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學思想的呈現

滿清「崇儒重道」既以朱子為宗，科舉所必考，朱子學說乃為清代書院所普 遍傳襲。尤其乾隆規定各書院應酌仿〈白鹿洞規條〉制定學規，則不只臺灣海東 書院刊列白鹿洞書院規條，遠在內蒙古的豐鎮廳義學，亦仿列朱子教法，分五教、

為學、修己、處事、接物等條目，「俾學者從切己處使工夫，非止寡尤寡悔下學之 功能，實乃希聖希賢上達之基址。」¹³⁶唯因地緣關係和發展歷程有別，臺灣書院 所表現的朱子學傳統比內蒙古書院要明顯而深厚得多。

臺灣的儒學、文廟或書院碑記，多反映出深受朱子影響的儒學思想。如康熙 41 年（1702）任臺灣知縣的陳璸，重建孔廟所刻〈臺邑明倫堂碑記〉，其文兼重理 學與經學、學思與實踐，即深具朱子學的背景。¹³⁷此外，他更在臺灣倡建「朱文 公祠」，曾作〈新建朱文公祠記〉，旨在推崇朱子為孔孟之後第一人，並闡發朱子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義；¹³⁸堪為清代朱子學從福建傳於臺灣，展開孔孟敬 德教化的主要象徵。¹³⁹

在此背景下，與臺灣書院有關的修建碑記、學規、學約，莫不深受朱子學影 響。如乾隆 5 年（1704）分巡道劉良璧所訂臺灣書院最早的學規〈海東書院學規〉，

明指：「理必程朱，法則先正，不能易也。」¹⁴⁰在此之前，乾隆 3 年（1702）曾在 海東書院講學的興化進士俞荔，更著〈復性書〉，闡明理、氣之原，明辨性與心、

情之別，概承朱子之說。其文雖是俞荔短期在海東書院講學所作，¹⁴¹仍呈現了臺 灣書院浸潤於朱學思想之一斑！¹⁴²

乾隆 27 年（1762）臺灣道兼提督學政覺羅四明，重新修訂海東書院學規，仍

136 （清）德溥修、麻麗五纂，《豐鎮縣志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光緒 7 年修民國 5 年重印版景印，1967），卷 3，義學，頁 112-114。

137 陳昭瑛，〈儒學在臺灣的移殖與發展：從明鄭至日據時代〉，收入氏著，前引書，頁 17-19。

138 （清）陳璸，〈新建朱文公祠記〉，收於《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大通書局，臺 灣文獻叢刊），頁 7-9。

139 有關陳璸的朱子學可參考，陳昭瑛，〈清代臺灣碑文中的朱子學〉，收入氏著，前引書，頁 49-77；潘朝陽，〈從閩學到臺灣的傳統文化主體〉，收入氏著，前引書，頁 147-150。

140 （清）劉良璧，〈海東書院記〉，收於氏著，《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560。

141 （清）劉良璧，前引書，卷 17，人物，流寓（附），俞荔，頁 451。

142 （清）俞荔，〈復性篇〉，收於（清）劉良璧，前引書，卷 20，藝文，記，頁 561-562。

一本程朱思想為依歸，強調明理與實踐、功夫與明經、義理與舉業兼重的精神。¹⁴³ 此外，澎湖文石書院通守胡建偉於乾隆年間所訂〈學約十條〉亦言必稱朱子學說，

並十分重視心性理欲問題，堪與前述俞荔的〈復性篇〉相互輝映。¹⁴⁴皆說明早期 清代臺灣的書院思想，深受朱學影響，並有以心性理欲問題為重點的傾向。唯至 嘉慶以後，臺灣學約不再以艱澀文字闡述心性理欲問題，而重在以通俗親切的文 字，啟發諸生於個人日常生活中，努力體現自我的道德主體。如嘉慶 16 年（1811）

彰化知縣楊桂森手訂〈白沙書院學規〉，首言讀書以力行為先，教導學生人皆可以 為堯舜，不可妄自菲薄；又鼓勵他們在日常中體踐孝弟，以証「道」之離己非遠。

145此觀點已迥異於當年〈海東書院學規〉，首條學規即強調「君臣之義，為達道之 首。」¹⁴⁶等忠君郅治為首要目的思想，並反映臺灣書院的學規思想，似有由「忠 君」的臣屬性格，轉變為「盡孝悌以體道」的自主能動性格。

