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城市如何促進文化發展，文化場閾關注的議題為何，對此，圖書館 與廣場是有趣的回應視角，這一方面是董啟章小說的主題，另一方面也能揭示 董啟章投入香港文學的創作關懷。由於香港長期以來致力於經濟發展，以致於 被輿論評議成文化沙漠。83周蕾表示，香港的經濟商業與殖民性共存為社會結 構，她從海港（port）一詞的英文語源學，說明香港的根源不只是亞洲進出貨 品的集散地（entrepot），更重要的是：
82 關詩珮：《香港的成長故事：論施叔青與董啟章的小說》（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 文及社會科學院人文學部哲學碩士論文，余珍珠先生指導，2000 年），頁 91。
83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129
他暗示了香港轉運（transporting）功能，亦即香港扮演著的、在同文化 間載運貴重物品和價值觀的角色。要把這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香港把 自身建立為一個遍地機會（opportunities）的城市。如果香港能繼續身 於世界城市文化的前衛陣營中，是因為他使攜動性（portability）成為 生活事實。84
轉運性或攜動性說明香港的能動性不只是貨物，更是文化，例如，董啟章〈圖 書館與文化空間〉將圖書館定位成文化拓造的場所，而且，拓造之時，商業機 制是不可迴避的論辯議題。85亦即，商業與文化的互動，是香港城市性格的一 環。一個間接的例證是，華商總會設立於1913 年，旨在全面爲華商服務，最 重要的貢獻之一是，1929 年成立公眾的中文圖書館，收藏古籍以發揚國粹，
並力求完備地收集各領域的圖書。依據歷年閱讀人數的統計可知，港人對圖 書館的需求甚殷。86由此可知，唯有正視香港的商業機制與文化場所，是既相 對又相關的互動關係，才能使圖書館成為一個文化拓造的公共空間。阿倫特
（Hannah Arend）主張：
一個既非私人又非公共的社會領域的興起，嚴格說來是一個比較晚近的 現象，從起源上講，它是隨著近代開始的，並且在民族國家中獲得了自 己的政治形態。87
非私人又非公共意指，抒發個人的小歷史、有別於官方的發聲空間，但又必須 攸關能與城市產生互動的公眾議題，誠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認為，
公共空間乃將私人意見轉變為公眾商討和關心的議題。
《地圖集》中〈眾坊街〉一篇，探討香港公共空間的現象與特質。
84 同註 82，頁 130。
85 董啟章：《在世界中寫作•為世界而寫》（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頁83。
86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 186。
87 阿倫特著、劉鋒譯：〈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 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62。
在一九七零年代之前，油麻地眾坊街稱為公眾四方銜，論者謂「公眾四 方」乃英文「Public Square」的誤譯，正確的譯名應該是「公眾廣場」。
這廣場是指街上俗稱為榕樹頭的空地。入夜後江湖賣藝者會在此地聚 集，占卦算命、唱曲講古。後來在改正街名的時候稱為眾坊街，便是取 其公眾聚集場所之意。……事實上，一條名副其實、內在自存的四方街 是沒有入口，也沒有出路的。於是，環抱在四方街中的廣場是一個封閉 的廣場，而廣場的公眾性也同時是私人的。88
人們在公共廣場關心私人性質的占卦算命或從事謀取生計的賣藝，而不關注公 眾事務。這暗示港英政府僅能包容的是，與民間習俗相關的賣藝或集會，有關 香港的重要方針未納入市民的廣場發言，更不是市民所能決定。其實，無論香 港身為殖民子民或祖國公民，面對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協商九七回歸的事項 時，卻沒有一位港人能參與其中，難以擁有表達意願的自主權。89因此，回歸 後出版的《地圖集》隱微地藉由引文，反思香港的公共事務。
就另一方面而論，關懷公共議題的虛構小說宛如廣場般的公共空間，使收 藏小說的圖書館不是提供個人閱讀而已，而是讓公私領域能有效對話。例如，
