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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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

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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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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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臺灣和內蒙古為清廷不同典型的邊疆之地；二地書院的興建，均是滿清推行「崇儒重道」文教國策的產物，同為滿清帝王儒學所籠罩，並深受朱子學的影響。二地的書院教育，都歷經長期而緩慢發展的歷程，官方的力量自始至終皆居於主導地位，而倚賴外來師儒甚深。降至晚期，緣於內憂外患，地方官員深覺邊疆應與內地為一體，在臺灣開始實施撫番政策，在內蒙古則更重視漢人的角色，由而均出現書院增長的趨勢；並都表現出民間自發結集、地方官員主動，兩者相輔相成的力量，中央朝廷的因素已趨於被動而褪色。呈顯出晚清邊區儒學教育發展的共同特徵。但二地畢竟在歷史背景、社會結構、地緣關係等方面，極不相同；由書院發展所呈現的儒學特質，亦迥然有異。清代臺灣的政教建制，被內蒙古視為堪可仿效的楷模，前後長達一百多年。此反映遠在海外的臺灣無論在行政建置、文教措施、書院建設以及儒學思想的呈現各方面，都比和中原只有邊牆之隔的內蒙古，更與內地具有一致性。但由於內蒙古向為京師屏藩，邊防重地；清廷以滿、蒙、漢多語的方式培養土默特蒙古與八旗非漢菁英，其受中央直接支援和管控的程度遠高於臺灣，無寧是清廷中央的外衍力量，此又比臺灣更具核心性。二者形成辯證性的對比，並各自顯映其書院發展的獨特性。  本文承蒙二位匿名審查人惠賜寶貴修正意見，筆者得據以修訂內文並改為今題，特此致謝。又本文原以「清代邊緣儒學的特質：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為題宣讀於【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東亞儒學比較的視野（17-20 世紀）】學術研討會（臺北：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2004 年 3 月 16 日），會中承蒙高明士教授擔任評論人、吳展良教授等多位學者發言賜教，筆者受惠良多，感銘於心，亦藉此一併申謝。 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通識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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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清代儒學邊緣儒學書院臺灣內蒙古

一、前言

清朝在女真族「天命汗權」意識的基礎上，1吸納儒家的「道統」觀結合程朱理學，2建構了帝王御用的儒學理論，主導儒學義理的詮釋與傳播。前者使清廷樹立既皇權專制又合和四方的執政格局，3後者則建立了「治統與道統合一」之「崇儒重道」的國家意識型態。兩相結合，並推衍出儒學非漢人、漢文所可獨專的心態和行動。4儒家傳統的教化體制，也隨之成為塑造國家意識型態以鞏固政權的重要憑藉。由於清廷積極於邊疆的開拓與經營，儒學教育除在中原本土更為增長外，亦以滿、蒙語文繙譯儒典，擴大了儒學在邊疆和非漢民族地區的傳播範圍。以書院為例，清代的書院不但在數量上為唐、宋、元、明歷代所不及，在空間分布上，亦擴延至黑龍江、內蒙古、新疆、陝甘、雲貴、臺灣等邊區。5形成前所未有之儒學教化區域的擴大，以及獨特的「邊緣儒學」和「非漢儒學」的現象。此處所謂「邊緣」，非但是指在地理上相對於中原的邊陲地區，亦意指相對於中原已有悠久傳統之儒學主流的核心區域，其為儒學傳播於斯不久的新土，以及相對於漢族、漢語文之非漢民族以滿、蒙等非漢語文傳習的儒學。6「邊緣儒學」和「非漢儒學」 1 按女真族本有的薩滿信仰，「騰格里」（Tengri，即「天」）是最高神，能決定宇宙秩序、世界與社會的組織以及人類的命運；任何君主都必須從祂那裏得到統治人間的權力。參見（美）Mircea Eliade 原著，董強譯：《世界宗教理念史》（臺北：商周出版，2002），卷 3，頁 14-20。 2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識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第 1 分（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87），頁 105-131。 3 黃麗生，〈清代內蒙古地方儒學的發展與特質〉，收入黃俊傑編，《中華文明與域外文化的互動與融合》(一)（臺北：喜瑪拉雅研究發展基金會，2006），頁 167-168。 4 如康熙就認為儒家所言「忠孝節義」，非漢人所專有，乃天賦人性，不應以畛域區別。見《大清十朝聖訓‧聖祖仁皇帝聖訓》（臺北：大達書局），卷 8，聖治，康熙 53 年甲午 7 月己未，頁 100。 5 據統計，唐代書院有 32 所、宋代為 408 所、元代 179 所、明代 1087 所，而清代倍增至 2052 所。見楊布生、彭定國，《書院文化》（臺北：雲龍出版社，1997），頁 61。 6 此一提法，參閱黃麗生，〈關於「邊緣儒學與非漢儒學：東亞儒學的比較視野（17-20 世紀）」學術研討會的思考〉，《東亞文明研究通訊》第 4 期（臺北：國立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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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反映清朝政權固然有其深度漢化的一面，但在繼承中華道統之餘，仍堅持滿洲、蒙古等非漢民族之身份、語言、文化的獨特性，以符其承「天命」所治「天下」，本即多元殊異而合和同存之意；且其「崇儒重道」一面尊孔崇儒，推行文教不遺餘力，一面也使道統工具化以為御用。清代邊區的儒學教育，即在此複雜多面的意識背景下展開，此無論從邊區文化變遷、儒學教育發展、抑或儒學與政治關係的角度而言，皆饒富研究的價值與意義。臺灣和內蒙古俱為清朝重要的邊疆，代表兩種不同的邊區典型。前者是與中土相隔海峽的新征領土，但早在明鄭時期就已經建立了漢人的文教社會。後者是滿清入關之前即已降服的塞外要地，與中原僅為邊牆之隔，清廷將之劃為哲里木、卓索圖、昭烏達、錫林郭勒、烏蘭察布、伊克昭等六盟所屬各旗，內屬游牧蒙古察哈爾八旗、歸化城土默特旗，以及直隸、山西所轄邊外與奉天、吉林、黑龍江所轄柳條邊外等原屬蒙古游牧地面與盟旗交錯的漢人廳縣。7其地雖在明中葉以後，即有漢人移墾，唯因向屬蒙古游牧之地，在清領以前，鮮聞絃歌。最早以「邊疆」視野聯貫臺灣與內蒙古政教問題的言論，出自康熙 27 年（1688）北使俄羅斯，行經歸化城的張鵬翮。其以為當時歸化城最要之事，即應按臺灣之例，立郡縣、興學校、開科取士；並令軍民一體耕讀，使知聖化。8立論莫不遵循朝廷「崇儒重道」之旨。時臺灣初入中國版圖，而北疆不安；張氏所言，表達了興文教以御邊陲，軍臣百姓一體，無分族籍、地域的天下思維。但事經百餘多年，清廷仍然忌於邊外設立學校，張氏之論乃一再為內蒙古倡學儒士所稱頌引用。事實上，由於疆域遼闊，滿清對儒學傳播到遠近不一、親疏有別、歷史人文和民族風土尤殊然迥異的邊徼之地，既要顧慮各民族原有文化背景與朝廷御邊的戰略利益，又有「崇儒重道」、推行「王化」以貫徹國家意識型態的承擔。兩相激盪下，乃對不同地域的邊區、民族，採取待遇有別的政策；致各邊區儒學的發展，心，2004），頁 47-49。 7 以上所述即本文所論述「內蒙古」的範圍，係以元亡迄於明代「漠南蒙古」游牧的範圍為基礎。故除清領之後的內扎薩克六盟所屬各旗外，亦包含察哈爾八旗、歸化城土默特旗、以及直隸、山西、奉天、吉林、黑龍江所轄原屬蒙古游牧地面而與盟旗交錯的漢人廳縣。 8 （清）張鵬翮，《奉使俄羅斯日記》（臺北：廣文書局，據民國 35 年上海神州國光社版， 196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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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多有參差。故清代邊緣儒學特性的構成，除了儒學本有的核心價值，以及帝王御用的主導外，亦受到各邊區獨特人文環境、以及清廷的差別政策所左右。本文期藉由清代臺灣和內蒙古兩地書院發展經驗的比較，檢視清代儒學發展在邊陲地方所呈現的共通性、調融性與在地因素；並透過比較結果，討論清代邊緣儒學的整體特質及其文化意義。

二、臺灣書院的發展與型態

(一) 明鄭時期的背景

一般而言，漢人移民及其自發性的文教傳承，是儒學在邊陲地方得以發展的基本要素。臺灣和內蒙古俱為明中葉以後，漢人由中原內地向外移墾的邊區；因歷史地理背景不同，兩地儒學教育的發展經驗亦迥然相異。臺灣雖在海外，原不在版圖之內；但明鄭攜同大量士民東渡臺灣創建政制，並立聖廟、設學校、辦考試等，從此確立臺灣漢人的社會基石與文教傳統。而鄭成功本人曾為國子監生的儒士出身，以及部份渡臺南明儒者，尤其是輔佐大臣陳永華的學養師承，皆深具東林遺風與浙東經世學派的儒學背景，9無不意味明鄭固在海外，其在臺灣奠基所傳襲的儒學，實為當時中國思想、學統的核心主流。