嘉道以後，臺灣書院思想的變化，亦表現在學規文化的式微。自〈白沙書院 學規〉之後，除嘉慶 17 年（1812）所建「仰山書院」係直接襲用〈海東書院學規〉

與〈文石書院學約〉外，其餘新建書院已不見訂立學規；學規的教條形式逐漸退 潮，不像過去那樣受到重視。也許就在此氛圍中，在道光年間興建的「文開書院」，

出現整合朱子學和浙東儒學的跡象──其一，鹿港理番同知鄧傳安借重明遺儒沈 光文之字「文開」為名興建書院，以示對其開拓臺灣文教風氣的尊崇；其二，一 體敬祀明鄭徐孚遠、盧若騰、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等在臺諸儒與盛 清的閩儒藍鼎元。¹⁴⁷鄧氏顯然已跳脫心學、理學對立的樊籬，視朱子儒學與浙東 儒學同具孔孟仁道之旨，突顯出宋明清儒學在臺一脈相承的意義。¹⁴⁸此不但彰顯 臺灣書院思想因地置宜的調融性，亦多少稀釋了帝王儒學影響的強度。

143 （清）覺羅四明，〈臺灣道兼提督學政勘定海東書院學規〉，收於（清）余文儀，《續修臺 灣府志》，卷 8，學校，書院，海東書院（附錄），頁 356-360。

144 （清）林豪，《澎湖廳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64 種），卷 4，文事，

書院，學約，頁 112-120。

145 （清）楊桂森，〈白沙書院學規〉，收於（清）周璽，《彰化縣志》，卷 4，頁 143-144。

146 （清）劉良璧，〈海東書院學規〉，收入氏著，前引書，頁 560。

147 （清）鄧傳安，〈文開書院釋奠祭先賢文〉、〈新建鹿港文開書院記〉，收於（清）周璽，《彰 化縣志》，卷 12，藝文志，頁 432-433；456-460。

148 參見潘朝陽，〈從閩學到臺灣的傳統文化主體〉，頁 150-153。

降至同光時期，臺灣學規思想的變化更為明顯。遠在外島的澎湖「文石書院」

山長林豪手訂〈續擬學約八條〉，首言明經致用之理外，更主張會通諸說、自抒新 義，而且大膽指出：讀經不必限於御纂。可說是對清廷壟斷書院思想的重大突破，

意指帝王儒學已非書院教育的唯一內容，程朱之外的考証學派，也可成為新的選 擇。此外，林豪也將性理之學功利化，主張效法湘鄉羅澤南將周敦頤主靜之說，

衍為兵法，而創建彪炳戰功；認為諸生毋須在複雜的心性文句中纏繞，而應明其 一義，推而出之，以開物成務。¹⁴⁹可見其不只講求「自抒新義」、「開物成務」而 已；簡直是宣稱朱子的心性之學只是聊備一格，無須太過認真。但像林豪這樣接 納考據與經學的書院思想，似未傳播到臺灣本土。此說明清末臺灣仍難以超越其 位處邊緣的侷限；其書院思想，仍未盡能與內地新學風遙相呼應。

即使如此，臺灣書院思想的發展和學風演變，仍比內蒙古豐富而有活力。蓋 在內蒙古由於書院受到長期抑制，迨至同光年間奉准可以設立時，學規文化已趨 式微，新設書院皆未立有學規以闡述儒學理念。這與臺灣書院在清中葉以後，出 現學規教條形式逐漸退潮的變化若合符節。此外，內蒙古不似臺灣地近閩粵，閩 學源遠流長，廣東亦人才濟濟；至臺灣蒞任的地方大員或書院講席，不少即為閩 粵人士，儒學人才遠較內蒙古豐富。內蒙古則除八旗的官學、書院外，其餘多在 艱苦環境下設立。以奉天昌圖府奉化縣於光緒 5 年（1879）所建的「縣學」為例，

