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節 不對稱之文獻
在討論不對稱行為議題時，多數文獻會以一總體經濟變數作為景氣指 標，觀察經濟社會行為是否會因為景氣波動產生不一致的情況。Wu and Cheng（2010）探討總體景氣波動是否對於死亡率與自殺率的影響有對稱 效果。使用美國 1951 年至 2005 年的資料，以失業率作為總體經濟指標。
實證結果顯示，總體景氣對於死亡率的影響是對稱的，然而對於對自殺率 的影響是不對稱的，景氣繁榮時自殺率減少的幅度大於景氣衰退時自殺率 增加的幅度。
許雯（2010）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我國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有顯著影 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的繁榮或衰退期間是否出現不對稱影響 效果。此外，由於政府為了重整金融市場秩序與降低銀行呆帳比率，在 2001 年開始進行為期兩年的一次金融改革，故作者在 2003 年做時間點的切割，
探討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前後總體景氣波動對銀行業不良債券比率的影響 效果是否具對稱性，藉此了解政府對於金融市場的監理及管理是否有實質 影響效果。作者利用 1988 年至 2009 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以 失業率變動趨勢作為總體經濟指標。實證結果顯示，銀行業不良債券比率 與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呈反向循環。然而，在一次金融改革前，總體景氣的 繁榮或衰退對於不良債券比率的影響程度差異不大；在一次金融改革後，
總體景氣的繁榮或衰退確實對於不良債券比率的影響程度出現顯著差異，
主要原因來自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家銀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惡性的競爭的 情況下各家銀行逾放比率逐年升高，使得受到景氣波動的影響不甚明顯，
然而，一次金融改革讓金融市場回歸到應有的波動秩序。
趙倚欣（2011）研究台灣家戶捐贈的不對稱行為，結果發現總體景氣
‧
歸納以上的文獻可發現，會先選定總體景氣指標，Wu and Cheng（2010）
與許雯（2010）皆以失業率作為總體景氣指標，可預期的是，當景氣繁榮
接著來探討消費的不對稱行為，Apergis and Miller（2006）使用 1957 年至 2002 年的個人消費（personal consumption）季資料，探討美國股票市 場價值是否對於消費有不對稱的影響，採用 Error-Correction 模型，以稅後 名目勞動所得（afer-tax nominal labor income）及股票價值（stock market capitalization）解釋消費行為。研究結果顯示股票市場價值確實對於人均實 質消費（real per capita consumption）存在不對稱的影響，更進一步發現股 票市場壞消息所影響消費程度大於好消息的影響程度。Holly and Stannett
（1995）驗證英國消費使否存在不對稱性，使用英國 1966 年至 1992 年的 季資料，檢定方法是採用 Sichel 在 1993 所提出不對稱循環可分為深度不 對稱（deepness asymmetric）與陡度不對稱（steepness asymmetric）。若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景氣循環來說，景氣衰退的谷底（troughs）相對於景氣繁榮的頂峰（peaks）
來的深時，此不對稱的形式稱之深度不對稱，反之亦然；若景氣衰退期較 景氣繁榮期來得陡峭、快速，此不對稱的形式稱之陡度的不對稱。Holly and Stannett 的研究結果顯示英國的消費存在深度不對稱，但陡度不對稱並不 顯著。根據張倉耀與王譯賢（2010）解釋，深度的不對稱是說明景氣循環 的過程中，谷底與頂峰存在不同的行為；然而，陡度的不對稱則是說明在 景氣循環的過程中，緊縮期與擴張期存在不同的行為。
國內亦有相關研究，郭炳伸與鍾景亭（2002）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如何 影響國人對於非耐久財的消費行為，驗證恆常所得假說是否成立。作者使 用門檻模型（threshold model），以總體景氣作為門檻變數，假設消費者追 求效用極大化，以當期所得與所得的變動趨勢作為借貸限制條件，觀察總 體景氣波動下的消費行為。結論顯示當總體景氣低於某一個門檻值時，非 耐久財的消費受到當期所得影響，恆常所得假說不成立；當總體景氣高於 某一個門檻值時，非耐久財的消費不受到當期所得影響，恆常所得假說成 立。
‧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景氣對策信號(分數) 實質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