(二) 初期發展的模式：具有義學性質的書院

從歷史的發展過程來看，「書院」是儒學與文教事業發展到相當程度的產物。其作為文教體系的上層結構，代表當地應已久經庠、序、塾、學等文教傳承的普遍積累。以此來看，明鄭時期臺灣漢人社會雖已確立文教體制，但並未發展至經營「書院」程度。臺灣之有書院，始於清領之後由官府所主導倡建，正與清代為書院官學化最為嚴重的歷史趨勢相符。10臺灣最早具有「書院」之名的儒學機構， 9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北：正中書局，2000），頁 4-10；潘朝陽，〈抗拒與復振的臺灣儒學傳統〉，收入氏著，《明清臺灣儒學論》（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167-182。 10 樊克政，《中國書院史》（臺北：文津出版社，1995），頁 24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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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領之初即於康熙年間，陸續在臺南府城及其近郊所建具有義學性質的 11 所書院。11它們雖被認為充其量只能算是臺灣正式書院的前鋒，12卻象徵明鄭時期臺灣儒學源於東林和浙東的傳統，至此而為清廷主導的帝王儒學所襲奪。此期間，滿清以新政權的力量，全面清理中國已累數百年傳統的書院教育，使一概充之以清廷認可的內容，俾徹底掌控天下書院和儒學教育，以為忠順、佐治的工具。其犖犖大者，如順治 9 年（1652）頒發學規，詔命各學刊立臥碑於明倫堂，其內容既勉士人為忠臣、清官，亦禁止上書陳述利弊、結社武斷鄉曲等。13 康熙 9 年（1670）更頒發聖諭十六條，14雍正 2 年（1724）刊《欽定聖諭廣訓》，命紳矜朔望集於明倫堂宣講，生童誦讀。15清廷視書院為傳播聖諭教條要地，16 一面禁止「別創書院」，一面又新設、重建書院，推行文教，以便塑造利其統治的意識。康熙年間陸續在臺南及附近地區興建 11 所具義學性質的書院，即此歷史背景的產物。它們並非明鄭原建學校的延續，而是取代者；一概由文武高官所建，專招孤寒子弟入學。與此同時，清廷亦在臺灣府及各縣設有「儒學」、「義學」各 11 這 11 所書院是，西定坊書院（康熙 22 年；1683）、鎮北坊書院（康熙 29 年；1690）、彌陀室書院（康熙 31 年；1692）、竹溪書院（康熙 32 年；1693）、鎮北坊書院（康熙 34 年； 1695）、西定坊書院（康熙 37 年；1698）、西定坊書院（康熙 43 年；1704）、東安坊書院（康熙 44 年；1705）、西定坊書院（康熙 48 年；1709），以及亦被稱為義學的「崇文書院」（康熙 43 年；1704）與位於今高雄的屏山書院（康熙 49 年；1710）。見（清）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據康熙 51 年版），卷 2，規制志，書院，頁 36；（清）劉良璧：《重修福建臺灣府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據乾隆 7 年版），卷 11，學校，頁 332；（清）陳文達：《鳳山縣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據康熙 59 年版），卷 2，義學，頁 23；高雄縣文獻委員會：《高雄縣志稿》（高雄：高雄縣政府，1961），教育志，頁 15-16。 12 王啟宗，《臺灣的書院》（臺中：臺灣省政府新聞處，1987），頁 6。 13 （清）劉良璧，《重修福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御製臥碑文〉，頁 1。 14 （清）玄曄，《康熙御製文集》（臺北：臺灣學生書店，據國立臺灣大學藏本，1966），第 1 集，卷 2，束力諭，諭禮部，頁 73-74，康熙 9 年 10 月初 9 日；《大清十朝聖訓‧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6，聖治 1，康熙 9 年庚戌 10 月癸巳，頁 75。 15 （清）蔣良騏原纂，王先謙改修，《十二朝東華錄》（臺北：文海出版社，1963），雍正朝，卷 2，頁 11。 16

Huang Pei, Autocracy at Work: A Study of the Yueng-cheng Period 1723-1735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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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17突顯清廷在領臺之初，即積極以官辦學校樹立政教權威。唯正如連橫所言：「臺灣為海上新服，躬耕之士，多屬遺民，麥秀禾油，眷懷故國，故多不樂仕進。」 18_{清廷只好以「義學」和具有「義學」性質的書院，重新「造士」取而代之。二十} 多年後，康熙 59 年（1720）分巡道梁文宣，才在臺灣府建立了第一所正規的書院 ──海東書院，並為日後臺灣各縣仿效興建書院的典範。19 自康熙征臺至乙未割臺 212 年之間，臺灣有名可考的書院約有 66 所。由〈表一〉可知，20清廷於康熙朝三十多年內，在臺南府城建立了 2 所儒學及 11 所書院； 17 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7。 18 連橫，《臺灣通史》（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76），頁 217-218。 19 過去，論者多以為興建於康熙 43 年的「崇文書院」為臺灣第一個典型的書院。但考諸史料，崇文書院前身原為「臺灣府義學」；與同期或更早在臺南、高雄等其他義學式書院相類。其發展為較具規模的書院，應是歷經乾隆年間之重修（10 年）、遷址（15 年）、擴建（24 年）以後的事；與「海東書院」在乾隆 5 年已得到清廷議准比照省會書院規制的情形，不可同日而語。參見連橫：《臺灣通史》，頁 218；221。 20 〈表一〉所據資料係以王啟宗：《臺灣的書院》所列 62 所書院為主，並據相關史料加以修正、增補與補充說明。修正者為：一、奎壁書院，改興建年代為道光 11 年，因為原列的乾隆 46 年時期，該院應只是私家社學。據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臺灣私法》（神戶：金子印刷所，明治 43 年），第 1 卷下，頁 329；330。二、萃文書院，改創建年代為道光 25 年；蓋原列的嘉慶 17 年實為該書院前身文昌廟的創建年代。據道光 25 年游化等 36 人撰立，〈新建萃文書院碑記〉，收於莊金德編，《清代臺灣教育史料彙編》（三）（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印行，1973），頁 814-815。三、屏東書院，改創建人為「官民合辦」，據〈光緒三年屏東諸同人公置屏東書院章程碑記〉，收於莊金德編，《清代臺灣教育史料彙編》（三），頁 817。四、英才書院，改創建人為「官民合辦」。據（清）沈茂蔭，《苗栗縣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 種），卷 9，學校志，頁 146-150。增補者為：一、澎瀛書院，乾隆 35 年原澎湖通判胡建偉調補鹿港同知後，即在鹿港創建此書院，俾便澎湖士子赴臺考試。據（清）蔣師轍、薜紹元，《清光緒臺灣通志》（臺北：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56），列傳，宦績，頁 824-825。二、超然書院，該書院前身原為道光年間設於彰化縣大墩街的社學「超然社」。見（清）周璽，《彰化縣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59 種），卷 9，學校志，頁 149；但據《超然書院課藝》，該社遲至光緒年間已改為「超然書院」。參見林文龍，〈清代臺灣書院講席彙錄〉，《臺灣文獻》第 42 卷第 2 期（1991. 4），頁 255；262。三、雲梯書院，苗栗西湖劉氏家族於道光 9 年所設。據苗栗縣西湖鄉宣王宮內所刻〈雲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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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後，臺南新設書院亦為最多，可謂全臺書院密度最高之地。此顯然與漢人最早在臺南匯聚拓墾有關。隨著開發空間逐漸北移，21書院也初萌向北發展的趨勢。雍正年間所設 6 所書院中，即有 4 所為 7 年（1729）在彰化、諸羅、臺灣、鳳山等縣奉文設立的「正音書院」。此類書院源於朝廷鑑於閩粵人士鄉音難曉，為免上下扞格，不利施政而設。22其規定八年之內，如仍有生員貢監、舉人不能官話者，暫停其應試資格；並通令凡有鄉音之省，一體遵行。23清廷並在兩省各縣設立「正音書院」。福建的 112 所中，就有 110 所建於雍正 7 年（1729）；24臺灣的 4 所即於此時同步興建。至乾隆朝，清廷令地方官員應於平日訓士課農之際，勸導士民通曉官話，「正音書院」乃多裁撤。25此所以臺灣 4 所「正音書院」後來亦遭荒廢閒置的背景。「正音書院」的設立雖然短暫，卻印証臺灣書院的初期發展，深受清廷主導，並與福建遙相呼應的態勢。

