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纂者之文學觀點 - 第二章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編撰

狂風夾雜著驟雨，其千軍萬馬之勢，將大小石頭沖瀉而下，填滿整個河面，而溪水滾滾，巨石亦隨之滾動，風聲、水聲、石頭碰撞聲，交織成振耳欲聾的聲響。

平日徒步涉溪，已是險象環生，更況是在夏秋之交，颱風季節，愈加不見舟楫橫渡的蹤影；值此昏天暗地的風雨交加之夜，魂喪溪中的冤魂泣訴於耳際，更增添詭譎氣氛，或許如此駭人的景象，是因為溪中蛟龍作祟吧！

藉由上述之論，可得見藝文志之文體分類繁多，方志一向作為郡縣主事者的

政績展現，資治、輔政、教化的功能一再被彰顯，藝文志有時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所以有了「宸翰」、「奏疏」、「公文書」這些不屬於純文學範疇的文體。但也由於詩數量極多，為藝文志增添了些許純文學的氣息。

第四節主纂者之文學觀點

雖有上述的推論，卻也必須正視編纂者的編纂視域－－亦即本文所指稱的

「文學觀點」，將決定藝文志選材方向。藝文志早期雖選錄許多官牘文書，然從表五可知，收錄之體裁仍以「詩」所佔份量較重。府志、縣志、廳志、或采訪冊因地域廣狹不同，以致選錄公文類文章呈現明顯差異，一般而言，行政區域較大者，奏疏公文書之數量較多，而愈晚期的方志，愈少收錄此類文章。至於附錄「清代臺灣方志藝文志作品輯錄」可見，題材也以議論政事為主的內容，擴展到或敘景記勝、或言志抒情、或憶舊詠史、或吟詠各地風俗的詩文創作。換言之，編纂者的取材，不再限於收錄公牘政令等「輔政、教化」之文，已實際派遣官吏到各地采錄詩文作品，使取材更趨多元。

高志彬先生曾言：「方志的內容既是無所不載，方志的效用與功能，取決於修志者的器識與抱負，……修志者的期許，決定所修之志的功用面向。」⁹²雖然此段話著眼於「方志」的功能性，但若將範圍縮小為「藝文志」的纂輯，我們亦可說方志主纂者的態度與文化視域足以左右藝文志之選材。藝文志並非「詩話」

或「詞話」一類的文學批評著作，也不見編者以「序文」（如文選、文苑諸書）

方式有系統且明晰的說明其選文標準；方志編纂者要顧全的面向太多，往往只以極少的文字表達自己的文學觀點，故作此面向的探討，有其困難度。然而在方志

「凡例」、藝文志「小序」、「總論」，行文間偶有置入一己之見解與批評，或稍加界定其標準等，筆者試圖藉由這些線索，企圖勾勒出編纂者的文學觀點。至若編纂者之詩文，經筆者逐一尋繹，則未見論及文學理論之敘述。

91收錄於周鍾瑄編《諸羅縣志》（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3 年），頁 265-266。

92高志彬〈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例流變述略〉（南投，台灣文獻，第 49 卷第 3 期，1998 年 9 月），頁 188。

清領時期臺灣方志大多為官方編纂，私人纂述者極少⁹³，因為不論是資料的收集、成書之後的保存或流傳都較為不易，故現今所見多是前者。一般而言，方志在「凡例」之後都會載錄「修志姓氏」，其名稱為：「總裁」、「鑒定」、「主修」、

「編纂」、「編次」、「校刊」、「分訂」、「督梓」、「協輯」、「參閱」、「採訪」等，名稱稍有差異，但真正可以定奪方志體例，掌握增刪大權的應為「主修」（或稱總纂、總輯、纂輯）、「編纂」方志主修或編纂者身分，約有二類：一，流寓來臺之文士⁹⁴；二，本土科舉出身之文士，臺灣本地文士雖然自《臺灣府志》時已躋身為「分訂」，然而在「凡例」、「小序」、「總論」大多沒有標註寫作者，故難就現有資料區分兩者；而在 24 本方志中，僅有《鳳山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采訪冊》為臺邑文士位居編纂要津⁹⁵，《澎湖續編》、《彰化縣志》則是流寓文士主修，本土文士列為編纂；至於其他方志中，本土文士則多為協輯、校對、分訂，

恐不足以左右藝文志詩文作品的決定權，故本節統論之。

清代臺灣方志，除《臺東州采訪冊》一書不著撰著人，《鳳山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采訪冊》為本土文士所編之外；流寓至臺的文士所編方志，計有

《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周志）、《諸羅縣志》、《澎湖志略》、《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范志）、《重修臺灣縣志》、《續修臺灣府志》、《重修鳳山縣志》、《澎湖紀略》、《續修臺灣縣志》、《噶瑪蘭廳志》、《噶瑪蘭志略》、《淡水廳志》、《澎湖廳志稿》、《澎湖廳志》、《苗栗縣志》、《恆春縣志》數量極多，其中《澎湖續編》、《彰化縣志》是流寓文士及臺灣本土文士皆參與編纂。

流寓至臺之文士，一方面以政令進行文化的橫向移植，一方面藉由文教進行縱向移植。在強勢的殖民文化教育，及科舉功名攏絡之下，基本上本土科舉出身文士，所承接的思想是源自於中原的母文化，因為唯有向此文化靠攏，才能獲取實值的肯定，故在藝文志編纂之文學視域上也是相似的。流寓至臺文士透過文學手段遂行政治、社會、道德及教育目的，本土科舉出身文士透過方志的編纂，呈現母文化教育的養成，以此觀點來詮釋方志編纂者，可發現其文學觀點具有「強

