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
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探：
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
*蘇瑞鏘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立彰化高中專任教師、 私立中臺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創刊的背景相當類似，其民主與反共 的目標也相同，早年主要成員的私交也不錯，然後來何以關係惡化？ 本文從雙方內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差異、外在政治形勢的變動，乃至 個人的恩怨等面向，分析彼此關係的變化。其中，外在政治形勢變動 的視角，乃前人較少分析的面向。 本文以為，《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原本的哲學與文化立場早 已隱含矛盾。但在一九四九年創刊之初，中共政權是兩個刊物共同的 「主要矛盾」，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差異只是兩個刊物間的「次要矛盾」。 然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臺灣來自中共政權的威脅明顯減低， 原本《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已存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次要矛 盾」遂躍升為「主要矛盾」，雙方關係於是逐漸惡化。再加上兩個刊物 的成員間存在一些個人恩怨等因素，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終因爆 發激烈的民主與傳統論戰，導致雙方正式的決裂。 關鍵詞：民主評論、自由中國、徐復觀、殷海光 * 本文乃根據拙作〈《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關係變化之分析――兼論 1950 年代後期民主與傳統之論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胡適研究群〔主辦〕，「自由主義與儒學的當代對話」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19 日〕會議論文），進一步修改而成。會中評論人陳忠信先生提供許多寶貴 意見，在此謹致謝忱。另外，投稿本刊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 寶貴建議，也曾向陳君愷教授、洪健榮教授、簡明海教授、許順昇先生等先 進請益，受惠良多，在此一併致謝。壹、前言
《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六月由徐復觀等人在香港創刊， 一九六六年九月停刊。該刊常被視為新儒家立場的刊物。其創刊辭 指出：「思想的錯誤還須要思想予以糾正。極權主義造成的危機須 要民主來挽救。人類的命運與文明的前途須要全體人類共同理智來 保証〔證〕」，彼等創辦該刊，目的是「為了爭取世界的光明前途， 為了爭取我們自己國家的獨立，經濟的平等，政治的民主，和學術 思想的自由，而作最誠懇的努力」。該刊的創立，曾得到蔣介石的 經費支持。其反共立場與國民黨當局一致，對傳統持正面的態度也 與國民黨當局相近，然其支持民主的態度卻和威權的國民黨當局有 所距離。1 至於《自由中國》則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雷震等人在臺北所 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該刊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立場的刊物。其創 刊宗旨乃「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 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 會」，以及「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 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等等。創刊之初，曾得到國民黨當局的支 1 該刊的創刊辭詳見：〈創刊辭〉，《民主評論》1, 1(1949): 2。其階段性的發 展與特色，可參：張忠棟，〈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歷史月刊》23(1989): 126-131；韋政通，〈臺灣三十年來思想性雜誌的回顧與前瞻：民主評論與文 星雜誌〉，《哲學與文化》13, 6(1986): 362-363；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 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2009），頁 35-75；林敬智，〈學術與政治之間：「民主評論」半 月刊的時代意義與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初探〉，收入臺灣政治學會、東海政 治學系編，《第三屆全國政治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文集（下）》（臺中：臺 灣政治學會、東海政治學系，2001），頁 39-63。持。起初雷震等人期待國民黨當局朝向民主自由發展，然日後國民 黨當局卻逐漸走向強人威權統治，雙方關係因而由交融轉為對抗。 一九六○年九月四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拘捕 發行人雷震等人，《自由中國》隨之停刊。2 《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創刊的背景頗為相似，例如：都是 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所辦的反共刊物，同是以民主 自由作為大前提，背後都有國民黨當局的支持。3 甚至早年幾位主要 成員彼此還「過從很密」、「來往得親切」，而且「兩邊都寫文章」。4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卻逐漸產生摩擦，關係轉趨惡化，有 些甚至從朋友變成了敵人。5 從知識社群互動史的角度來觀察，《民 主評論》與《自由中國》長期關係的演變，應有重大的研究價值。 2 該刊的創刊宗旨詳見：胡適，〈「自由中國」的宗旨〉，《自由中國》1, 1(1949): 2。其階段性的發展與特色，可參：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 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1996），頁 19-191；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 （臺北：水牛，2008），頁 73-157；蘇瑞鏘，〈自由中國〉，臺灣大百科全書， 網 址：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75， 點 閱 日 期：2010 年11 月 04 日。 3 徐復觀，〈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收入周陽山編，《知識 份子與中國》（臺北：時報，1987），頁 86。 4 誠如徐復觀日後的回憶，雙方在一九四九年前後「過從很密」、「來往得親 切」；並指出雙方創辦刊物之初，「一般朋友，兩邊都寫文章」。參見：徐復 觀，〈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 感謝凌空君的期待〉，《民主評 論》6, 9(1955): 239。來臺之初雙方來往密切的情形，另可詳參：徐復觀， 〈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收入徐復觀，《徐復觀雜文―― 憶往事》（臺北： 時報，1982），頁 173-174。 5 如徐復觀即稱：「十多年來，在文化、思想上，殷先生（按：殷海光）由 『我的朋友』變成了『我的敵人』」。參見：徐復觀，〈痛悼吾敵 痛悼吾友〉， 收入氏著，《徐復觀雜文―― 憶往事》（臺北：時報，1982），頁 158。