(三) 乾隆時期的特色：重點擴張

繼海東書院之後，臺灣各地書院的興建，遲至乾隆時期始陸續展開。先是雍正 11 年（1733），清廷諭令各省寬籌經費建立書院，不足之處，由公銀支用；命書院沿革〉，參見潘朝陽，〈地方儒士興學設教的傳統發其意義〉，前引書，頁 42-43。四、向陽書院，苗栗頭份陳氏家族於光緒 18 年（1892）由家塾改設。參見江淑美據陳運棟藏《穎川陳氏大族譜》、《向陽書院詩文集》的討論。江著，〈清代臺灣客家子弟教育研究 1684-1895〉（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論文，2003），頁 119-125，補充說明者：一、學海書院，道光 19 年（1839）始創時原名「文甲書院」。道光 23 年（1843）閩浙總督劉韻珂巡臺時，方改名為「學海書院」。見曾迺碩等：《臺北市志》（臺北：臺北市文獻委員會，1988），卷 7，教育志，教育行政與學校教育篇，頁 11-12。 21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收於氏著，《臺灣早期歷史研究》（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21。 22 （清）劉良璧，《重修福建臺灣府志》，卷首，聖謨，〈諭閩廣正鄉音〉，頁 24。 23 （清）素爾納等，《欽定學政全書》（臺北：文海出版社，據乾隆年　撰版影印），卷 65，各省事例，頁 1287-1288。 24 鄧洪波，〈正音書院與清代的官話運動〉，收於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料》（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頁 1418。 25 （清）素爾納等，前引書，卷 65，各省事例，頁 128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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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大員應殫心奉行，黜浮崇實，為國家儲備菁莪之材，使書院之設，裨益於士習文風而無流弊。26此諭可視為清廷書院政策轉趨積極的開始。繼之則有高宗於乾隆元年（1736）頒示「訓飭直省書院師生」規訓，明定各省書院規制，並命酌仿朱子《白鹿洞規條》立儀節，仿《分年讀書法》定課程。27首創規模的海東書院，在乾隆初年即已按此規制辦理。據《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載：乾隆 5 年（1740），議准海東書院比照一般省會書院規格，由官府酌撥田租供書院使用，並自各學挑選才堪造就的學生，送院肄業，由府學教授兼司訓課；如府學教授出缺，則由福建巡撫於通省舉人、進士出身的教授內，擇其文理優長者，具題調補，教授三年期滿，則按其表現奏請獎懲等。28 因此，海東書院不但自有學田，能挑選全臺最好的學子入學，其訓課的師資並可由本地和內地延請，其規格等同省會書院。故巡臺御史楊二酉即曾贊譽海東書院：「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峰並峙。」29所言「鰲峰書院」即福建唯一「賜帑銀一千兩，歲取租息，贍給師生膏火。」的全國 21 所重點書院之一。30此外，世宗還特別諭令：每年派御史二員前往臺灣巡察並辦理學政。31乾隆時期臺灣巡道劉良璧乃有「臺灣僻處海表，數十年來，沐我聖天子涵濡教養之恩，人文蔚起，不殊內地。」之論，並將「白鹿洞書院」教條與「鰲峰書院」學規並刊為海東書院學規。32據此，清代臺灣雖處邊疆，其書院之精神內涵與外在規制，實與內地基本一致。海東書院既受朝廷重視，也連帶促使地方官將原來位於東安坊的臺灣府義學重修、遷址、擴建為「崇文書院」，亦成為頗富盛名的正規書院。33 26 （清）素爾納等，前引書，卷 72，書院事例，頁 1519-1520；（清）劉良璧，前引書，卷首，聖謨，〈諭建立書院〉，頁 32。 27 （清）素爾納等，前引書，卷 72，書院事例，頁 1521-1523。 28 （清）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臺北：臺灣中文書局，據清光緒 12 年束力撰光緒 25 年刻本，國立中央圖書館藏書景印，1963）, 卷 395，禮部，學校，各省書院，頁 10322。 29 （清）楊二酉，〈海東書院記〉，收於（清）劉良璧，前引書，卷 20，藝文，記，頁 559。 30 （清）崑岡等，前引書，卷 395，禮部，學校，各省書院，頁 10321。 31 （清）劉良璧，前引書，卷首，聖謨，〈諭巡臺御史兼管學政〉，頁 22。 32 （清）劉良璧，〈海東書院學規〉，收入氏著，前引書，卷 20，藝文，頁 560。 33 （清）謝金鑾，《續修臺灣縣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卷 3，學志，書院，崇文書院條，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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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二朝的諭令，對清代各省書院的規制和發展有重大影響；也促使臺灣各廳、縣自乾隆以降，陸續興建大小不一的書院。乾隆時期臺灣書院的發展具有下列特點： 1. 延續康、雍兩朝的官建政策： 如〈表一〉所示，康熙、雍正時期的書院，絕大部份為官憲所建，乾隆朝大體延續了這項政策。唯此時亦開始出現官民合建模式，顯現民間支持文教的力量逐漸興起，以及官府有賴民間資源共同襄成的處境。如臺北「明志書院」原為福建永定縣貢生胡焯猷捐置的義學，後由同知胡邦翰改建為書院。34總體來看，康、雍、乾時期臺灣書院係以官建為主；少數由紳民、貢生等私建的民間書院，如高雄「鳳岡書院」、雲林「龍門書院」等，35則體現了基層士紳對地方儒學的自覺與自發性；同時也預告臺灣的鄉邑型書院將逐漸登場。 2. 以正規書院為主流： 長達 60 年的乾隆朝，臺灣只新設了 9 所書院（平均每年設 0.15 所），在數量上雖遠不如康、雍時期的 18 所（平均每年設 0.35 所）。但深究所設書院，一半以上皆為規制較為完整的著名書院，如彰化「白沙書院」、諸羅「玉峰書院」、臺北「明志書院」、澎湖「文石書院」、新竹「明志書院」等。這批書院概屬於以高等教育為主的正規書院，其無論是否原為官憲所創，一律須接受各地長官如道臺、知府、知縣等節制，並由官憲聘請山長訓課，亦不乏地方要員親自講席。正規書院有較完整的考試制度，每年分別舉行官課與師課；考後並由學官或書院山長、講席評閱發榜，按等獎勵優秀學子膏火以為鼓勵。36其中「白沙書院」立有「學規」，「文石書院」立有「學約」，其講究的程度不下於海東書院。此外，這批正規書院有的也容納六、七歲的學童，37表現出適應地方實際需求的彈性。 34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5，志 4，學校志，書院，明志書院條，頁 137。 35 《臺灣私法》，第 1 卷下，頁 329；330。 36 鄭鵬雲、曾逢辰，《新竹縣志初稿》（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61 種），卷 3，學校志，書院，〈明志書院章程〉，頁 97。 37 （清）楊桂森，〈白沙書院學規〉，收於（清）周璽，《彰化縣志》，卷 4，學校志，書院，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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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向臺灣中、北部與澎湖進行重點分布的發展： 乾隆朝所建書院雖相對較少，卻突破早期以臺南為範囿的限制，開始將正規書院以重點分布的方式擴展至嘉義、彰化、新竹、臺北乃至澎湖外島等地。從正面觀之，此期間在清朝官憲的主導之下，全臺北、中、南、與外島地區廳縣，各至少有一所相當規模的書院為儒學教育基地，不能不說是有所進展。唯就另一角度看，歷經康、雍、乾近百年統治後，臺灣西部肥沃平原地帶開墾殆盡，正規書院卻仍如此有限，說明臺灣在移墾時期，其書院在稍早的集中興建後，仍有待更多資源的積累為後盾。這種長期而緩慢的發展歷程，在內蒙古更為明顯，堪可視為清代邊區儒學教育的重要特徵之一。

