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迂迴前進的「務實派」
──王拓八０年代的文學與思想析論
在本章的第一節，筆者擬先分析王拓在獄中的文學創作（包括兩部兒童故事 及兩部長篇小說），並連貫其七０年代的小說作品，指出王拓整體創作系譜背後 所隱涵的更大指涉；在第二節中，筆者則試圖從有限的資料裡拼湊王拓出獄後的 動向；在第三節的小結裡，筆者提出王拓八０年代思想上最明顯的特質，並且探 討其與「夏潮」集團漸行漸遠的原因。
第一節 「寫作」作為救贖：王拓八０年代的獄中書寫
1979 年 12 月 10 日《美麗島》於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演講活動，王拓參與 當天的演講會，並在演講車上擔任司儀（演講主持人）工作。1活動過程中，由 於警察及鎮暴車的團團封鎖，《美麗島》人士及聽眾受困其中，雙方緊張對峙氣 氛逐漸高漲，最終爆發了警民互毆、流血衝突之場面，即所謂「高雄事件」（美 麗島事件）。事件後三天，新聞局處分《美麗島》雜誌停刊一年，警備總部並以
「涉嫌叛亂」罪名逮捕「美麗島事件」關係人十四人（包括王拓），並通緝在逃 之施明德（後於 1980 年 1 月 8 日被捕）。
對於美麗島人士之審判與刑責，國民黨內的保守派曾主張應全部送軍法審判
，並須殺一儆百，判兩個死刑，或至少判黃信介、施明德無期徒刑。可見當時政 治氣氛之肅殺、惡劣。所幸由於海外的關切聲浪不斷（包括「國際特赦組織」的 關切及訪台、陳若曦回台呈交在美作家學者之聯名信給蔣經國、美國在台協會理 事長丁大衛訪台轉達美方立場……等等），蔣經國多所權衡之後採取折衷處理，
主張審判應有首從之分，並不願見到流血。因此為首者送軍法審判（但不判死刑
），其餘則交由司法審判。2而參與其中的王拓，最後被判處了六年刑期，褫奪公 權五年。
關於偵訊期間所遭遇的殘酷折磨以及身處監牢的徬徨、思索與調適，王拓在 訪談中有不少著墨。3這段期間裡，王拓認為「偵訊」的過程是最為痛苦的，因 為除了肉體上被刑求的痛苦之外，精神上對於前途的「不確定感」更使人焦慮不 安、患得患失。一旦判刑確定後，固然也感到前途茫茫，但畢竟結果已定，因此 比較能夠坦然面對、交待安排家人生活，惶惶不安的心情也得以逐漸穩定下來。
王拓實際上在監獄總共待了 4 年 8 個月又 23 天，直到 1984 年 9 月 5 日下午 五時才被釋放。在這段時間內，他以一種蓄積能量的心情學習英、日文，並閱讀
１ 見〈台灣高等法院審判筆錄〉，收錄於《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０∼七０ 年代文獻專輯•美麗島事件》（計畫主持人：賴澤涵、作者：黃富三，台灣省文獻會 出版，2001 年 12 月 28 日），頁 179∼188。
２ 見《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五０∼七０年代文獻專輯•美麗島事件》（計畫 主持人：賴澤涵、作者：黃富三，台灣省文獻會出版，2001 年 12 月 28 日），頁 43。
３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33∼41。
大量經典書籍（帝俄時代的小說、《資治通鑑》……等等），使其對於「人性」
、「政治」有更深刻的領悟及理解。而除了內在知識的吸收提升外，筆者認為這 段時間王拓的另一顯著「成績單」，就是又重新拾筆創作。
自 1977 年 9 月的《望君早歸》出版後，王拓的寫作重心便轉移至評論文字 及訪談報導上，未再有文學作品產出。而此時身陷囹圄的痛苦、思念家人的心情
，促使他重新拾起文學之筆：
在這種環境下，再加上偵訊期間在調查局所受到的種種凌虐、侮辱、脅迫、
刑求等等可怕的經驗，仍然鮮明地留在記憶裡，因此，使我初期的監獄生 活一直都陷於極端缺乏安全感的恐懼裡，並充滿了被迫害的悲憤的心情…
…為了減輕牢獄所加給我身心的折磨和傷害，我只有寫作。因為，只有在 寫作時，我才能忘記身在牢獄；只有在寫作時，我才能重新感覺到自己是 一個人，一個真正有尊嚴、有信心、能自由思想的人。4
王拓每天做完監獄所分配的苦役之後，就著買來的水桶及覆蓋其上的棋盤，於昏 暗的光線下努力創作。身為一個父親，子女成長期間無法陪伴在旁，王拓為了償 付心中的虧欠遺憾，並傳達對子女的滿腔愛心，開始用紙張和筆對孩子們訴說精 采的童年經驗，在半年內相繼完成了三部兒童故事；接著，他又恢復了小說寫作，
陸續完成了《牛肚港的故事》及《台北•台北》兩部長篇政治小說。總計王拓在 獄中的文學創作約有一百萬字之譜，乃是其寫作生涯的另一高峰。
一、父愛的彌補：《咕咕精與小老頭》、《小豆子歷險記》
為了「不可能的陪伴」，王拓將棋盤放置水桶上的作為書桌，一筆一劃為他 的一雙小兒女編寫精采動人的篇章。王拓在獄中總共創作了三部兒童故事，不過 其中的《英勇小戰士》，他表示由於太過受到當時所閱讀的外國童話影響，內容 情節上恐有抄襲之嫌，因此日後便僅出版《咕咕精與小老頭》、《小豆子歷險記》
４ 見王拓：〈自序：我們的苦難是有價值的！〉，《牛肚港的故事》，頁 2。
二書。5就故事的人物設定來看，二書內容所描寫的都是同一批孩童，而就時序 上來論，則《咕咕精與小老頭》在前（五年愛班），《小豆子歷險記》在後（六年 愛班）。
在《咕咕精和小老頭》中，王拓將自身的童年經驗與兒時見到小狗救落海之 人的記憶鎔鑄在一起：故事的主人翁是黃志雄，他因為善於捕捉一種叫「咕咕咕」
的寄生蟹類動物，因此同學都暱稱他為「咕咕精」，黃志雄也非常喜歡小狗，養 了一隻長得像「老頭兒」的狗，十分聰明伶俐，也因為牠串起了同學間的團結情 誼。故事中段描寫到黃志雄跟「小豆子」王立前往火力發電廠的員工宿舍找同學 玩，卻被同學秦美惠的母親認定他們是「野孩子」、「骯髒」，使他們感到憤憤不 平，黃志雄甚至怒砸玻璃；而「小老頭」為了保護主人，也咬傷了秦美惠母親的 腿，導致父親欲將「小老頭」帶去丟掉，於是黃志雄便帶著「小老頭」離家出走，
躲進海邊的碉堡中。後來在戶外教學過程中，秦美惠不慎落海，「小老頭」躍進 海浬叼住秦美惠上岸，結果自己卻力竭而死。
在此故事中，王拓有意展現對於「階級」問題的思考，他將兒時被火力發電 廠員工歧視的經驗改寫進去，並藉由李愛華老師之口說出：「地球就像一個大房 子，裡面有許多小房間，住在這一間的人雖然看不見那一間的情形，但是每個房 間的空氣卻是互相流通的……所以我們不但要愛自己和自己的親人，也要愛別人 和別人的親人」（頁 66）的話語，期盼能將「無私」、「關懷弱勢」、「階級平等」
的信念傳達給讀者（兒女）。