過去學者對於《民主評論》（新儒家）與《自由中國》（自由 主義者）內在思想理路的比較研究，已累積相當的成果；6 然相對 而言，針對上述兩個知識社群關係的變化，卻似乎較少著墨。7就 後者而言，比較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有林敬智所撰的〈1950 年代 臺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之分析〉一 文，他指出： 《民主評論》始終將中共視為第一個主要的敵人，這與 《自由中國》後來轉向針對國民黨當權者的定位有所不 同，……當《自由中國》轉向以國民黨政權為批判對象、 反共成為其次要的目標時，《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 所共有的目標已然不同，彼此的共識基礎乃因此削弱，再 加上《自由中國》內部部分成員對於傳統文化的不認同， 正好與《民主評論》反共大前提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筆 6 例如：翁志宗，《自由主義者與當代新儒家的政治論述之比較――以殷海 光、張佛泉、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的論述為核心》（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謝曉東，《現代新儒學與自 由主義――徐復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北京：東方， 2008）；李明輝， 〈徐復觀與殷海光――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爭辯之一個剖面〉，收 入「徐復觀學術思想國際研討會」執行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徐復觀學術思 想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東海大學， 1992 ﹚，頁 491-522；鄭慧娟， 《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辯為例》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7 以這兩個知識社群的關係變化作為研究主題而撰寫過專著者，至今似乎仍 相當少見。即便有之，也多集中在徐、殷二人關係變化的分析。例如，黎 漢基曾研究過徐復觀與殷海光兩人關係的變化。參見：黎漢基，《論徐復觀 與殷海光――現代臺灣知識份子與意識型態（1949-1969）》（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研究院歷史學部博士論文，1998）；黎漢基，〈難為知己難為敵―― 略論徐復觀與殷海光的關係〉，《當代》141(1999): 46-59。
者認為這才是《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無法合作共同 對抗國民黨的主要因素。8 然筆者認為：《自由中國》即便日後「轉向以國民黨政權為批 判對象、反共成為其次要的目標」時，「反共」仍是其重要目標， 而非從「反共」變「親共」的根本轉變。因此，就算「彼此的共識 基礎乃因此削弱」，似乎也很難被視為雙方「無法合作」的關鍵因 素。至於《自由中國》「內部部分成員對於傳統文化的不認同」的 情形，自該刊創刊之初即是如此，並非後來從認同轉為不認同，才 「正好與《民主評論》反共大前提的核心價值發生衝突」。因此，該 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本文將透過兩個刊物內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差異、外在政治 形勢的變動，以及個人恩怨等幾個面向，對這兩個知識社群關係的 演變進行討論。其中，外在政治形勢變動的視角，乃前人較少分析 的面向。是故，強調思想與環境交互關係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法，將為本文所倚重。9 8 林敬智，《1950 年代臺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 論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207-208。 9 就研究視角而言，本文除分析雙方哲學與文化思想的內在理路，尤將雙方 關係的演變放在歷史脈絡當中來觀察。因此，本文較側重外在研究的視角； 是故，側重思想與環境交互關係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法 將為本文所倚重。按：晚近學人對思想史方法論之探討大致可區分為二大陣 營：其一，側重觀念本身之分析，多採「內在研究法」，企圖釐清「單位觀 念」（unit-idea）或「觀念叢」（ideas-complex）之演變，此一趨勢可以羅孚
若（Arthur O. Lovejoy）所倡之「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為其代表； 其二，側重思想與環境兩者間之交互關係，多採「外在研究法」，此一立場 殆即所謂「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布林頓（Crane Brinton）可 為一重要代表人物。參見：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收入杜維
必須說明的是，作為知識社群，《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 關係的惡化，主要表現在傳統文化立場的對立，在這當中分別以徐 復觀與殷海光為代表人物。10 徐復觀本人即是《民主評論》的創辦 人，其後亦擔任主編，11 其對該刊的整體影響不僅只是一名作者而 已。至於殷海光，他在《自由中國》寫了不少反傳統的文章，這不 僅代表他個人，還貫徹該刊一貫反傳統的特色。12 且相對而言，雙 方陣營的互動，徐、殷二人亦留下比較多的史料，學者的討論亦較 多。13 因此，本文將以徐復觀與殷海光二人為中心，對《民主評論》 與《自由中國》兩個知識社群關係的變化進行初步探討。
貳、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內在差異
學者韋政通有一篇比較《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 的自由主義者之論文，其中提到二者「在心態上的對立以及由對立 而產生的意氣之爭」時指出：「意氣之爭不完全來自個人的因素， 10 徐復觀的生平、思想與活動，特別是在戰後臺灣的一段，可參：Su-san Lee,Xu Fuguan and New Confucianism in Taiwan (1949-1969):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xile Generation. (Ph. D. diss., Brown University, 1998)；高焜源，《徐復觀 思想研究：一個臺灣戰後思想史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博士論文，2009）。至於殷海光，可參：章清，《殷海光》（臺北：東大， 1996）；王中江，《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臺北：水牛，1997）； 黎漢基，《殷海光思想研究：由五四到戰後臺灣，一九一九- 一九六九》，（臺 北：正中，2000）。 11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 頁41、60。 12 黎漢基，〈論徐復觀與殷海光――現代臺灣知識份子與意識型態（1949-1969）〉，頁 30-31。 13 由本文註釋 6、7 所徵引的論著，即可看出此一現象。
