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世變與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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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劍俠故事群之編作者生命歷程
在進入《劍俠傳》文本的討論之前，應從其編作者本身著手，探討編作者之 所以收集這些劍俠小說並且叢集成書的動機。然而，每一個人都是時代與社會的 一個小單元，其一舉一動都代表著社會複雜的結構性因素，編輯的動機也許是基 礎於社會背景的影響，或者圍繞著編作者本身的經歷，如家庭與個人。因此本章 欲從《劍俠傳》的三位編作者王世貞、任熊、金庸的身處時代與社會，到其家庭、
人際網絡、個人，以至於其作品，以考察其編輯與改編《劍俠傳》的動機。
第一節 世變與文風
《劍俠傳》的編輯者王世貞生於明世宗嘉靖五年（西元1526 年），卒於明神 宗萬曆十八年（西元1590 年），一生所經歷明中期的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正 是被明清史學家認為是明代社會歷經一大變化的時代，許多社會與國家的情況都 改變了。而任熊出生於清道光三年（西元1823 年），卒於清咸豐七年（西元1857 年），此時期也是被李鴻章稱為「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的重要時代。1金庸則是生 於民國十三年（西元1924 年），一生至今經歷了北伐、剿共、抗戰、國共內戰，
以及全球化的世界，其所身處時代較前二者更為複雜。然而，三位編作者經歷的 時代簡單來說有著外患威脅、內亂頻仍、政治混亂、社會繁榮、文化發展等五個 共同點，這些共同點之間既矛盾卻又同時存在，本節便分別介紹這些共同點，並 且探討這些時代因素對於編作者在編輯與改編《劍俠傳》動機的遠因。
一、外患威脅
明代有所謂「南倭北虜」之說，北虜指的是蒙古，南倭則是倭寇。遭明太祖 驅逐後返回北方的蒙古，並未因此消失，而是分成韃靼與瓦剌兩部，成為明朝政 府長久以來的北邊外患。明太祖有鑒於此，便在長城沿線佈署重兵，明成祖則將 中央政府移往北方，奠都北京，為的就是防範北邊的威脅，在明英宗時期爆發出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甚至被瓦剌擄走。歷經南北雙方長時間的對峙後，由於韃靼 與瓦剌之間的衝突，削弱了彼此的實力，對於明朝政府的威脅也逐漸減弱。
但是隨著時間的變遷，北面的政治局勢有所變化，南方也逐漸萌生出另一個 外來威脅，便是由日本落魄武士與沿海海盜所組成的倭寇。倭寇的組成分子複雜，
毫無組織，多次襲擊東南沿海，但政府軍隊並無法將之徹底剿滅，而是斷斷續續 地騷擾著沿海的城市。王世貞的時代正處於北虜的威脅減弱，南倭勢力逐漸增強
1 （清）李鴻章，《李文忠公奏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 506，卷 19，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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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期，而其家鄉與遭到倭寇侵擾之處不遠，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世貞二 十九歲時，倭寇大舉侵犯東南沿海，「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 告警。」、「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2倭寇連年的侵擾，使沿海居民飽受蹂 躪，雖然王世貞並未明確指出家鄉的倭亂對其創作動機是否有著顯著的影響，但 此背景可能是當地士人尚武風氣的起因之一。3
晚清可說是面對著千年以來未有之大變局，道光二十年（1840），在任熊十 八歲那年，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最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中，中國必須割讓香港，
並且開放中國五處港口通商。外國列強以武力強行開港，要求中國向世界開放並 與諸國通商。通商的同時，除了東西雙方在商業的交流之外，資訊與文化也隨之 匯合，激發出另一種面貌。面對這些刺激的第一線，尤其是上海，原本只是一個 小漁村，但開港之後，憑恃著己身處於長江三角洲的頂點，據有地利之便，迅速 成為接受西方文化的門戶。而圍繞著長江三角洲的各個城市，也面對著不少外國 勢力的衝突與角力，身處其中的民眾與任熊看在眼裡，自然對於外來威脅十分深 刻。
到了近代則是在大戰之後以及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加，
尤其當時仍是由英國政府管轄下的香港，更是國際貿易的中繼點，在資訊流通與 外來文化的衝擊更是明顯。此時雖說無實質上的「外患」問題，但是在國際外交 上，中國在美蘇冷戰對峙之中，以及與蘇聯之間關係的分合，也可視為一種外來 的隱憂。
2014 年 8 月金庸出版的新書《明窗小札 1963》，收錄的是金庸在 1962 年 12 月1 日開始，直至 1968 年 10 月 30 日之間，金庸在《明報》上所發表的政論，
有國際政局分析和時評，涉及經濟與政治，還有全球格局相關的內容，是金庸第 一本政論文集，內容包含：「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香港的中英關於九龍城寨 的糾紛；蘇聯社會的專制和強權；中蘇的論戰和歷史的紛爭；美國的內政和外交；
美蘇的冷戰和對峙；古巴的導彈危機；亞洲各國的外援和內困；越南的動蕩與危 機；中印邊境的衝突；西歐國家之間的合縱連橫；東歐的求變和困境；以及共產 陣營中的分裂和派系。」4由此可見金庸對國內外時局的敏感，尤其是因為美蘇 冷戰的關係，隨時都有再度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國際上發生的大事，