而在《小豆子歷險記》中，故事主人翁則是上述的「小豆子」王立。整體篇 章大致可分為二部份，前半部描述六年愛班在全校遊藝會的精采演出，展現了班 上的友愛團結；而在後半部王拓則編織了孩童們最喜愛的「冒險旅程」，描寫王 立為了躲雨跑到船上去，結果陰錯陽差下目睹了海上殺人事件，之後逃到了人生 地不熟的苗栗，然後在回基隆的過程中，於台北市又遇到了誘拐小孩的扒竊集團
。結果一路上王立倚靠著機智與勇氣，不僅一一克服難關，最後甚至與同學們「
助警捉賊」，受到了警方的大力表揚。
值得一提的是，王拓在獄中與妻子的往返書信中曾經談及：
５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41。
女兒告訴人家，「爸爸在美國」，兒子也擔心老師知道爸爸坐牢，我思之痛 心！我這老爸坐這個牢不是恥辱，妳當好好教育孩子們明白這個事實和道 理！6
對於受刑人而言，不僅其自身處於牢獄中痛苦，連帶的家屬也必須忍受外界投注 的各式異樣眼光。無法陪伴子女的王拓，勢必相當擔憂子女成長過程中面臨到的 各種質疑、譏諷嘲弄，更擔憂他們對於「父親坐牢」此事的認知有所偏差。因此 在《小豆子歷險記》中，王拓便將「坐牢的人不等於壞人」的思考刻寫進去。故 事裡王立的父親為保護在電子工廠當女工的妻子（即王立母親），與欺負人的流 氓打架，結果不慎殺死了流氓而被捕入獄。出獄後他雖然一度失意喪志，但是在 全家人的愛與鼓勵下終於逐漸振作，在故事結尾處還將人家捐給他們的錢又轉捐 去給更需要幫助的人。王立在故事的結尾處體認到：
對的，只有愛才能夠使人得救！所以，李老師說，要愛每一個人，尤其要 愛那些犯罪的人，因為他們都是不幸的，他們是迷了路的羊。這是對的！
只有愛能使壞人變成好人，只有用愛心才能把迷失的羊找回來。（頁 170）
其實，筆者認為兒童故事的寫作對於王拓而言，不僅僅是為了償付無法陪伴子女 成長的遺憾而已，同時它也是王拓對於自己一路走來的奮鬥歷程的清理與表白，
藉由對子女的訴說、傾吐心情，一方面傳達自己最純粹的信念與價值觀，同時也 是堅定自己的心智，不要被此刻身處監獄的殘酷現實給擊垮。
貫串於兩部兒童故事的是「愛」，不僅要愛家人、愛同學、愛全世界的人，
甚至對於「壞人」都要有所理解與同情，並且相信「愛」能夠串連改變這個世界。
王拓的兒童故事有別於其他作品的寫實與「沉重」7，所使用的語調總是明朗且
６ 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王拓出版、王拓後援會經銷，1989 年 5 月），頁 350。
７ 王拓曾在火車上遇到閱讀《金水嬸》的乘客對其表示小說內容「太沉重了！」、「讀起 來，壓力好大，讓人喘不過氣來，像要窒息一樣」，見王拓：〈生命，那無可脫逃的沉 重（新版後記）〉，《金水嬸》（台北市：九歌出版社， 2005 年 9 月，典藏新版），頁
堅定的，因為對於孩童而言，他們並不需要太多的「模稜兩可」或「兩難」，他 需要的是清楚明白的堅定語氣，傳達給他們各種重要的人生價值與理念。
二、激昂與蒼白的知識青年圖像：王拓八０年代政治小說析論
（一）八０年代政治小說的興起
七０年代是台灣戰後歷史上禁錮解放的開始，白色恐怖、政治迫害事件仍時 有耳聞，但非官方的能量逐漸匯集並蠢蠢欲動，它的力量、聲音──因較侷限於 知識份子及地方型政治人物──不及日後的社會運動那般巨大、宏亮，但也造就 了一連串如保釣運動、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等衝擊國民黨威權神話的 動作，直到 1979 年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達到頂峰。而時序進入八０年代的台灣，
初期的政治氛圍多少還籠罩於美麗島大審及林家血案的高壓肅殺之下，但衝決網 羅的態勢既已確立，社會也逐步走向開放。就台灣近代的發展史來說，如果七０ 年代是政治解放的甦醒時期，則八０年代才是整體政治、社會真正產生質變的時 代，也是「後蔣經國和李登輝初掌政權的年代，獨裁政權和略具民主政權交割的 時代」8。而作家著重於文學與現實的結合，所謂的「政治文學」、「政治小說」
在此時崛起，為社會邁向自由之路起推波助瀾之功。
八０年代初尚身處監獄的王拓，在寫了三篇兒童故事向兒女償付無法盡到父 職的愧疚後，也恢復了放棄好一陣子的小說創作，在艱困的牢獄環境裡，完成了 人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牛肚港的故事》（1982 年初稿）及第二部長篇小說《台 北•台北》（1983 年初稿）。
《牛肚港的故事》及《台北•台北》兩部作品標示著王拓的文學創作由七０ 年代的「現實主義小說」正式轉變為八０年代的「政治小說」。於此，筆者似乎 必須為「政治小說」下個定義以利於後面的繼續論述，而在考察了各家對於「政 治小說」的說法後，可發現實際上呈現著標準不一、眾說紛紜的情形9，而其中
259∼260。
８ 周慶塘語，見《八０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 92 學年度博士論 文，指導教授：吳宏一），頁 6。
９ 有嚴格地認為對國民黨統治進行反思的作品，才稱得上是政治小說，如李喬；也有較
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一文對於「政治小說」的定義或許是較為恰當 的：「政治文學是在『文學反映生活』的審美意義下被定義的，政治生活、政治 鬥爭、政策影響這幾個層面是主要的素材」，而在此基礎之下「只要在藝術與理 念兩者之間獲得突出成就者，就能在政治文學的發展中取得一席之地」。10就上述 所言，王拓八０年代的兩部長篇小說，無論是在創作主題或作品所反映的內容 上，皆能夠與「政治小說」的範疇相符合。
不過，如果就作品內容的風格演變來做思索，上述「文學反映生活」的審美 定義似乎並無法闡明王拓八０年代的「政治小說」與過往的「現實主義」作品有 何差異？筆者認為關於此或可參考許琇禎在《台灣當代小說縱論》中所言：
政治小說（或擴而言之的政治文學）既然被視為一個用以區分其他創作主 題的文類，它至少要具有兩項特點：其一，它必須以一種社會權力模式為 表現的主體；其次，它必須在人物和用以建構情節的主要事件上，涉及政 治權力運作的模式和效應。11
由上述可以理解到，定義王拓八０年代的作品為「政治小說」，並非表示其即與 七０年代的「現實主義」風格全然劃分開來，而更應該是說，它乃是承繼著「現 實主義」時期的技巧與經驗，然後將關於「政治權力運作」的面向給相對突顯出 來，筆者認為這才是對王拓八０年代小說的風格轉變較為妥適的評估。
（二）在牢獄誕生的兩部政治小說