有來自歷史傳承者，也有由於思想立場的不同。後面這一因素具有 決定性的影響。」14 因此，要討論這兩個知識社群關係的變化，必 先從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內在差異談起。 觀察《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對問題的思考，往往有「觀念論」 的哲學立場，特別是德國觀念論當中康德與黑格爾的哲學。學者指 出：德國觀念論乃是歐洲十七、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大破壞以後發展 出來的一種新哲學，而中國在經歷新文化運動的破壞之後，新儒家 們則藉由觀念論哲學以抵抗反傳統的潮流。其中，先驗、理想、精 神、意識、主體乃是這一學派表達思想的主要符號，其目的在復興 儒家的道德理想，以及恢復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彼等所從事的哲學 工作，側重在形上信念與精神哲學的重建等面向。15 他們認為，要 肯定道德理想與價值，不能只停留在經驗界，必需進入超越界，因 此需要一套形上學的依據。16 至於《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問題的思考，則往往有「經 驗論」的哲學立場。學者認為：這些自由主義者以英美經驗主義和 邏輯分析作為思想工具，其目的並不在建立系統性的哲學，而著重 在思想的再啟蒙。因此，他們對思想自由的要求特別地迫切，相對 而言，其對傳統的宗教和形上學則懷抱敵意。17 這些自由主義者主 14 韋政通，〈兩種心態 ‧ 一個目標――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 收入氏著，《儒家與現代中國》（臺北：東大，1984），頁 184。 15 韋政通，〈兩種心態 ‧ 一個目標――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 頁184。 16 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爭辯之一個剖 面〉，頁499。 17 韋政通，〈兩種心態 ‧ 一個目標――新儒家與自由主義觀念衝突的檢討〉， 頁184。
要承襲英美自由主義的傳統，也連帶接受其經驗主義之觀點。殷海 光即因接受邏輯實證論的觀點，因而沾染反形上學的態度。18 而由於有著哲學立場的對立，導致在對於民主的思考上，自由 主義者所注重的是如何將民主理念落實為經驗事實，新儒家則較重 視民主理念能否在形上體系當中自圓其說。由此可見，雙方民主思 想的歧異，與其哲學立場的根本差異密不可分。 至於文化立場，《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始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 著高度的溫情與敬意，且深信民主憲政乃是「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 神自身發展之所要求」；19 然而，《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對中國 傳統就沒那麼好感。20 就基本態度來看，雙方均肯定科學與民主的 價值，且主張中國應採行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度。然在面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態度上，新儒家視科學與民主均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 要求」，與中國文化的本質並不牴觸；但自由主義者卻將中國傳統 18 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爭辯之一個剖 面〉，頁499。 19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民主評論》9, 1(1958): 14。 20 例如，早在一九五二年，當考試院長賈景德公開表示今後的考試要將四書 五經列為必考科目時，雷震就在《自由中國》發表〈堵防時代思潮中的 一股逆流〉的社論，批評此舉為「盲目的復古」、「思想復辟」。甚至該文 在一開始，雷震即有感而發地指出：「自大陸淪陷，政府遷臺以來，我們 常常感覺到：島國思潮中似乎有一股逆流在活動。……而其精神則或多或 少都是反現代化」。參見：〈堵防時代思潮中的一股逆流〉，《自由中國》6, 10(1952): 303，社論。按：據學者何卓恩指出，該社論為雷震所撰。參見： 何卓恩，《《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主義思潮――威權體制下的民主考驗》， 頁345。
文化視為現代化（科學與民主）的障礙。21 亦即是說，新儒家認為 傳統不但不會造成民主的障礙，民主本身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 要求；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必先打破不適於民主發展的傳統文化，才 可能使來自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生根發展。徐復觀曾指出：由於 兩個刊物的文化取向有所不同，因而常引起彼此的對立與危機。22 其實，早在創刊之初，雙方的哲學與文化立場已有差異。誠如 徐復觀在一篇回憶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文章中寫道：「海光（按：殷 海光）當時偏重於以『經驗論地自由主義』，……他很討厭『理性』 『道德』『歷史文化』這一套東西。因此，他對『民主評論』不滿的 情緒，一天增加一天」。23 另外，一九五○年代前期，有一回徐復 觀當面質問殷海光：「到底為什麼對民主評論不滿」，殷則回答： 「民主評論談大陸派的哲學太多，談系統的哲學太多，乃至於談中 國文化談得太多」。24 然吾人不禁想問：雙方既然早已有著哲學與文化立場之差異， 為何在五十年代初期還會「過從很密」？既然「過從很密」，何以 日後卻又逐漸交惡？因此，還有必要從外在政治形勢的變化來觀 察。
參、外在政治形勢的變動
《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乃是一九四九年逃離中國大陸的 21 李明輝，〈儒學如何開出民主與科學――與林毓生先生商榷〉，《當代》 34(1989): 115。 22 徐復觀，〈「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敬悼雷儆寰（震）先生〉，收入傅正 編，《雷震全集（2）――雷震與我（2）》（臺北：桂冠，1989），頁 204。 23 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頁 174。 24 徐復觀，〈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感謝凌空君的期待〉，頁 239。知識份子所創辦的兩份刊物，雙方追求民主與反共的目標一致。 一九五○年代初期，這兩份刊物皆與反共的國民黨當局有著密切的 關係，甚至都曾得到國民黨當局的經費資助。25 然而，《民主評論》、 《自由中國》以及國民黨當局三方的關係，日後卻逐漸生變。其 中，《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因政治立場（民主與反民主）相異 而發生決裂，《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則因文化立場（反對傳 統與支持傳統）相左而產生衝突。上述這些決裂與衝突，就一定程 度而言，應可透過一九五○年代前期臺灣政治形勢的變動來詮釋。 必先說明的是，此處主要將《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以及國 民黨當局三方的關係，放在一九五○年代前期「臺灣」外在政治形 勢的變動來觀察。因為除了《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是以臺灣作 為活動場域外，即便在香港創社的《民主評論》，該刊與臺灣社會 25 《民主評論》的部分，徐復觀自述該刊經費是向蔣介石要來的。（參見：徐 復觀，〈「死而後已」的民主鬪士――敬悼雷儆寰（震）先生〉，頁204。） 主要因為《民主評論》的財務難以自立，徐復觀必須求助於國民黨當局。 （參見：李淑珍，〈徐復觀在臺灣――兼論外省知識份子在臺灣思想史上的 意義（下）〉，《當代》199[2004]: 88。）該刊草創時期，徐復觀曾向蔣介石 取得九萬港幣的援助。一九五○年五月，為避免該刊被貼上官辦刊物的標 籤，徐復觀曾上呈蔣介石希望改變經費的撥給方式。國民黨當局遷臺後， 總統府仍持續資助該刊，其後改由教育部撥款。（以上資料的出處，詳見：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 頁63-65。）至於《自由中國》的部分，根據該刊經理馬之驌的回憶，創刊 之初，教育部在杭立武與程天放兩位部長任內，曾補助《自由中國》若干 經費，共計最多新臺幣三萬元。另外則是臺灣省政府的補助，透過省主席 吳國楨的支持，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共計三個年度，每年補助新臺幣兩 萬元，共計新臺幣六萬元。（詳見：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臺北：自立 晚報社，1993〕，頁 110-113。）由此可見，至少在一九五○年代初期，這 兩個刊物都曾獲得國民黨當局的經費資助。
