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中央軍委會對此議題擁有最終決定權，即便中國國務院傾 向保護能源國企的海外投資，中央軍委會基於本位主義與部門利益的 考量，傾向在自我滿足的前提下再考慮國務院的提議，也就是對海外 投資的保障，這樣的順序便導致影響中國派兵數量的變數依序為聯合 國部署任務的規模、任務的傷亡人數、油氣田權益的與基礎建設投資 的有無。
透過比較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的參與差異，本文回應了「部門利 益的影響在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中是否不同？」及「強勢部門的政策 主導權是否將壓縮其他部門的影響力？」等兩個問題。在維和政策的 案例中，導致部門影響力上升的關鍵在於維和議題的複雜度，議題的 複雜度使主管部門擁有更多的空間操弄資訊，引導決策符合其傾向，
因而胡錦濤與習近平領導風格的差異並不會導致解放軍在維和議題上 的影響力下降。相對地，解放軍的強勢也壓縮其他部門的影響力，使 維和政策的面貌一直較符合軍方的部門利益。
陸、結論
藉由比較聯合國在 2012 年到 2018 年間部署在全球各地的維和部 隊的規模大小、死亡記錄、中國能源國企在海外的投資分布，本文結 合案例比較與類型學的設計，驗證在中國的維和政策上，解放軍的影 響能力一直高於其他部門，這點並未因胡錦濤與習近平領導風格的強 弱而有變化，此係因維和議題的複雜度導致主管部門擁有更多操弄訊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66-china-s-growing-role-in-un-peace-keeping.pdf>.
息的空間。
進一步來說，中國的維和政策一直受到特定部門的利益影響，但 兩者關心的角度不盡相同。解放軍仍具有關鍵的影響力，能源國企則 次之，且這個現象並未因為強人領袖（習近平）的出現而減弱，在習 近平時期，部門利益對維和政策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對解放軍來 說，參與維和任務帶來的是更多的軍事經驗，賦予解放軍更多的動力 改善其部隊準則，但因對可能傷亡的考量與憂慮，解放軍更傾向派遣 部隊參與規模較大但死傷較不嚴重的維和任務，而非可能帶來更豐富 經驗、但傷亡情形較慘重的任務。
其次，對能源國企來說，渠等雖傾向保障其在海外的投資利益，
包括油氣田產權與基礎建設，但唯有當聯合國在地主國部署的任務形 態符合解放軍條件之際，北京才可能傾向派遣更多的部隊參與任務，
而這也引導出本文第二個結論，也就是能源國企的影響力小於解放軍 利益的影響力。
第三，在解放軍與能源國企之外是否存在第三個行為者？根據歐 洲智庫的訪談研究，是否派兵參加維和行動至少經過三個單位：外交 部、國務院與中央軍委會，雖然最終由中央軍委會決定，但外交部負 責進行評估報告，這個現象暗示著在這個議題的政策流程中，中國外 交部應也是行為者之一，但在整個政策過程中，中國外交部又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這是值得後續討論的問題之一。
第四，透過本文的觀察與推論，可發現部門的影響力一直存在，
這與當前學界對習近平領導風格與分裂威權主義的討論不同，但這也 衍生第二個值得後續討論的問題：這些參與政策過程的部門是否具有 否決權？若果，渠等否決權的效果又如何？不論在理論或政策研究的 範疇中，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重要，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回 答分裂威權主義的典範是否仍可適用於習近平時期，以及當前中國的 決策邏輯是否鐵板一塊。然而，若觀察習近平時期的軍文關係，這個 問題的答案可能較具局限性。
即便習近平雖透過反腐肅貪重新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但考慮 到中共黨政高層的決策向來限於原則性的裁示，並由主管部門負責政 策細節，62代理難題的情境可能仍存在於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即便習近 平上任以來的反腐運動在解放軍內部也造成一定程度的風暴，甚至有 將領傳聞因此自殺，但基於中共高層的決策模式，身為主管部門的解 放軍應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較可能地是解放軍的影響力較為柔 性，且其影響力僅止於某些技術層面的議題，例如派遣多少部隊與派 遣哪些部隊。
最後，結合前述兩個問題，也許比較中國外交部一貫以來對「不 干涉原則」的堅持與北京派遣作戰部隊參與維和任務的時間點（2013 年後），在北京外交部的官方文件中，「不干涉原則」向為渠等最根 本的堅持，但派遣作戰部隊參與維和任務可能使海外軍事行動失去人 道主義的保護，為何北京最終在 2013 年開始派遣作戰部隊？若僅為解 放軍的堅持，為何軍文關係相對弱勢的胡錦濤能成功阻止解放軍的提 案？這樣的比較應可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共與維和行動：政經利益的衡量與 選擇性的貢獻》(MOST 106-2410-H-015-007)部分研究成果。
（收件：2018 年 11 月 26 日；修正：2019 年 4 月 19 日；採用：2019 年 5 月 7 日）
You Ji, “Fragmented Party Control of the Gun: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China,” in Kjeld Erik Brødsgaard, ed., Chinese Politics as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Earthquake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6), pp. 204-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