在王拓七０年代的《金水嬸》、《望君早歸》兩部集子中，基本上各個單篇的 敘事模式都屬單線前進式，此就短篇小說而言，或可視作為了保持完整性、避免 凌亂散漫的書寫策略。而《牛肚港的故事》與《台北•台北》既然是長篇寫作，
寬鬆地認為日常生活之事無一不是政治，如葉石濤；當然，也有再將政治小說分門別 類的，如大陸學者武治純、徐學、古繼堂，以及八０年代崛起的本土小說家宋澤萊。
10 見林燿德：〈小說迷宮中的政治迴路──八０年代台灣政治小說的內涵與相關課題〉， 收錄於《當代台灣政治文學論》（鄭明娳主編，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 7 月 1 日），頁 143∼144。
11 見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台北市：五南出版公司，2001 年 5 月），頁 188。
為了使自己的書寫得以承載更大的情節框架，王拓改變過往的寫作方式，採取多 條線索的交錯融合來謀篇佈局。12
1、命案與白色恐怖雙線交織：《牛肚港的故事》
《牛肚港的故事》以一樁命案的發生來展開，一具懷有身孕的少女屍體於山 上被人所發現，進而牽扯出種種事件、糾紛。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是部偵探小說，
但是當敘事轉折到牛肚國中的趙孝義老師時，整部作品的走向才清晰起來。故事 基本上有兩條敘事主線，一是少女命案的偵查；另一條則關注在趙孝義身上，包 括他的情感、理想、行事作風，以及為牛肚港漁民投書，抗議釣魚台歸屬日本導 致漁民生計出問題……等等。而兩條主線彼此又交錯互涉，在趙孝義為牛肚港人 發聲的同時，少女命案的犯罪嫌疑也轉移到他身上，導致本來視其為「優秀青年」
的漁民及學校同事們開始對他「另眼看待」，甚至為此與相戀多年的女友李娟起 爭執。故事後部趙孝義被官方當局給秘密帶走，少女命案卻宣告偵破，兇手乃是 死者的義父──則趙孝義究竟因何緣故被逮捕？答案已經不言而喻了。整篇小說 便在趙孝義於牢中痛定思痛、有所覺悟地望著窗外的陽光作結。
整體故事刻意營造了黨國威權統治下，無所不在的「白色恐怖」氛圍，無時 無刻都有人監視你的一舉一動，甚至暗中派有「間諜」做搜證工夫，小說中如此 描述：
「我不是告訴過妳嗎？他常常喜歡站在教室外面偷聽老師講課。前幾天，
我又聽說，他在有些班上還暗中指定了學生，把老師們上課講的一些話記 錄下來」……「我班上的游添福就是他安排的，游添福親自這樣告訴我。」
……「學生還這麼小就教他們做這種事，這是什麼教育？」趙孝義說。（頁 48）
12 周永芳在《七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研究》（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 81 學年度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尉天驄）中則認為：「王拓所以選擇長篇的形式來表達，一方面固然是因 為短小的篇幅容不下瑣碎的情節，更重要的是：王拓在作品中不殫其煩地再三陳述個 人的理念，期望能藉著眾多的人物及情節，刻劃台灣在七十年代的時代背景及政治環 境」，頁 114。
言行一旦稍有不慎，即可能被以各種罪名逮捕監禁；另外，小說也欲揭露當時官 方、警察偵訊時的荒謬與殘忍，《牛肚港的故事》裡政治偵訊的描寫篇幅雖不多，
但卻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它迫使人在身心靈瀕臨崩潰的狀態之下，寫下無數承認 罪狀的「自白書」，在此間被審訊者往往極有可能精神失常，或寧可選擇自我了 斷：
剛來時，他們一直都是幾天幾夜輪流地在那密閉的偵訊室裡不停地和他長 談，在他們的強迫下寫了無數的「自白書」，回答了無數個連作夢都沒想 到過的問題。他的神經被搞得混亂了，身體也支撐不住而簌簌地顫抖起來
。他覺得自己快要發瘋了，如果能死，他真希望能立刻死掉。後來，這種 連續幾天幾夜無休無止的審問突然停止了，他們把他關在囚室裡，連續好 幾個月，好像完全把他這個人忘記了。而他自己，除了吃飯、拉屎、睡覺 外，幾乎也忘了自己是一個還活著，有生命、有感情、有思想的人。（頁 376）
這部份王拓之所以能夠刻畫得如此深入，主要還是由於他在「美麗島事件」後被 逮捕偵訊的慘痛經歷。
另外，有論者言：「《牛》正是通過懸念疊迭的命案線索告訴我們，像趙孝義 這樣關心社會，深入漁村施展抱負的青年，在現實中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屢遭 誤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3基本上如此的觀察可謂切中要點，但筆者不得不 指出的是，王拓在《牛肚港的故事》裡「設置懸念」的手法並不很出色，由於敘 事角度的多重及游移不定，命案兇手早在小說的中段便呼之欲出了，因此幾乎達 不到作者所欲彰顯「命案」與「白色恐怖」兩者間的反差張力；此外，或許王拓 在寫作時身處牢獄，為了逃避監獄官的檢查，「作者執筆的右手綁著鐐鎖，他不
13 許建生：〈《牛肚港的故事》藝術結構管見〉，《台灣研究集刊》第 4 期（1987 年），頁 86∼88。
可能盡情的放手去寫」14，導致了小說的尾聲，趙孝義經過不人道的偵訊後卻僅 能「反求諸己」，於個人的男女情感上做自我反省，而原本應有的批判政府高壓 宰制的力道卻喪失了，毋寧是此部小說的一大遺憾。15
2、動盪時代下的理想與現實：《台北•台北》
不同於《牛肚港的故事》把小說背景設定於保釣運動之後，王拓獄中的第二 部長篇《台北•台北》野心頗大，內容企圖涵蓋台灣七０年代初期的各項重大事 件──包括：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等等，整體篇幅也達五十萬字之 多。王拓並表示這僅是他預計要寫的七０年代（1971 年∼1980 年）三部曲中的 首部而已。16
小說中勾勒了台灣七０年代初期動盪不安的氣氛之下，台北一群知識青年與 年輕工人們的生活運動圖像。故事情節非常長、人物角色繁多，作者採用的敘事 視角如同《牛肚港的故事》一樣不斷跳躍，而其中最主要也花最多篇幅描寫的，
是孫志豪和高立民這兩位同儕的意見領袖。他們樂於思辯，關心國家大事，常常 一群朋友聚集在寓所裡喝酒唱歌、談論時事。當然，因為世局動盪加上愛國心使 然，他們參與學運、規劃遊行、寫作文章，而在戒嚴時期的高壓籠罩之下，這些 舉動自然引起當局側目。他們都曾經因為關心釣魚台事件被師長或上級約談，後 來孫志豪還被當局隨意亂扣罪名，稱其於校園內組織「中國青年民主統一聯盟」