的互動並不明顯弱於該刊與香港社會的互動。據許順昇指出：《民 主評論》創刊之初，其分社與銷售網絡即分布於香港與臺灣；且該 刊主編起初雖為張丕介，但一九五二年張即辭去主編一職，不久就 由人在臺灣任教的徐復觀接替主編（按：其實在一九五○年代，該 刊靈魂人物徐復觀與牟宗三等人都在臺灣任教），至少臺灣方面的 稿件會是由他經手。而一九五○年代《民主評論》的文章，也同時 來自港、臺知識份子的手筆。因此，《民主評論》不獨受到香港情 勢的影響，也深受臺灣情勢的影響。26 總的來說，就《民主評論》、 《自由中國》以及國民黨當局三方關係來觀察，三者互動的主要場 域應在臺灣，香港在本文的討論中並非主要場域，雖然香港的外在 情勢對《民主評論》的影響亦不可完全忽略。27 一九四九年，當國民黨政權在國共內戰中逐漸失利之時，這 年八月間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將大陸淪陷的責任， 歸於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和蔣介石的昏庸無能」。28 美國與蔣介石惡 化的關係，直到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後才有所改變。 該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杜魯門（Harry S.Truman）總統宣布臺灣 26 此處的討論，主要承蒙研究《民主評論》的學者許順昇之提示與提供資 料（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筆者與許順昇的通信），謹致謝 忱。另可詳參：徐復觀，〈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頁173；許順昇，〈流亡 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頁 60。 27 香港情勢對《民主評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反共議題的文章上面，如該 刊的「中共動態半月綜述」、「檢疫縮影」與「半月要聞」等專欄，乃是針 對當時中共內部的動態加以描述與評述，其中常引述「鐵幕」內的消息。 這是由於《民主評論》藉香港的「地利之便」，較臺灣方面更容易取得中國 內部的資訊。（按：以上的討論，採自許順昇所提供的資料與看法。二○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筆者與許順昇的通信。） 28 張淑雅，〈杜魯門與臺灣〉，《歷史月刊》23(1989): 79。
海峽中立化，並派遣第七艦隊巡邏臺灣海峽。29 一九五一年春，當 韓戰的局面逐漸對聯合國部隊轉為有利之後，美國政府開始探討積 極保全臺灣的可能性，30 臺灣的安全得到進一步的確保。一九五二 年底，艾森豪（Dwight D.Eisnehower）當選美國總統，堅持反共立 場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擔任國務卿，開始展開強硬的反 共政策，對共產國家進行反封鎖。相較於前任的杜魯門政府而言， 此時臺灣和美國的關係更為密切，於是開始了「中（臺）美共同防 禦條約」的談判，最後雙方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簽定此約。此 約的簽定，學者認為是「完成了西太平洋共同防衛網，……表明美 國承認並接受中華民國為其抵抗國際共產主義的全球聖戰中一個具 有充分資格的夥伴」。31 至此，臺灣已正式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防 共體系中，成為美國的軍事盟邦，來自中共的武力威脅因而大幅減 輕。 另外，就在來臺之初，國民黨當局為了重建失落的權威，也開 始了「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的建構。而該體制的建構，固然有訓政 時期威權文化的移植，然亦與一九五○年代初期在臺灣的「改造」 有著密切的關係。32 一九五○年七月，國民黨開始進行「改造」， 29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聯經，2001），頁 498。 30 張淑雅，〈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 年 12 月 -1951 年 5 月）〉，《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1990): 471。 31 邵玉銘，〈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之簽訂、終止與後果〉，收入氏著，《中美關係 研究論文集》（臺北：傳記文學，1980），頁 111。 32 蘇瑞鏘，《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1949-199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論文，2010），頁 31-46。詳參該文第二章第一節「強人威權黨國 體制的發展」。
希望能藉此「重整革命組織，恢復革命精神」。33 然而，「這改革並 不是朝向民主化，而是重建政治領袖的權威」。34 其主要方向在黨 組織的整頓、以黨領政、以黨領軍，以及情治組織的重組，35 而且 還是「朝向以『領袖』意志主導的強人威權體制發展」。36 「改造」 完成後，國民黨當局的強人威權黨國體制因而逐漸鞏固與強化。 然而，臺灣就在上述反共救亡的壓力減輕、而國民黨當局卻 越趨專制的背景下，原本創刊初期與國民黨當局關係頗佳的《自由 中國》，遂因政治立場（民主與反民主）相異而逐漸與當局決裂。 其實，雷震與蔣介石當局之間早年已隱含民主與專制的對立因子， 但在面對中共政權的「主要矛盾」時，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過只是 「次要矛盾」，雙方還是必須為了反共救亡而攜手合作。然等到臺灣 來自中共政權的威脅逐漸減弱，而「改造」後的蔣介石當局卻越趨 專制的情形下，原本雙方所隱含的民主與專制對立的「次要矛盾」 遂躍升為「主要矛盾」，終於導致雙方的決裂。37 33 蔣中正，〈關於實施本黨改造之說明〉，收入秦孝儀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 言論總集》卷23（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 333。 34 彭懷恩，《臺灣政治變遷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頁 71。 35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 月旦，1994），頁 91-101。 36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李永 熾、張炎憲、薛化元編，《「人權理論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國史館，2004），頁 314。 37 蘇瑞鏘，〈擺盪在「啟蒙」與「救亡」之間――雷震與蔣介石當局關係演變 的思想史考察〉，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 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主辦，「2009 臺灣史青年學 者」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 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2009 年 3 月 21 日）。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兩方關係 的變化上。二者的哲學立場（觀念論與經驗論）乃至文化立場（支 持傳統與反對傳統），原本已隱含矛盾。然誠如徐復觀所言，來臺 之初殷海光雖抱怨《民主評論》「談大陸派的哲學太多，談系統的 哲學太多，乃至於談中國文化談得太多」，但徐復觀卻強調：「站 在辦刊物的立場，只要夠水準而不違反民主反共大原則的文章，便 應一律刊載，不應用刊物來標榜門戶」。38 這兩份刊物創刊之初， 「當時大家的目的，好像不僅在於辦一個刊物，而在展開一個自由 中國的運動」，雙方「過從很密」、「來往得親切」。39 而「自由中國 運動」，也是雷震所提倡的反共運動。40 此時中共政權同是這兩個 刊物要對抗的「主要矛盾」，因此只要符合「民主反共大原則」，哲 學與文化的「門戶」立場只是「次要矛盾」，不需特別「標榜」。誠 如許順昇所言： 在「國難當前」的窘境下，各方知識份子紛紛放下思想文 化上的歧見，形成一反共團結陣線，……因此中國流亡知 識份子時常彼此聲援，以致《自由中國》的殷海光、戴杜 衡以及《自由陣線》的左舜生，皆一度成為《民主評論》 的撰稿者，甚至在他們各自舉辦的刊物上，互相刊載廣告 與介紹彼此的刊物。41 38 徐復觀，〈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感謝凌空君的期待〉，頁 239。 39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頁78。 40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 頁78。 41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 頁55-56。
