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險敘事的得以展開，有一關鍵點是來自於自我與他者邊界的成立，當主 角進入自己所不瞭解的空間，或接觸不同的風俗民情時，便油然而生一種「異」
的感覺，此一感覺既可用來表示自己所不瞭解的一切；但同時，「異」也表示用 自己的標準價值去衡量自己所不瞭解的人、事、物、地點等。於是，「陌生感」
亦同時存在，它代表了一種態度33。正因為「異」與「陌生感」，小說所營造的 冒險敘事才能顯得新奇、刺激而有趣，故李逸濤〈蠻花記〉中所孕育出的新想 像異域，主要鎖定在台灣恆春地區的原住民場域上，而故事發生的時間則設定 為清末之際，則如此對於在大正初期以台灣漢人或日人為主要讀者群的《臺灣 日日新報》閱報者而言，清末與南台灣原住民場域便構成了時間、空間的距離，
32 李逸濤向來看重女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尤其心儀於矯健的女俠人物，此與晚清小說中 的認同游俠的尚武精神有關，相關情形可以參見拙文〈舊文學新女人─《漢文台灣日 日新報》中李逸濤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 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269-270。
33 以上參見［德］顧彬（Wolfgang Kubin）講演，曹衛東編譯：《關於“異”的研究》（Exotism and Salvation）（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
在在足以使讀者們產生極大的「異」與「陌生感」，而這種感覺結構也是促進小 說的娛樂通俗性更為強烈的重要原因所在。
1、
正由於渺遠的時間感，本就有著難以臆測的特質，對於往事便更充滿飄渺 不定，為使讀者不至茫然無所邊際，李逸濤刻意在文中道出阿瑞的冒險時間是 在「牡丹社事件」之後，由於此事是日、台讀者皆十分熟悉的重要歷史事件，
因此有助於明確化本文故事的時間背景，也可增添小說的真實色彩，不至於因 為情節虛構而成為空想虛幻的文本。另外，在「異」的空間上，李逸濤除了地 形、地貌、植物的描述外，主要是選擇大量蕃情的描摹去製造通篇小說的「陌 生感」。他描寫了恆春一帶原住民的若干奇風異俗或特殊事物，如（十八）中敘 及「蕃鏢」，「蓋其鏢以長竹為之，盡通其節，而貯水于竹中，遇渴時則取而飲 也」；（四十七）言及「蕃俗，逃叛者殺無赦」；（六十六）記敘墓上小屋的情景，
「蓋其蕃俗人死新葬，必搆小屋於其墓上，以蔽風雨，壞則不復搆矣。」；（百 之十三）紀錄「托篙」活動，「乃以草環擲空際，以長篙仰托之，篙中於環者為 采，此為其蕃最流行之技。」；（百之十四）寫及加芝來社的加里為示愛於杜雲 娥，竟往來各樹上，矯捷若猿，並不時發出清亮歌聲，原來「蕃俗尚武勇，未 娶 之 少 年 ， 遇 有 所 愛 之 女 子 ， 不 問 何 地 ， 必 演 其 驚 人 之 絕 技 ， 以 示 勇 而 取 悅。」……，一連串蕃俗事物的展示，顯現了漢、蕃的「差異」。不過，「差異」
的存在，不止於製造「異」的情趣或奇特的新鮮感，更在通俗性「奇」、「軼」
特質之外，顯豁了漢／蕃間自我與他者的文化位階差異。
就此，從小說語境來看，文中有關原住民事物的書寫，乃是銜承南洋荒島
／食人獸的冒險敘事而來，因此在李氏的潛意識中，原住民場域有著被類比化 的傾向，故相關蕃人事物的勾勒，實際也會存在著特殊目的。以文中蕃人而言，
諸社土目或土目子侄，如幾位重要男性原住民杜格、加勞、加里等，常是勇武 好鬥者，且幾乎是衝動、莽撞、嗜殺、噬血的形象，故文中不時可見諸社交鋒 作戰，或偷襲、馘首的血腥場面；其次，原住民的男性也被定型為好色者流，
奇美與杜雲娥是多人覬覦窺伺的對象；再者，這些男性，也極易因王太太或朱
神劍等人的巧言說服、施計離間，便為其所用，或彼此嫌隙互鬥，故智力顯然 不高。易言之，李逸濤筆下的主要原住民男性，往往呈顯負面的人格特質。
至於文中的蕃女，除奇美外，繼母馬丹為逞私心棄女不顧的行徑，較諸漢 人女性，除阿收外幾乎都被塑造為「好人」的情形，也大相逕庭。而即使以奇 美而言，李逸濤在肯定其人的「節烈」之風外，也措意於其服飾、裝扮與風情 的展現，如（十八）所記：
已乃見一蕃女踏月而來，辮髮纏頭，上插雞毛，長二寸許，隨風搖動，
狀若簪花，珠金抹額，光彩可鑑。上體著對襟短衫，下體則短裙覆纔及 膝。年約十六、七，豔若桃李，潤于珠玉，其秀魅入骨，直與月華相映 射。似此天生麗質，雖漢女中所見亦罕，不圖于此遇之，不覺神為之奪。
由於奇美的特異情調，使其渾身散發了獨具的吸引力，不僅阿瑞為之神迷，其 實也意在供給閱讀者無限的情色想像。這樣的麗人，成為蕃族與漢人阿瑞所欲 角逐、追求的標的物，但最終是漢族阿瑞擊敗其他蕃人，成功擄獲奇美的人與 心。但何以定然是漢族阿瑞能贏得美人芳心呢？作者隱含的漢族至上的優越意 識不言可喻。而當奇美欲嫁阿瑞時，（百之十二）又記載如斯景象：
