性才會產生的徵狀。如果無法處理分離的問題或拒斥性別差異14 都可能發展出戀物癖，那麼女性也可能成為戀物者。然而女性主義者在發展女性戀物癖的可能性時，倒不一定是採取由精神分析的角度來探索女性戀物癖的問題，畢竟對不少女性主義者來說，精神分析理論本身就帶有父權色彩，是一個不無疑義的 13 有關克莉絲提娃與拉岡如何將戀物癖與閹割恐懼的關聯去本質化 (de-essential-ize)，強調戀物者無法使用語言來指涉失落的面向，可參閱黃宗慧 (1999: 193)。伊仿士 (Dylan Evans) 亦指出，拉岡在一九五六年首次處理戀物癖此主題時，便強調「戀物如果可以理解為等同於母親的陽物，也是在語言轉換的層次上[……]是母親佚失的陽物的符號性替代」；拉岡並引用了佛洛伊德對「鼻子的亮光」(Glanz auf der Nase) 一詞的分析為例證，來支持他的論點 (Evans, 1996: 64)。鼻子上的亮光 一例，是指一名成長於英國，隨後回到德國的年輕男性的個案。他以「鼻子的亮光」(The shine on the nose，德語為 Glanz auf der Nase) 為戀物的先決條件，佛洛伊德認為他戀物的起源應該從英語中追溯，而非在他差不多忘光了的母語——德語——中尋找，因此鼻子的亮光應該理解為對「鼻子的乍見一瞥」(glance at the nose, Blick auf die Nase)：「鼻子成為戀物，他可以賦予它別人所無法察覺的亮光」(1995c: 152)；這個例子因此很符合拉岡的需要，可以說明戀物與符號轉換間的關係。 14 事實上，上述的理論和佛洛伊德的觀察也並不衝突——佛洛伊德曾指出，女孩也可能產生拒斥的現象，會「拒絕接受自己被閹割的事實，這時她會強化自己確實有陽具的信念，接著也可能在行為表現上都像個男性似的」(1995a: 253)，只是佛洛伊德沒有著重於發展女性戀物癖的理論，僅僅將這種拒斥與女性的陽剛情結連結起來。葛洛思表示，臨床上發現的女性戀物者多半認同陽剛的男性位置，甚至相信自己是男性 (Grosz, 1995)，可見不論男孩認定母親和自己一樣，或女孩自認無異於男孩，這種對性別差異的拒斥確實都可能造成戀物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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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也因此開展女性戀物癖理論者，往往將戀物癖的定義做了一些翻轉與挪用，由於不同的論者在使用戀物的概念時往往有不同所指：或者挪用佛洛伊德的戀物理論，或者指涉馬克思商品拜物的概念，也有的比較接近宗教上物崇拜的觀念，若要綜論戀物做為一種主體建構方式的利弊得失，其實很容易有失公允，因此本論文以下將把曾以專書抗衡佛洛伊德戀物概念的麥肯藍 (E. L. McCallum) 視為主要的對話對象，亦旁及試圖為戀物癖去除污名的葛門與麥金寧，以及對戀物癖抱持正面看法的品曲 (Adela Pinch) 與葛洛思。

二、新戀物樂園？：貪食症、戀衣癖及偷竊癖

在晚近對戀物癖的重新詮釋之中，致力於開展女性戀物癖理論者，往往是基於對父權／異性戀體制的不滿，認為其中關於慾望的解讀太過僵化，以至於諸如戀物癖之類的慾望模式都被視為變態，就另一方面來說，他們也有意挑戰男性主動、女性被動這樣的二元對立，因此為戀物癖去污名化之際，也企圖證明女性可以展現這種主動的慾望模式；葛門與麥金寧可以說就是這種立場的代表人物。葛門與麥金寧的《女性戀物癖》 (Female Fetishism) 一書，除了是 將許多先前的戀物理論加以整理與檢討之外，主要的重點是主張把一種貪食而後嘔吐的飲食失序行為 (bulimia，以下簡稱貪食症) 視為女性戀物癖，並進而探討這種女性戀物癖的功能與意義。貪食症的原因就克萊茵學派的理解而言，往往是因為主體「不能處理青少年時期加諸自己身上的種種要求」，出現了退回口腔期、渴求滋養的傾向，於是「使用食物做為一種過渡物件 (transitional object) 」 (Gamman & Makinen, 1995: 133)，而這種症狀常出現在希望自己形象苗條、尺寸得宜的女性身上。