其所關注者，係如何在困難的環境中，力求建學造士，以正人心厚風俗，俾盜賊 滋熾之地，能化為禮樂修明之邦；¹⁵⁰故其特重明倫之教而謂：「自三代以來，建學 者皆以明倫立教，先以育德。…我國家以孝治天下，倡敘彝倫；雖異俗殊一方，

亦一視同仁，未之或外。」¹⁵¹該縣主講陳文焯，則諄諄教誨學生應本「反身而誠」

的要旨，不分門戶學派共營儒學聖域，亦不可為科考所限。¹⁵²

由此可見，清末內蒙古所建書院，雖亦深受朱學影響，但其儒學思想的核心，

旨在重「德教」、「明倫」，並「以孝為先」；既無複雜的心性理欲議論，亦不暇於

149 （清）林豪，〈續擬學約八條〉，收入氏著，《澎湖廳志》，頁 120-121。

150 （清）錢宗昌，〈泮池文泉記〉，收於（清）錢聞震修，陳文焯纂，《奉化縣志》（臺北：成 文出版社，據光緒 11 年刊本影印，1968），卷 12，藝文上，頁 378-379。

151 （清）趙萬泰，〈創建明倫堂記〉，收於（清）錢聞震修，陳文焯纂，《奉化縣志》，頁 370-371。

152 （清）陳文焯，〈渡遼詩〉，收於（清）錢聞震修，陳文焯纂，《奉化縣志》，頁 407-408。

學派門戶之爭。頗類於嘉慶 16 年（1811）臺灣〈白沙書院學規〉之以孝悌為先，

而未將「君臣之義」視為明倫之首的精神。這種更貼近人民生活日用，強調個人 德性啟發的儒學思想，降至清末在臺灣和內蒙古似不約而同地都有抬頭的趨勢。

同治 8 年（1869）薩拉齊興建「育才書院」亦以勉民修德為主旨：

天道何親？所補者德；天命何常？所福者善。天既佑我下民，則我民宜益 修德行善，以祈永命於天，而終免劫也。…余嘗慨乎學校之不興，而民之 知德者鮮也。…思所以教民修德而勸民行善者有志焉，而未之逮。今于團 防經費中，竭力撙節而有瀛餘，乃度地于關帝廟之東，鳩工庀材創建書院。

俾民間子弟咸得肄業于其中，豈徒使學習者，習其章句者而已？將以陶淑 乎人之性情，而使人人皆勉修其德也。……

卜吉壤而設義園，俾有柩得厝葬焉。豈徒使死者安于宅兆而已？將以感發 乎人之善心，而使人人知陰行其善也。書云：惟德可以動天。易曰：積善 必有餘慶。此皆理之必然而不爽者。薩之民，果能詩書教化之功，而修其 德于罔覺，推胔骼掩埋之義，而行善於無窮，因其德與善以上結乎天心，

使天眷其德與善。而不忍遽降以殃而施之劫，則薩之民其庶乎免矣！¹⁵³ 像這樣將興建書院與設立義園並舉，而共刊於書院碑記的例子甚為少見，益 發突顯其以修德行善為立學主旨的特色。不過，此書院碑記似隱涵了薩滿信仰中 對「天」的信念，認為行善積德可以結乎「天心」，以得「天眷」而免受災禍，此 所以當地商紳願意撙節戰費、興學立教的原由。這種為求天眷而行善積德的思想，

摻雜了民間信仰的功利質素，不免偏離儒學主張仁義內在、強調道德主體積極能 動的旨意；但這正是清代地方儒學發展結合民間信仰為動力的一面。以歸化、綏 遠而言，降至晚清無論是漢人庶民、滿蒙八旗、土默特部蒙古都各有專屬的書院 和文昌廟；土默特部蒙古甚至在所屬的文昌廟，又再設立官學。連遠在科爾沁部

摻雜了民間信仰的功利質素，不免偏離儒學主張仁義內在、強調道德主體積極能 動的旨意；但這正是清代地方儒學發展結合民間信仰為動力的一面。以歸化、綏 遠而言，降至晚清無論是漢人庶民、滿蒙八旗、土默特部蒙古都各有專屬的書院 和文昌廟；土默特部蒙古甚至在所屬的文昌廟，又再設立官學。連遠在科爾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