(四) 嘉道時期的趨勢：民間的活力

隨著後乾隆時代，臺灣開發的進程，已由西部肥沃平原的飽和，轉向較貧瘠的地區與山麓地帶，進而再深入交通不便的隔離之地。嘉慶年間，漢人進入宜蘭平原開墾；嘉慶末年至道光時期，則更深入山區的埔里盆地。38這些旺盛的開發活動使臺灣社會經濟得以進一步發展，不但造成了新的教育需求，也使民間累積資源，負擔更多書院的興建與營運。臺灣書院遂於嘉慶、道光時期大幅成長──不但續有正規書院新建，其它由官民合辦、民間私立等大小不一、形式各異的書院亦逐漸增多，形成型態多樣而更普遍的局面。此外，官建書院數量銳減，民建書院日增，也是嘉道時期重要而明顯的變化。以下特點或可進一步說明，循吏的文教使命以及民間旺盛活力對此時期臺灣書院發展的重要影響： 1. 新建比例的新高：民建書院的興起 據〈表一〉，總計嘉慶、道光兩朝 55 年之間，新建書院共 23 所，平均每年新設 0.42 所的擴充幅度，相對於康、雍、乾三朝（平均每年新建 0.24 所）呈現幾乎加倍成長的趨勢。其中又以道光朝平均每年新建 0.53 所（嘉慶朝為 0.28 所）的擴充幅度更大，創下開臺以來新建書院數量比例的新高。從書院創建者的角度來觀察，嘉道時期新建的 23 所書院中，只有 4 所為官建書院，5 所為官民合建，除此 38 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臺灣的開發〉，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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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 14 所全係民間所建，而且在道光年間所建的就有 11 所。39由此可見，民間力量的興起是嘉道時期書院大幅擴增的主要因素，民建書院成為此時期書院形式的主流，其中又以道光時期的發展為著。可見嘉道之際，漢人向中部更深入山區拓展有成的效應，很快就顯現在民建書院擴增的速度之上。此從空間分布的角度來觀察，尤能得到印證 2. 中部新核心圈的形成 乾隆時期，臺灣書院雖有向南、中、北部擴展的趨勢，仍不足以改變臺南府城作為獨大核心的局面；一直要到嘉道時期出現的書院增建潮才有所變化──這批新建書院大量出現於臺中、彰化、南投、雲林一帶，尤以彰化最為集中。它擁有像鹿港「文開書院」這樣著名的正規書院，也匯聚了臺中、雲林地區民建的鄉邑型書院；甚至在更深入的南投地區，還出現了由「土番社學」演變的書院。此一局面，料非偶然形成──鹿港對外貿易港口的興起、中部新開墾區的拓展有成、地方官憲的著意推動、民間自發的意願，以及四者之間的互動作用，共同促成了以彰化鹿港「文開書院」為焦點，並附有城鄉與地緣網絡關係的「中部新核心圈」。而這些新而複雜的因素，也使臺灣書院的發展型態更趨於多樣化。 3. 書院型態的多樣化 乾隆年間，由基層儒士在地方上所建「鄉邑型書院」仍屬少數，唯已出現由義學、社學、文昌廟等改建為書院的演化趨勢，前者如「明志書院」，後者如「龍 39 所指 4 所官建書院為，彰化的主靜書院（嘉慶 16 年，1811。旋中輟）、宜蘭的仰山書院（嘉慶 17 年，1812）、嘉義的羅山書院（道光 9 年，1829）、臺北的學海書院（道光 19 年始創時名為文甲書院，23 年 1843 改為此名）。5 所官民合建的書院為：高雄的鳳儀書院（嘉慶 19 年，1814）、屏東書院（嘉慶 20 年，1815）、彰化鹿港的文開書院（道光 4 年，1824）、南投的藍田書院（道光 11 年，1841）、屏東的朝陽書院（道光 21 年，1841）。14 所民建書院為：彰化的螺青書院（嘉慶 8 年，1781）、臺南的引心書院（嘉慶 15 年，1803）、雲林的振文書院（嘉慶 19 年，1814）、興賢書院（道光 3-4 年間，1823-4）、苗栗的雲梯書院（道光 9 年，1829）、臺南的奎壁書院（道光 11 年，1831）、高雄的鳳崗書院（道光 16 年，1830）、嘉義的登雲書院（道光 15 年，1835）、臺中的文英書院（道光年間）、雲林的修文書院（道光 23 年，1843）、高雄的萃文書院（道光 25 年，1845）、雲林的奎文書院（道光 27 年， 1847）以及創建者不明，權計為民建的彰化鰲文書院（道光 25 年，1845）、南投的登瀛書院（道光 27 年，1847）等。參見〈表一〉註釋及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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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書院」。40這種模式後為嘉道時期所繼承，且其演化更具多樣性。考察這些書院形成的背景，概可分為： (1) 由義學、社學改建而成：如臺南「奎壁書院」、41雲林「修文書院」。42 (2) 由「文昌廟」及所屬的文社、社學改建而成：如彰化「螺青書院」、43「振文書院」、44「興賢書院」，45高雄「萃文書院」，46宜蘭「仰山書院」47等。 (3) 由「敬字亭」及所屬的文社改建而成：如高雄「鳳儀書院」。48 (4) 由「呂祖廟」及所屬的文社改建而成：如臺南「引心書院」。49 (5) 由「土番社學」改為義學，再改建為書院：如南投草屯地區的土番社學「南投社」和「北投社」，50後演變為漢番混學的「南投義學」、「北投義學」； 51_{又分別於道光 11 年、27 年改為「藍田書院」}52_{與「登瀛書院」。}53 40 （清）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斗六堡，書院，龍門書院條，祠廟寺觀，文祠條，頁 15。 41 《臺灣私法》，第 1 卷下，頁 323。 42 （清）倪贊元，前引書，西螺堡，書院，修文社，頁 106；黃純青、林熊祥等，《臺灣省通志稿》（臺北：臺灣省文獻會，1954），卷 5，教育志，制度沿革篇，書院之規制，頁 83。 43 （清）鄧傳安，〈修建螺青書院碑記〉，收於（清）周璽纂，《彰化縣志》，卷 12，藝文志，記，頁 462-463。 44 （清）周璽纂，前引書，卷 4，學校志，書院，社學附，頁 149；（清）倪贊元，前引書，西螺堡，書院，振文書院條，頁 106；黃純青、林熊祥等，前引書，頁 83。 45 〈寺廟興賢書院沿革〉，收於閻亞寧：《員林興賢書院之研究與修護計畫》（彰化：彰化縣政府，1990），頁 100；黃純青、林熊祥等，前引書，頁 84。 46 （清）游化等撰立，〈新建萃文書院碑記〉，收於莊金德編，前引書，頁 814-815。 47 （清）姚瑩，《東槎紀略》（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卷 2，〈籌議噶瑪蘭定制〉，頁 62-63；林福春，〈清代宜蘭噶瑪蘭廳遺址──「仰山書院」之探源〉，《美育月刊》第 40、41 期合刊本（1993.10-11），頁 5。 48 （清）蔡垂芳，〈鳳儀崇祀五子並立院田碑記〉，收於莊金德編，前引書，頁 795-796。 49 （清）謝金鑾，《續修臺灣縣志》，卷 3，學志，書院，引心書院，頁 166。 50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卷 8，學校，土番社學，頁 362。 51 劉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收為《臺灣省南投縣志稿》第 9 冊（臺北：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49 年排印版影印，1983），頁 5-8。 52 （清）曾作霖，〈新建南投藍田書院碑記〉，收於莊金德編，前引書，頁 813-814。 53 劉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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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地方人士捐建：如嘉義「登雲書院」，54臺中「文英書院」，55雲林「奎文書院」、「修文書院」、「振文書院」等。56 (7) 由官民合力創建的書院：如「屏東書院」，57彰化「文開書院」等。58 如上所述，臺灣社會迄於嘉道時期，傾於結合各種資源以建立書院。不少民建書院係藉由民間信仰的場所發展而成，此或因宗教信仰既易於匯聚人口，亦便於結集民間的財力與組織運作，其中又以「文昌廟」最為普遍。文昌帝君是元朝仁宗所封的科舉之神，久為中下階層的儒生所奉祀。嘉慶時復諭令將文昌帝君列入祀典，從此與關聖大帝文武並稱。59風行草偃之下，就連「嶽麓書院」這樣著名的正統書院，都設有「文昌閣」。60臺灣民建書院與「文昌廟」關係密切，正是此一風潮的反映。按儒家傳統，書院本有祭祀之禮，唯一般並不祭祀孔子，蓋祭孔為國家大典，僅官學與文廟可以主祀，一般書院不能逾越。自南宋以降迄於清代，書院概奉祀朱子為主，配祀亦以歷代名賢儒士為多。臺灣書院也不例外，或主祀朱子，或並祀兩宋五子，但同時祭祀文昌帝君者也甚為普遍。61此一則表示漢人基層社會藉由信仰自發參與興建書院之一斑，也象徵臺灣逐漸轉型為文教社會後，逐漸重視「科考」的趨勢。民間的活力固然可觀，循吏倡行文教的使命仍然扮演關鍵角色，此可從嘉道時期所有新建正規書院，一概由官憲建成或官民合建得以印證。故民間力量的展現，不代表官憲已然退位，較具規模的高等教育，仍待官府對人才、物力的動員與管控。民建書院型態的多樣化，則表現出適應鄉邑所需的彈性；它們既使書院 54 〈新建登雲書院捐緣金石碑〉，存於新港文昌國小，參考王啟宗，前引書，頁 17。 55 陳炎正，《神岡鄉土志》，教育，轉見於王啟宗，前引書，頁 17。 56 （清）倪贊元，《雲林縣采訪冊》，他里霧堡，書院，奎文書院條，頁 96；有關修文、振文書院，參見註釋 42；44。 57 〈光緒三年屏東諸同人公置屏東書院章程碑記〉，收於莊金德編，前引書，頁 817。 58 （清）楊桂森，〈詳報捐建鹿港文開書院牒〉；（清）鄧傳安，〈勸建鹿仔港文開疏引〉，皆收於（清）周璽纂，《彰化縣志》，卷 12，藝文志，頁 400-403；428-42。 59 呂宗力、欒保群，《中國民間諸神》（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1），頁 119-121。 60 楊布生、彭定國，《書院文化》，頁 184。 61 楊布生、彭定國，前引書，頁 183；高明士，〈臺灣孔廟、書院史蹟探訪記〉，《歷史月刊》第 82 期（1994.11），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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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普及，亦使儒學教育摻雜了民間宗教的色彩，並為清末迄於日據時期，由基層儒生所主導的「鸞堂」、「儒宗神教」信仰，預埋了轉型的種子。主祀「恩主公」的鸞堂信仰，係隨閩客移民傳入臺灣。臺灣鸞堂自道光以降陸續出現，但大多在光緒 20 年前後成立。62清末日據初期的臺灣鸞堂有兩大特色，一是數量眾多，平均每年有 3 所鸞堂成立，鸞書近 200 本。63二是大多由地方士紳所推動組成，許多鸞堂甚至原來就是士紳的書房。64臺灣士紳與儒生致力於鸞堂的設立，概以宣揚儒家教化和從事慈善業為己任。65日據以後，臺灣鸞堂蓬勃發展，更成為在異族統治之下傳承儒家價值和護衛道統的重要力量。66由此可見鸞堂信仰含有儒家教化價值的底蘊，以及地方儒生藉之傳承道統、因應世變的背景。此無非是儒學傳播與民間信仰兩相輔成的產物，正與清代臺灣部份書院成立摻雜有民間信仰的歷史脈絡相一致。