奇美衣服甚麗都，蒙首一帕長尺許，亦略如漢制，唯足不著履，未脫蠻 風，然其滑澤無纖塵，若娟娟之蓮蕊，殊不戀也。
此處頗有意淫興味，蕃女奇美的身體成為窺視對象，李逸濤再次利用蕃女的身 體書寫，聚合眾人的目光。唯，不止於對蕃族男女身體的否定、偷窺與情色想 像，李氏有時則更採用直接揭示漢族的優越性的宣告方式，他寫到阿瑞於奇美 死後喪禮上悲號不已的哀痛景象，便斷言「乃知漢人種之鍾情，過蕃族中遠也。」
（百廿五）這是相較蕃族「情」性後的優劣評斷。
綜合上述，吾人可以發現，〈蠻花記〉中的原住民形象，其男性或被否定對 待，其女性或被負面化或意淫化，箇中的身體書寫存有種族視域的差異對待現 象，故李逸濤建立在「異」的感覺結構之上的蕃情敘事，在企圖增益小說的通 俗怪奇新異與陌生趣味之餘，卻反倒強烈突出了其人的漢族本位意識。
2、
只是，這種突顯自我漢族意識與位階的描寫角度，雖是小說中難以迴避的 事實，不過倘若仔細閱讀此篇，將會發現鋪陳恆春一帶區域種種混亂之後的秩 序恢復，以及全面掌控原屬化外之地的原住民生活區域，更是本文的言外之意。
而且，有關如何進入未知的南台灣空間，善用當地的閩粵漢人與平埔熟蕃，以 及挑撥生蕃諸社的衝突，進而達成各個擊破，其間相關方法的操作、展演，更 是小說敘寫的細節所在，所以作者以眾多篇幅竭力鋪排漢人與各社之間的勾心 鬥角，尤其為使阿瑞、奇美能夠締結良緣，王太太利用對於原住民文化習俗的 熟悉性，循著漢曆除夕前七日蕃族度歲，各社會到輪值蕃社飲樂的慣習，趁著 眾社忙亂之際籌辦二人婚禮，以免他人起疑；而後，雖計謀半途遭人識破，而 未能竟其全功，便當機立斷再與朱神劍力促講和事宜，而與各社周旋之際，卻 同時暗中聯蕃制蕃，遂能在平埔蕃頭目潘文傑的自我犧牲誘敵，以及官兵竭力 進攻下，軍事剿伐得告功成。這些討伐過程的詳盡描寫，顯現了二人婚姻之成，
實際仍得力於清朝官兵軍事行動的圓滿成功，這才是真正關鍵所在。也正為此，
小說對官方武力軍事行動的接受與肯定，以及對屏東原住民地域秩序的最終得 以掌控，隱含成為小說所更欲傳達的寓意所在。
於是，這一則原本具有族群差異色彩的文學／文化文本，遂又塗抹上了帝 國主義色彩的殖民意識，而有了更進一層的政治隱喻。蓋原本文化差異的呈現，
其目的是在鞏固文化的區分意義，建構一個評價、排除異己的系統，所以李逸 濤此文原來意在突顯清代台灣的漢族優勢的地位，或是強化當下的漢人位階；
不過，由於小說發表時代已屆日人治台之時，相對於當年牡丹社事件，曾經引 發若干日籍琉球人士為當地原住民所殺的歷史記憶看來，在社會結構已然變化 之際，卻去選擇再現某一關鍵時刻的社會風貌，即重新刻劃恆春一帶牡丹社等 諸社蕃的好鬥、嗜武、未開化的野蠻形象，以及強調混亂的蕃社秩序最終獲致 平定的結果，則如此自然有著弦外之音的可能。訴諸「過去」，是重新詮釋「現 在」的最佳策略嗎？
當時，日本對於台灣原住民的統治方向頗有規劃，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主 要奠基於1902 年持地六三郎〈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書〉，接著1903 年 6 月設立
「臨時蕃地事務調查掛」，統一理蕃機構，並逐年推進隘勇線；1909 年，更編 定以軍事討伐為主的「五年理蕃事業計畫（1910-1914）」。那麼這篇刊於 1914 年的〈蠻花記〉，有否因為文中認可軍事征服原住民蕃社的可行性，以致使小說 淪為殖民者形塑、擴張與鞏固帝國統治的傳聲器呢？倘若參酌當時《臺灣日日 新報》在1913 年 1 月至 1914 年 2 月間，本篇小說發表前後一年來的新聞報導，
可以發現其上與理蕃或蕃族調查有關之報導，便高達一百數十筆，則做為官報
《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李逸濤此篇小說恐怕也是在時代網絡中所孕育生成 的，在不能不正視日本理蕃大業的推動氛圍下，最終李逸濤以其文學生產為殖 民主義做出呼應。小說中，遙指了原屬化外之地的台灣蕃族，其落後與野蠻的 確需要加以征服與對抗，因此理蕃大業與國族現代性之關係也得以落實，而有 關原住民族群的「近代國民化」更需要藉由武力來完成，則做為官報小說的舊
《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李逸濤此篇小說恐怕也是在時代網絡中所孕育生成 的，在不能不正視日本理蕃大業的推動氛圍下，最終李逸濤以其文學生產為殖 民主義做出呼應。小說中，遙指了原屬化外之地的台灣蕃族，其落後與野蠻的 確需要加以征服與對抗，因此理蕃大業與國族現代性之關係也得以落實，而有 關原住民族群的「近代國民化」更需要藉由武力來完成，則做為官報小說的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