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唐德剛曾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並非「畢其功於一 役」，而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成波浪式的發展；其中每個階段 都有其時代的主題，政黨與政治人物必須能抓到該時代的主題，否 則不是落伍便是淪為空想；而縱是抓到該時代的主題，也須有實踐 的手段，才能真的掌握住權力與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 色。（唐德剛，1998b：127-148）在五四時期，能抓到時代主題並有 具體實踐手段的，就是孫中山及其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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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於 1917 年 7 月發動護法，並於是年 9 月 1 日被推選為護法軍 政府大元帥。但兩廣軍政大權操之於桂系首領、兩廣巡閱使陸榮廷 之手，陸仍聽命於北京政府，而傾向支持孫中山的廣東省省長朱慶 瀾及廣東督軍陳炳焜，亦於是年 8 月 31 日、10 月 21 日分別遭北京 政府撤職，代之以支持北京政府的李耀漢、莫榮新。莫榮新不但阻 撓孫中山招募部隊，更於 1918 年 2 月 26 日暗殺支持孫中山的海軍 總長程璧光，復在 5 月 11 日拘囚軍政府陸軍總長張開儒，殺代理陸 軍次長崔文藻，兩廣支持孫中山的軍事力量，除陳炯明所率部隊外，
已全遭瓦解。而掌控西南各省軍政大權的陸榮廷、唐繼堯，自始即 反對孫中山北伐之議，西南各省軍政負責人更聯合推動將軍政府改 為多總裁制，於 1918 年 5 月 4 日獲國會非常會議通過。孫中山既受 排擠，遂於是年 5 月 21 日離開廣州。（李守孔，1977：192-202）此 時期護法的挫敗，實顯示出孫中山正當性嚴重不足的危機：所謂的
「國會非常會議」，先已不受政治體系中多數有實力者的信服支持；
軍政府的成立，復削弱了護法的正當性。在正當性不足下，北京政 府能輕易地將支持孫中山的朱慶瀾、陳炳焜予以撤職，而孫中山既 將其護法的正當性寄之於國會非常會議上，則當國會非常會議決定 將軍政府由大元帥制改為多總裁制時，縱孫中山極力反對，亦因其 反對不具正當性而無濟於事。但五四運動的發生，給予孫中山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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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革命正當性的良機。
廣州護法的挫敗，使孫中山開始認知到創造其革命正當性的重 要。要創造革命的正當性，必須能提出一使人信服的論述。他在 1919 年 8 月 28 日復廖鳳書的信中，稱「文近時觀察國事，以為欲圖根本 救治，非使國民群懷覺悟不可，故近仍閉戶著書，冀以學說喚醒社 會，」（孫中山，1989c：635）在是年 9 月 19 日給唐繼堯的信中，
他亦謂「文近專志著述，頗欲以主義普及國民，使之有徹底之覺悟，
異日社會多數國民既經覺醒，則實行其主權在民之責職，協力並進，
如是則真正民權乃能實現，而真正民國始可觀成，較之支支節節以 為之者，似覺稍進一籌。」（孫中山，1989c：643）因此，他在五四 運動前後潛心著述，欲建構一完整的革命理論。而他欲將主義普及 於國民以達實現真正民權的想法，實顯示出他認識到群眾政治時代 的來臨，而轉將革命的正當性訴之於群眾的支持。1919 年 10 月 18 日他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中發表演說，指南北議和、恢復國會等 只能「維持現狀」，「根本解決」的辦法是把官僚、軍閥、政客「完 完全全掃乾淨」。（孫中山，1989b：200-202）足見他已不把「護法」
當做正當性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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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核心動力是憤恨列強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民族 主義思想而言，孫中山一生的民族主義思想可分三階級，辛亥革命 前以推翻滿清統治為其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容，民國建立後至歐戰終 了時為過渡時期，歐戰結束後至 1924 年演請民族主義時則以反帝國 主義為思想內容。（崔書琴：1960：1）
清末孫中山從事革命的動機，由 1894 年 11 月 24 日在（檀香山 興中會宣言）可完全看出：「中國積弱非一日矣！ …. . 近之辱國喪師，
強鄰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 … … 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工地之饒，固可發憤為雄，無敵於天 下。乃以庸奴誤國，茶毒蒼生，一厥不振，如斯之極。」（孫中山，
1989b，1）革命的動機，來自中國受列強侵逼，而造成中國如此慘 境的原因，是清廷的無能。因此，興中會與同盟會均以「驅逐韃虜，
恢復中華」為誓詞。（孫中山，1989f：239，250）在 1905 年 11 月 26日的（民報發刊詞）中，他說：「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 解，異種殘之，外邦邁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
（孫中山，1989
b
：256）1900 年 7 月 14 日他在新加坡和英國官員 的談話，更明白表示「革命的目的在驅逐滿洲人」。（孫中山，1989b
： 401-403）是以此時期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是漢人種族主義，以推 翻滿清統治為其內容。雖然孫中山早在 1904 年 1 月的〈重訂致公堂 新章要義〉中，即稱：「況當今為爭競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 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為心；五洲土地已盡為白種所併吞。」（孫 中山，1989f
：240）已見帝國主義國家之野心，然他卻和同時代受 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一樣，不願對列強做正面之指責，而歸責為滿清之無能。因此，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後，他即認為 民族、民權革命已成功。【註 4】而在反袁與對德宣戰與否爭論期間，