葛門與麥金寧發現，貪食症者特別偏愛會讓人發胖的、高卡路里的食物，也就是「對一心想符合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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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之理想的人而言，顯得既危險又誘人的那些食物」 (1995: 124)，她們於是以貪食而後嘔吐的現象來作為一種有創造力的、建構出來的折衷之道，而這也正是貪食症和戀物癖的類似所在：一如戀物者靠著戀物既享有了性的滿足，又拒斥了閹割恐懼，貪食症者「第一階段的狂食保障了直接的感官愉悅，第二階段則讓主體得以否認吃東西所帶來的『威脅』」(1995: 124)。15 對葛門與麥金寧而言，既滿足了進食的慾望，又靠著繼發的嘔吐控制了體重的貪食症者，其所採取的抗衡機制「雖然是非理性的、出自強迫衝動的，但依然提供了一種折衷方式，使得貪食症者不需要去面對更駭人的無意識焦慮」(1995: 133)。簡而言之，在葛門與麥金寧看來，以鞋子代替女人來滿足一己性快感的男性戀物者，其男性特質必然被視為是有缺陷的，就如同透過狂食巧克力奶油蛋糕才能得到歡愉的女性貪食症者，也會被認為在女性特質方面有所欠缺，但儘管如此，戀物癖的操演畢竟還是能夠使主體在體驗到歡愉之際把心靈的焦慮拒斥掉，也因此葛門與麥金寧對於貪食症作為一種女性戀物癖所具有的主動意義，是有所肯定的。不過她們也承認，關於貪食症能否視為抗衡或拒斥的機制，其實各家說法並不一致：雖然有些論者認為，比起消極、厭食的女性，貪食症者著實具有女性主義者的特質、挑戰了被動的女性典型形象，但有的卻認為貪食症者只是固守著定義女性特質的傳統 15 必須一提的是，葛門與麥金寧雖然在書中不時指出，許多泛稱戀物癖的現象其實與佛洛伊德對戀物癖的嚴謹定義不盡相符——除了本文註 2 中所提及的窺視癖是她們認為必須與戀物癖區隔開來的現象之外，對流行時尚、服飾的愛戀，在她們看來也並非完全符合戀物癖的定義——但她們本身將貪食症視為戀物癖的作法，如果放在同樣的標準下檢驗，也是可以被質疑的。例如在佛洛伊德性戀物癖的結構中，戀物本身就具有讓主體拒斥焦慮的功能，但在貪食症的機制中，真正讓主體得以拒斥恐懼的並非作為戀物的食物本身，而是嘔吐的行為。食物作為戀物，在第二階段的嘔吐行為中反倒更像是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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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16 另外也有些人認為，貪食症所體現的其實是女性的內在衝突──由於定義女性身份的種種社會文化訊息常常相互矛盾，女性因此可能無所適從，一如狂食又嘔吐的現象。17 換言之，貪食症的女性到底是處於失控的狀態，還是努力控制著自覺會讓她焦慮失序的危險因子？似乎難以遽然定論。或許正有鑑於貪食症的相關詮釋在性別研究與精神分析的領域都仍有頗多爭議，18 加上受葛門與麥金寧訪問的貪食症女性本身，也曾表示不認為自己這種「幾近自我毀滅」的強迫失控行為可以視為女性戀物癖 (1995: 8)，因此她們在書中雖然盡可能地強調貪食症有其正面意義，以便替戀物癖去除污名，但在全書的結論處依然表示，由於戀物癖的結構本身是「持續地擺盪於知道與不知道之間」，因此難以切實地開創一個正面、穩定的進展空間，它是一種擺盪、折衷，頂多是一種「異議」，而「戀物癖作為一種個人的操演，並不能讓改變與革命隨之而來」(1995: 221)。葛門與麥金寧在主張社會應正視女性戀物癖的存在之後，對 16 除了女性貪食症會引起這樣的爭議之外，同樣的，女性主義者應如何看待女性戀衣癖或百貨公司女性偷竊癖者，也遭遇類似的問題：她們對物的眷戀是否是因為囿於社會對女性特質的要求？還是可以將她們視為積極主動的女性或挑戰主流體制的典範？由於下文尚將針對後兩者作進一步的檢視，此種爭議容後再論。 17 有關於這種矛盾的文化訊息，基爾孟 (Jean Kilbourne)《致命的說服力》(Deadly Persuasion) 一書曾做過不少闡述。透過該書對廣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見廣告所 傳遞給女性的訊息是如何地錯亂矛盾；例如：一方面美食廣告鼓勵女性應該盡情享受，以食物來安慰犒賞自己，但一方面瘦身廣告又強調肥胖是最大的罪惡，要求女性應注重保持身材；參見基爾孟 (1999:122)。 