亦誠如林敬智討論《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的關係變化時 所指出： 來臺之後的初期，由於面對共同的敵人――極權統治的中 共政權，……最初自大陸來臺的各派知識份子尚能維持著 相互合作、體諒的心情，對於原本已然存在的意見紛歧 （按：指雙方對「傳統」與「歷史文化」看法的分歧）並 不以為意。42 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香港與中共政權的相對關係並 無太大改變；然作為《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以及國民黨當局三 者互動主要場域的臺灣而言，其來自中共政權的威脅卻明顯減低。 《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原已存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次要矛 盾」遂躍升為「主要矛盾」，雙方關係於是逐漸惡化。亦即是說， 原本「彼此認同，互相合作」的兩個陣營，「隨著反共情緒日漸消 弭，卻因思想上的立足點不同，漸行漸遠」。43 例如，一九五四年二、三月間，《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 即因個人自由、國家自由與心靈自由等問題起了爭論。一九五四年 七、八月間，更因張佛泉的一篇談人權的文章而被徐復觀痛批為 「污衊中國的歷史文化」。到了一九五七年五月，終因《自由中國》 刊出殷海光談五四的社論引起徐復觀的強力反擊，而爆發激烈的民 主與傳統論戰（按：詳下分析）。 42 林敬智，〈1950 年代臺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 之分析〉，頁179-180。 43 許順昇，〈流亡世代的政治構思：《民主評論》的國家論述（1949-1966）〉， 頁61。
另外，就在《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以及《民主評論》的關 係逐漸惡化、也就是國民黨當局與《民主評論》逐漸成了《自由中 國》的「對立面」之後，《自由中國》也出現將國民黨當局與《民 主評論》連結在一起批判的文章。如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國》刊出 社論〈重整五四精神！〉，即指責開倒車的「復古主義者」與「現 實權力」聯手打擊「五四」，甚至批評「復古主義者又想藉現實權 力以行其『道』」。該文指出： 復古主義者在情緒上厭惡五四。他們擺出衛道的神氣來製 造五四的罪狀。這正符合現實權力的需要。復古主義者又 想藉現實權力以行其「道」。二者相遇，如魚得水，合力 摧毀五四的根苗。於是五四的劫難造成。五四運動成了二 者的箭靶。44 文中所謂「復古主義者」與「現實權力」，應是指新儒家與國 民黨政權。45 當《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關係惡化之際，在《自由中 國》看來，國民黨當局乃是「傳統」與「專制」的結合，而這正是 「五四」要打倒的兩個主要對象。就在此時，《民主評論》似乎與國 民黨當局仍保持「相對友好」的關係。誠如學者簡明海指出：相較 於國民黨政權對自由主義陣營充滿敵意的景況，該政權「對新儒家 諸君或傳統文化代表人物，如牟宗三、錢穆等，則多了幾許『敬 44 〈重整五四精神！〉，《自由中國》16, 9(1957): 283，社論。 45 據學者李明輝指出：「這裡所謂的『復古主義者』顯然包括新儒家，甚至可 能是以新儒家為主要對象。至於『現實權力』，則顯然是影射當時的國民黨 政權」。參見：李明輝，〈徐復觀與殷海光――當代新儒家與中國自由主義 的爭辯之一個剖面〉，頁496-497。
意』，經常邀約他們前往軍中或政府有關單位演講，介紹發揚傳統 文化」。46 由此可見，《民主評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政權三者 的關係遠近，顯然有別。 當時就外在情勢來看，主體在香港的《民主評論》比較無法全 面感受來自國民黨當局的政治高壓，而主體全然在臺灣的《自由中 國》則必須抵抗來自國民黨當局（特別是情治單位）越來越強大的 政治壓迫，衝突亦日趨激烈。而當《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衝 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民主評論》的若干成員卻仍與國民黨當局 維持「相對友好」的關係，47 這多少也會拉大《民主評論》與《自 由中國》的相對距離。亦即是說，《民主評論》、《自由中國》與國 民黨當局三者之間的相對距離，至此有了比較大的變化。由此亦可 看出，就「連動性」的強弱來觀察，《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 關係的變化，比較是附隨著在臺灣的《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關 係的變化而有變化。
肆、雙方關係交惡的歷程
《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關係的交惡，固然有著學理上的 爭論以及受到外在政治形勢變動的影響；然若干事件造成個人的心 結，卻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例如，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牟宗三 46 簡明海，〈新儒家在臺灣的反五四觀〉，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 辦，「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理念、學科、出版、社群」國際學術研討會（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12 月 17 日）。 47 然必須指出的是，該刊亦有如徐復觀者，他「在『白色恐怖』最窒人的 五十、六十年代多次挺身力抗國民黨」（參見：李淑珍，〈徐復觀在臺灣 ――兼論外省知識份子在臺灣思想史上的意義（上）〉，《當代》，198 [2004]: 73）；因此，不能與牟宗三、錢穆等人一概而論。亦即是說，《民主評論》 與國民黨當局維持的友好關係，僅是「相對友好」而已。發表〈一個真正的自由人〉一文，指當時留在大陸的金岳霖（按： 殷海光的老師）「在共黨的威脅與壓迫下，從事學習坦白」。48 然對 殷海光而言，「牟宗三對他的啟蒙恩師金岳霖『幸災樂禍』，他自然 感到難以忍受」。49 兩週後的一月十六日，殷海光以梅蘊理之筆名 發表〈我所認識之「真正的自由人」〉一文，公開點名反擊牟宗三 的文章，50 因而埋下彼此的心結，甚至成為「引發後來五十年代在 臺灣，時間長達六年《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兩個發言臺彼此 公開爭論」的肇端。51 而這種牽涉個人心結的情形，至少還包括徐復觀曾刪掉殷海 光投稿到《民主評論》的文章當中的一段，而令殷海光感到不滿等 等。52 而據徐復觀指出，此後「便常看到殷先生在他摘譯的文章的 夾註中，用暗箭的方法向與民主評論有關的先生們醜詆；醜詆的方 式，大約不是說人家的是偽學，便戴上政治的帽子，如極權主義幫 兇之類」。53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隨著外在政治形勢的變動，雙方對立的態 勢漸趨顯著。例如，一九五四年二、三月間，《民主評論》與《自 48 牟宗三，〈一個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人》1952.1.2，第 2 版。 49 黎漢基，〈難為知己難為敵――略論徐復觀與殷海光的關係〉，頁 50。 50 梅蘊理，〈我所認識之「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中國》6, 2(1952): 54-57。 51 鄭慧娟，〈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 辯為例〉，頁81。 52 徐復觀日後曾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往事，他說：「有一次我去看他（按：指 殷海光），他的態度很不自然。我一想，大概是因為我把他一篇文章的引言 之類的一段去掉了」。參見：徐復觀，〈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 ――感謝凌空君的期待〉，頁240。 53 徐復觀，〈如何復活「切中時弊的討論精神」――感謝凌空君的期待〉，頁 240。