(五) 光緒時期：沈寂之後的熱潮

臺灣書院歷經道光朝的興建高峰之後，降至咸豐、同治時期，驟然趨於沈寂。在 24 年之間，唯咸豐年間於北、中、南部各有一所新的民建書院成立；長達 13 年的同治時期，則全無新建者。從僅有的三所書院全係民建來看，地方大員不像平常那樣出面推動書院的興建，應是此期臺灣書院發展停滯的主因。此或因南京 62 宋光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神教與飛鸞勸化序〉，收入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神教與飛鸞勸化》（臺北：文津出版社，1992），序頁 5；林文龍，〈清代臺灣鸞務史略〉，《臺灣史蹟論叢》（臺中市：國彰出版社，1987），上冊，頁 283-287。 63 王見川，〈光復（一九四五年）前臺灣鸞堂著作善書名錄〉，《民間宗教》第 1 輯《民國時期的教門專輯》（臺北：南天書局，1995），頁 173-195。 64 李世偉，〈清末日據時期臺灣的士紳與鸞堂〉，《臺灣風物》46 卷 4 期（1996），頁 114-115。 65 除前註外，許多研究臺灣鸞堂信仰的論著，亦多舉例說明地方士紳與基層儒士對創立鸞堂的重要影響。如王世慶，〈日據初期臺灣之降筆會與戒煙運動〉，《臺灣文獻》37 卷 4 期（1986.12），頁 113、118、119、133；王見川，〈清末日據初期臺灣的「鸞堂」──兼論「儒宗神教的形成」《臺北文獻》，直字第 112 期（1985.6），頁 65；李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頁 91-96；以及王志宇，《臺灣的恩主公信仰：儒宗神教與飛鸞勸化》，第四章和第六章；潘朝陽，〈臺灣關帝信仰的文教內涵：以苗栗區域為例的詮釋〉，《明清臺灣儒學論》，頁 341-348。 66 李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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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後中國被迫併入世界體系，咸豐 10 年（1860）臺灣亦對西方開放港口貿易等重大變局的衝擊與效應，一時排擠了臺灣官員對文教的重視使然。然而，相對於官員的無所作為，地方社會對教育的需求以及儒士對道統的執著，仍累積相當能量，建造了全臺規模最為宏偉的民建書院──彰化和美的「道東書院」。和美鄰近鹿港，商業發達，織布業興盛；其地有財力之富，亦重文教儒風，地方紳商於咸豐 7 年（1857）合建書院，以「移澆俗為淳風，化頑民為佳士」為宗旨。該書院主祀朱子，取「朱學道東」、「王道東來」之意，而名「道東」，以明傳承道統，繼往聖絕學宏願。67同時期所建還有較為偏遠的嘉義「玉山書院」，68以及新興經濟中心之臺北的「樹人書院」，69都說明咸同時期一時的沈寂，並未抹滅民間推動文教的意願與能力。光緒年間的建學熱潮，更能印証民間力量的持續不褪。據〈表一〉，總計光緒朝至乙未割臺前的 20 年間，全臺共有新建書院 13 所，平均每年新建 0.65 所，締造了臺灣有史以來興建書院的最高峰。其中，民建書院佔有相當比例，連同官民合建的書院，在在顯現民間因素的重要。此外，官憲力量重新介入並更積極，亦影響至深。「牡丹社事件」後兩度來臺的船政大臣沈葆楨，將內地行之有年的「自強運動」帶來臺灣，70並間接促成臺灣建省。這些應變革新的舉措，使官員角色益形強化，再加上開港貿易帶來的經濟成長與文化視野，在在孕育了光緒朝書院擴增的有力背景。其特點為： 1.官員態度更趨積極： 如〈表一〉所示，光緒朝各廳縣所建「儒學」高達 6 所，官方態度之積極可謂前所未有。其或主動倡建，或有所助成，皆旨在結合官民資源。因此，此時期官民合建書院的比例增高，亦前此所無。如臺北的登瀛書院（光緒 6 年，1880）、明道書院（光緒 19 年, 1893）、臺中的宏文書院（光緒 15 年，1889）、臺南的蓬壺書院（光緒 12 年，1886）、苗栗的英才書院（光緒 15 年，1889）和基隆的崇基書 67 徐明珠，〈王道東來，斯文在茲〉，《中央月刊》24 卷 7 期（1991.7），頁 81-86。 68 黃純青、林熊祥等：前引書，頁 84。 69 林熊祥，〈臺北市文化的過去與未來〉，《臺北文物》1 卷 1 期（1952.12），頁 8；〈大龍峒耆宿座談會〉，《臺北文物》2 卷 2 期（1953.8），頁 70。 70 曹永和，〈清季在臺灣之自強運動〉，《臺灣早期歷史研究》，頁 48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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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光緒 19 年，1893）等。此外，亦在民力不逮的偏遠地區興建官設書院，以補充當地儒教發展的不足。如埔里的「啟文書院」（光緒 9 年，1883）、日月潭珠嶼（今光華島）專為教育原住民所讀的「正心書院」（光緒元年，1875）等。比較建省前後興建書院的年平均數量（建省前為 0.5 所，建省後為 0.83 所）可知，71臺灣建省不但是此波興學熱潮的重要動力，而且官方的角色益形重要──臺灣建省及施政的銳意革新，包含興學校、設書院等舉措，概為地方官員在西力衝擊下思予回應的產物。而此時興學有二大主要方向：除了建立書院講授傳統的經典之學外，還設有學堂以吸收西學新知，象徵此時的臺灣書院已捲入承襲傳統與迎接西學的糾葛，如何因應傳承與革新的交替局面，端繫地方大員的政策積極與否。以下說明或可為進一步佐證。 2. 兩極化的空間分布：府廳縣治與偏僻地區 光緒朝臺灣書院的分布特性，與自強運動在臺灣進展的方向密不可分。沈葆楨所定防務與「開山撫番」之策，先是調整、新設各行政區，復弛禁漢人渡臺與進入番地，並示約編戶口、禁仇殺、墾番地、設番塾等。72其開山撫番，目標是向更偏僻的山區拓展；增改行政區畫，是為了因應臺灣開港以後，以南北二大港口及其腹地為核心的城市結構。在此雙重因素運作之下，乃形成城市與山區雙元發展的趨勢，並深深影響新建書院的分布。此所以光緒朝的書院或建於府、廳、縣治及其附近衛星城鎮，如北部的基隆（崇基）、臺北（明道、登瀛），以及中部的苗栗（英才、向陽）、臺中（宏文、超然、磺溪），南部的臺南（蓬壺）等城市及其附近；或是在較新闢的偏遠地區，如中部山區的集集（明新）、埔里（啟文）、日月潭（正心），以及南部的屏東里港（雪峰）等，恰呈現相應之「府廳縣城市」與「偏僻地區」兩極化的空間分布特性。 71 已知光緒 1~11 年所建書院為正心（光緒 2 年，1876）、雪峰（光緒 3 年，1877）、登瀛（光緒 6 年，1880）、明新（光緒 8 年，1882）、啟文（光緒 9 年，1883）等書院；光緒 12~20 年所建書院為蓬壺（光緒 12 年，1886）、英才（光緒 15 年，1889）、宏文（光緒 15 年， 1889）、磺溪（光緒 16 年，1890）、向陽（光緒 18 年，1892）、明道（光緒 19 年，1893）、崇基（光緒 19 年，1893）等書院；另超然書院成立的確切年代不詳。參見〈表一〉及其註釋。 72 曹永和，〈清季在臺灣之自強運動〉，頁 490-491；王啟宗：前引書，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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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所臺灣非漢書院的意義 自鄭成功入臺，即在臺南附近的原住民部落新港、嘉溜灣、毆王（漚汪）、麻豆等社設立學校，延師令其子弟讀書，並蠲其徭役，使就教化。73入清之後，亦於各社置塾師以教番童。除此之外，更於雍正 12 年（1734），因巡道張嗣昌的奏請，開始由訓導按季考察番童。從此以後，土番社學更為普遍，甚至有四書、詩經、易經皆能成誦者如期應歲、科考與童子試；其穿帶衣著，一如漢人，唯有番名，但無漢姓。74降至嘉慶 20 年（1815），有些土番社學的學生開始有了漢式的姓名，如中港社的「胡經國」，即曾被當時臺灣巡道縻奇瑜選為「佾生」。75唯自明鄭以降二百年，原住民教育概停留在「社學」階段。同治 13 年（1874），沈葆楨行「開山撫番」新政，當時曾訂「設番學」之策，並與福建巡撫王凱泰連銜監修《訓番俚言》，仿三字經體例，以五字為一句，寓教化之意於其中，頒布埔里各社，以為訓番課本。76在此基礎上，臺灣總鎮吳光亮更於光緒元年（1875），奏准在番社設立義塾，並於水社（水沙連）日月潭珠嶼興建「正心書院」，以教育當地邵族，由防備駐屯丁汝霖、幕僚吳裕明、黃允元兼掌教司；其經費雖由「官租」支付，實間接出自平埔族。書院建築有二：一建在山頂長 43 公尺，寬 9 公尺；一建於山坡，長 16 公尺，寬 5 公尺，為臺灣有史以來第一所原住民就讀的書院。惜乎三年後，即因丁汝霖去職而廢絕，77致此臺灣僅有的非漢書院，曇花一現，無所發展。 4. 短暫的共存：登瀛書院的傳統與現代 臺北在清朝統治近百年後，才於乾隆年間出現第一所書院；且歷經嘉道興學高峰的 55 年間，也只多了兩所書院。這種平均每 50 年才建一所書院的速率，無寧顯示了清代臺北文教發展的邊陲性。因此，光緒朝連續興建了兩所書院，正反映出當地儒教文風的亟待開發。這些新建書院，既以延襲道統，啟民教化為宗旨； 73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卷中，頁 17。 74 （清）滿洲六十七居魯：《番社采風圖考》（臺北：臺灣大通書局，臺灣文獻叢刊第 90 種），社師，頁 1。 75 陳培桂纂修，《淡水廳志》，卷 5，志 4，學校志，社學，頁 142。 76 劉枝萬，《南投縣教育志稿》，頁 21-26。 77 劉枝萬，同前註，頁 18-20；劉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收為《臺灣省南投縣志稿》第 1 冊（臺北：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69 年排印版影印，1983），頁 229-230；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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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西力衝擊益盛，設立之初即面臨空前挑戰──晚清臺北已漸為臺灣的政經中心，當地書院發展較晚，卻更早面臨近代變革的壓力。劉銘傳接續沈葆楨、丁日昌來臺辦理洋務，並為臺灣建省後第一任巡撫，建設臺灣不遺餘力。反映在教育上，便是一方面擴增傳統書院，同時又謀設新式西學堂；乃使這些書院處於中西、傳統與現代共存之局。光緒 6 年（1880）興建於臺北的登瀛書院，便是典型的案例。光緒 13 年（1887）劉銘傳設「西學堂」於大稻埕，16 年（1890）又遷於登瀛書院西側，授以英語、法文、地理、歷史、數學、測繪、理化，兼及傳統經學、藝文等課程，並聘請留洋的張爾城為學堂總監。復秉一貫撫番政策，於「西學堂」內又另設「番社學」，延聘福建生員羅步韓擔任學監，招募大嵙崁、屈尺、馬武督諸地原住民 10-17 歲子弟，授以三字經、四書、以及詩、書、易諸經，78與鄰近「西學堂」形成強烈對比。加上「登瀛書院」原即為聘有進士為院長的正規書院，三者並列，乃呈現傳統儒學、非漢學堂與現代西學共存於書院的局面。登瀛經驗，概為後來內地、乃至於內蒙古書院轉型為新式學堂的最早模式。此固是劉銘傳的勇於創新，亦因臺灣地處邊緣，較能享有彈性的便利所致；乃使臺灣在近代中國新舊教育體制共存磨合的過渡期，引領風氣之先。可惜登瀛經驗，極為短暫；新任巡撫邵友濂到任後，俱被撤廢，79不待乙未割臺的更替。由非漢「正心書院」與臺北「登瀛書院」的經驗可知，晚清臺灣書院的興廢，實深受地方官員態度積極與否所左右！在此「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人治原則，以及西力衝擊愈甚的局勢下，光緒時期臺灣書院「創新應變，卻無所延續」的無奈，恰正反映了清末臺灣儒學發展愈盛，卻更窮蹙困乏的弔詭處境。 78 曾迺碩等，《臺北市志》，卷 7，教育志，教育行政與學校教育篇，頁 12；17-18；19。 79 同前註，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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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蒙古書院的發展：與臺灣比較的觀點