18 雖然在葛門與麥金寧看來，比起純粹的厭食症者，貪食症者具有較能適應社會的積極面向，但貪食症仍被多數精神分析論者視為一種歇斯底里的徵狀：如本文第貳節所述，歇斯底里者往往不能忍受器官性的功能與愛慾功能的混淆，於是希望將器官的功能加以「超愛慾化」；證諸貪食症者，我們可以說，她們是先透過狂食來讓口腔的器官性功能佔上風，接著讓狂食造成厭惡感與嘔吐現象，此時，透過「讓自己持續饑餓，使自己的慾望處於什麼也不想要的狀態，愛慾的功能再次佔了上風」，凌駕於器官性功能之上 (André, 199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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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戀物癖是否具有更進一步的積極革命意義，於是還是作了些保留。或許是因為不願被認為過度樂觀地高估了戀物癖的顛覆力量，葛門與麥金寧在行文間始終頗為小心，例如雖然肯定戀物癖可以鬆動性別二元對立，具有證明女性也能採取主動的正面效果，因此亟欲替戀物癖去除變態的污名，但她們也不忘強調，並非所有原本被精神分析界定為變態的行為，都是應該被去污名化的，像人獸交或戀童癖，因為不是成人之間雙方同意下進行的行為，且往往造成對方在情感或身體上的傷害，就不屬於她們要除罪化與去污名化的範圍。此外，葛門與麥金寧也表示，她們之所以要突顯貪食症這種女性戀物癖，是為了指出目前精神分析的模式具有無法考量文化變遷的缺失──貪食症作為一種食物戀物癖，是晚近才出現的現象，有鑑於精神分析原本的戀物癖理論未能處理這樣的現象，她們於是試圖提供一個更能掌握時代變遷的戀物論述。這樣的立場說明，加上論述中時而提及貪食症的負面意義，似乎都有意暗示，貪食症這種女性戀物癖是她們所觀察到的一種現象，而非她們要全面肯定甚或有意鼓吹的。相較之下，麥肯藍對於戀物癖可以發揮的積極意義則抱持著更全面的肯定。19_{在對於戀物癖的專書討論中，麥肯藍主要的策略就} 是將佛洛伊德關於戀物癖的理論加以解構，從而申述女性戀物癖的顛覆力所在。在麥肯藍對戀物癖的重讀中，指出了戀物癖之所以被 19 至於更早期有關女性戀物癖的看法，尚可參考 Apter (1991) 或 Schor (1986)；與麥肯藍不同的是，她們主要是致力於以文學或藝術文本為例，來證明女性戀物癖展現的可能，而其中後者雖然以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文本證明了女性戀物癖存在的可能性，但她同時亦質疑，如果女性原本在精神分析學理上不可能成為戀物者，如今對戀物癖的據用，會不會只是另一種形式的陽具欽羨？既有此質疑，她對於女性如何以戀物癖開展積極意義自然並無特別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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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變態，是因為戀物機制暴露了陽具是可以被其他東西取代的這個事實 (McCallum, 1999)，她的這項觀察的確讓我們看到了父權機制如何地以陽具為中心，以致無法接受陽具被替代的可能性，但麥肯藍本身關於女性戀物癖的論證，則有進一步檢視的必要；麥肯藍一度表示女性的陰核如同她們的戀物，因為作為一種陽具的替代品 (penis-substitute)，它為女性抵擋了閹割恐懼，讓她覺得她還是擁有陽具，一如戀物者以戀物來遮掩母親欠缺陽具的事實，但之後為了進一步顛覆佛洛伊德對「正常」女性特質的界定──如前一節關於歇斯底里的討論中所提及的，佛洛伊德認為女性將性感帶由陰核轉到陰道才是正常女性特質的發展──麥肯藍於是表示女性發展「正常」女性特質的過程，其實平行於男性變成戀物癖的「變態」過程：因為既然佛洛伊德曾說陰核是小女孩的陽具，而陽具在兩性之間只是大小之分，並非有無之別，那麼女性將其陽具，即陰核，用陽具替代物，即陰道，來替換的過程，也就如同戀物者用陽具替代物來替換陽具時所進行的機制一樣。