由中國》因個人自由、國家自由與心靈自由等問題起了爭論。該年 二月，《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自由日談真自由〉， 該文指出：「『自由』一詞之本格的意義，既非『心靈自由』，又非 『國家自由』，而係個人自由」；而所謂個人自由，「可以明明白白開 列一張清單，就是諸基本人權」。54 有謂這是一篇兩面開戰的文章， 既批評國家自由之說，也澄清「自由」的本質與心靈、意志或內心 的自由無關。55 而殷海光這篇文章，其真實用意在批評新儒家。56 之後，進一步引發徐復觀與雷震、殷海光、張佛泉等人透過信件 對「自由」議題的爭論。57 一九五四年四月，殷海光在《自由中國》 寫了一篇〈獨裁怕自由〉的文章，間接暗批「玄扯『歷史文化』的 人」是「極權主義建設之小工」。58 由此已可看出，雙方對立的態 勢越來越明顯。 一九五四年七、八月間，又因張佛泉的一篇文章引起徐復觀 的反擊。該年七月，《自由中國》刊登張佛泉所撰的〈亞洲人民反 共的最終目的〉一文，該文認為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和最高目的， 在於建立基本人權制度。59 然其中一段批評的話被徐復觀認為是在 影射他，於是隔月徐復觀在《民主評論》發表給張佛泉的公開信， 54 〈自由日談真自由〉，《自由中國》10, 3(1954): 88，社論。按：《自由中國》 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之討論，可詳參：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 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頁 207-216。 55 林敬智，〈1950 年代臺灣知識社群關於「個人自由」與「國家自由」的辯論 之分析〉，頁115。 56 何卓恩，《殷海光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三聯，2004），頁 162。 57 雷震、殷海光、張佛泉、徐復觀，〈自由的討論〉，《民主評論》5, 6(1954): 180-184。 58 殷海光，〈獨裁怕自由〉，《自由中國》10, 7(1954): 229。 59 張佛泉，〈亞洲人民反共的最終目的〉，《自由中國》11, 2(1954): 37-39。
認為張佛泉「豈特以近乎污衊的態度對付我，你並污衊中國的歷史 文化」；甚至批評張佛泉「不僅污衊我國的歷史文化，而且污衊我 們整個東方民族」。60 徐復觀在文中甚至透露：「七月初我到臺北 去看你，又抬了一次槓，抬槓的內容還是為了歷史文化是否為極權 主義的幫兇，及政治層次中有無道德的問題」。61 有論者以為，徐 復觀這封信，「已使得《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兩個文化陣營 正式成為對立壁壘」。62 而且，由此亦可看出，《自由中國》與《民 主評論》當中的幾位主要成員，已為了傳統文化問題的爭論而嫌隙 漸大；而殷海光對中國文化不友善的態度也越來越引起徐復觀的反 感，如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徐復觀就向雷震指控「殷海光反中國文 化」。63 雙方關係逐漸惡化，由此可見一斑。到了一九五七年，終 因《自由中國》刊出一篇殷海光提倡五四精神、批評中國傳統的社 論，從而引發《民主評論》徐復觀的反擊，雙方正式展開民主與傳 統的論戰。
伍、一九五○年代後期民主與傳統之論戰
從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重整五四 精神！〉，從而引發《民主評論》徐復觀發表〈歷史文化與自由民 60 徐復觀，〈給張佛泉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環繞著自由與人權的諸問題〉， 《民主評論》5, 15(1954): 484-491。 61 徐復觀，〈給張佛泉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環繞著自由與人權的諸問題〉， 頁484。 62 鄭慧娟，〈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 辯為例〉，頁88。 63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8）――雷震日記（1955 年 -1956 年）：第一個 10 年（6）》（臺北：桂冠，1990），頁 95-96。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一文反擊開始，雙方正式展 開關於民主與傳統的論戰。主要的爭議在於民主與傳統之間，究竟 是可以調和的？還是矛盾的？直到一九六○年九月《自由中國》停 刊為止，雙方文章一來一往，劍拔弩張。以下將針對這些論戰文章 進行討論，並說明該論戰的歷史意義。64
一、論戰的過程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每逢「五四」前夕，《自由中國》幾乎都 會刊出紀念「五四」的社論。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五月《自由中國》 刊出社論〈重整五四精神！〉，被視為《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 「長久論戰以來，最激烈的一次對壘」，65 正式揭開五十年代後期雙 方關於民主與傳統論戰的序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重 整五四精神！〉，該文指出：「五四運動」的目標，是要洗刷不適合 中國人生存的保守文化。然近七、八年來，「五四」這個日子竟然 成了不祥的記號，此乃「開倒車的復古主義與現實權力二者互相導 演之結果」。66 於是，李實（徐復觀）在《民主評論》寫了〈歷史文 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一文，開頭就直 接點名批評〈重整五四精神！〉，並公開痛斥對方為「文化暴徒」。67 64 該論戰的討論，另可詳參：蘇瑞鏘，〈民主與傳統的辯證―― 1950 年代 後期臺港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的論戰以及研究方向初探〉，《彰中學報》 24(2007): 109-124。 65 鄭慧娟，〈傳統的斷裂與延續――以徐復觀與殷海光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論 辯為例〉，頁90。 66 〈重整五四精神！〉，頁 283。 67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民主評論》 8, 10(1957): 242。然胡適讀後卻表示：「我讀了《民主評論》李實君此文，感到其中 那種不容忍異己的態度，不禁毛骨聳〔悚〕然」！68 一九五八年一月五日，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等 四位當代新儒家聯名在《民主評論》發表一篇長文：〈為中國文化 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 化前途之共同認識〉的長文，有系統地表明彼等對傳統與民主的 態度。69 相對而言，在這前後《自由中國》也繼續刊出讚揚五四精 神的社論，包括：〈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70〈展開啟蒙運動〉，71 以及〈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等等；72 徐復觀則發表〈這是「中 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民主評論出 刊十周年的感念〉等文章暗批對手。73 之後，《自由中國》繼續以 社論〈「五四」是我們的燈塔！〉歌頌五四；74 謝文孫更發表〈斲 害「五四精神」的幽靈――現代中國社會心理的分析〉中痛批所謂 「傳統／復古主義者」的觀點。75 68 胡適，〈胡適致雷震（1957 年 8 月 29 日）〉，收入萬麗鵑編註、潘光哲校 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1），頁 118。 69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頁2-21。 70 〈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自由中國》18, 9(1958): 271-272，社論。 71 〈展開啟蒙運動〉，《自由中國》20, 9(1959): 271-273，社論。 72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自由中國》21, 2(1959): 38-40，社論。 73 徐復觀，〈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民主評論》10, 24(1959): 646-647、657。 74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自由中國》22, 9(1960): 271-273，社論。 75 謝文孫，〈斲害「五四精神」的幽靈――現代中國社會心理的分析〉，《自由 中國》22, 9(1960): 278-281。
