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商場後的王拓，約於 1987 年的年中前往《人間》雜誌社擔任社長職務。
《人間》雜誌乃由陳映真於 1985 年 11 月創刊，其結合攝影、報導文學及社會調 查的內容，帶給台灣知識、文化、美術界極大震撼，也為休閒美女刊物盛行的八 ０年代，注入不同的思考方向。然而，《人間》自創刊以來始終「叫好不叫座」，
甚至數度有「斷炊」的可能性，因此陳映真便邀請王拓前往整頓。
從歷史的縱線觀察，1986 年到 1987 年之間，是台灣政治、社會的轉型年代，
36 關於「保釣運動」與「鄉土文學論戰」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或思想上的承繼關係，陳映 真在〈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一文中曾提及，王拓在鄉土文學論 戰時所發表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其內容觀點實有不少乃直 接抄用羅隆邁（即郭松棻）於 1974 年發表在香港釣運刊物《抖擻》上的〈談談台灣 文學〉，因此羅隆邁的文章足可證明「釣運」對「鄉土文學論戰」有著直接的影響。
以上觀點，可參見陳映真：〈突破兩岸分斷的構造，開創統一的新時代〉，《春雷之後——
保釣運動三十五週年文獻選輯》（2006 年 7 月）。（文章所在網址：
http://www.ren-jian.com/index.asp?act=ViewEachArticle&ArticleID=1485）。
37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56。
隨著政治的傾向開放，禁忌的紛紛突破，「全面開放」似已成為社會的心聲。長 期居於弱勢邊緣的社群，此時開始向霸權中心反撲，自 1986 年下半年起形構了 一連串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在《人間》雜誌的一年半期間內，王拓參與了不少 關於環保、勞工、農民、原住民、老兵等弱勢者爭取合理權益的社會運動，其中 筆者認為最突出便是「外省人返鄉（探親）運動」。38
其實自 1980 年代以來，便有不少人無視政治壓力、禁忌，偷偷潛赴大陸。39 而 1987 年 7 月 15 日蔣經國宣佈「解嚴」之後，「認識對岸」的熱潮更是逐漸升 高；8 月下旬，政府擬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的消息正式披露於報章媒體；9 月中 旬，《自立晚報》記者徐璐、李永得借道日本轉赴大陸採訪，乃台灣第一次派遣 記者親赴大陸實地採訪報導40；10 月中旬，行政院通過赴中國大陸探親辦法；11 月，政府開放大陸探親。
在兩岸封閉將近四十年的狀況之下，戰後出生、成長的台灣民眾，其所接收 到的「中國」意象，幾乎都來自於學校課本與報章媒體的報導，並未有過實際踏 在中國土地上的經驗，因此對於能夠親赴大陸者其內心的感受，自然有著無比的 好奇心，王拓亦是如此。在 1987 年 11 月號的《人間》雜誌上，便刊出了王拓訪 問徐璐的文章。在訪談中，王拓問道：「我很好奇的是，當我們從歷史課本上讀 到很多和中國有關的東西以後，當我們一直被教育我們是中國人以後，這樣的教 育，對你踏上中國土地時的感情，有沒有什麼影響？」
而徐璐則如此回答：
……如果讓我把在杭州和廈門的感覺做個比較，就更能明白地說明這個問 題……在我年少的時候，我還曾因為看到一張西湖的照片而掉過淚。可是 當我親身到了杭州，卻沒有預期中的激動，只有一股隱隱約約的熟悉感。
38 1987 年 5 月 10 日，由何文德等人發起的「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於國父紀念館前，
舉行「遙祭母親」儀式，他們穿著寫有「想家」等強烈訴求字樣的白襯衫，一邊遊行，
一邊散發傳單，開始其日後一連串的返鄉運動。見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 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87 年），頁 260。
39 如以演唱「龍的傳人」一曲成名的台灣校園民歌手侯德健，便於 1984 年 6 月自香港 進入中國。
40 後來新聞局依刑法第 214 條，將《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記者李永得、徐璐移送偵 辦。
可是到了廈門，從飛機上衣看到下面和台灣幾乎一模一樣的田野、房屋，
我的感情立刻就翻騰了起來。……對我來說，杭州就像畫冊一樣，距離我 很遙遠。廈門對我卻非常具體，因為那與我踏過的台灣一樣。41
再多「紙上故鄉」的建構與「中華民族主義」灌輸，始終不敵兩岸分治四十年的 歷史事實，及民眾對於生活土地的情感與認同。徐璐「到了杭州，卻沒有預期中 的激動」的感受，在日後王拓率領「返鄉團」前往大陸，站在萬里長城上時，也 有著類似的體會。
除了「民族情感」的議題外，在這篇訪談中我們亦可窺知到王拓的另一心聲
。徐璐在文中提及身為外省第二代的成長經驗，和參與黨外運動時的感受：
童年面臨過的衝突，到黨外以後並沒有完全消失。在黨外比較好的是，他 們似乎有誠意接納，可是隱隱約約還是有些隔閡。好像童年故事的翻版：
外省人覺得我是「叛徒」，搞什麼台獨？台灣人覺得：這個外省仔很奇怪 哦……。42
對於徐璐的說法，王拓「心有戚戚焉」地表示：
我認為黨外政治運動的參與者，應該對猜忌心態加以檢討。如果一直採取
「不是同志，便是敵人」的態度來對待人，不准有「不是敵人，便是朋友」
的第三者的存在，這是很不幸的。43
王拓雖非外省第二代，但由於背負著「左統」的標籤，因此自七０年代以來與「黨 外」的接觸，始終面臨到上述「隱隱約約還是有些隔閡」的對待。此種「隔閡」
進入九０年代直至兩千年的民進黨執政，依然未有改善，成為了王拓內心的一大
41 見王拓：〈如果對立可以結束：訪徐璐談海峽兩岸〉，刊於《人間》雜誌 25 期（1987 年 11 月 5 日），頁 64。
42 同上註，頁 65∼66。
43 同上註，頁 66。
痛苦、遺憾。
1988 年 1 月 19 日，王拓率領「外省人返鄉探親團」由西安飛抵北京，終於 親自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在大陸期間，王拓撰有多篇〈旅遊筆記〉44，其中
〈我還活著，我沒有死呀！記北京的探親懇談會〉一文，使讀者得以認知到不僅 只有外省老兵滯留台灣，在中國大陸也約有兩萬七千名的台灣人是有家歸不得的
，「探親團」並帶了鳳梨、檳榔、台灣泥土等「台灣特產」送交給滯陸的台灣鄉 親，整個儀式場面令人動容45；王拓在行程中也見到了劉賓雁、劉再復等大陸作 家╱知識份子；並於 1 月 29 日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乃台灣作家中的第一人。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