據此麥肯藍宣稱，如果戀物癖在男性中是一種「變態」而非常態，那麼可以類比為戀物癖的「正常」女性特質，在女性之中其實也應該不是常態，把正常與變態相提並論，麥肯藍完成了對兩者的解構，玩弄了佛洛伊德的戀物癖理論；但在這兩段論證中，我們不難發現，為了達到顛覆的目的，麥肯藍時而把陰核當成女性的陽具，時而又說陰核使女性免於欠缺陽具之苦，也因此女性的戀物一下相當於陰道，一下又指涉陰核。她同時也沒有處理：如果男性戀物癖所尋找的戀物是外於自身的物件，女性則是以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不論是陰核或陰道) 為戀物，那麼這個類比成立的基礎是什麼？因此她的重點與目的似乎是在證明佛洛伊德的戀物癖理論並非顛撲不破的真理，對於在理論上開展女性戀物癖的能動性，成效則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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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麥肯藍把重點轉向重讀佛洛伊德關於女性「戀衣癖」 (“clothes fetishism”) 的理論之後，她鼓吹女性戀物癖的原因就比較清晰可見了。在〈佛洛伊德與戀物癖〉(“Freud and Fetishism”) (Freud, 1988) 一文中，佛洛伊德對於以腳—鞋子或衣服為戀物對象的戀物癖現象，提出了他的觀察分析，他發現對於不想面對的現實採取部分接受、部分拒斥的這種機制，可見於各種不同的戀物癖之間。戀物者在昇華與完全的壓抑之間採取了一個中間位置，例如戀腳癖或戀鞋癖者原本可能是有聞腳指頭的習慣，喜歡腳指中間的分泌物所散發出來的味道，但這種「變態」的衝動是必須被壓抑的；對此，戀物者採取部分壓抑的做法，也就是把氣味所帶來的快樂壓抑掉，把沒有味道的、乾淨的腳或是鞋子加以理想化，並昇華為戀物。戀衣者亦然，佛洛伊德以一個幼時嗜看母親褪去衣服的戀衣者為例，說明當這種窺看慾以及對母親的愛戀必須被壓抑的時候，這個男孩就發展出了戀衣癖：他所感興趣的其實是不穿衣服的狀態，而他想要滿足的則是觀看的驅力—— 一種透過觀看脫衣而能滿足的驅力，但是當這個驅力必須被壓抑的時候，他不想看，也不想想起這一切，於是他轉向服裝崇拜：他現在崇拜起那些之前阻礙他視線的東西：對觀看慾望的壓抑使他變成一個戀衣者……一部分[的本能]被壓抑了，而另一部分則被理想化——在我們所談的這個案例裡，明確地被提昇為戀物……就像中世紀在開始壓抑肉慾與貶低女性之際，就得同時把母親理想化為聖母瑪麗亞。(1988: 155) 而戀衣者不僅限於男性，佛洛伊德認為世上有一半的人都可以歸類為戀衣者，因為「所有的女性都是戀衣者」，而相對於男性戀衣者是想壓抑自己觀看的慾望，女性戀衣者壓抑的是被看的慾望，因為希望被看的慾望也是得要被壓抑的；所以，同理，壓抑想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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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慾望之後，阻止她被看見的衣服反而就被提昇為戀物：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為什麼即使最聰明的女性對於流行時尚的要求還是沒有抵抗的能力。對她們來說，衣服取代了部分的身體，而穿同樣的衣服只是意味著別人能展現的她也能，只是意味著我們期待女性所必須具備的一切，在她身上都可以找得到……否則我們將無法理解為什麼很多女人，會跟隨著時尚的要求因而想穿，或真的穿上，一件件不能展現她們的優點、不適合她們的衣服。 (1988: 156) 佛洛伊德在解釋女性戀衣癖時，對於女性明知不適合自己還是堅持要跟隨流行的現象，似乎流露了些許的譏諷，但對麥肯藍而言，佛洛伊德對戀衣癖的描述至少有一點是對的：衣服是保證性別身份的形式之一。