一九五○年代後期這場民主與傳統之論戰，乃雙方關係惡化的 指標性論戰，其過程已如前述。以下將進一步探討這兩個刊物的基 本觀點，以及針對其「對手」的論點所提出的異議。
二、《民主評論》的觀點與《自由中國》的異議
基本上，《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們認為：「我們目前在政治上 迫切需要民主自由」，76 而且相信：「中國文化中須接受西方或世界 之文化」；77 但卻也主張：「我們只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追求科 學、追求民主，信仰宗教；要在這些東西中間，注入中國人的主體 性」。78 他們也認為：「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之文化思想，沒有民主思想 之種子，其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79並 深信：「民主憲政亦即成為中國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所要 求」。80 理由是：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即是以民意代表天命。因 此，奉天承命的君王，必須尊重民意，且接受民意之考驗。而中國 政治的發展出現代表社會知識份子在政府當中之力量的宰相制度、 諫諍君主的御史制度，以及提拔知識份子從政的徵辟制度、選舉制 度與科舉制度等等，亦可使君主之權力受到一些道德上的限制。再 76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3。 77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頁12。 78 徐復觀，〈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頁646。 79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頁12。 80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頁14。者，儒家推尊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乃是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與「君位之可更迭」。他們也認為，政治 之理想在於實現人民之好惡，這是從孔孟到黃梨洲一貫相承的思 想。這些都是民主政治思想之根源，也是民主政治思想種子之所 在。81 此外，徐復觀也指出：「我們目前在政治上迫切需要民主自 由，但我們只有從歷史文化中才能指出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向民主 自由的大方向，才能斷定民主自由的價值。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 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值判斷」。82 這些都是《民主評 論》新儒家們的重要觀點。 新儒家透過龐大理論體系的建構，努力連結傳統文化與民主政 治，試圖證明二者乃和諧而不相衝突的價值。然《自由中國》的作 者卻質疑中國傳統蘊含民主政治種子之說，以及中國傳統的民本思 想如何落實為民主政治。如謝文孫就曾質疑：「他們堅持中國古代 有民主政治，至少有『民主的種子』。這顆埋種了五千年而未萌發 成民主政治的種子是什麼呢？」83 另外，張天增則指出：「重民輕君 的說法，在孟子的學說中早已有了。……然而理想是理想，事實是 事實，何況理想又不常是事實。為的要理想實現化則要看社會的環 境如何。若沒有合適的環境，恐怕理想終是理想，也絕不會變成事 實的」。84 此外，自由主義者也認為： 81 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 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頁13。 82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3。 83 謝文孫，〈斲害「五四精神」的幽靈――現代中國社會心理的分析〉，頁 279。 84 張天增，〈民主與自由的來源〉，《自由中國》21, 10(1959): 317。
古時的道德倫範，係以古代社會為背景，針對古人的行為 而制〔製〕作的。現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與古代大不相 同，今人的行為模式也與古人大不相同。怎樣令現在的人 超越自己所在的現實環境去迎合古制？又有誰能夠證明天 下有永恆不變而可適用于〔於〕萬世的道德倫範？古裝已 經穿舊了，不適用了。時至今日，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不 是利用權威扯著人走回頭路，而是怎樣創建適合新社會的 新道德倫範。85 這些都是《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針對傳統文化論者的主 張，較為顯著的批評。
三、《自由中國》的觀點與《民主評論》的異議
從一九五五年開始直到一九六○年停刊為止，每逢「五四」前 夕，《自由中國》幾乎都會刊出紀念「五四」的社論，如〈我們要 貫徹「五四」精神〉（一九五五年）、〈重整五四精神！〉（一九五七 年）、〈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一九五八年）、〈展開啟蒙運動〉 （一九五九年）、〈「五四」是我們的燈塔！〉（一九六○年）等等 （按：多為殷海光執筆）。在這些社論當中，《自由中國》多聲稱繼 承「五四」精神，86 一方面積極鼓吹民主自由，一方面則大力批判 「復古主義者」所倡導的「保守文化」。他們認為中國的舊傳統無法 因應西方勢力的衝擊，已「破綻百出，而無法維持下去」。87 85 〈「五四」是我們的燈塔！〉，《自由中國》22, 9(1960): 272，社論。 86 關於《自由中國》的「五四論述」，可參：簡明海，《五四意識在臺灣》（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144-168。 87 例如，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作者即認為：「自鴉片戰爭已〔以〕 來，中國舊有文化實在敗象畢露，搖搖欲墜。中間經過幾次大的內憂外另外，面對中國傳統文化，《自由中國》基本上是反對「父親 觀」――將傳統文化視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之物；而是採取「工具 觀」――視傳統文化能否適合人類現代生活之需要，能用則留、不 能用則棄。88 在他們看來，文化會有新陳代謝的作用，也會受「適者生存」 法則的支配。文化若不適於人們的實際生活，便會被淘汰。89 亦即 是說，中國傳統文化既然禁不起西力的衝擊，為了現代化則須放棄 傳統文化。 另外，《自由中國》的社論指出：「僅僅提出『文』與『化』 兩個字，或是搬弄一些玄學名詞，一概是空中樓閣，絲毫無補實 際。我們對于〔於〕經驗性的東西，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研究，另 患，適逢其會「歐風美雨」挾排山倒海的優勢以俱來，中國舊有文化的維 繫力和安定作用已經實質地日漸消逝。這是它自己已經腐朽了。」（參見： 〈重整五四精神！〉，頁283。）在〈展開啟蒙運動〉一文中，作者亦認為： 「在閉關自守，四境沒有較強的文化壓力之下，中國文化尚可勉強維持； 可是，一經有較強的文化壓力臨頭，中國文化便破綻百出，而無法維持下 去」。參見：〈展開啟蒙運動〉，頁271。 88 在〈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一文中，作者認為：「有些將歷史和文化一起 談的人士把文化談成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這就是父親意像之文化 化（culturization of father-image）。……文化既係人群生活的工具，當然隨 時可視需要而充實、增進、修正或放棄，以至於再造。……我們對于〔於〕 文化不取父親觀，而係取工具觀。」（參見：〈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 頁272。）在〈展開啟蒙運動〉一文中，作者也認為：「『人為萬物之權 衡』。……一切文物、制度、學說、教言、習俗、律則，都是為了人而存在 的。……凡合於這一要求的道德、倫範 、政體、傳統，都是值得保持與維 護的。反之，必須予以修正甚至拋棄，而代之以新的道德、倫範 、政體， 並另造傳統。」參見：〈展開啟蒙運動〉，頁271。 89 〈重整五四精神！〉，頁 283。