(一) 草原上的漢人：從「板升」到「歸化城」

相對於明鄭漢人在臺灣的移墾建政與初創文教，明代漢人在內蒙古的開發拓殖，實倍顯曲折艱辛。明朝自成化以降，臨近長城的漠南草原上，就已陸續出現耕墾定居的漢民。他們或為入侵的蒙古所掠，有的則是叛明出亡塞外的官兵，也有越邊耕墾逃避朝廷課賦的農民，以及具有強烈反明政治動機的白蓮教徒。無論前後早晚，彼一概不能不成為曲從蒙古部落的農產勞力。至少在嘉靖 25 年（1546）以前，已在當地形成規模不小的「板升」社會。80漢人在此固能傳承原有的生活文化，但在蒙古治下生存，政、社地位處於弱勢，既無力逾越蒙古部落所能容忍的界線，81更不能像移墾臺灣的漢民一樣，經由驅逐荷蘭人建立自主、完整的漢人政教體制。16 世紀的 70 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明朝政府的支助下，以漢人移民所提供的農、手工業為經濟基礎，興建了「歸化城」（即呼和浩特）。城中的漢人依然只能扮演物質提供者的角色，其政社地位仍無所提升，只能在寺廟的鐵鑪、牆壁與石碑記註漢字，藉此留下自身的文化標誌。82故明代漢人在內蒙古雖比在臺灣更早形成聚落；但從「板升」到「歸化城」，其文教活動都極為有限，遑論師承門風。它雖與中原內地僅有邊牆之隔，卻比隔海之遙的臺灣漢人，更具有明顯的邊緣性。兩者之歷史背景與地理空間的殊異，亦使清代儒學在兩地的傳播發展，迥然有別。

