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清代儒學在多重動力和形式下北傳內蒙古；其歷程遠較臺灣來得 複雜；邊外漢人的處境，也比臺灣漢人艱困得多。所相同者，在於他們都對儒學 在邊區的發展扮演關鍵角色。以內蒙古來說，歸化城蒙古和駐防八旗，雖享有資 源優勢，但畢竟在數量和空間上都甚為有限，真正使內蒙古儒學發展，由點而面，
而成帶狀擴散的，乃是漢人不斷越邊移墾所形成的歷史效應。其書院發展的時空 特性，可為印証：
1. 乾隆時期的承德府書院群
滿清入關至清末，為治理漢民而在內蒙古盟旗境內設治的地區，大致可分為：
歸化城廳及附近地區、直隸承德府地區、吉林長春府地區、奉天昌圖府地區、以 及黑龍江大賚、肇州、安達三廳等五大地區。最早設治的是成立於雍正元年（1723）
的歸化城廳104與熱河廳（後改制為承德府）。105乾隆年間，熱河地方官員開始興建
「平泉書院」（乾隆 11 年，1746）、「秀塔書院」（乾隆 38 年 1773），可謂清代邊外
寧：烏盟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7），頁 69；191； 231； 321。徐世昌，《東三省 政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 2，蒙務上，蒙旗篇，頁 1609。
101 徐世昌，《東三省政略》，卷 2，蒙務上，蒙旗篇，頁 1601；程道元修，續金文纂，《昌圖 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5 年鉛印本影印，1974），卷 4，人物，頁 346-348；
達瓦敖斯爾，〈僧格林沁的傳人─ 伯顏訥謨祜及其兒孫〉，收入《內蒙古近現代王公錄》（呼 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32 輯，1988），頁 89-90。
102 《烏蘭察布盟史略》，頁 191；321。
103 （清）和珅，《欽定熱河志》（臺北：文海出版社，據清乾隆年間版本影印，1966），卷 75，
藩衛，頁 2586。
104 《清史稿》，卷 60，志 38，地理 8，頁 2040-2044。
105 （清）和珅，《欽定熱河志》，卷 73，學校 1，頁 2525-2531；（清）海忠修‧林從火冏等纂，
《承德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 13 年廷杰重訂本影印，1968），卷 1，圖說，頁 412-420。
書院的先驅。106乾隆 41-43 年（1776-1778）清廷又設立「熱河道學」（二年後改 為「承德府學」）、文廟以及「秀峰書院」、「赤峰書院」等，帶動當地興學的風潮；
續又有「鳳儀書院」（確定年代不詳）、「灤江書院」（乾隆 52 年，1787）等，於焉 形成以承德府為中心的書院群。107
雖然此時離熱河設治，已達半個世紀之久；但比起內蒙古其它地區，它仍是 最早突破「邊外不設學校」限制的幸運之地。此乃因於熱河係清帝避暑山莊所在，
乾隆在此設學校建文廟，旨在宣示效法父祖「崇儒重道」，文治天下的用意。108 唯此並不及於內蒙古的其他地區；承德府以外的漢人書院，要在一百多年後的同 光時期才陸續准建。這使內蒙古的書院分布，呈現出偏倚不等的時空特質。（見表 二）109如歸化城地區，直到同治 7 年（1868） 才出現薩拉齊廳官民合建的「育才 書院」，110官辦的「古豐書院」則更遲至光緒 11 年（1885）才准設立；111離歸化 城設治已達 162 年之久。其餘較晚設廳的奉天昌圖、吉林長春等地區，更分別遲 於同治 7 年（1868）設立「開文書院」、光緒 10 年（1884）設立「養正書院」，112 都比承德府書院群晚了一個世紀。可見，雍乾兩朝清廷鼓勵地方興學的政策，雖 曾正面推動臺灣書院的發展，也在承德府地區稍見發酵，卻全然不及於內蒙古其 它的漢人地區。此說明，就儒學傳播而言，與中原只有邊牆之隔的內蒙古於入清 以後，依然無改其在明代時期即比隔海之遙的臺灣更具邊緣性的事實。
2. 同治興學的背景：興文教以弭亂事
直到同治時期，內蒙古書院的發展，才開始突破「承德書院群」的範圍，而