一方面須作經驗性的實踐」。90 另一篇社論則指出：「泛文化主義者 對于〔於〕人間任何問題之發生都歸因于〔於〕文化因素，……係 因中了黑格爾的混沌思想之毒」。91《自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哲學 立場，由此可見一斑。 面對《自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觀點，當時《民主評論》的 新儒家們常發出異議。如徐復觀就聲稱：「只有從歷史文化中才能 指出人類在政治上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大方向，才能斷定民主自由 的價值。從邏輯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價 值判斷。」92 此外，也有新儒家曾暗指這些自由主義者是「不可理 喻的頑強反對中國文化」，其精神已經「殖民地化」與「買辦化」 了。93 不過，新儒家未必全然反對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 評，只是認為傳統文化可以批評但不可打倒，如徐復觀就曾指出： 任何傳統文化，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接受新的事物，其本 身必須經過批評而發生新的反省，以打破解脫它已經僵化 了的部分，使其原始精神發生新的創造活力。所以五四運 動的反傳統文化，也不是沒有道理。問題是在當時的領導 者們，認為傳統文化與科學民主不能並立，必先打倒傳統 文化，才能建立科學民主，於是他們所作的打倒傳統文化 的工作，遠多於正面建立科學民主的工作。在世界歷史 90 〈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取向〉，頁 40。 91 〈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頁 271。 92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3。 93 徐復觀，〈這是「中國人要堂堂正正地作為一個中國人而存在」的象徵―― 民主評論出刊十周年的感念〉，頁647。
中，只發現批評傳統文化的科學民主，卻發現不出打倒傳 統文化的科學民主。94 也就是說，新儒家只能接受自由主義者批評中國傳統，卻反對 他們打倒中國傳統。新儒家曾質問：「中國文化打倒以後，中國成 為一個野蠻民族，如何能實現科學民主」？95 民主與傳統之間，是否可以調和？還是矛盾的關係？這是該論 戰的核心議題。從「歷時性」的縱向面來觀察，這場論戰上承中國 五四時代的傳統與現代化論爭，下啟臺灣一九六○年代的中西文 化論戰，96 實有承先啟後的歷史意義。從「同時性」的橫向面來觀 察，這場論戰也與西方（特別是美國）漢學界當時正逐漸展開的儒 家傳統與現代化之討論相互輝映，97 亦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 94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6。 95 李實，〈歷史文化與自由民主――對於辱罵我們者的答復〔覆〕〉，頁 247。 96 該論戰的經緯，可參：陳正然，《臺灣五○年代知識份子的文化運動――以 「文星」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 65-72。 97 例如，以研究「同治中興」聞名的萊特夫人（Mary C. Wright）約在此時提 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同治中興的努力最後還是失敗，其原因乃是「近代化 的條件與儒家要求安定的條件剛好衝突」；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下，
儒家的社會是不能納入近代的國家的」。（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萊特的論點後來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雷文遜（Joseph R. Levenson）、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 等人接受。然而，另有學者對「儒家思想有礙現代化」的論述表示懷疑。 上述西方漢學界關於中國儒家傳統與近代化的論爭，詳參：賴澤涵，〈我國 社會科學研究的未來趨勢：以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為例〉，收入楊國樞、文崇 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1982），頁 51-67。
陸、結論
《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這兩個知識社群創刊的背景相當 類似，其民主與反共的目標也相同，甚至早年主要成員的私交也不 錯，彼此「過從很密」、「來往得親切」。然後來何以劍拔弩張、乃 至發生一次又一次的對立乃至衝突？有些甚至從朋友變成了敵人？ 本文從雙方內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差異、外在政治形勢的變動，乃 至個人的恩怨等面向，分析彼此關係的變化。 本文以為，《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原本在哲學立場（觀 念論與經驗論）乃至文化立場（支持傳統與反對傳統）早已隱含矛 盾。但在一九四九年創刊之初，由於雙方「不僅在於辦一個刊物， 而在展開一個自由中國的運動」，彼此間「過從很密」、「來往得親 切」。此時中共政權是兩個刊物共同的「主要矛盾」，哲學與文化立 場的差異只是兩個刊物間的「次要矛盾」。然到了一九五○年代中 期以後，臺灣來自中共政權的威脅明顯減低，原本《自由中國》與 《民主評論》已存在哲學與文化立場的「次要矛盾」遂躍升為「主 要矛盾」，雙方關係於是逐漸惡化。 另外，當時就外在情勢來看，主體在香港的《民主評論》比較 無法全面感受來自國民黨的政治高壓，而主體全然在臺灣的《自由 中國》則必須抵抗來自國民黨當局（特別是情治單位）越來越強大 的政治壓迫，衝突亦日趨激烈。而當《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 衝突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民主評論》的若干成員卻仍與國民黨當 局維持「相對友好」的關係，這多少也會拉大《民主評論》與《自 由中國》的相對距離。再加上兩個刊物的成員間存在一些個人恩怨 等因素，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終因《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談 五四的社論引起徐復觀的強力反擊，從而爆發激烈的民主與傳統論 戰，導致雙方正式的決裂。因此，與其對《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何以原本「過從很 密」後來卻關係惡化而感到不解，還不如為哲學與文化立場早已對 立的雙方竟能在一九五○年前後「過從很密」而感到訝異。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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