(二) 儒學再度北傳草原的四種形式

對臺灣而言，無論是明鄭或入清以後，儒學教育基本上係與漢人社會在臺灣的穩固確立同時進行，可說就是內地發展的延長；臺灣原住民本身缺乏通行已久 80 「板升」是明代中葉時以降，離開中原前往塞外發展之漢人集居而成的聚落。參見黃麗生，《由軍事征掠到城市貿易：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國立臺灣師大歷史研究所專刊 25（臺北：國立臺灣師大歷史研究所，1995），頁 212-214。 81 同前註，頁 220-231。 82 同前註，頁 30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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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傳承和經典文化，在人口數量和文化發展亦未構成漢人發展儒學的阻礙。但內蒙古的經驗則複雜得多，並表現出更為明顯而獨特的邊緣性。此地在清朝尚未入主中原以前即已降服，其上所有住民，無論是蒙古部落、漢人農商，概被納入統轄；對蒙古部落施以盟、旗制度，對漢人則設以廳、縣，仍轄於邊內的山西或直隸省下。從被滿洲征服到開始設治，從設治到開始興學，邊外漢人經歷了一百多年漫長而備受壓抑的考驗。此外，自 16 世紀以降，這裏就已是蒙、漢、藏等民族殊類並存的所在，他們既共享混合的生活質素，又保有各自的特色；清代滿族的統治，更擴大了這個多元並存，異而相容特質。83因此，清代儒學北傳內蒙古，基本上係經由四種不同的形式與管道，而不像臺灣那樣與內地有較高的一致性： 1. 歸化城土默特官學 清廷最早在內蒙古地區所設學校，乃是為教育歸化城土默特部蒙古而設立的「歸化城土默特官學」。雍正 2 年（1723），曾在北京接受八旗官學教育的土默特都統丹津，將京師「崇儒重道」的文風帶到邊外，奉准於歸化城建「土默特文廟」並附設「官學」，招收土默特蒙民，教習滿蒙繙譯及馬步箭等武功，乃成此「土默特官學」。84其滿蒙繙譯課程，多採用滿漢文並用的《清文鑒》、《三合切音》等書，故土默特蒙民讀漢書、多有從漢師者。85又蒙古繙譯考試係以滿文《日講四書》，或漢文《性理小學》出題，86土默特官學課程概亦以滿、蒙、漢文的儒家經典為教材。因此，該校在培養滿、蒙語文和繙譯人才的同時，也將儒學以滿、蒙、漢多元語文的教育方式推展到蒙古社會。 2. 駐防八旗官學：熱河與綏遠城 清廷重視八旗教育，係由於其視八旗為建立文治武功大業的棟樑支柱，培養與拔擢不餘遺力。至雍正年間八旗教育的體制趨於完備，更使之擴及於八旗駐防 83 黃麗生，〈近代內蒙古人民的生活圖像〉，收入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77。 84 （清）通智，〈束力建南文廟碑記〉，收於（清）劉鴻逵，《歸化城廳志》（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館藏），卷 20，文藝，頁 10。 85 （清）張曾，《歸綏識略》（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館藏），卷 12，地部，官學，頁 39。 86 郭松義、李新達、李尚英，《清朝典制》（長春：吉林文史出版社，1993），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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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邊疆要地，也因此成為儒學傳播至內蒙古的重要憑藉。87熱河地方原為內蒙古喀喇沁、土默特、巴林、察哈爾等諸部旗的游牧之地。入清以後，清廷於康熙 42 年（1703）建熱河避暑山莊，歲巡幸此地；88遂將之劃為畿輔駐防的一部份，所設承德府亦屬直隸所轄。但其境實與內蒙古卓索圖盟諸旗交錯，若以原本駐牧的蒙古盟旗為準，此地亦應在內蒙古範圍。按此，雍正元年（1723）所設熱河八旗駐防義學六處，及喀喇河屯分駐學房，89應為內蒙古最早的八旗官學。道光 8 年（1828）熱河都統松筠又奏設「蒙古官學」，以培養八旗蒙古子弟為繙譯人才，以佐助蒙古各盟旗控訴案的處理。90 事實上，在內蒙古更具代表性的是「綏遠駐防八旗官學」。清廷雍、乾之際，建「綏遠」新城於歸化城東門外，並將右衛八旗移駐於此，其官將兵丁大多為滿人，少部份為蒙古。91乾隆 4 年（1726），奉准依照歸化城土默特官學之例，並得土默特滿蒙繙譯師資的支援，正式開辦綏遠城八旗官學。92其學制多有演變，至乾隆 50 年（ 1772）時，設有「興、校、庠、序、塾」五學教習滿蒙語文與馬步箭術，又設滿漢繙譯學一所，93師生皆享有官費，94其課程滿蒙與滿漢繙譯並重。由於清廷大量編印滿、蒙文譯本的儒家經典來培養八旗繙譯人才，不但利於滿、蒙語文的推廣和使用，亦對儒學北傳內蒙古提供了有力的後盾，影響深遠。 3.漢人的私塾義學書院與廳州縣學邊外漠南之地早有漢人耕墾定居，但清廷並未像在臺灣一樣設學造士，反而對邊外漢人的建校興學多所限制。與所有漢人移墾社會一樣，內蒙古漢人最初只 87 黃麗生，〈清代內蒙古地方儒學的發展與特質〉，頁 177-178。 88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77，志 52，地理 24，頁 2401-2405；卷 54，志 29，地理 1，頁 1909。 89 （清）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卷 35，職官志 2，頁 2285-2286；（清）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據清嘉慶 4 年刊本景印，1968），卷 117，營建志 6，頁 7580-7583。 90 （清）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卷 394，禮部，學校，熱河官學，頁 10320。 91 黃麗生，《由軍事征掠到城市貿易：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頁 342-345。 92 《軍機處滿文錄副奏摺》（北京：第一檔案館藏），794-2；794-3。 93 《軍機處滿文錄副奏摺》，3088-10。 94 （清）張曾，《歸綏識略》，卷 12，地部，官學，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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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設私塾，作為兒童幼生啟蒙教育的場所。以歸化城地區而言，蒙漢學生混讀的私塾很普遍；95但私塾以上的教育，滿蒙漢之間並不平等。除承德府以外，其他地方至同、光以前，並不設學官、學校，所有歲科考試必須返回本籍。96相對於歸化城蒙古人或駐防八旗菁英都有「官學」可讀，漢人只能就讀於各地官民辦設的「義學」。97這些主導或襄助「義學」重建的地方大員，持以文明並無畛界、教化無分族籍貴賤的立場，98既扮演皇權工具的角色，復有自發性的淑世理想。與在臺灣興辦書院的循吏，如出一轍。內蒙古漢人教育機會的受限，一直到同光以後，才出現兩次變化：一是同光年間，開始在部份地區增設廳縣學官、學校和書院；二是光緒末年，不分蒙、漢或廳縣、盟旗，一概鼓勵設立新式學堂；或將原設官學、書院，轉型為現代學堂。學堂的儒學課程雖明顯減少，但仍有相當保留；並且隨著學堂大幅增設於漢人廳縣和蒙古盟旗等城鄉地區，反使儒學傳播的範圍更為擴大。 4.內蒙古盟旗的自行習儒隨著八旗蒙古和歸化城蒙古得以讀書考試為晉身之階，舞文弄墨乃為蒙古上層社會身份的象徵。無論是奏請覲見、往來社交，或為了培養盟旗人才，在在促動內蒙古盟旗貴族自行習儒的風氣。農牧混居地區的蒙古平民，更不乏就近薰習而讀書者。但清廷不准在盟旗設立官學，99盟旗王公臺吉只好自設家塾，或在府邸附近設立私塾教育子弟；有的只教蒙文，有的滿、蒙文兼習，也有的滿、蒙、漢三種語文都學。如果教席是聘自喇嘛廟，則亦兼學藏文。一般而言，離邊較遠、純粹放牧盟旗的私塾，只教蒙文或滿蒙文並學的多，兼習漢文的少；100但仍有樂 95 《土默特志》上卷，教育志。收於《內蒙古教育史志》（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1995），第 1 輯（上），頁 55。 96 （清）陳希曾，〈重立歸化城義學碑記〉，收於（清）張曾，《歸綏識略》，卷 13，地部，義學，頁 46。 97 （清）張曾，《歸綏識略》，卷 13，地部，義學，頁 39-40。 98 （清）德綸，〈德公告示〉，收於（清）張曾，《歸綏識略》，卷 13，地部，義學，頁 41-42。 99 《軍機處滿文錄副奏摺》，1082-1；1082-2。 100 如烏蘭察布盟的四子部落旗、喀爾喀右翼旗、茂明安旗、烏拉特三公旗等。更為偏北的哲里木盟郭爾羅斯前旗，雖很早就開放給漢人開墾，至清末所設私塾已有 40 餘處之多，兼習漢文的卻只有 6 處。見烏蘭察布盟政協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編，《烏蘭察布盟史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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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弟就近赴漢人的私塾或義學就讀者。101無論所學是否包含漢文，其課程內容多含有滿譯或蒙譯的聖諭廣訓序、四書、五經等。102近邊盟旗的貴族習儒風氣更甚；早在乾隆時代，就有敖漢旗臺吉因能賦漢詩，而被提拔入宮。103

