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假說一的驗證：國企的影響力
能源國企在地主國是否擁有油氣田產權可能會影響中國派兵參與 維和行動的意願。比較「類型一」與「類型七」，可發現在部隊規模 與死傷人數均較低時，國企若擁有的油氣田產權，中國便更偏向派遣 部隊參與部署在地主國的維和任務。摩洛哥是類型一的唯一案例：在 胡錦濤時期共派遣 146 人前往，而在類型七的 17 個案例中，中國共派 遣 229 人前往；而在習近平時期共派遣 66 人前往類型一，而在類型七 共 17 個維和行動而中國派兵參加的六個案例中，中國共派遣 44 人前 往。
能源國企在地主國是否擁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可能影響中國的 派兵意願，但其影響力較油氣田產權薄弱。比較「類型三」與「類型 四」可發現中國國企在地主國是否擁有能源基礎建設投資，也將影響 中國派兵參與維和任務的意願，在類型三的兩個案例中，胡錦濤時期 共派遣 2,333 人前往，而在類型四的三個案例中，胡錦濤時期共派遣 4,750 人參與，同樣現象在習近平時期也存在，這樣的現象顯示能源國 企的投資—不論是油氣田產權或能源基礎建設—均將提升北京派遣部 隊參與部署在該國之維和任務的意願與人數。
然而，若欲承認這個假設得以成立，驗證過程不應迴避中國為何 不參與部署在蘇丹的 UNISFA 與部署在敘利亞的 UNSMIS，也就是類 型二的兩個案例，因為中國在這兩個國家均擁有油氣田產權與基礎建 設投資。當聯合國在 2011 年部署 UNISFA 時，中國已在毗鄰的 UNA-MID 任務中派遣了 325 人參與，而與 UNISFA 同年部署的另一個任務 則為部署在南蘇丹的 UNMISS，相較於 UNISFA 部署在蘇丹與南蘇丹 的交界地帶，部署在南蘇丹的 UNMISS 更貼近中石油在該國擁有的油 氣田，而這也是中國為何派員參與同年部署的 UNMISS，而不參加 UN-ISFA 的原因。
另一個例外案例為部署在敘利亞的 UNSMIS，在 2007 年後，中國 在 安 理 會 曾 屢 次 否 定 是 否 在 敘 利 亞 部 署 維 和 任 務 的 決 議 ， 例 如 S/2011/612、S/2012/77、S/2012/538 與 S/2014/348 等四案，這樣的趨 勢與利比亞的經驗有很大的關係。中國在 2010 年的 1973 號決議案中 棄權，促使北約與非盟轟炸利比亞，但卻讓中國在利比亞蒙受經濟損 害，因而使得中國不願再對相同條件的敘利亞採取相似態度。
(二) 假說二的驗證：解放軍的影響力
透過「類型一」與「類型三」、「類型五」與「類型六」的兩組 比較，可呈現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確實影響中國派兵參與維和任務的 意願，部隊的規模大小將正面提升北京的派兵意願，而傷亡人數的增 加則可能降低意願。
在「類型一」與「類型三」的比較中，可發現在能源國企同樣擁 有油氣田產權的條件下，中國更願派兵參與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較高 的維和任務，也就是部署在剛果共和國的 MONUSCO 與 MONUC，而 同樣的情形在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中均存在。同樣地，比較「類型 六」與「類型七」，當能源國企沒有任何投資的時候，中國也一樣偏 向派兵參加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均高於平均值的類型六，而較不願派 兵參加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低於平均值的類型七，這兩組比較應可說 明中國派兵參與的偏好。
其次，「類型五」與「類型六」的比較則呈現部隊規模的影響力 大於死亡人數的影響力。中國的能源國企在這兩個類型均未投資，不 同之處在於類型五的維和任務死亡人數高於平均值，但部隊規模小於 平均值，而類型六的維和任務的死亡人數與部隊規模均高於平均值。
然而，不論是在胡錦濤或習近平時期，中國派遣參與類型六的部隊規 模均高於類型五的規模，這個現象暗示著聯合國部署之維和部隊的規 模大小可能會正面提升中國派兵參與的意願，但相反地，維和部隊每 年的傷亡人數會降低中國派兵參與維和任務的意願。
進一步來說，若欲承認這個論點得以成立，驗證過程不應迴避中
國為何相當積極地參與類型六（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均較高、國企沒 有投資）的任務，為何即便死傷人數較高，北京仍願意派遣較多部隊 參與？當維和部隊的規模愈大，可能伴隨的死亡人數也愈多，換句話 說，這可能是解放軍必須承擔的風險—也就是如何在部隊規模與死亡 人數之間取得平衡。
比較類型六中的七個任務，可發現中國嘗試減少派遣人員參加致 死傷紀錄較慘重的任務。在這七個任務中，累積死亡人數最多的任務 為 UNMIL，58同時也是七個任務中規模第三大的任務，59北京參與這 項任務的人員從胡錦濤時期的 5,348 人降低到 2,530 人，並於 2018 年 終止參與；同樣地，在累積死亡人數第二名、平均規模第四大的 MIN-USTAH 中，北京派遣參與的人員也從胡錦濤時期的 728 人降低為 0 人。
