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到了毛澤東的「大我」不斷擊敗它的敵人,最後擴張到至大無外的一刻,所有與「大 我」相鄰的東西都消失了,「大我」不再擁有任何一個足以與它本身相頡頏的對立項;

93 轉引自蕭三,《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頁48。

94 關於這個問題的領悟,我得益於漢斯‧約納斯(Hans Jonas)的一場演講。參看約納斯著,張榮譯,《奧 斯威辛之後的上帝概念》(Der Gottesbegirff nach Auschwitz)(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頁26。

換言之,「大我」失去了它的存在所依賴的那套多極的關係。於是,它的存在也不再有 任何意義了。到了那一刻,毛澤東在〈矛盾論〉95

然而,那一刻正是另一波「矛盾」的開始,另一劫新生的肇端。「死」甚至是「生」

的必要條件:

中所謂的「矛盾」,終於消失了,歷史 也終結了。那正是一種「死」。

生於此者,必死於彼;死於彼者,必生於此。生非生,死非滅也。國家有滅亡,

乃國家現象之變化……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新生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

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惟改 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 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 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亦然。宇宙之 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 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96

這是一段具有讖語性質的話頭,其中的描寫,後來都一一應驗在毛澤東執政時代的共產 中國。從「毀」中求「成」,於「死」後再「生」,「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只有這樣的

「死」與「毀」,才真是值得期待、值得追求的標的。因為,唯有如此,在新的一劫中的 主體(「我」),才能夠重新找到它的對立項,重新找到它所賴以安身的新的一套多極的 關係;在這一套新的多極的關係中,這個新的主體,也才能啟動新一波的針對相鄰的對 立項的攻擊,重新把這些對立項納入自己內部,直到自己至大無外(「大我」於焉出現) 為止。這一切又醞釀出了下一波的生關死劫。在一波接一波的生關死劫中,萬物劫數難 逃,終成劫灰——這是毛澤東式的永劫。

這樣的「死去活來」的想法,後來終於促使毛發展出了「不斷革命論」。97

95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頁299-340。

在文革之 前兩年的1964年,毛與龔育之談話,他「從天講到地,從地講到生物,從生物講到人,

就關於自然發展史的輪廓發表了一些想法。根本的思想是」:「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

96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毛澤東早期文稿》,頁200-202。

97 「不斷革命論」,見Stuart Schram,〈毛澤東與不斷革命論——1958-1969〉,收入氏著,燕青山、易 飛先編譯,《施拉姆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頁56-82。Schram的這篇文字,從毛的「不 斷革命論」,在北京提供的英譯中,是作‘continued revolution’,抑或‘uninterrupted revolution’,來考慮 其間的激進與穩健,乃至於「激進主義派」與「秩序派或溫和派」之別;似乎有些想當然耳。不過,

本文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毛的「不斷革命論」的時代背景。

都有它的產生、發展與死亡。……人類也是產生出來的,因此人類也會滅亡。地球是產 生出來的,地球也會滅亡。不過我說的人類滅亡和基督教講的世界末日不一樣。我們說 人類滅亡,是指有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來代替人類,是生物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我說馬 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和滅亡。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產生的東 西都有它自己的滅亡,難道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

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代替它」。98

這正是毛的一生所經營的事業:毀掉「舊宇宙」,以期能得到「新宇宙」。然而新的 又會變成舊的。所以,毀掉「舊宇宙」的過程又必須從頭來過,必須不斷地、沒完沒了 地破壞既定的局面。那永遠遙不可及的「新宇宙」,事實上變成了必須不斷毀滅「舊宇 宙」的理由了。然而,要到甚麼時候,「新宇宙」才能真的「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呢?

甚麼時候,「更高的階段」才能翩然降臨?甚麼時候,這無盡的破壞的進程,才到了終 點?

我們忍不住想起了Louis Althusser的預言:「從最初一刻到最後一刻,『終於』這寂寞 的時刻,永遠不會來臨」。99

結語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本文開端處引用的這兩句詩,是毛澤東所作一首七律中的頸聯。毛澤東利用中國傳 統的律詩形式,來表現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根本就難以想像的思想內容(在中國的文化傳 統中,天是一切價值的來源,人應該順天、而非逆天而行;以人力來重造「新天」,是 難以想像的事)。這個例子,正好具體而微地反映了毛澤東身上的中國文化傳統,與他所 推動的共產革命之間的關係。

在毛澤東身上,《大學》中那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人為構成說」,如今轉向 了共產革命,而以共產革命為其極致的、究竟的目標。舊的「內聖外王」的形式,被注 入了嶄新的內容。而「人為構成說」所具有的「直接性」:相信人終究可以「直接」表 現「普遍性」、「終極性」與「絕對性」,相信事在人為,人本身就是主體,而不是「普

98 龔育之,〈毛澤東與自然科學〉,收入: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合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

三聯書店,1996),頁98。

99 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London: Verso Edition, 1986), 113.

遍、終極、絕對者」的客體這一套信念,則在共產革命中,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表現出來。

只是,在現代中國,源自於這種「直接性」式的信念的無窮無盡之追求,卻帶來了 似乎無窮無盡的災難。歷史,儘管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從來不是人類計劃的結果。如 果這一段歷史蘊藏有甚麼教訓的話,那麼,教訓就在這裏了。——這卻是個「間接性」

式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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