(三) 邊外的書院：長期抑制與晚期發展

如前所述，清代儒學在多重動力和形式下北傳內蒙古；其歷程遠較臺灣來得複雜；邊外漢人的處境，也比臺灣漢人艱困得多。所相同者，在於他們都對儒學在邊區的發展扮演關鍵角色。以內蒙古來說，歸化城蒙古和駐防八旗，雖享有資源優勢，但畢竟在數量和空間上都甚為有限，真正使內蒙古儒學發展，由點而面，而成帶狀擴散的，乃是漢人不斷越邊移墾所形成的歷史效應。其書院發展的時空特性，可為印証： 1. 乾隆時期的承德府書院群 滿清入關至清末，為治理漢民而在內蒙古盟旗境內設治的地區，大致可分為：歸化城廳及附近地區、直隸承德府地區、吉林長春府地區、奉天昌圖府地區、以及黑龍江大賚、肇州、安達三廳等五大地區。最早設治的是成立於雍正元年（1723）的歸化城廳104與熱河廳（後改制為承德府）。105乾隆年間，熱河地方官員開始興建「平泉書院」（乾隆 11 年，1746）、「秀塔書院」（乾隆 38 年 1773），可謂清代邊外寧：烏盟政協文史資料研究委員會，1997），頁 69；191； 231； 321。徐世昌，《東三省政略》（臺北：文海出版社，1965），卷 2，蒙務上，蒙旗篇，頁 1609。 101 徐世昌，《東三省政略》，卷 2，蒙務上，蒙旗篇，頁 1601；程道元修，續金文纂，《昌圖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據民國 5 年鉛印本影印，1974），卷 4，人物，頁 346-348；達瓦敖斯爾，〈僧格林沁的傳人─ 伯顏訥謨祜及其兒孫〉，收入《內蒙古近現代王公錄》（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內蒙古文史資料第 32 輯，1988），頁 89-90。 102 《烏蘭察布盟史略》，頁 191；321。 103 （清）和珅，《欽定熱河志》（臺北：文海出版社，據清乾隆年間版本影印，1966），卷 75，藩衛，頁 2586。 104 《清史稿》，卷 60，志 38，地理 8，頁 2040-2044。 105 （清）和珅，《欽定熱河志》，卷 73，學校 1，頁 2525-2531；（清）海忠修‧林從火冏等纂，《承德府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據光緒 13 年廷杰重訂本影印，1968），卷 1，圖說，頁 4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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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的先驅。106乾隆 41-43 年（1776-1778）清廷又設立「熱河道學」（二年後改為「承德府學」）、文廟以及「秀峰書院」、「赤峰書院」等，帶動當地興學的風潮；續又有「鳳儀書院」（確定年代不詳）、「灤江書院」（乾隆 52 年，1787）等，於焉形成以承德府為中心的書院群。107 雖然此時離熱河設治，已達半個世紀之久；但比起內蒙古其它地區，它仍是最早突破「邊外不設學校」限制的幸運之地。此乃因於熱河係清帝避暑山莊所在，乾隆在此設學校建文廟，旨在宣示效法父祖「崇儒重道」，文治天下的用意。108 唯此並不及於內蒙古的其他地區；承德府以外的漢人書院，要在一百多年後的同光時期才陸續准建。這使內蒙古的書院分布，呈現出偏倚不等的時空特質。（見表二）109如歸化城地區，直到同治 7 年（1868）才出現薩拉齊廳官民合建的「育才書院」，110官辦的「古豐書院」則更遲至光緒 11 年（1885）才准設立；111離歸化城設治已達 162 年之久。其餘較晚設廳的奉天昌圖、吉林長春等地區，更分別遲於同治 7 年（1868）設立「開文書院」、光緒 10 年（1884）設立「養正書院」，112 都比承德府書院群晚了一個世紀。可見，雍乾兩朝清廷鼓勵地方興學的政策，雖曾正面推動臺灣書院的發展，也在承德府地區稍見發酵，卻全然不及於內蒙古其它的漢人地區。此說明，就儒學傳播而言，與中原只有邊牆之隔的內蒙古於入清以後，依然無改其在明代時期即比隔海之遙的臺灣更具邊緣性的事實。 2. 同治興學的背景：興文教以弭亂事 直到同治時期，內蒙古書院的發展，才開始突破「承德書院群」的範圍，而 106 （清）黃彭年等撰，《幾輔通志》（臺北：華文書局，據宣統 2 年刊本重印，1967），卷 115，經政略，學校志 2，頁 3734。 107 （清）海忠修、林從火冏等纂，《承德府志》，卷 13，學校 3，頁 556-558。 108 （清）弘曆，〈熱河文廟碑記〉，收入《承德府志》，卷 12，學校 1，頁 539。 109 〈表二〉資料來源，參見註釋 84；89-93；95-97；105-107；110-114；115；120-128；136。 110 （清）文山，〈薩前同知文由公創建書院碑記〉，《薩拉齊縣志》，卷 6，政治教育，收於《內蒙古教育史志》，第 1 輯（上），頁 49-50。 111 （清）劉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0。 112 程道元修，續金文纂，《昌圖縣志》，卷 1，地理，頁 57；卷 2，建置，頁 99-115，123-125；卷 3，教育，頁 236；《清史稿》，卷 56，志 31，地理 3，頁 1948-1950；（清）長順，《吉林通志》（臺北：文海出版社，1965），卷 47，學校志 4，學署，頁 3155，3211；卷 49，學校志 6，書院，頁 3297，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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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極孤立而分散地出現在奉天昌圖府以及歸化城廳和附近的薩拉齊廳。這兩個地區都是因為深受儒化教育影響的蒙古王公和滿、蒙、漢軍等八旗大員，以及地方漢人士紳皆亟思修文教以端風俗所致，彼等甚至比清廷中央更積極實踐「崇儒重道」的文教信念，雖官學未能設立，亦不忘倡建義學、書院。如同治 4 年（1865），科爾沁旗名將僧格林沁之子伯彥訥謨襲親王位後，奉命剿平昌圖府巨盜，即奏善後八事：「首以興學校、端士習為急務。命下之日，建立學宮。」乃有同治 7 年（1868）同知張鼎鏞之設「開文書院」。113昌圖建治五、六十年來，自此始設學官、立文廟、建書院。在歸化綏遠方面，則因同治 6-7 年（1867-1868）間，捻亂、回變兵事逼近，震驚薩拉齊商界；諸紳商有品望者乃相與籌劃經費，訓練民團，建築圍堡，始轉危為安。同知文山暨商紳乃將團練節餘興建「育才書院」，期能興文教、修民德以弭亂事。114此為當地自明代有漢人耕墾三百多年以來之第一所書院。在此背景下，綏遠城駐防八旗，也感染了這種興學修德的意識。同治 7 年（1868）安定將軍蒞任綏遠，著意八旗教育；11 年（1872）即令官兵捐建「長白書院」，115並建文廟，春秋皆由將軍率屬致祭。116其書院按漢人學制，延請山長，按月扃試，並備束修膏火等。此外，還公告招徠歸化城學生，無論漢人蒙古，均一體入學考試，以達相互砌磋、廣其文教之意。117「長白書院」的興建，亦因秦隴多事為緣起，同有「維持風化，輔翼昇平。」的期望。118 這種因地方治安不靖，而使內蒙古地方官員，不論族籍，欲修文教改善民風而建書院的意識與行動，可說是同治以降突破邊外不設書院瓶頸的關鍵。相較於臺灣在後乾隆（嘉道）時期即因漢人開拓有成、社會經濟發展，而促成書院大幅成長的情況；內蒙古儒學教育的發展顯然遲滯得多，這無非是當地漢人長期受到 113 程道元修，續金文纂，前引書，卷 4，人物，頁 346-347；卷 3，教育，頁 235-236。 114 （清）文山，〈薩前同知文由公創建書院碑記〉，收於《內蒙古教育史志》，第 1 輯（上），頁 49-50。 115 鄭裕孚，《歸綏縣志》（臺北：臺灣學生書局，據民國 23 年鉛印本景印，1967），教育志，頁 290。 116 《歸綏志》（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館藏），經政卷 15，學制，頁 1-2。 117 （清）劉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4-85。 118 同前註，卷 20，藝文，〈創建長白書院碑記〉，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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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限制使然。事實上，從內蒙古書院迄光緒以後才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來看，若非近代變局的衝擊使邊外官紳有所覺醒，態度轉趨積極；能否出現上述同治時期的有限突破，還未可知。 3. 光緒時期以官學為主導的書院發展 同光以後，清廷對內蒙古漢人文教的態度由防患轉為積極，一則係由於清季的內外危局，使當地儒化的蒙古王公與滿蒙官員、漢人士紳，俱有高度的憂患共識，期能以文教弭亂事；二是因為同治中興以後，革新之議漸興，地方要員的意見較前受到重視，清廷也放寬墾殖限制，並於增設廳縣外，亦隨建官學、書院。119 與在臺灣的情形一樣，內蒙古自光緒初年起，各地區皆出現遠較過去積極的興學風潮，而且由官憲主導的情形更為明顯，表現出以官學為主、為先，書院次之的模式。其建立書院，多由地方官員主導倡議，地方菁英予以配合的官民合建型態為主。此期間內蒙古各地區興學模式有： (1) 只設官學，不建書院：如最早擴大興學的奉天昌圖府地區，在光緒 3 年（1877）增建「府學」及「縣文廟」各一間、「縣學」三所，但並未新建書院。此外，早在乾隆 15 年（1750）以前即已設治歸化城及附近豐鎮、清水河、薩拉齊、寧遠、托克托、和林格爾等各廳，亦總由光緒 11 年（1885）始獲准設立的「歸化廳學」兼管，而不另設書院。120 (2) 既設官學，復設書院：如同治 11 年（1872）綏遠城將軍在「綏遠八旗官學」之外，復設「長白書院」；光緒 5 年（1879）又將之擴大改為「啟秀書院」。121又，歸化城土默特於文廟官學外，亦設有專為土默特蒙古所建的「啟運書院」。122再者，吉林長春府稍早在同治 11 年（1872），曾由紳士朱琛等捐建「文廟」和「廳學」；光緒 10 年（1884），又由通判李金鏞 119 黃麗生，〈清代內蒙古地方儒學的發展與特質〉，頁 188-194。 120 傅增湘，《綏遠通志稿》（呼和浩特：影印手抄本，內蒙古圖書館藏），卷 50，教育，頁 2。 121 （清）劉鴻逵：《歸化城廳志》，卷 4，學校，頁 83-85。 122 《土默特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間刊本影印，1968），卷 6，祀典，頁 93，97-98；《土默特旗歷史檔》（光緒 14 年正月），〈清財字 0544 號：文昌廟官學帳〉，收於《內蒙古教育史志》，第 1 輯（上），頁 3。

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