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為主體的對等前提下，未來兩岸關係的再建構必須跳脫歷 史的必然性和絕對的終極目標之「彼在性」，雙方須共同進入一個 開放、互生的「此在性」新時空。當今世人所面臨的全球化際遇，
無疑是一個全人類文化價值體系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的大時代，一元化處境的思維模式已被多元化處境的思維模式所取 代。因此，兩岸關係並不是一個複雜無解的「高爾迪亞結」(Gordian
Kno t)39，毋庸亞歷山大的利劍，只須兩岸所有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凝聚
互為主體的共識，在從他者轉向自身的歷程中，同時重建對兩岸彼此 的「他者」之信任感，即可開創兩岸發展史上的另一頁新局。
三、營造兩岸共同利益的雙贏局面
在建立兩岸互為主體的對等關係之同時，雙方可透過「社會資 本」40的積累，來創造「公共信任」(Public Trust)，從而增進大規模
陳德昇、陳欽春，〈兩岸學術交流政策與運作評估〉，《遠景基金會季 刊》，第 6 卷第 2 期，2005 年 4 月，頁 39-48。
所謂的「高爾迪亞結」是指難解的問題，只有通過激烈的手段才能解決。
的「社會合作」，俾於營造兩岸的「共同利益」，開創兩岸互利的雙 贏局面。基本上，「社會資本」可被定位為一種「能產生公共效益的 信任與合作關係，在這層關係的連帶之下，有助於將個人自利的行 為，聯結到社會的共同利益，從而減少個人及集體的風險」41的資源。
更進一步說，所謂的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各種特徵，包括信 任、規範和網絡，其能藉由協調各行動者的行動以提高社會的效率，42 亦即社會資本是指一種社會連帶，以及相關的各種規範和信任關係；43 同時也是一套在人們之間主導彼此互動，而有助於整體經濟與社會發 展的制度、關係、態度和價值體系。44亦即，透過社會資本與共同利益 的建構性意涵，可為兩岸社會交流尋找出一種更寬廣的路徑與對話空 間。
如果從兩岸的實際交流經驗來看，無論是那個層面的交流活動，
都涉及到雙方之間各種複雜的利益計算。以營造共同利益為取向的雙 贏思維，應該是一個相對有效能化解雙方僵局與突破各種交流障礙的 最佳途徑，而通過共同利益的訴求，雙方也比較容易取得合作的共
李惠斌、楊雪冬主編，《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0 年），頁 33-34。
顧忠華，〈社會資本理論與非營利組織─研究構想與心得〉，《國立臺北大 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2004 年 12 月 28 日，<http://www.ntpu.edu.tw/
pa/news/93news/attachment/931228/1228-7.doc>。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7.
Robert D. Putnam,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8, No. 4, December 1995, pp. 664-665.
Christiaan Grootaert & Thierry Van Bastelaer,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識，從而體現為兩岸最高的交流指導原則。至於共同利益的營造，應 以非政治性的共同利益作為基礎、介面與平臺，特別是藉由廣泛的社 會交流與互動，將可增進兩岸雙方的相互了解、增強互信與累積善 意。一旦積累較多的善意後，將有助於雙邊建立基本的互信關係，以 及改善對立的政治氛圍，進而有利於全面提升雙方的交流層級。
事實上，營造共同利益的訴求所體現的是兩岸雙方所共同面臨的 各種實際問題，而兩岸共同利益的營造不僅有利於鞏固與培養兩岸的 互信基礎，同時藉由互惠與共享關係的建立，將有助於提升雙邊的政 經、社會福祉，以及進一步確保彼此的生存安全空間。在兩岸共同利 益的架構下，凡有關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相關議題多屬低政治 或非政治層次，是雙方共同利益的交匯處。因此，未來如何營造兩岸 非政治與低政治層次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如何加強、擴大兩岸的社會 交流，應列為兩岸營造非政治性共同利益的首要目標，這對兩岸關係 的長期發展將具有實質性的正面意義。
此外，一個具有回應性與實效性的兩岸交流政策，除了須營造兩 岸共同利益的良好互動氛圍外，更須克服當前兩岸交流中所產生的
「集體行動困境」(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45現象。亦 即，如何避免所有參與兩岸交流的行動者自利循私的誘因，以達成互 惠互利的共同目標。在面對集體行動困境時，有關學者從社會資本的 角度，提出以信任、互惠與網絡等為核心的「集體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架構，以作為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行動方 案。基本上，集體行動困境的癥結在於「信任」的變數，亦即缺乏信 任使得個體與集體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連結，從而陷入集體行動的困 境中。46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著，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集體行動 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2。
基本上，信任的產生受到兩項變數的影響：其一是制度、網絡與 信任感等社會資本的形式，其影響了信任的程度；其二是環境的系絡 變數對信任的影響，包括直接與間接對集體行動的衝擊。47質言之，兩 岸社會交流的互動網絡、對等互惠概念，以及建構持續性的信任關係 等，不僅是兩岸社會資本的構成要素，同時也是雙方克服因傳統政治 無限上綱而導致兩岸陷入「零和賽局」(Zero-sum Game)困境的重要 關鍵。因此，兩岸社會交流的持續與擴大，是累積雙方社會資本、共 創雙贏的共同指向，而「信任」、「互惠」與「網絡」等概念更可成 為評量兩岸社會交流成效的重要內涵。
因此，社會資本不僅是兩岸交流的「膠合劑」(Glue)，同時也是兩 岸互動的「傳動器」(Gear)48，更是兩岸關係中的「政治中立的加乘 器」(Politically Neutral Multiplier)49。也就是說，在當前兩岸持續不 斷的交流互動過程中，社會資本所具有的加乘性媒介(Mediating Ag-ency)作用，是突破兩岸現存交流困境的關鍵。同時，要讓社會資本在 兩岸交流中發揮「政治中立的加乘器」的作用，則端賴其作為中立介 面的本質以隔離政治因素的干預，並透過「膠合」作用使得集體行動 得以產生，再藉由「傳動」的機制使得集體行動與彼此的共同利益予 以接軌，進而建立起雙方良性、互惠、穩定的實質關係。
同時，互信基礎是承認社會多樣性和建立多重認同的先決條件，
Elinor Ostrom & T. K. Ahn, eds.,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2003), pp. xvi-xxiv.
Elinor Ostrom & T. K. Ahn, eds.,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pp.
xvi-xxiv.
Anirudh Krishna, “Enhanc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ies:
What i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4, May 2002, p. 439.
Anirudh Krishna, “Enhanc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mocracies:
What is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p. 440.
藉由互信所產生的「容納機制」(Accommodating Mechanisms)則可以 維持當前兩岸社會多元次級體系之間的平衡。在全球化進程中，共 用、分享同一套價值體系的多元主體雖具有各自的差異性，惟一旦全 體成員共同面臨威脅其價值體系的衝擊時，這些多元主體卻可以形成 一個整合性的生命共同體，共同抗拒外力，而體現為多元社會的身分 認同和文化認同之新典範，50而這種發展前景也可以作為未來兩岸當局 和民眾可能的重要選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