106 （清）黃彭年等撰，《幾輔通志》（臺北：華文書局，據宣統 2 年刊本重印，1967），卷 115，
經政略，學校志 2，頁 3734。
107 （清）海忠修、林從火冏等纂，《承德府志》，卷 13，學校 3，頁 556-558。
108 （清）弘曆，〈熱河文廟碑記〉，收入《承德府志》，卷 12，學校 1，頁 539。
109 〈表二〉資料來源，參見註釋 84；89-93；95-97；105-107；110-114；115；120-128；136。
110 （清）文山，〈薩前同知文由公創建書院碑記〉，《薩拉齊縣志》，卷 6，政治教育，收於《內 蒙古教育史志》，第 1 輯（上），頁 49-50。
111 （清）劉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0。
112 程道元修，續金文纂，《昌圖縣志》，卷 1，地理，頁 57；卷 2，建置，頁 99-115，123-125；
卷 3，教育，頁 236；《清史稿》，卷 56，志 31，地理 3，頁 1948-1950；（清）長順，《吉 林通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卷 47，學校志 4，學署，頁 3155，3211；卷 49，
學校志 6，書院，頁 3297，3309。
且是極孤立而分散地出現在奉天昌圖府以及歸化城廳和附近的薩拉齊廳。這兩個 地區都是因為深受儒化教育影響的蒙古王公和滿、蒙、漢軍等八旗大員，以及地 方漢人士紳皆亟思修文教以端風俗所致，彼等甚至比清廷中央更積極實踐「崇儒 重道」的文教信念，雖官學未能設立，亦不忘倡建義學、書院。如同治 4 年（1865）， 科爾沁旗名將僧格林沁之子伯彥訥謨襲親王位後，奉命剿平昌圖府巨盜，即奏善 後八事：「首以興學校、端士習為急務。命下之日，建立學宮。」乃有同治 7 年（1868）
同知張鼎鏞之設「開文書院」。113昌圖建治五、六十年來，自此始設學官、立文廟、
建書院。
在歸化綏遠方面，則因同治 6-7 年（1867-1868）間，捻亂、回變兵事逼近，
震驚薩拉齊商界；諸紳商有品望者乃相與籌劃經費，訓練民團，建築圍堡，始轉 危為安。同知文山暨商紳乃將團練節餘興建「育才書院」，期能興文教、修民德以 弭亂事。114此為當地自明代有漢人耕墾三百多年以來之第一所書院。在此背景下，
綏遠城駐防八旗，也感染了這種興學修德的意識。同治 7 年（1868） 安定將軍蒞 任綏遠，著意八旗教育；11 年（1872）即令官兵捐建「長白書院」，115並建文廟，
春秋皆由將軍率屬致祭。116其書院按漢人學制，延請山長，按月扃試，並備束修 膏火等。此外，還公告招徠歸化城學生，無論漢人蒙古，均一體入學考試，以達 相互砌磋、廣其文教之意。117「長白書院」的興建，亦因秦隴多事為緣起，同有
「維持風化，輔翼昇平。」的期望。118
這種因地方治安不靖，而使內蒙古地方官員，不論族籍，欲修文教改善民風 而建書院的意識與行動，可說是同治以降突破邊外不設書院瓶頸的關鍵。相較於 臺灣在後乾隆（嘉道）時期即因漢人開拓有成、社會經濟發展，而促成書院大幅 成長的情況；內蒙古儒學教育的發展顯然遲滯得多，這無非是當地漢人長期受到
113 程道元修，續金文纂，前引書，卷 4，人物，頁 346-347；卷 3，教育，頁 235-236。
114 （清）文山，〈薩前同知文由公創建書院碑記〉，收於《內蒙古教育史志》，第 1 輯（上），
頁 49-50。
115 鄭裕孚，《歸綏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民國 23 年鉛印本景印，1967），教育志，
頁 290。
116 《歸綏志》（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館藏），經政卷 15，學制，頁 1-2。
117 （清）劉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4-85。
118 同前註，卷 20，藝文，〈創建長白書院碑記〉，頁 7-8。
嚴格的限制使然。事實上，從內蒙古書院迄光緒以後才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來看，