意圖推翻政府，而將其逮捕入獄，在受盡折磨後才獲得釋放。後來兩人又因為關 心「建業電子」的勞資糾紛，並且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際，於報紙上發表關切台 灣前途的言論而雙雙被監控行動，最終因「涉嫌叛亂」被捕。小說即在一片肅殺
14 龍應台語，見〈政治小說？唉！──評王拓「牛肚港的故事」〉，《自立晚報》第 10 版
（1985 年 11 月 19 日）。
15 在筆者的訪談中，王拓曾提及他到花蓮中學實習時，與論及婚嫁之女友分手的「失戀」
經驗（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43∼44），因此日後寫作《牛肚港的故事》，便將「懺 悔」的心情鎔鑄於小說當中，此或許是《牛肚港的故事》結尾處之所以如此鋪排的另 一可能性吧。但無論如何，就整體小說的結構觀來，筆者認為趙孝義在被國家機器秘 密偵訊後卻是在男女情感上「反求諸己」，實在還是過於突兀、前後無法連貫。
16 見王拓：〈含淚播種，必能歡呼收割！─「台北•台北」自序〉，《台北•台北》（王拓 發行、天元圖書總經銷，1985 年 6 月），頁 4。隨著王拓出獄後再度投身政治，此計 畫中的後二部曲小說作品，遲遲未見其完成。
氣氛，孫志豪女友含淚期盼男友能夠平安歸來中畫下句點。
王拓在〈自序〉中曾言：「我在這部小說裡所寫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實的」， 如果我們再對照七０年代初台大校園裡保釣運動的歷史記錄的話，將可以發現
《台北•台北》的內容與史實確實有著極為相似的面貌，例如：「三島由紀夫」
座談會、大學生聚會清談的文化、保釣運動及遊行……等，甚至連郭譽孚（小說 中是吳永光）於台大校門口引刀自刎，欲以血明志拯救被逮捕同學的舉動都是相 仿的。17雖然王拓表示「這仍然是一部小說而不是歷史著作」，小說裡的人物及每 件事情「都是我以文學的想像把它編織起來的」，不過在現實與虛構之間《台北
•台北》確實提供了不少耐人尋味之處。
此外，關於《台北•台北》此部作品，大陸學者古繼堂在對台灣八０年代小 說的題材分類上，既不將其歸納於「批判資本主義產生的道德敗壞」一類，也不 將其歸納為「牢獄題材的小說」，而認為是「表現海峽兩岸是一家的骨肉情意小 說」18，但真是如此嗎？就作者個人的政治意識型態而言，七、八０年代的王拓 確實存有一定程度的曖昧19，游勝冠在對七０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分析中，已經 敏銳地將王拓於「民族文學論」（陳映真）及「傳統台灣文學本土論」（葉石濤）
之外別立一支，稱其為以戰後台灣經驗為理論主要依據的「現實主義文學論」， 而此現實主義文學論者「並未如前兩者一樣，強調台灣文學的中國屬性或台灣屬 性」20。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北•台北》這部八０年代的小說中，卻可首 見王拓對於台灣未來國家定位與「統獨」議題的描述，例如：小說中魏老師的獨 白：「日本人占領台灣時，我自認是個中國人……但是，台灣光復後，我卻發現 我是台灣人了。因為，因為，噯……」（頁 337），表現了台灣人對於二二八事件 的恐懼與體悟；而當台灣退出聯合國，進而引發一連串「中國」代表權及中央民 代改選的爭議時，身為外省第二代的孫志豪表示了「如果統一的結果是適得其
17 見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０年代臺大學生運動》（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93 年）、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市：
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12 月）等書。
18 見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601。
19 八０年代後期王拓加入民進黨（1991 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導致不少關於他是 否「轉向」的爭議。
20 見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6 年 7 月）， 頁 291∼296。
反，我便要堅決反對！」（頁 722）的意見，而高立民則言：
為什麼我們不敢自稱是台灣人呢？我們不是在台灣嗎？我承認我是台灣 人，同時也承認我的祖先是中國人，這兩者之間有什麼矛盾呢？為什麼不 能同時存在呢？我甚至認為，台灣本來就應該宣布獨立，正式宣佈他所代 表的只是一千六百萬人，這樣，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反而更容易交到朋友…
…」（頁 726）
當台灣退出聯合國，國民黨長期不斷鞏固的黨國神話有所鬆動時，這些關切社會 現實的知識青年們自然對台灣的國際地位，以及未來的國家定位有各式各樣的想 望。王拓讓小說中的人物表述各自心聲，並未明白凸顯出作者自身的抉擇取向，
但由此彰顯出來的是，王拓在歷經美麗島事件及牢獄生活後，對於台灣未來走向 有了更多元、務實的思考。而古繼堂所聲稱《台北•台北》乃是一部「表現海峽 兩岸是一家的骨肉情意小說」，實際上僅是他個人主觀的認知而已。
（三）激昂與蒼白的知識青年圖像
基本上《牛肚港的故事》與《台北•台北》雖然創作於八０年代，但小說的 背景皆設定在七０年代的時空之下，並且都觸及「保釣運動」。《牛肚港的故事》
一開始便由漁民發出不滿之聲，埋怨日本人佔領釣魚台是「乞丐趕廟公」，使得 他們無魚可捉；而故事裡的趙孝義在大學時期便曾經接觸過「保釣運動」，並於 報紙上投書呼籲政府對釣魚台主權表達嚴正立場；書中的另一角色邱正德，在就 讀警官學校時也因為出於激動的愛國熱忱，私自以警官學校學生身份在致日本大 使館抗議書裡簽了名，導致後來被記大過處分；而《台北•台北》此部作品自不 待言，小說本身即描寫從「保釣運動」至台灣退出聯合國的這段時空下，知識青 年與工人們的生活運動歷程。
如同筆者在前一章所言，「保釣運動」在王拓及其同世代中實佔有相當重要、
近似於「啟蒙」的地位與意義，「釣運」在台灣島內雖然持續不久便為官方當局 所壓制，但它是日後衝擊整個威權體制的一個開端，它的發生多少帶給了鬱悶終
