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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力平衡理論的修正

雖然華茲的新現實主義為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中的一大支柱,但 並非所有現實主義學者均認同華茲對於權力平衡的主張。85 以同樣隸屬 於新現實主義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為例,即認為權 力平衡理論的瑕疵在於其邏輯上忽視了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的 問題。在攻勢現實主義眼裡,當面對一個強權國家時,受威脅的國家通 常傾向由別人來承擔體系平衡者的角色。除非是在一個兩極體系,因為 沒有可以推諉責任的對象,否則權力平衡通常是不存在的。更進一步說,

當體系中出現具有危險性的侵略國家時,大國的行為反應並非是在權力 平衡與扈從間作抉擇,而是在平衡與推卸責任(buck-passing)間進行考 量。因為趨炎附勢的扈從行為與現實主義反對姑息侵略者的宗旨相違,

誠如學者米爾斯海默所言,「在現實主義下,扈從不是值得考慮的選項。

或許那些抱大腿的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但 是侵略國得到的將更多於此!」。86 何以攻勢現實主義認為推卸責任是 優於權力平衡的行為反應呢?此點從風險評估的角度來看,便一點都不 難理解,因為當平衡策略失敗時,之前採取推卸責任的國家可以免除與

84. John Vasquez, “The New Debate on Balancing Pow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op. cit., pp. 100-102.

8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Ch. 8.

86. Ibid., pp. 139-140

侵略國發生戰爭的風險。87 至於大國究竟會選擇平衡還是卸責,端視當 時國際體系權力分布的情形,以及國家的地理位置而定。原則上,在一 個多極體系的國際關係和大國與侵略國邊界不相鄰的情形時,大國偏好 採取推卸責任的行為策略。

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則批評權力平衡理論外在效度的欠缺,對於 歷史事件的解釋力過於薄弱。例如前述學者史洛德即指出,國家行為者 在扈從與平衡之間,還有可能採取逃避(hide)或是主動地調整現有權 力的分配,用以消除侵略國家的敵意策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史洛德 在其研究中強調歷史事件的因果複雜性和個別行為者的獨特性,也就是 說他其實根本否定了現實主義關於行為者理性的前提假設。88

另有學者從「利益」的觀點切入來解釋國家遭遇國際體系變動時的 行為反應,例如史威勒(Randall. L. Schweller)從利益著手考量,89 將 國家的認知分為兩類:

一、將國際體系的變動視之為「威脅」;

二、將國際體系的變動視之為「機會」。

上述第一種情形,國家將體系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動看作是一種對自 身安全的威脅,為了保命可能會選擇:平衡、扈從、制約(binding)、

保持距離(distancing)、推卸責任、接觸(engagement)等行為策略。而 第二種情形,則是將體系的不穩定或失衡視為一種可以獲利的機會,應 而其行為可能是:助紂為虐(jackal bandwagon)、錦上添花(piling on)、

骨牌效應(domino effect)、保持平衡。90 簡言之,在史威勒的觀念裡,

權力平衡只是國家在面對體系變動時,眾多行為策略選項中的一個,既 不是唯一,更不是鐵律!然而,史威勒的觀點過度強調國家趨利的主觀 面向,可以說是在某程度上忽視了國家客觀能力的差距,因為弱國往往

87. Ibid., p. 267.

88. Paul W.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op. cit., pp. 115-120. 史 洛德對於華茲的批評雖然擲地有聲,但因為滲入過多的變數,因而在理論上也失 去建構理論所必要的簡約性(reductionist)

89.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5.

90. Ibid., pp. 84-91.

無法在體系變動的過程中如強國那般地對利益加以執著的追求。試想,

當弱國面對一個具有修正現狀意圖的新興強權,除了選邊站或保持中立 外,不太可能有其他的選擇。史威勒企圖從利益的觀點對國家面對體系 變動時的行為反應做出全面的解釋,卻反而因為過度強調利益,使其與 華茲的權力平衡理論過度重視客觀的能力一樣,流於以偏概全。

本文認為,當國際體系不穩定或是發生變動導致可能失衡之際,當 時的國際客觀環境、國家對此等環境的主觀認知,以及國家的客觀能力 三者,是決定個別國家行為反應的主要因素。其中國際環境此項因素,

係包含研究國家行為反應的時間與空間,在界定上應限縮在強權興起後 至衝突實際爆發前,因為研究國家行為反應的時間如果涵蓋衝突發生階 段,則衝突的結果將會成為干擾國家行為反應的新變數,反而使理論又 變得複雜。

以下透過特定歷史事件的研究,將國家遭遇體系變動時的行為反應 歸納為:平衡、中立、委屈求全的安撫(conciliator)三種態樣。

(一)平衡

本文所謂的「平衡」係採取與學者瓦特較為相近的概念,91 但仍作 了一些修正。簡單的說,平衡是國家基於維持現狀的目的,而單獨或聯 合其他國家,對造成體系不穩定或是失衡的威脅國家進行抗衡的策略。

現舉兩例予以說明:

一、1792 年至 1797 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期間,若干日耳曼的城邦國 家加入欲維持歐洲原有體系秩序的普奧反法同盟,來抑制法國 的軍事擴張。此處日耳曼城邦國家採取的平衡策略即是與華茲 觀點相同的權力平衡。92

二、1891 年法俄兩國簽定協約,翌年兩國正式成立軍事同盟作為回 應德奧義的三國同盟策略。此處作者與華茲的觀察不同,法俄

91.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op. cit., p. 17.

92. Paul W. Schroede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 Coali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9, No. 2 (1987), pp. 244-290;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op. cit., pp. 120-121.

協約原本並非針對 1879 年的德奧同盟,而是針對德皇在 1890 年拒絕續簽與俄的相互保證條約而來。另一方面,德國自 1870 年普法戰爭後,即以孤立法國為其基本政策,因此法俄會結成 同盟,並不使人感到意外。93

(二)中立

所謂中立,本文定義為既不與維持現狀國家結盟合作,也不扈從於 威脅國家的行為策略,是一種單純希望遠離衝突的行為。二次大戰爆發 前的三、四年,許多國家已經感覺得到未來戰事發生的可能,若干國家 因而想採取保障中立地位不涉入強權對抗的措施。首先倡導的是美國,

1935 年 8 月,美國國會制定中立法案(Act. of Neutrality),接著荷蘭、

比利時也表明中立的態度,瑞士為維持其永久中立的國際法地位,明確 表示不參加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任何行動。94 在這種情 形下,當阿比西尼亞(Abyssinia)戰爭發生時,自然有一些國家並未參 加國聯對義大利實施的制裁。

(三)委屈求全的安撫

當國家受到新興強權國家的威脅時,如果無力與之單獨對抗,又無 法獲得其他國家的援助或支持時,委屈求全加上適當的利益奉獻,有時 可以作為延續國家生存的方法。西元 1200 年左右,中國的南宋面對強敵 金國(當時西夏國為金的附庸國),即採取此種委屈以求全的順從策略。

當時南宋國力不比金強,國內狀況也不穩定,為了延續國家的生存,南 宋不惜與金國簽定不平等的和平條約以求暫時保全國家的生存。95

9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 cit., pp. 125-127;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21-123.

94. Laurent Goetschel, “Small States and the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of the EU:A Comparative Analysis,” NRP42 Project-4042-044205 Final Report (Berne, May 2000), p. 63.

95. Yuan-Kang W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2004),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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