93經筆者檢視，只有《澎湖臺灣紀略》、《臺灣志略》、《噶瑪蘭志略》、《淡水廳志》（鄭用錫、李嗣業編）。除《噶瑪蘭志略》外於皆無藝文志，故不在本論文討論之列。

94一般而言，「流寓文士」所指稱的對象涵蓋宦遊（或稱仕宦）、幕客與遊人，但既然使用「寓」

字，必然是指停留在臺灣的時間是較為短暫的。周滿枝認為「流寓」一詞係指：「夫流寓云者，

暫時客寄之謂也。寓臺詩人，其揚帆蒞止，雖各有其志，而盤桓飄轉終為寄旅，問其籍則莫非中土也；視其意，則多宦情羈思，惟歸期之得未久暫有殊耳。」而寓臺原因約有：「奉檄渡臺者作幕至臺者、採礦至臺者、遊覽至臺者、應聘至臺者、謀生渡臺者、懷才不遇功名未遂而渡臺者」，

見周氏《清代臺灣流寓詩人及其詩之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 年），頁 51-50。施懿琳在：〈清代臺灣詩作者的組成與角色分析〉一節中言：「根據來臺原因的不同，流寓人士大致可分為以下六種類型：奉檄來臺仕宦者、來臺擔任幕客者、應聘主持教育修志事宜者、

因公務至臺者、為遊賞風景至臺者、為明朝遺老之在臺者。」見《清代臺灣施所反映的漢人社會》

（台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1 年），頁 200-204。至於江寶釵先生認為流寓文士包含仕宦、幕客、遊人，見《臺灣古典詩面面觀》（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2 年），頁 25。

本論文採周氏說法，將明朝遺民文士析分出來，此處因不涉及此類群，故不加以說明。

95參見〈臺灣方志總論．清代臺灣官撰府縣廳志修志士人總表〉收錄在《文獻專刊》第 3 卷第 2 期，1952 年 10 月，頁 11-31。

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文章的立言價值」、「環境影響風格」⁹⁶、「以詩文證史」

等非常傳統且保守的文學史觀。

一、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

在清朝官吏眼中，不論是久居在這一片海外蓬萊的原住民，或在明末渡海至臺澎企求溫飽的移民，甚至清領初期進入臺灣的新移民，都是隻字不識、尚待教化的一群。所以藝文志的編纂，除了收集與臺灣相關的詩文作品之外，更可以透過這些文章進行「移風易俗」的文化工程，在許多方志中都可見此觀點，如陳文達《鳳山縣志》「凡例」第十條：

「藝文」最宜慎選。邑治新拓，搜輯無自。就「郡志」中擇其事之有關於化理、文之有係於風教；而又採其新篇，略加次第而登載之。外此，概不錄焉。雖不敢謂摛藻擷華，亦庶幾不失立言之體云。⁹⁷

先說明鳳山縣乃新劃縣治，文學創作較為缺乏，所以就舊志中擇其有關該地文章，再加上數篇新采入之文章，纂輯成鳳山縣志之藝文志，希望藉由此書之編纂達立言之效，由上述可以看出陳氏選文標準是「化理之事、風教之文」這類旗幟鮮明的儒家思想，也正因藝文志身負教化黎民的重任，更須謹慎選擇。

以同樣的觀點再現於《臺灣縣志》「凡例」：

雜文、詩、賦必於風土有相關涉、文足傳世者，始為採入；非是，雖有鴻儒著述，不登焉。若夫吟詠新篇，選其尤者，以附於後；勿謂掞藻摛華，

海外遂無文字也。⁹⁸

其選文的第一要點是「必於風土相關涉」，其二才附以「吟詠」這類文學性較強作品，若非如此，雖有碩學鴻儒的著作，也不採入。

移風易俗這類政教性的文章，最大的功用是可作為考證史料、借鏡歷史，其次是補方志之闕漏，劉良璧《重修臺灣福建府志》「凡例」第十一條說得極為清楚：「舊志藝文頗繁，今稍為釐定擇其愷切詳明有關政教、風土者錄之，以資考鏡，亦佐志乘所不逮。」⁹⁹只選與政教、風土相關之藝文作品，藉以考鏡。

「資政教」、「改易風俗」的觀念一再被繼承，被張揚，甚至可以說延續整個清領時期，始終不衰，所有的方志編纂者都站在文化優越的制高點宣揚這一理念，並竭盡所能貫徹這一理念。挾帶著乾隆盛世，清朝國勢到達顛峰，疆域亦再

96文學批評中有所謂「環境決定風格」一說，然此處筆者改為「環境影響風格」，原因容行文中解釋。

97見陳文達編《鳳山縣志》（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3 年），頁 17。

98見陳文達編《臺灣縣志》（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3 年），頁 10。

99見劉良璧編《重修臺灣福建府志》（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3 年），頁 26。

擴增版圖，於此際編纂的《重續修鳳山縣志》依然保有此文學觀點：「雖然，豈僅使標記山川、張皇雲物已哉！將必采民風、覘吏治，有足資考鏡之林者，著之於篇；此賢者所以為文章轉移風化也。」編纂者王瑛曾清楚地明白藝文志的選錄標準是應該回歸到文學層面，但是身為臺灣知府，王氏高舉「資政教」的標準來編修方志，用「轉移風化」的文學效用來編纂藝文志，甚至在「凡例」第十一則：

在文檔中第二章清代臺灣方志中藝文志之編撰 (頁 3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