日、苦無發言機會的知識青年們些許暗示，也使得日後社會運動人士直接間接地 從「釣運」中得到啟發。因此王拓在牢獄之中重新拾筆寫作，回顧過去那段「狂 飆的年代」，便決定著手動筆記錄下當時的種種21，也等於是為自己的生命史及運 動參與過程做一個階段性的整理。
而綜觀《牛肚港的故事》及《台北•台北》，筆者認為兩部作品在八０年代 政治小說中的最大特色，便在於它細緻地刻劃了一群在動盪時代及封閉國家體制 下，參與運動、勇於挑戰權威的知識青年們激昂與蒼白的生活圖像。
要論王拓小說人物的形塑及寫作重心，我們還是必須從七０年代的《金水嬸》
及《望君早歸》談起，才能夠較系統性地歸納出整體變貌。基本上筆者在前一章 已有論及，王拓的七０年代的作品著重於刻劃社會的現實層面，試圖將一幕幕邊 緣人的窮困潦倒及人性的扭曲真實呈現於讀者面前，因此無怪乎有人批評王拓的 作品裡「缺少的是一股真摯的同情心，而卻只有抽絲剝繭、刺骨的暴露」22。但 是實際上從《金水嬸》到《望君早歸》，王拓的寫作風格及筆下的人物已經有了 轉變。
蔣勳在〈寫實文學中新起的「道德力量」──序「望君早歸」〉文中提到：
無論是以漁村為背景，或是以都市新勃起的推銷員生活為題材，王拓在這 本新集子中所處理的人物，最不同於兩年前的，是在於正面人物的增加與 強調。以〈望君早歸〉做例子：婦人罔市是一類，代表了群眾情緒式的正 義和勇敢：另一類是邱永富，代表了知識份子理智的、清醒的、具有分析 能力的、不為利益誘惑的道德力量。23
《望君早歸》這本集子不同於以往之處，即在於王拓除了持續揭露社會現實外，
更增加了對於「正面人物」的描寫。如〈獎金二 000 元〉裡在藥商公司擔任實習
21 見王拓：〈含淚播種，必能歡呼收割！──「台北•台北！」自序〉，《台北•台北》（王 拓發行、天元圖書總經銷，1985 年 6 月），頁 2∼4。
22 李漢呈：〈評「望君早歸」〉，《台灣時報》第 12 版（1978 年 1 月 30 日）。
23 見蔣勳：〈寫實文學中新起的「道德力量」──序「望君早歸」〉，《仙人掌》2 卷 1 期
（1977 年 10 月），頁 270。
外務員的陳漢德，目賭了夥伴鄭文良受迫於生活壓力，為達到公司的獎金制度而 最終車禍住院，於是他開始調查公司的福利與保障，並且對偽善殘酷的老闆發出 怒吼，雖然最後並未獲得實質回應，但在小說末他將自己的薪水袋交給鄭文良的 妻子，希望能暫時幫他們渡過難關，展現了偉大的道德良知；而〈望君早歸〉裡 的邱永富在漁會工作，當漁民權益受損或是發生船難時，他總是將漁民的困難視 作如同己身遭遇一般，勇敢地跳出來替漁民發聲，對漁會理事長及船公司施壓以 求能獲得合理的賠償，而對於船公司想安撫而施放給他的各種利益，邱永富也總 是能夠不為所動，展現了堅定的道德力量。
而這種「具有道德力量的正面人物」的描寫進入到八０年代並未斷裂，在《
牛肚港的故事》與《台北•台北》兩部長篇小說中依然承續著。雖說前述中「婦 人罔市代表了群眾情緒式的正義和勇敢」這一類的描寫，我們在《台北•台北》
裡那位從花蓮到台北來尋母的工人杜武志身上，依然尋得到一絲痕跡，他那種憨 直善良、對待朋友講義氣的血氣性格著實令人印象深刻，不過基本上王拓八０年 代的作品，已經將整體敘事的重心轉移到知識份子身上去了，筆者認為這跟王拓 對於「民眾」與「知識份子」的思索有關。
在〈望君早歸〉及《牛肚港的故事》中，王拓都描寫了民眾與知識份子間思 考有所落差的矛盾現象。如〈望君早歸〉中關於船難賠償金的問題，邱永富一直 不斷地替船員家屬打氣、發聲，希望他們能夠拒絕不合理的賠償而堅持下去，但 在船公司的利誘及各個擊破之下，家屬們後來都領錢蓋了章，使得邱永富的努力 幾乎付諸流水；而在《牛肚港的故事》中，王拓則描述了趙孝義大學時代參與百 萬小時奉獻運動，到台灣鄉間各角落去調查人民生活現況時的情形：
他們原以為，漁民和礦工一定會對他們的熱心奉獻和服務給予熱烈的回應
。想不到，結果卻大大出乎了他們的意料。鄉下人竟將他們的訪問，當成 是大學生來鄉下度假看風景而已。……這些漁民的反應給了他們一次很大 的教訓。他們原先都把民眾──尤其是他們心目中所謂的貧苦大眾──的 政治熱情和政治意識估計得太高了，民眾實在還需要大大地再教育。（頁 134∼135）
民眾所觸碰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壓力，本來就與知識青年的理想性格有所落差。
王拓認為台灣社會裡真正能起變革力量（或至少起著「教育民眾」作用）的，還 是在於知識份子，因此時序進入八０年代後，有意無意間王拓小說的書寫重心便 傾向於對知識青年的形象刻劃。
《牛肚港的故事》裡的趙孝義出身於台灣鄉村，大學時代曾參與過保釣運動
。他親眼見到隨著台灣經濟起飛，鄉間民眾的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越來越困 苦，他們不得不離鄉背井寄附在大都市的邊緣討生活，這又使得鄉村更加快速地 頹敗破落。他本是個相信自由主義相互競爭的人，不過後來逐漸意識到社會階級 的不公，及資本主義下窮人一再被剝削的問題，進而認為自己應無條件地站在弱 者這邊，因此畢業後選擇到偏僻的牛肚港教書，貢獻己力。學生時代的趙孝義已 經出版過兩本書，到了牛肚國中執教後依然不改其為窮苦弱勢發聲的心願，因此 在漁民的要求下，寫了一篇抗議「日本炮艇無理騷擾釣魚群島附近台灣漁船作業」
的投書，希望政府能夠表達嚴正立場，此外還撰寫有關牛肚港人生活的報導文章
，將漁民生活的艱困勞苦傳達給社會大眾。而在記者來訪時，他更是激昂慷慨、
義憤填膺地表示：「政府如果不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和領土主權的完整，人民 還擁護它做什麼呢？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神聖使命，必須全力以赴才行！」（頁 217），展現了知識青年的勇氣與高道德理想性。
而在《台北•台北》裡的青年學生們，更是明白地展現了這種充滿戰鬥性的 激昂特質，在孫志豪及高立民兩位同儕意見領袖的吸引及影響之下，他們小小的 公寓裡常擠滿了人，大夥兒聚會談知識份子的理想與責任、批判校園及社會普遍 瀰漫的個人主義享樂心態。而面對七０年代初期的各種動盪不安及台灣在國際間 備受打壓，這一群知識青年不光只是坐著「清談」而已，同時也起而行動。孫志 豪及高立民在大學期間編輯過校園刊物，這股批判力量由吳永光等人延續下去；
他們也試圖打破戒嚴時代下的嚴格管制，策劃了「保衛釣魚台」的遊行活動，前 往日本大使館表達抗議訴求：之後在「建業電子」的勞資糾紛中，他們站在無故 被裁員的勞方這邊，替他們提供組織運動及抗爭的辦法：而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 際，他們還撰寫並聯合署名了一篇投書，表達了期望政府趕緊大力建設國家、並