〈衣魚簡史〉、〈名字的玫瑰〉等以圖書館為舞台，前者描述一名男子參與香 港陸沉前的歷史重整計畫，負責研究陸沉前的前代文學，遂來到被當成廢棄站 的大學舊圖書館找資料。任職於圖書館的女孩，之所以志願來此工作，乃因其 父是未實踐抱負且不知名的小說家，他不僅目睹文學消亡，甚至珍愛的藏書在 一場大火中盡數焚毀。
88 董啟章：《地圖集》，頁 142-144。
89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一定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恢復 主權。然而，中英的談判歷程相當艱辛，經歷22 輪正式會談和多次非正式接觸，
主要爭議包括：主權與治權、設立中英聯合機構等問題。一九八四年九月，中英兩 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在北京草擬聯合聲明，同年十二月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在北京正 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一九八五年五月，於北京互換批准書，聯合 聲明自此生效。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頁303-308。
我（女孩）知道這樣一個充斥著廢物般的書的地方，……對現在的我來 說，外面的世界並不存在，無論是沉在海底的舊城市，還是殘存在地面 的重建起來的新城市。我唯一還不能肯定的，是自己對真正的性愛的需 要。……它的快感和文字的快感有甚麼分別。……因為你同時也是個研 究文學的。這是個不能錯過的機會。90
女孩在圖書館工作，是爲了緬懷亡父所象徵的文學時代，並視文學時代為探索 自我價值的心像世界。對女孩來說，無論是洪水中已陸沉的或洪水後新建的商 業城市，一旦文學消亡，同樣是一片廢墟化的城市。簡言之，〈衣魚簡史〉藉 小說家父親牽引出城市與文學的對話平台，別具意義的隱喻是衣魚（書蟲）。
男子對衣魚感到十分恐懼，甚至將女孩的部分裸體視為衣魚，不禁產生心理障 礙，致使性愛過程並不順利。由此可知，該文著力刻畫的性，是一場象徵活動
──在文學已死的時代中，該如何尋找文字快感中的生命力與歷史視野。
最終，兩人疲倦地睡著後，男子夢見其身處於洪水來襲的圖書館。
在書架間開始滲出了水，然後水就匯聚成洪流般的湧動。我好像親眼目 睹了城市如書架般高聳稠密的建築群在五十年前沉沒的景象。然後，一 切沒入水底的碧藍色寂靜中。……我張開浸泡得如腐屍般蒼白皺皮的手 掌，一個字也沒法捉住。91
圖書館為香港歷史的縮影，城市猶如一列列展示歷史記憶的書架所組成。大洪 水使城市面臨陸沉的危機，尤其，被洪水毀損的斷簡殘編與無法掌握的文字，
向男子提問：該如何克服城市中文學亡失的難題，或者說，香港文學倘若沒有 生命力和歷史視野，該如何與城市歷史對話。這戲謔地呼應男子的工作：「我 只是想通過文學的材料而重組這個城市的某個早經磨蝕了的面貌。」92最終，
「只剩下清澈澄綠的海」，畢竟，書寫香港文學史的艱難，是香港學界再三討
90 董啟章：《衣魚簡史》，頁 16。
91 同前註，頁 21。
92 同前註，頁 17。
論的議題之一。93遑論香港文學與城市歷史等公共議題的對話，還有待文壇與 港人投注更多的關心，才能為香港的商業發展與大眾文化注入生命力。此乃董 啟章小說新釋洪水造陸神話的啟示，況且，奠基於填海造陸的殖民神話本攸關 公眾事務。
又如，〈名字的玫瑰〉描述在全面電子化的圖書館世界中，紙筆書寫已極 其罕見。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不斷在年長學者和女孩館員之間切換，形成鏡 像關係：學者之於女孩代表知識，女孩之於學者則代表可觸碰的青春與現實。
兩人彼此渴望又拉鋸，全文藉此說明知識與現實世界的互動，才是世界的名 字，也是世界從創世紀以降的本質。94同理，文學虛構也應與公共議題互動而 形成表裏關係，之所以能夠如此的原因是，文學虛構具備彈性的論辯空間，一 如篇名「名字的玫瑰」，帶給讀者不同的想像空間──符號與意符不斷地延異，
多元的討論視野於焉形成。因此，董啟章中短篇小說的第一集以名字的玫瑰為 書名，自覺或不自覺地揭示又預告他投身創作二十餘年的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