這個現象顯示著即便是在類型六（也就是部隊規模與死亡人數均較 高）之中，北京仍嘗試避免派遣更多的部隊參與死亡紀錄較慘重的任 務，但仍傾向派遣部隊參與規模較大的任務—因為這類任務相對艱困 的環境有助於部門強化訓練需求。
更進一步來說，即便類型八只有一個案例，也就是部署在黎巴嫩 的 UNIFIL，但類型八可更有力地檢驗究竟是部隊規模或死亡人數導致 中國派遣更多人員參與。在這個案例中，聯合國平均每年的部署規模
在類型六的七個任務中，在 2002 年到 2018 年間的累計死亡人數依序如下：
UNMIL（204 人）、MINUSTAH（187 人）、MINUSMA（177 人）、UN-OCI（150 人）、UNAMSIL（125 人）、MINUSCA（79 人）、ONUB（24 人）。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atalities”。
在類型六的七個任務中，在 2002 年到 2018 年間的平均規模大小依序如下：
MINUSCA（平均每年 11,800 人次）、MINUSMA（平均每年 11,275.33 人 次）、UNMIL（平均每年 9,403.07 人次）、MINUSTAH（平均每年 8,489.77 人次）、UNOCI（平均每年 8,274.64 人次）、UNAMSIL（平均每年 7,997.75 人次）、ONUB（平均每年 5,446.50 人次）。請見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 Summary of UN Peacekeeping Forces by Countries”。
為 8,474.94 人次，以規模而論為這段期間內所有任務的第 11 大；而這 個任務共計死亡 66 人，平均每年死亡 3.88 人，為這段期間內死亡人數 的第 15 大。然而，北京對這個任務的人力支持則從胡錦濤時期的平均 每年 204.45 人次，提升到習近平時期的 371.3 人次，這個現象支持本 文前述的推論，也就是在聯合國部署的維和部隊規模大於平均值的條 件下，北京更傾向派員參與。其次，在維和部隊的死亡人數低於平均 值的條件下，北京對這類任務的參與意願並不會有任何改變。
最後，檢視「『類型三』與『類型六』」及「『類型四』與『類 型六』」的比較可發現解放軍部門利益對中國派兵意願的影響應大於 能源國企的部門利益。在「類型三」與「類型六」的比較中，同樣在 部隊規模與死傷人數均較高的前提下，在類型六中，即便能源國企在 地主國沒有任何油氣田產權，中國派遣部隊的規模仍相大於類型三。
同樣地，在「類型四」與「類型六」的比較中，中國派遣更多的部隊 參與能源國企沒有任何投資的類型六，但很明顯地，在類型四與類型 六中，中國派遣部隊的規模差距小於在類型三與類型六的差距，此現 象顯示著能源國企的投資仍有一定的影響，但更關鍵地是部隊規模與 死傷人數的影響力。
(三) 延伸討論：國企與解放軍的影響力高低
交叉比對前述兩個假說與不同條件形成的八種類型，可發現在本 文設定的變數中，聯合國派遣的維和部隊規模、維和部隊的死亡人 數、國企在地主國擁有的油氣田產權與供給合約，以及國企在地主國 的能源基礎建設投資均一定程度地影響中國派兵參與維和行動的意 願。然而，這四個變數的影響力也有高低之別，根據前述的比較，可 發現聯合國派遣的部隊規模影響力最大，其次則為維和部隊的死亡人 數、再次則為地主國擁有的油氣田產權與供給合約、最後則是國企在 地主國的能源基礎建設投資。
進一步來說，這四個變數對中國派遣部隊人數的影響性質各有差 異。維和任務的部隊規模大小將正面影響北京派遣人員的意願，部隊
規模愈大，北京派遣的人數便可能增加。然而，維和任務的死亡記錄 則可能負面影響北京派遣人員的意願，當部隊的死亡記錄愈高，北京 派遣部隊前往的人數就會下降。部隊規模與死亡人數存在相當程度的 共線性，任務的環境越艱鉅，聯合國便愈傾向派遣更多部隊，而部隊 的傷亡也就愈嚴重，但從前述對案例六的討論來看，死亡記錄的影響 應有一定限度，因為北京尚未明顯減少其派駐在馬利的 MINUSMA 的 部隊人數。
然而，若在先比較「類型一」與「類型三」、其後比較「類型 三」與「類型四」的基礎上，則可發現國企的影響力低於解放軍的影 響力，但仍相當程度地正面調節北京的派遣人數。當能源國企在地主 國均擁有油氣田產權的條件下，很明顯地，北京更傾向派遣部隊參加 類型三的任務，而這類任務的規模與死傷人數均高於平均值，顯示影 響解放軍派遣更多部隊的因素（部隊規模）可能具有較強的影響力。
其後，比較「類型三」與「類型四」，可發現在維和部隊規模與死傷 人數均較多的條件下，當中國國企在當地擁有更多投資的時候，也就 是同時擁有油氣田產權與基礎建設投資之際，北京傾向派遣更多的部 隊參與部署在當地的維和任務。
這樣的比較暗示著北京派遣部隊參與維和任務的意願更容易受到 解放軍的影響，而不是國企的影響，特別是當能源國企已被認為最具
這樣的比較暗示著北京派遣部隊參與維和任務的意願更容易受到 解放軍的影響，而不是國企的影響，特別是當能源國企已被認為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