促請中央民意代表能夠全體改選的意見，而高立民甚至願意放棄留學獎學金，於
「危急存亡之秋」留在台灣和家人、同胞共患難。
在兩部小說中，知識青年們都展現了激昂慷慨的熱血情緒，勇於在威權高壓 的時代氣氛下嘗試做出衝破桎梏牢籠的舉動，以自己的良知來發聲呼喊。他們認 為自己乃是出於真摯的愛國熱忱，期盼為國家社會盡一份心力，也為貧苦的勞動 階級爭取權益。但是，如果「激昂」是當時知識青年的一個形象的話，其實「蒼 白」即是他們的另一種面貌了。這些知識青年的勇於發聲，對黨國政府而言猶如 芒刺在背，尤其當海外保釣運動已經逐漸鬆動了所謂中華民國的「法統」時，主 政者又豈容島內有「異聲」的出現，使得台灣這塊「最後的根據地」也都被顛覆 了呢！因此「異聲」背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對這些知識青年展開無情的鎮壓與逮 捕行動。
王拓在小說中展現了「美好理想」與「殘酷現實」二者間的強烈反差。當黨 國機器出手鎮壓逮捕後，那些原本充滿激昂熱情、改革抱負的知識青年們立刻顯 得蒼白無助、毫無抵抗能力：只要幾個秘密警察進房任意搜索，將「嫌疑犯」押 上車帶走，偵訊後強迫安上罪名就足以使人殺頭或坐一輩子的牢。這些勇於批判 社會現況的知識青年們，此刻看來猶如懷抱著虛幻夢想度日，然而現實卻是無比 殘酷，一旦落入其中只能任由黨國機器無情擺佈。王拓在兩部小說的情節安排上
，讓趙孝義、孫志豪及高立民三人皆遭遇秘密偵訊及牢獄之災。《牛肚港的故事》
裡趙孝義不明究理被帶走，在秘密偵訊過程中不斷遭受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還 被逼使寫下無數自白書；而在《台北•台北》中孫志豪則是如此被偵訊：
不斷的威脅、恐嚇、哄騙，和連續六天六夜不眠不休的疲勞審問，他的意 志終於崩潰了，在極端絕望和自棄的心情下，為求早日結束這種不休不止 的身心的折磨，他終於『合作』了，一切都按照辦案人員的指導，不但自 誣他要發展組織推翻政府，而且還把高立民、鄧尚賢……等人，也都誣攀 了進去，成為組織的成員。連辦案人員所說的，這次到日本大使館示威抗 議也是他們表面偽裝愛國，實是企圖製造社會不安，破壞政府形象這些話
，也都承認了。（頁 514）
孫志豪被疲勞轟炸式地不斷審問，導致身心俱疲、人格尊嚴掃地，最後為求饒而 將朋友給出賣。這種偵訊的殘忍與可怕之處在於它不僅是要毀滅人的肉體，更要 摧毀一個人的靈魂，孫志豪在出獄後見到朋友感到無比痛苦，因為他不僅出賣自 己，而且還誣攀了所有無辜的朋友，知識份子過去的高道德理想性，與如今賣友 求生的行徑比較起來，顯得「可笑」且「大言不慚」。此種使異議份子對自我人 格產生否定，導致日後再也無力振作的行為，便是黨國機器所刻意為之的殘忍手 段。24而在《台北•台北》的小說結尾處，孫志豪與高立民又被安上叛亂罪名，
再度被捕入獄，使得他們的家人親友手足無措、心急如焚，王拓細緻地描繪了白 色恐怖的陰影下，不僅被逮捕的人本身痛苦，連帶的其家屬也必須遭受身心上的 煎熬，每天祈求不知是生是死的親人能早日從牢獄中被釋放出來。但又有多少家 屬能夠如願以償？
或許由於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感受，王拓所描寫知識份子形象的精采之處，便 在於他並非僅做英雄式人物的平面素描，而是立體地刻劃出知識份子「激昂」與
「蒼白」兩種看似不相容的面貌。他們並不如後世所不斷再生產的「大無畏」形 象，其實如同生活在真實世界中脆弱的平凡人一樣，內心充滿著對情感的渴望、
多愁善感、擔憂失去和死亡……等複雜多元的矛盾特質。王拓讓這些筆下的知識 青年們陷入不少兩難掙扎，如高立民出身窮苦的採礦之村，憑靠著自身努力考上 大學，並擁有豐富學識及令人稱羨的美麗女友，未來丈人也願意出錢讓他們出國 留學，一條順遂的道路似乎展開在他眼前，但是高立民卻越來越感覺自己耽溺在 過往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生活當中，忘卻了孩提時恩師常耳提面命的「莫忘 了出身窮苦人家」之初衷。而在父親於礦坑工作受傷及台灣退出聯合國之際，這 種掙扎與兩難對立更加明顯，高立民不斷在內心審問自己：「我應該在這個時刻 拋下家人出國去嗎？」雖然小說的尾聲高立民被逮捕入獄，後續發展並未有明確 交代，不過王拓對於知識份子這種掙扎在理想和現實兩端的描寫，及對於「激昂」
與「蒼白」特質的描繪，確實是其八０年代政治小說創作的特出之處。
24 關於偵訊的手法及恐怖經驗，可參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34∼38。
（四）王拓八０年代政治小說的幾個缺陷
平心而論，《牛肚港的故事》與《台北•台北》兩部小說實存有一些缺陷，
例如：兩部作品依然有「政治小說」常遭受批評的共同問題──「意念先行」、
「評論太明顯」。王拓對於參與運動的知識青年所遭遇到徬惶、矛盾，及在理想 與現實之間的擺盪心態，刻劃得相當細膩；但是相反的，在表現知識份子的政治 理念與批判政府時，其鋪陳的手法還是過於直截、露骨，往往使用大量篇幅頁面 將知識青年的「高談闊論」擺置其中，導致不少章節流為各式主張的鋪排場所，
整體作品的可讀性大打折扣。另外，也因為如此的寫作手法，使得王拓八０年代 的長篇小說呈現了比較機械式的善惡「二元對立」情形，反倒沒有七０年代短篇 小說內容意涵的豐富與多元。
「意念先行」、「評論太明顯」確實是政治小說時常遭受批評的地方，陳芳明 對此曾表示：
政治文學並不等於反體制文學的同義詞，我們只能說，反抗是勇氣，但 不能說勇氣就是文學，文學還是有它特定的規範。作家可以反抗不合理 的體制，但反體制不是文學，而是要透過文學的形式來反抗不合理的體 制。25
無論小說作品所欲承載的理念為何，「文學」畢竟有其規式及對於閱讀者特殊的 感染力，因此基本的藝術形式應還是要把握住的，在「批判現實」與「藝術性」
之間該如何拿捏、融鑄，或許還有待文學創作者持續努力。
再者，「女性角色的形塑」也是王拓八０年代創作的一項問題，基本上在這 兩部小說中，主要的女性角色如：李娟、邱安妮、朱念秋等，都僅是男性角色的 附庸而已。小說裡多半設定女方家裡富有，然後欣賞男生的才華而願意「委身」，
之後便變得缺乏主體能動性，這些女性角色不曾自發性地扛起社會運動的責任，
僅是陪伴、欣賞著男友去「衝鋒陷陣」，有時甚至「拖累」男友、使其陷入理想
