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五年開始直到一九六○年停刊為止，每逢「五四」前 夕，《自由中國》幾乎都會刊出紀念「五四」的社論，如〈我們要 貫徹「五四」精神〉（一九五五年）、〈重整五四精神！〉（一九五七 年）、〈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一九五八年）、〈展開啟蒙運動〉
（一九五九年）、〈「五四」是我們的燈塔！〉（一九六○年）等等
（按：多為殷海光執筆）。在這些社論當中，《自由中國》多聲稱繼 承「五四」精神，86 一方面積極鼓吹民主自由，一方面則大力批判
「復古主義者」所倡導的「保守文化」。他們認為中國的舊傳統無法 因應西方勢力的衝擊，已「破綻百出，而無法維持下去」。87
85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自由中國》22, 9(1960): 272，社論。
86 關於《自由中國》的「五四論述」，可參：簡明海，《五四意識在臺灣》（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144-168。
87 例如，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作者即認為：「自鴉片戰爭已〔以〕
來，中國舊有文化實在敗象畢露，搖搖欲墜。中間經過幾次大的內憂外
另外，面對中國傳統文化，《自由中國》基本上是反對「父親 觀」――將傳統文化視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之物；而是採取「工具 觀」――視傳統文化能否適合人類現代生活之需要，能用則留、不 能用則棄。88
在他們看來，文化會有新陳代謝的作用，也會受「適者生存」
法則的支配。文化若不適於人們的實際生活，便會被淘汰。89 亦即 是說，中國傳統文化既然禁不起西力的衝擊，為了現代化則須放棄 傳統文化。
另外，《自由中國》的社論指出：「僅僅提出『文』與『化』
兩個字，或是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一概是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 際。我們對于〔於〕經驗性的東西，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研究，另
患，適逢其會「歐風美雨」挾排山倒海的優勢以俱來，中國舊有文化的維 繫力和安定作用已經實質地日漸消逝。這是它自己已經腐朽了。」（參見：
〈重整五四精神！〉，頁283。）在〈展開啟蒙運動〉一文中，作者亦認為：
「在閉關自守，四境沒有較強的文化壓力之下，中國文化尚可勉強維持；
可是，一經有較強的文化壓力臨頭，中國文化便破綻百出，而無法維持下 去」。參見：〈展開啟蒙運動〉，頁271。
88 在〈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一文中，作者認為：「有些將歷史和文化一起 談的人士把文化談成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就是父親意像之文化 化（culturization of father-image）。……文化既係人群生活的工具，當然隨 時可視需要而充實、增進、修正或放棄，以至於再造。……我們對于〔於〕
文化不取父親觀，而係取工具觀。」（參見：〈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
頁272。）在〈展開啟蒙運動〉一文中，作者也認為：「『人為萬物之權 衡』。……一切文物、制度、學說、教言、習俗、律則，都是為了人而存在 的。……凡合於這一要求的道德、倫範 、政體、傳統，都是值得保持與維 護的。反之，必須予以修正甚至拋棄，而代之以新的道德、倫範 、政體，
並另造傳統。」參見：〈展開啟蒙運動〉，頁271。
89 〈重整五四精神！〉，頁 283。
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實踐」。90 另一篇社論則指出：「泛文化主義者 對于〔於〕人間任何問題之發生都歸因于〔於〕文化因素，……係 因中了黑格爾的混沌思想之毒」。91《自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哲學 立場，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自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當時《民主評論》的 新儒家們常發出異議。如徐復觀就聲稱：「只有從歷史文化中才能 指出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才能斷定民主自由 的價值。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 值判斷。」92 此外，也有新儒家曾暗指這些自由主義者是「不可理 喻的頑強反對中國文化」，其精神已經「殖民地化」與「買辦化」
了。93
不過，新儒家未必全然反對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 評，只是認為傳統文化可以批評但不可打倒，如徐復觀就曾指出：
任何傳統文化，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接受新的事物，其本 身必須經過批評而發生新的反省，以打破解脫它已經僵化 了的部分，使其原始精神發生新的創造活力。所以五四運 動的反傳統文化，也不是沒有道理。問題是在當時的領導 者們，認為傳統文化與科學民主不能並立，必先打倒傳統 文化，才能建立科學民主，於是他們所作的打倒傳統文化 的工作，遠多於正面建立科學民主的工作。在世界歷史
90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頁 40。
91 〈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頁 271。
92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3。
93 徐復觀，〈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頁647。
中，只發現批評傳統文化的科學民主，卻發現不出打倒傳 統文化的科學民主。94
也就是說，新儒家只能接受自由主義者批評中國傳統，卻反對 他們打倒中國傳統。新儒家曾質問：「中國文化打倒以後，中國成 為一個野蠻民族，如何能實現科學民主」？95
民主與傳統之間，是否可以調和？還是矛盾的關係？這是該論 戰的核心議題。從「歷時性」的縱向面來觀察，這場論戰上承中國 五四時代的傳統與現代化論爭，下啟臺灣一九六○年代的中西文 化論戰，96 實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從「同時性」的橫向面來觀 察，這場論戰也與西方（特別是美國）漢學界當時正逐漸展開的儒 家傳統與現代化之討論相互輝映，97 亦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
94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6。
95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7。
96 該論戰的經緯，可參：陳正然，《臺灣五○年代知識份子的文化運動――以
「文星」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 65-72。
97 例如，以研究「同治中興」聞名的萊特夫人（Mary C. Wright）約在此時提 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同治中興的努力最後還是失敗，其原因乃是「近代化 的條件與儒家要求安定的條件剛好衝突」；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下，
儒家的社會是不能納入近代的國家的」。（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萊特的論點後來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雷文遜（Joseph R. Levenson）、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
等人接受。然而，另有學者對「儒家思想有礙現代化」的論述表示懷疑。
上述西方漢學界關於中國儒家傳統與近代化的論爭，詳參：賴澤涵，〈我國 社會科學研究的未來趨勢：以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為例〉，收入楊國樞、文崇 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1982），頁 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