可能與中國或香港無關，但也可能是刺激金庸創作的因素之一。而金庸做為報業 人士，不僅在相關資訊的掌握上較一般民眾為便，對此局勢的敏感性也應該更為 強烈。
2 有關倭寇資料，參考《明史》及《中國通史》。（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4），冊 27，卷 210，頁 8341 至頁 8358。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2001），
冊下，頁640 至頁 646。
3 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與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30 卷，第 3 期，2012。
頁63 至頁 98。
4 金庸網，http://www.jinyong.com/，2014.8.22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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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亂頻仍
明代自太祖立國之後，國內時有紛亂。太祖分封諸子為地方藩王，做為中央 政府的屏藩，而藩王手中同時握有兵權。有明一代就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藩王叛 亂，三次叛亂後，政府皆大幅度削弱地方藩王的力量，不僅失去王府的軍事權、
人事權、財政權，也無法任意離開領地，或是與其他藩王聯絡。如此限制便使得 後代藩王一方面受到政府供養，一方面沒有實權，部分藩王便醉心於編輯與出版 文化事業。5在藩王無法叛亂的同時，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各種複雜的因 素，嘉靖之後地方民變與奴變時而發生，地方治安仍舊無法穩定。
清代在康熙時期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後，社會長期穩定。但是在乾隆之後便 開始有著零星的教亂，甚至在道光時期引發了太平天國之亂，影響時間與地區之 廣，非有清一代其他內亂所及。太平天國動亂時期，影響最深的就是江南地區，
不僅是江寧被太平天國做為首都天京，被視為江南文化重鎮的蘇州也被長期圍困，
甚至是清軍位處長江下游兩岸的江南大營，更歷經多次激戰而二度被太平軍攻破 又收復。長期的混戰，其他地區固然有損，但全國經濟與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區可 說是受創最深，任熊生處的時代及創作的時間亦正是太平軍為禍最烈之時。
到了近代，延續著清末以來的社會動盪，北伐、中原會戰、剿共，抗戰之後 又是國共內戰。而香港在英國的治理下，並沒有如明清時期一般混亂的社會秩序，
而是進入秩序相對穩定的社會。其中雖有零星的遊行與抗爭，但多為勞工爭取權 益的訴求，並非大規模流血的事件。然而，雖說如此，但中國在1949 年後的國 內局勢亦牽動著香港，其中尤以文化大革命影響最大，金庸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金庸與《明報》都受到香港左派的攻擊，甚至遭受暗殺的威脅。而1962 年五月 開始，中國大陸移民大量偷渡湧入香港，造成香港極大的社會問題，影響所及，
香港各報章雜誌都以大篇幅報導五月「人潮」事件，《明報》更是首當其衝，在 社評上大聲疾呼香港政府正視並處理非法移民的問題，金庸在1964 年《明報》
社論寫著：「我們決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內心難道不怕嗎？難道不 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兒女嗎？老實說是怕的，也是很有顧慮的，知道這是一條充 滿著荊棘的艱難道路。但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次，總不能讓以後的歲月永遠在慚 愧和羞恥之中度過。」6金庸把生死置之度外，以民眾的需求為主，使得《明報》
從1959 年創刊後「市民消遣性小報」的性質，慢慢轉變為以社評、政論為主的 報紙。
5 陳清慧，《明代藩府刻書研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頁 9 至頁 11，尤其是頁 17 至頁21 談文化表現部分。
6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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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混亂
明初以來政治局勢即已混亂，太祖誅殺功臣、成祖叛變奪位，英宗時又爆發 土木堡之變，形成一大政治危機。武宗不理朝政，膝下無子，崩後迎世宗即位，
隨即引發「大禮議」事件。明世宗即位之初，堅持要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反對 的朝臣或被停俸，或遭罷黜，或遭逮捕下獄，甚至有遭杖責致死。7世宗以高壓 鞏固君權，經此變動，益加剛愎自用，後又崇奉道教，在宮中建醮、服食丹藥，
以追求長生不老之術，群臣以善青詞者見用，從嘉靖二十九年開始，世宗長年不 上朝處理政事，由嚴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到了穆宗與神宗即位之初，因 為有張居正輔政，吏治大為整頓，加上開放海上貿易等措施，明朝進入短暫的中 興時期，而萬曆十年，張居正逝世後，神宗親政卻沉溺於酒色，並且聚斂錢財，
萬曆十四年後，神宗開始不上朝達三十年之久，神宗「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
萬曆十四年後，神宗開始不上朝達三十年之久，神宗「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