在其論述下，女性把服裝當成戀物，「使用這些非身體的物件 (non-body objects) 來確保關於她們身體的真相」 (McCallum, 1999: 56)，反而顯得很「自然」而正當，不像男性戀物癖那般變態，因為如果戀衣癖彰顯了「我們期待女性所必須具備的一切，在她身上都可以找得到」，那麼等於是讓女性得以透過戀衣癖使自我融入女性特質的規範，也就等於是一種正常的、對女性有益無損的機制 (McCallum, 1999: 55)，更何況如果女性戀物癖能讓她們覺得與其他女性無異，讓她們確信每個女人都一樣、都沒有欠缺，那麼戀衣癖等於是指向了一條通往完整的道路 (McCallum, 1999)。麥肯藍並且認為女性戀衣者展現了在公眾的期待 (public expectation) 與個人的渴望 (private aspiration) 之間協商的本事：如果女性明知某些衣服其實不適合自己，穿上去會使自己看來很可怕，但她還是堅持要穿，也許是因為她要顯現自己關於流行時尚的知識相當豐富，顯現她知道什麼商品正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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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也因此等於在自己想當一個博學的主體這樣的慾望，以及社會不期望女性知識豐富的壓力之間，找到一種折衷之道。(1999: 54) 換句話說，麥肯藍認為女性戀衣癖對流行時尚的認知與實踐，一方面拒斥了社會認為女性不該知識豐富這樣的定見，一方面又選擇了在社會比較能接受的領域內——如服裝打扮——展現她們的知識，等於是巧妙地在各種矛盾之中尋找到協商之道，而這一種對自己所不滿的現實進行部分拒斥與改造的力量，其實正是戀物癖對許多女性主義者造成吸引力的原因所在，因為女性主義作為一種反對運動，本身就包含了對社會現實的拒斥，以期能實現某些改變。例如葛洛思也贊成以戀物作為一種反撲的策略，由於她發現在戀物癖中重要的運作機制——拒斥——是一種保護機制，因此她認為就算女性的拒斥不像男孩一樣是用來抵禦閹割恐懼的，也可以用來抵禦「對她個人的貶低，以及將她的地位從主體轉為客體、從主動轉為被動、從『陽形的』轉為『被閹割的』——等佛洛伊德所定義的女性特質。它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策略，即使它暗示著對社會—符號的『真實』採取某種程度的疏離」(Grosz, 1995: 151-152)。就這個層次而言，女性戀物癖所具有的積極意義的確不容忽視。當然這種和社會真實疏離的結果，回到女性戀衣癖的框架裡來看，就是可能使女性穿上看來一點也不適合自己的服裝，也許甚至因此適得其反，完全有違一開始想以服裝來展現女性特質的目的，但即使部分女性戀衣者所展現的結果是無法符合性別理想，麥肯藍還是認為這種失敗反而有其正面的意義：因為相對於社會所認可的正常，戀物者雖然展現了某種失敗，但他們即使無法發展出完全自律的主體性，卻仍體認到努力達到自律理想 (autonomous ideal) 的必要，這其中便蘊含了積極的意義，也因此他們會不斷努力尋找適合自己的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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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滿足之道；戀物者以戀物做為詮釋自我與身處世界的工具，用戀物來聯繫幻想與現實，這樣的態度深為麥肯藍所肯定。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戀物癖機制中「以物件做為主體身份支撐點」(McCallum, 1999: 76) 的傾向，不一定需要被賦予「役於物」之類的負面意義，它也可以被視為是具有積極開創性的。除了以戀物來形塑主體身份之外，如果能透過戀物來建立一套知識，也就可以突顯原本父權中心所認可的知識體系實有其侷限——例如戀衣癖者如果將其對時尚流行的掌握與個人自身的慾望加以結合，便可能形成一套逸出父權體系的，關於物的知識。20_{但是當論者經由對戀} 物癖的推崇向前更邁進一步，去肯定與戀物癖頗為類似的偷竊癖時，情況又如何呢？有關於這一點，我們或可從品曲 (Pinch, 1998) 的〈竊取快樂：論十九世紀初英國的店內行竊〉(“Stealing Happiness: Shoplifting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一文談起。