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拓本身就不是一個善於談理論的人，在上一章中筆者曾論及其「左翼」思 想的來源有一大部份是所謂的「土左」（來自於成長環境及現實生活經驗），其在 七０年代之所以會去整理一些理論，乃是為了撰寫文學評論與社會評論；而出獄 後的王拓更加務實，此時他重視的是「理論」與「現實」的結合。在他率領「返 鄉團」前往中國大陸時，中國共產黨正召開十三全大會，王拓表示他非常欣賞此
50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50。
51 陳芳明曾言：「在（夏潮）聯誼會的巨傘下，總共發行四份雜誌。然而，除了《人間》
以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獲得成功外，其餘三份刊物都不能不宣佈停刊，這是聯誼會成 員的一個挫折，也是統一運動在島內缺乏市場的一個症候」，見陳芳明：〈落日照大旗
──島內統派大結盟的觀察〉，《在時代分合的路口》（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89 年 7 月 15 日），頁 35。
時趙紫陽等人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將八０年代的中國定位於社會 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一方面能夠調理黨內基本教義派的不滿，一方面又能 夠順利提出國家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路線，非常「了不起」。52
另外，王拓自中國大陸返台後，之所以不加入勞動黨的組織工作，最後選擇 加入民進黨，也與其「務實」的思考有關。進入八０年代以後「統獨」的對立逐 步升高，「夏潮」系統因而不斷強調「中國民族主義」，但這也使得其內部產生「階 級」與「民族」孰為優先的矛盾情結。對此王拓曾表示：
我一出來（筆者按：指出獄）看到這些朋友跟社會有些脫節，那時他們印 象給我最深的是不斷強調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你們就漸漸不談了，一直 在強調民族主義，這我是無法接受的，連對我都沒有說服力了，台灣民眾 怎麼會接受，絕對沒有市場的。53
在八０年代的台灣現實社會裡頭，王拓認為將「統一」無限上綱為最高核心價值，
是不夠務實且缺乏市場的。
不過，「統獨」議題的異質思考，並非是王拓在八０年代末與「夏潮」集團 漸行漸遠的主因，知識份子（集團）那種「嘴巴上的巨人，行動上的侏儒」──
嗜談理論而缺乏行動力──的行事作風，才是他決定不再與「夏潮」繼續合作的 關鍵所在。筆者在上一章結尾處曾論及「夏潮」內部在七０年代末，對於「文化 實踐」與「投身政治」兩路線有著異質思考，而保持文化路線容易使得「夏潮」
的知識份子組織持續「鬆散」、缺乏紀律，比起自七０年代中期以來便有「政團」
運作模式的黨外陣營來講，其競爭力便相對要弱上許多；而在進入八０年代以後
，「夏潮」系統依然是類似於知識份子的集結社群，並沒有形構出「政團」的運 作模式，因此其組織介入現實、政治的力量也就相對薄弱。王拓因而認為：
52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61∼62。
53 見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 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鄭梓）的「訪王拓」部分，頁 68。
他們所講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也許很堂皇，但在實際工作上，我看他們很 差，是一群沒有效率沒有認清台灣現實環境（的人），我覺得作朋友可以，
要在一起工作很浪費。所以我跟他們在一起搞了一個工黨，我就知道不可 能跟他們繼續合作了。54
其實 1986 年 5 月《當代》雜誌的創刊、9 月《台灣新文化》創刊、10 月《南方》
雜誌的創刊，眾多的西方理論╱理論家以「專題」的方式被引介進入台灣，使得 八０年代後期的台灣社會刮起一股談論理論的風潮。然而，王拓出獄後的思考及 行事是比較「務實」的，他注重的是活生生現實世界，及如何有效率地從事政治 改革，「為了一個小問題，你談這個理論他談這個理論」的作風他無法接受55，因 而也就註定他與「夏潮」系統的漸行漸遠了。
54 見郭紀舟：《一九七 0 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 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鄭梓）的「訪王拓」部分，頁 68。
55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