25 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台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第 24 期（1987 年 11 月），頁 32。
與現實的兩難掙扎；而在孫志豪被逮捕釋放後，其女友朱念秋內心所思及的，更 只是「應該替他生個兒子」的傳統思維（頁 508∼509）。小說中似乎只有在涉及
「男女情愛」的部分，才是王拓刻劃女性角色的重點。
其實早在七０年代初期，女性主義的思考風氣已逐漸打開。鄭鴻生在《青春 之歌》的「女性主義的初試啼聲」此章節，便談及呂秀蓮帶回來的「新女性主義」， 及同伴瞿宛文對於女性自主理念的堅持，在在都顯示了當時的女性並非盡是「花 瓶」；而與王拓共同參與黨外運動、編輯刊物的《夏潮》主編蘇慶黎，亦為女性
。因此王拓在小說人物角色的形塑上，實際上不自覺地流露出了男性中心的史觀
，如此忽略女性力量的情節鋪陳，是王拓八０年代作品裡的一個明顯缺陷。
（五）結語：出走與不出走的背後
《牛肚港的故事》及《台北•台北》兩部作品的確存有一些問題及缺陷，不 過筆者認為它們在八０年代政治小說中最大的特出之處，還是在於細緻地刻劃了 一幅知識青年們激昂與蒼白的生活圖像。他們雖然勇於發聲，挑戰威權體制，但 是當真正面對黨國機器的恐怖手段時，則又顯得慘白無助，沒有一絲絲可以抵抗 的能力。
而在分析了王拓八０年代的政治小說後，我們如果再結合其七０年代的短篇 作品綜合觀察的話，將可以發現王拓整個文學創作系譜的背後，似乎隱含一個更 為龐大的指涉對象。筆者曾於前文的分析中認為王拓七０年代的小說旨在「刻劃 社會的現實面」，不過除了此項命題之外，其實其七０年代的作品還展現另一項 重要議題：在《金水嬸》這部小說之中，王拓在很多個單篇故事裡都談及是否該 從漁村「出走」的問題？他刻劃了如〈海葬〉中的賴水旺、〈炸〉當中的陳水盛 等年輕時欲脫離漁村外出工作，卻受迫於父親及家庭壓力不得不繼續留下，結果 導致日後生活狀況不佳而悲劇收場的漁民角色。山田敬三在〈作家王拓──當代 文學管見〉一文中言道：
這個時期（《金水嬸》）的王拓並沒有在作品中，明確地判斷年輕一代離開 漁村的作法是對是錯；他只是一五一十地描寫上下兩代站在人生的叉路上
僵持不下的情景而已。同時，他似乎也有意在一連串作品之中，暗示一輩 子著根於漁村，是一種悲慘得難以言喻的現實。可是以「升學」做為離開 家鄉的跳板，是否真的能為他們帶來平安呢？26
「出走」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以王拓本身而言，他出身於八斗子漁村，藉由
「升學」這條管道離開家鄉，並未真正從事漁民的工作；而在〈蜘蛛網〉中他也 描寫了因為母親去世而不得不放棄唸大學的少年的悲哀，在王拓的思考當中，似 乎「教育」是窮苦人家翻身的最好方式。
不過他在〈祭壇〉中卻也描寫了高級知識份子對教授逢迎拍馬、對同儕處心 積慮陷害的醜惡面貌；而在之後的《望君早歸》裡，書寫重心更是轉向刻劃七０ 年代商業資本主義蓬勃的台北都會裡，基層員工的艱辛勞苦及被老闆剝削的真實 面貌；進入了八０年代的王拓，於牢獄中完成的兩部政治小說《牛肚港的故事》
及《台北•台北》，其內容則展現了經由「教育」培養而成的知識份子，雖然擁 有激昂的愛國情操與改革社會的理想，並且也常是採取實踐行動，但下場卻都是 被逮捕入獄、身陷囹圄。如此地將王拓從七０到八０年代的創作一路比對下來，
我們才赫然發現到原來在王拓的小說中，「出走」或「不出走」竟已不足以成為 一個重要問題了，因為無論出走與否，前方都將是沒有光明、沒有出路的。小說 背後所彰顯的最大關鍵所在，乃是台灣七０年代封閉高壓的社會政經結構。
從五０年代開始直至小說中所刻劃的七０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的經濟 發展乃採取「以農漁礦業培養工商業」的措施，因此台灣鄉村的破敗頹疲、人口 外流自是無可奈何的必然結果，如《台北•台北》裡台北大橋下講義氣的工人頭 頭周阿清，本是彰化和美的種田人，因為政府限制米榖價格不得上漲，但日常用 品的價格卻飛快上揚，導致他們一家七口生活不下去，最後只得拋棄土地到台北 來做工；而在大都會中，基層勞工及業務員們鎮日為老闆及公司賣命，卻連基本 的保障也沒有，工作受了傷公司並無保險理陪、退休在即卻往往被惡意裁員，所 有的勞資糾紛中資方總是佔盡優勢，勞方權益損失卻哭訴無門，商業資本主義開
26 山田敬三著、涂翠花譯：〈作家王拓──當代文學管見〉，《王拓集》（高天生編，台北 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260。
始蓬勃發展的台灣七０年代，獲取利益的其實是金字塔頂端的財團及大老闆們，
基層勞工只有被榨取忠誠及勞動力的份兒而已。對於這種現代拜金主義社會下的 現實殘酷及人性的種種扭曲，《望君早歸》一書中描寫甚多；再者，知識水平相 對較高、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在黨國威權體制下被灌輸著應該要安於體制
、不得批評政治，如《牛肚港的故事》裡的蔡添財老師，一聽到「釣魚台事件」，
立刻「雙手亂搖，緊張兮兮地說，這些政治的事情我們不要談……我們只要顧自 己的事就好，管別人的事幹什麼？」（頁 169），並且一心一意前往美國留學，期 望家裡的親人不要妨礙他（頁 170）。七０年代非常有名的口號即是「來來來，
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似乎通過教育即是一條能夠躋身上流的青雲之梯，
知識青年的格局氣度在如此教養之下自然相當狹隘，無視於社會中弱勢邊緣的慘 況及政治上的種種不公不義。此外，一旦社會上有任何不同的聲音出現時，黨國 機器也必定立即出手鎮壓弭平，因此有理想及改革抱負的人，在肅殺的氣氛之下 毫無能夠施展長才的機會。王拓從七０到八０年代的小說創作背後所彰顯的是整 個時代結構的問題，在黨國體制封閉及經濟掛帥的局勢下，社會中低階層人士及 知識份子們，遭逢的是各種「碰壁」而無有出路的窘境，無怪乎閱讀王拓的作品 時，讀者總會發覺一股惶惶不安的焦慮感充斥其中，似乎現實的殘酷總將無情地 侵蝕著小說中每個角色的人生，讓他們被生活逼著走，然而卻遍尋不著出口而導 致徒留遺憾的結局。
王拓的小說明白刻劃了台灣七０年代社會的高壓封閉景況。在八、九０年代 之交「後現代主義」輸入台灣，奇炫華麗、嘻笑怒罵的書寫風潮興起後，王拓的