品曲表示，偷竊癖 (kleptomania) 被部份精神分析論者視為一種女性戀物癖，而就她看來，戀物癖與偷竊癖的類似之處也的確頗多：例如物件對他們的價值與吸引力何在，都是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的秘密，兩者也都涉及了對主體與客體關係的重新判定。品曲在閱讀了肯米 (Camhi, 1993) 的〈竊取女性特質：論百貨公司偷竊癖做為一種性異常行為〉(“Stealing Femininity: Department Store Kleptomania as Sexual Disorder”) 之後，在她的論述中表示，肯米該文將女性偷 20 如本節第一部分所述，克莉絲提娃 (Kristeva, 1984) 認為，戀物者會因為無法以語言文字來昇華分離所帶來的失落感，而選擇以物件來進行表意。但筆者認為，戀物者如能建構出一套有別於父權知識體系所認可的，以物為支撐點所發展出來的知識，我們或許就可以說，這時戀物者已在以物件表意和以符號表意之間，找到了一種折衷之道，也就有可能避免克莉絲提娃所憂心的，戀物者的表意功能將會停滯的問題。不過這類關於物的知識，畢竟仍可能與廣告行銷或商品拜物教等問題有著複雜的勾連，因此仍不無被父權再次收編的可能，也因此本文之初才會強調，戀物癖所具有的顛覆效應難以一概而論，必須就個別情況加以評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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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癖視為一種批判的活動，而她自己也贊成這樣的觀點，並肯定晚近許多理論家不再將戀物癖視為錯誤或變態的這種態度，畢竟偷竊癖／戀物癖其實是文化所造成的病徵而非病態，也是重新檢視價值意義的契機所在 (Pinch, 1998)。品曲對偷竊癖的詮解是否真的符合肯米的原意呢？由於品曲與麥肯藍的論述都提及了肯米的該篇論文，也據以發展女性戀物癖的顛覆力，在此有必要先簡述肯米文中的重要概念。21 肯米在探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現代性衝擊與百貨公司女性偷竊癖的關聯時，指出了在現代性的城市經驗裡，百貨公司快速興起，而「奢侈品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luxury”) 也變得可能——大量生產的新興技術，使得對更多人而言，更多的商品不再是不可得的。城市人口裡各種階級交雜，百貨公司裡也是奢侈與便宜的商品並陳，階級身份的界限於是彷彿可以踰越，消費者的迷惘與身份危機卻也在此產生，因為各種商品塑造出了一種追求時尚的環境，召喚著女性消費者打造出一個符合時尚的女性身體，然而不論是勞動階級或百貨公司的員工，其實都沒有足夠的經濟能力來消費這些女性服飾或商品，面對這「不斷地被打造、又總是還不夠女性的身體」(1993: 32) 所持續發出的種種召喚與要求，偷竊癖就成了一種可能的反應： 21 其實品曲與麥肯藍之所以引述肯米的觀點，是因為她對消費文化所造成的身份危機的詮釋，除了可用以理解性別身份認同的問題之外，也可據以進一步觀照階級差異的問題。例如肯米對現代性城市中階級的混雜與百貨公司偷竊癖之相關性的觀察，讓品曲 (Pinch, 1998) 發現其實早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店內行竊的現象便和階級的問題時有相關：許多上流階層順手牽羊的行徑，或許和他們對於店員的輕視，和他們在無意識中想延續去買東西不用立刻付錢，可以要求熟識的店家讓他們記帳的特權都有關係。而麥肯藍 (McCallum, 1999) 則認為百貨公司偷竊癖未必如肯米所言，只是女性想竊取更多事物來妝點女性特質的結果，其中應該也流露了以偷竊不屬於自己階級的物件來僭越原本階級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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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煽動女性購買新商品的慾望、控管對時尚商品的消費，傳染病似的百貨公司偷竊癖可以看成是對於百貨公司的這種社會角色做出了一種極端的 (但絕非對立的) 反應。