若非近代變局的衝擊使邊外官紳有所覺醒，態度轉趨積極；能否出現上述同治時 期的有限突破，還未可知。
3. 光緒時期以官學為主導的書院發展
同光以後，清廷對內蒙古漢人文教的態度由防患轉為積極，一則係由於清季 的內外危局，使當地儒化的蒙古王公與滿蒙官員、漢人士紳，俱有高度的憂患共 識，期能以文教弭亂事；二是因為同治中興以後，革新之議漸興，地方要員的意 見較前受到重視，清廷也放寬墾殖限制，並於增設廳縣外，亦隨建官學、書院。119 與在臺灣的情形一樣，內蒙古自光緒初年起，各地區皆出現遠較過去積極的興學 風潮，而且由官憲主導的情形更為明顯，表現出以官學為主、為先，書院次之的 模式。其建立書院，多由地方官員主導倡議，地方菁英予以配合的官民合建型態 為主。此期間內蒙古各地區興學模式有：
(1) 只設官學，不建書院：如最早擴大興學的奉天昌圖府地區，在光緒 3 年
（1877）增建「府學」及「縣文廟」各一間、「縣學」三所，但並未新建 書院。此外，早在乾隆 15 年（1750）以前即已設治歸化城及附近豐鎮、
清水河、薩拉齊、寧遠、托克托、和林格爾等各廳，亦總由光緒 11 年（1885）
始獲准設立的「歸化廳學」兼管，而不另設書院。120
(2) 既設官學，復設書院：如同治 11 年（1872）綏遠城將軍在「綏遠八旗官 學」之外，復設「長白書院」；光緒 5 年（1879）又將之擴大改為「啟秀 書院」。121又，歸化城土默特於文廟官學外，亦設有專為土默特蒙古所建 的「啟運書院」。122再者，吉林長春府稍早在同治 11 年（1872），曾由紳 士朱琛等捐建「文廟」和「廳學」；光緒 10 年（1884），又由通判李金鏞
119 黃麗生，〈清代內蒙古地方儒學的發展與特質〉，頁 188-194。
120 傅增湘，《綏遠通志稿》（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館藏），卷 50，教育，頁 2。
121 （清）劉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3-85。
122 《土默特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間刊本影印，1968），卷 6，祀典，頁 93，97-98；
《土默特旗歷史檔》（光緒 14 年正月），〈清財字 0544 號：文昌廟官學帳〉，收於《內蒙古 教育史志》，第 1 輯（上），頁 3。
捐建「養正書院」。123至於最早設治的「歸化廳」（雍正元年 1723），則迄 至光緒 11 年（1885）才設「歸化廳學」，同時又將歸化城漢人的「古豐義 學」改為「古豐書院」。124
(3) 只建書院，未設官學：在較為偏僻的口北三廳地區，一向未設官學。光緒 初年，始由地方官紳共興書院，如張家口「掄才書院」（光緒 4 年 1878），
125多倫諾爾「興化書院」（光緒 10 年 1884）等。126它們反映出近邊蒙漢 交錯地區深受風氣影響，即使不是通都大邑之地，民眾對書院教育也有相 當需求。
同光時期內蒙古的興學風潮，係以地方官憲為主導而切合民意需求的結果，
而且民間也並非毫無能量，不少書院，甚至像長春府的文廟和廳學，原先皆由鄉 邑士紳捐建，或由官民合建而成。唯邊外地區旺盛的興學民意，卻長期受制於清 廷的防忌和壓抑。以歸化為例，早在嘉慶 8 年（1803），重建歸化城義學時，地方 士紳即已反映興建書院早為當地官民的願望。127直至光緒 10 年（1884） 山西巡 撫張之洞以邊外歸化等七廳不乏俊秀之士而進身無路為由，再次奏設歸化廳學 時，始經禮部議准。128其漫長歷程，竟超過半個世紀。
而且民間也並非毫無能量，不少書院，甚至像長春府的文廟和廳學，原先皆由鄉 邑士紳捐建，或由官民合建而成。唯邊外地區旺盛的興學民意，卻長期受制於清 廷的防忌和壓抑。以歸化為例，早在嘉慶 8 年（1803），重建歸化城義學時，地方 士紳即已反映興建書院早為當地官民的願望。127直至光緒 10 年（1884） 山西巡 撫張之洞以邊外歸化等七廳不乏俊秀之士而進身無路為由，再次奏設歸化廳學 時，始經禮部議准。128其漫長歷程，竟超過半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