「現實主義」文學風格相形之下顯得過於平鋪直敘，沒有太多的奇巧之處，而其 筆下所描繪知識份子的慷慨激昂及高道德理想性，於今日觀來也不免顯得缺乏了 一些說服力，甚至有些過於「遙遠」。不過，筆者認為小說中所突顯出來那種無 有出路的時代窘境，卻未使得王拓在被捕入獄後，成為如黃凡或張大春那樣的「
懷疑論」者，不願再去相信任何既定的真理或價值。27就王拓出獄後的生命歷程
27 就黃凡及張大春而言，張大春在八０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興起，「能指」、「所 指」都游疑不定下而產生的嘻笑怒罵、文字遊戲其實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反而是黃 凡在八０年代初期的〈賴索〉就已經有「懷疑論」的傾向是較為特別的。這部分可 能跟他知識份子「為理念而生」的思索，及追求理想烏托邦式但烏托邦在現實中終
看來，他所主張的應還是要不斷地批判戰鬥，挑戰威權及不公不義。只不過對他 個人而言，這部份的鬥爭或許不再由文學層面來行走，而是必須躍入政治的道路 上去探求吧。
不可得的失落，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相關論述可參見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
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清華大學中文系 87 學年度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呂正 惠）及〈反對者黃凡的自我解嘲──從〈賴索〉到《躁鬱的國家》〉，收錄於陳器文 編：《2005 年台中學研討會──文采風流論文集》（台中市文化局，2005 年 12 月）。
第二節 王拓出獄後的動向
王拓在「美麗島事件」的審判中被判刑六年、褫奪公權五年，實際上在監獄 裡共待了 4 年 8 個月又 23 天，直到 1984 年 9 月 5 日才假釋出獄。28由於偵訊期 間所遭遇的慘痛經驗，出獄後的王拓決心不再書寫筆記（以免留下被羅織罪狀的 證據）29，因此在訪談中其對於八０年代活動的時間點及記憶已略有誤差、模糊。
另外，比起七０代豐富的書面資料，出獄後活動所留下的紀錄也相對少得多，故 筆者僅能從有限的資料及報導，嘗試拼湊王拓出獄後的一些動向。
一、任職商場與赴美
基本上剛出獄的王拓，由於具有「作家」及「美麗島受刑人」的雙重身份，
因此受邀到各地去演講，並曾於 1985 年 8 月 23 日在「鹽分地帶文藝營」發表〈苦 難•理想與文學〉演說。30雖然此時尚處假釋期間，但王拓在 1985 年底的選舉中 仍然不顧情治單位的警告，四處為參選人助講，並且為了促進黨外團結，曾邀請 紀萬生去遊說陳永興出面辦一份具有象徵團結意義的雜誌，也曾遊說林義雄出面 號召、領導黨外，但這些努力並未有太多的實質成效。31
「助講」、「演說」終究不是生活常態，亦無法成為穩定的經濟收入來源，因
此大約在 1985 年的年中，王拓答應大學同學的幾度邀請，前往「漢洋飼料公司」
擔任副總經理。有別於七０年代任職藥品公司的掙扎與痛苦，此約兩年的從商經 歷王拓自認調適得比較好，也由於過往參與選舉、坐牢……等歷練，筆者發現出 獄後的王拓其思考及行動比起七０年代要「務實」許多，非常重視「科學調查」
及「組織運作」，在他的經營策略之下「漢洋飼料公司」於短短兩年內，年營業
28 1984 年 3 月 9 日的下午，獄方曾特別允許王拓外出奔赴母喪。據陳映真記載：「……
半個鐘頭後，王拓在警衛的保護下來了。朋友們迎上前去，紅著眼眶和他握手。他的 臉上滿是沱然的淚水。嘴裡喃喃地說：『媽媽呢？我要看媽媽……』。看到王母的遺容，
王拓失聲慟哭了。我緊緊地拉著他的臂彎，感覺到他發自生命最內面的顫動著的悲慟」
。見陳映真〈從獷悍和凝沉〉一文，收錄於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王拓出版、
王拓後援會經銷，1989 年 5 月）。
29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46。
30 演說稿後刊於《台灣文藝》96 期（1985 年）。
31 見《王拓•基隆•台灣前途》（王拓後援會，1989 年 5 月），頁 22。
額由八千萬元成長到三、四億元，此優秀成績成為王拓日後口中津津樂道的話 題。32
任職飼料公司期間，王拓再度獲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
33為了彌補坐牢時對家人的虧欠，大約於 1986 年的年中，王拓攜家帶眷前往美國
。赴美期間，王拓在愛荷華結識了烏熱爾圖、邵燕祥等大陸作家34，並與早期海 外的保釣╱左翼人士（如：林孝信）有所接觸，還曾應《台灣和世界》雜誌社之 邀，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說。
關於這場以「文學和政治」為題的演說，鍾木曾有〈王拓紐約演講會記〉一 文記載。35值得一提的是，該文中談到：
七０年代的保釣運動對王拓有重大的影響，他強調保釣是知識份子的大
覺醒，由對外的作政府後盾變成對內的要求改革，進而有「文學紮根鄉 土」和「文學與社會結合」的主張，引發了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和黨外 民主運動。
但鍾木卻對如此論點相當不以為然：
一位同鄉認為保釣只是一個偶發事件，應該由台灣社會的發展來分析整個 政治和文學運動，不認為一個偶發事件就能引發鄉土文學論戰和黨外民主 運動。……據了解，保釣對台灣的影響僅止於一些知識份子，甚至在校園 的影響都非常有限，更談不上對社會群眾的影響……由這件事情，我深深 覺得王拓仍然擺脫不了知識份子最不可救藥的個人本位色彩，完全以個人 和四周的小圈圈來看待整個社會問題。一些當年保釣的知識份子非但不徹 底批判自己的「士大夫意識形態」和「祖國的夢幻意識」，不認同土地，
32 在筆者的訪談中，王拓對於任職飼料公司的經歷描述頗豐富，可參考之。
33 早在 1977 年王拓便已受邀，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允許他出國。見附錄二：《訪談王 拓》，頁 54。
34 見曉蓉：〈王拓在北京〉，《人間》雜誌 29 期（1988 年 3 月 5 日），頁 18∼20。
35 鍾木：〈王拓紐約演講會記〉，《台灣文藝》105 期（1987 年 5∼6 月），頁 14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