如同歇斯底里者一般，百貨公司偷竊癖只是把社會所規範的女性性別推至其最極端的 (但也是必然的) 結論：女性消費者毫無抵抗之力，女性性別完全受到販售的物神化商品所形塑與蠱惑。(1993: 33) 雖然肯米認為女性偷竊癖的行為等於是對當時的社會秩序提出一種質疑——社會所規範的所謂女性特質，讓女性不管是用買的還是用偷的，都得不斷用商品來製造與維持女性特質的假象，但是她並未如品曲所言，明白地把女性偷竊癖視為一種批判的活動，即使我們可以說，肯米認為偷竊癖揭露了新興消費文化的某些問題，但對於這種行為的顛覆力，她其實不曾如品曲般樂觀地聲稱「店內行竊，如此看來是購物行為必然的延伸」(Pinch, 1998: 123)，或認為藉由錯誤的購物方式，偷竊者猶如以負負得正的方式糾正了錯誤的消費文化 (Pinch, 1998)。事實上，與其說肯米和品曲或麥肯藍一樣，是要把偷竊癖與戀物癖做連結 (McCallum, 1999)，然後肯定這種「不按牌理出牌」的顛覆力，不如說她更強調的是偷竊癖與歇斯底里的類似所在。因為無法符合社會對女性特質的期待，而去竊取能展現這種特質的種種商品，這種行為固然可以看成是女性對父權的指控，卻同時也是服膺——所以肯米才會，如前所述，表示百貨公司偷竊癖是女性對百貨公司的社會角色所做出的極端反應，而絕非對立的反應，22 由此觀之，以符合時尚要求的商品來支撐女性主體身份能有多少顛覆 22 這樣來看，先前的女性貪食症，其實也可以看成是女性在面對時下種種關於女性身材的要求時，以狂食而後嘔吐來對瘦身論述做出極端，而非對立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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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對此，肯米恐怕是有所質疑，而非如品曲般完全肯定的。同樣的，麥肯藍所嘗試發展的女性戀衣癖如果從這個角度加以檢視，也必須進一步處理以下的問題：麥肯藍認為，戀衣癖之類的女性戀物癖可以確保女性特質、彰顯女性知識，因此能展現顛覆力與能動性，但是訴諸女性戀物癖，會不會與強調十九世紀末百貨公司女性偷竊癖的正面意義一樣，忽略了其中可能仍隱含著某種歇斯底里的焦慮，例如女性總是追尋不到真正的女性特質這樣的焦慮？即使我們有意宣稱，現代女性在建構主體性的過程中，已經不會像過去的女性那樣完全受制於父權文化既定的符碼，而以服裝來展演身體，也大可能是一種女性主義意識的顯現，但不能否認的是，當我們歌頌戀衣癖「使用非身體的物件來確保關於她們身體的真相」 (McCallum, 1999: 56) 這樣的現象時，就有可能忽略了歇斯底里者對器官性真實的恐懼這個面向——例如某些女性戀衣癖者是否也可能是嘗試讓服裝的重要性凌駕於屬於器官性真實層次的身體之上，以迴避身體所引發的焦慮？由此觀之，如果麥肯藍主張戀衣癖可以成為有效的女性主體建構策略，使女性透過戀衣而融入女性特質的規範，就必須釐清，透過戀衣來確認女性特質的這種機制，是否始終是穩定的？也就是說，假使戀衣者並非受制，或者不會陷入歇斯底里者對身體與女性特質的不安，關鍵是什麼？回顧先前葛門與麥金寧對食物戀物癖的保留，與此處麥肯藍對戀衣癖樂觀但仍有待增補的論述，我們其實可以看到女性戀物癖的相關理論還在開發的階段，而其質疑、解構主流意識形態的意義則大於實際操演時所能發揮的效果。不可否認的，女性主義者對戀物癖的重新詮釋有其重要貢獻，將一種被污名化的精神結構提出不同的詮釋與看待方式，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一般對於「正常」的論斷是否過度狹義，有助於我們去理解這些「變態」是否是特定社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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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造成的產物——例如異性戀文化中以生殖的性為唯一「正常」性行為的價值取向，的確使得戀物癖在內的許多其他慾望模式都被視為變態；而正視戀物癖的問題，更是身處在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面對五花八門的物的魅惑時，一個重要的切入方向，當戀物癖得以去污名之際，也許有更多論者會試圖去理解過去被簡單地標籤為「變態」的戀物者，去探索他們所眷戀固著的物是否訴說著特殊的意義，他們個人的戀物史背後是否透露了更多關於社會文化的問題；更何況實踐戀物癖機制的個人，的確可以從中找到一種解決個人心靈危機，同時因應社會要求的折衷之道，也因此我們不應輕率地將之全面否定。