他也有利用日、德帝國主義的意圖。【註 5】雖然他在 1917 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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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存亡問題〉，已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之害，（孫中山，1989b：
284-328）但此時他的關注重心顯然仍在和北京政府的鬥爭上，並未 真的把反帝國主義視為首要之務。
歐戰結束後中國在巴黎和會的挫敗，不僅激起國人反帝國主義 的民族主義思潮，也是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轉捩點。在五四運動 後，孫中山開始支持學生反帝國主義的活動，如 1919 年 5 月 8 日的
〈批陳漢明來函〉中，即表示對學生的愛國行動「代答獎勵，云此 間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也。」（孫中山，1989e：166）而他在 1920年 8 月 5 日發表〈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時，認為要解決中國 問題，「不專關於中國人，又不專關於外國人，實在是兩 個 混 合 起 來 的。」（孫中山，1989c：212）則已明白地把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連 結在一起。
「德先生」（Democracy）是五四時期高唱入雲的口號。（周弘 然，1964：203）這一訴求來自對民初以來政治混亂的不滿，認為政 治不應再由少數人操控，因而有「國民直接干政」的要求。（胡春惠，
1983：149）對這股要求民主化的風潮，孫中山則以民權主義中的直 接民權、全民政治概念與之相呼應。
孫中山早在 1903 年 10 月即開始使用「民權」一詞，1905 年 11 月的〈民報發刊詞〉中，更揭櫫「民權主義」。（蔣永敬，1983：1）
但由〈同盟會革命方略─—軍政府宣言〉中，可看出辛亥革命前後，
孫中山所主張的民權主義，係以革命為手段，推翻滿清帝制，而代 之以共和國，而此過程應分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時期。
（孫中山，1989a：233-235）換言之，他所追求的「民國」，是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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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君主制的共和國，卻不認為民國肇建後應立即施行民主政治。因 此，他才會認為推翻滿建後，民權主義即已達到。然共和政治的參 政權利既只屬於少數人，則對無參政權的多數人民而言，權力之是 否集中於一二人之手，對他們並無太大的差別。此種政治冷漠感，
是袁世凱敢進行其集權野心的重要關鍵。反袁革命期間，部份革命 黨人已認識到此中之弊端，而開始思考群眾力量的重要性。朱執信 在 1914 年 6 月 10 日以筆名「前進」發表的〈革命與心理〉一文中，
已有「政治者，人民自己之事」之言，認為共和政治的逆轉，源於 人民心理，只要人民覺醒，在人心「趨向共和」下，「袁之倒」將不 難實現。（前進，1914：19-21）這種對人民的重視，逐漸成為潮流。
孫中山雖仍堅持其建國程序論，但他在 1916 年 7 月 15 日發表〈中 華民國之意義〉演講時，已開始分說何以我國國名為「中華民國」，
而不叫「中華共和國」，並進而提倡直接民權。（孫中山，1989c：
161-163）同月 17 日他與在滬的國會議員見面時，發表〈自治制度 為建設之礎石〉演講，主張於地方實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 權。（孫中山，1989c：164-169）
孫中山的直接民權及四個民權之主張，乃針對代議制度之弊而 發。而五四運動的發生，導致人民對其時南、北國會正當性的質疑，
孫中山對代議政治的批判，恰和五四的民權思想同流。而革命黨人 在五四時期又譯介多種直接民權的學理，引起關心國事者之注意，
如胡適就指出，革命黨人在《建設》雜誌中引介的「全民政治」理 論，是值得注意的新思潮。（胡適，1986：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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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之季，社會主義是所有新思潮中影響最深遠的。日後 反共不遺餘力的戴季陶，即在 1919 年的〈世界時代精神與民族的適 應〉一文中，將社會主義形容成「世界時代精神」。（戴季陶，1919：
3-11）馮自由更捐出，五四運動後，全國傳播社會主義的書報達二 百多種。（馮自由，1920：12）而對革命黨人而言，雖然對社會主義 的各種流派及思想未必完全清楚，但社會主義欲解決社會民生問題 及反階級統治的信念，早已流傳於革命黨人間。清末革命時的〈民 報〉，即已有大量討論社會主義的文章。（呂芳上，1999：289）1912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孫中山亦曾應社會黨之邀，發表〈社會主義 之派別及方法〉的演講。（孫中山，1989c：97-111）因此馮自由認 為五四時期革命黨人對社會主義的提倡，「是秉承著十七年前同盟會 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精神」。（馮自由，1920：25）而據呂芳 上的統計，在五四時期的《建設》、《星期評論》等革命宣傳刊物中，
介紹、翻譯社會主義理論的即有 49 篇，其中有 6 篇為胡漢民所撰，
有 18 篇出自戴季陶之手。（呂芳上，1999：291-294）孫中山之撰《實 業計劃》，更是他欲回應解決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需求之表現。
綜上所述，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的鉅變，導致了統治正當性來源 的移轉，而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五四前後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
綜上所述，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的鉅變，導致了統治正當性來源 的移轉，而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五四前後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