只不過理解差異的存在是一回事，若要將戀物癖視為一種集體抗拒的顛覆策略來操演，就是另一個問題了，必須思考不同的戀物癖所牽涉的不同面向，例如就算偷竊癖揭露了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許多缺失面向，也不意味著我們應以提倡偷竊癖來作為顛覆之道。換句話說，若要將戀物癖視為賦予主體能動性，讓社會得以積極改革的一種策略來加以鼓吹，就有必要對於實踐戀物癖所可能涉及的問題作更多的檢視與探討。

三、拒斥的力量與危險

事實上，戀物癖這種「與現實的認知矛盾的態度」(Dor, 2001: 85) 究竟是否如麥肯藍或葛洛思所期待的一般，可以被挪用為女性主義者不與現實妥協的主動力量，或許端視我們如何定義其所展現的主動。戀物者總是致力修正、重建他不歡迎的現實，尋找適合自己的戀物，這行徑看似積極主動，但假使如齊傑克所言，主體存在的真相其實是「我越是主動，越是在另一個位置上必須被動，換言之，越是要有一個客體在我的位置上，替我保持被動」(1997: 117)，那麼戀物者的主動就有可能只是拒斥被動的結果，甚至變成一種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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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的盲動。齊傑克結合了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來說明戀物癖的機制與替代性被動之間的關係，他表示主體最內在的情感與態度，諸如哭笑或滿足感，都是可以被移位、置換、外化 (externalize) 的，例如我們可以請哭喪人在喪禮中替我們悼亡哭泣、讓電視罐頭笑聲替我們開懷大笑、讓錄影機替我們一次一次地錄下我們不願錯過但總是抽不出時間看的電視節目；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等於是透過其他人、其他物件來哭、笑及享受——雖然我們主觀上並不覺得自己經驗了這些情感變化，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情感依舊是真實的：哭喪人替我們哭，讓我們達到了悼亡的目的；罐頭笑聲替我們笑，讓我們達到了放鬆的效果，錄影機替我們享受錄下來的節目，讓我們滿足於自己的收藏，欣慰於想看的時候就可以播放來看……，我們等於是透過大對體哭過、笑過、享受過 (Žižek, 1997)。而這種把原本主體被動承受的情感態度交由大對體執行，透過大對體而被動的情況，往往是為了讓主體本身能保持主動的狀態，例如「當錄影機被動地替我享受觀看時，我就可以繼續利用夜晚工作；當哭喪人替我悼亡哭泣時，我就可以處理死者的遺產安排問題」 (Žižek, 1997: 115)。這種替代現象原本是遍存於我們生活之中的，但是一旦落入戀物機制的陷阱，就會成為一種「虛妄的主動 (false activity) ——你以為你是主動的，然而你真正的位置，如同戀物所體 現的，是被動」(Žižek, 1997: 115)。也因此如果要使女性戀物癖的理論發展更周延，我們不妨繼續思考：女性貪食症者選擇了特別誘人、也特別危險的高熱量食品來大吃特吃，之後又吐出來的行為，和這裡所謂的虛妄的主動有沒有差別？而在戀衣癖的機制中，不斷因應時尚吸收關於服裝的新知，展現女性知識的力量這樣的過程，又應如何避免落入虛妄的主動？尤其當我們考慮到戀物者的對象有時不一定是物，也可能是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