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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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大中文學報第四十八期頁 161 ~ 214 2015 年 3 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陳孟君 * 提要本文第一部份說明唯有討論董啟章在自然史三部曲之前的小說，才能暸解其創作初衷與延續迄今的議題。第二部份分析英殖民神話的論述策略，包括物種與文明、海洋殖民與考古人類學、命名與權力。董啟章小說採取以文化詮釋為本質的偽考古人類學，為殖民神話的論述策略另啟假設與概念，賦予考古學以新議題，翻轉殖民地被詮釋的位階，以期提煉香港在回歸前後的地圖想像、地方屬性與歷史起源。尤其，面對九七回歸中國版圖的領屬權，董啟章小說指出更迫切的是，如何回歸香港／回家，怎樣以圓形時間回溯歷史起源，進而揭櫫複雜的時間形式與歷史巨網。循此，第三部份剖析董啟章「故事新編」撈泥造陸的洪水神話，輔以內在英雄的歷險歸家，尋找精神新生的起源價值。此乃體現世界性的神話思維，旨在揭示歷史想像中虛構性的內涵與癥結，反撥殖民神話或當權者的世界觀。即以「家」，思索歷史起源，有別於殖民神話以「他者化」的商業繁華與線性時間定調港史起源，但混雜的香港性難以割捨殖民者. 本文於 103.11.12 收稿，104.03.04 審查通過。＊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DOI:10.6281/NTUCL.2015.03.48.05. •1•.

(2) 162. 臺大中文學報. 造就的城市商業。對此，董啟章對香港文學作出深刻的期許：以圖書館與廣場的互為投影，強調文學應關注歷史、商業、大眾文化等公共議題，此乃新釋洪水造陸神話的啟示。這既賦予文學虛構新視野，更一改標榜填海造陸與商業發展的殖民神話所暗藏的虛構性。關鍵詞：地圖、虛構、神話、考古人類學、歷史想像. •2•.

(3) . Maps, Myths and (Pseudo-) Paleoanthropology: The Path to the History of the Imaginary City in Dong Qi-Zhang’s Works Chen Meng-Chu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ceeds in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nvestigates Dong Qi-Zhang’s novels written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his Trilogy of Natural History, and thereby explores his original writing intentions and primary concerns to date.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on the writing strategies of British colonial myths, which includes naming rights, species, civilizations, maritime colonization, and paleoanthropology. With pseudo-paleoanthropology that feature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Dong not only formulates new hypotheses and concepts on these writing strategies but also raises new archaeological issues. By enhancing the inferior status of the colony, he highlight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local attributes,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Hong Kong around the transfer of its sovereignty. Dong’s novels indicate how to return to Hong Kong/home, how to trace its origin along a circular timing axis, and how to uncover the complex form of time and the intricate web of history. The third part of this paper analyzes Dong’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lood myth in which lands are created with mud, and demonstrate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spiritual rebirth with the hero’s return from his adventures. Dong’s novels embody a universal thinking of * Doctor of Philosoph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

(4) 164. 臺大中文學報. myths, reveal the essence and crux of the fiction embedded i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oppose the worldview of colonial myths and power holders. He starts to trace Hong Kong’s origins with the concept of “home,” and this is distinct from the colonial myth that constructs Hong Kong’s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 linear timing axis and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brought by others. Since the mixed heritage of Hong Kong tightly connects with the commercial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colonists, Dong’s novels reflect his lofty expect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literature. Through the mutual reflection of the library and the square in his novels, Dong argues that literature should raise the issues of history, commerce, and popular culture.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d creation myth opens up new fictional horizons for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challenges the fiction behind the colonial myth that links Hong Kong’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o the conduct of creating land out of mud. Keywords: map, fabrication, myth, paleoanthropology, historical imagination. •4•.

(5)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陳孟君一、緒論香港文學與城市的歷史文化緊密互動，呈現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多元地再現城市風貌，怎樣回應九七回歸。前者如西西的童話香港，辛其氏、黃碧雲、鍾曉陽的精神囈語，亦舒、張小嫻的都會女性故事，海辛、張君默、陶然的市井喧囂。後者如劉以鬯《一九九七》的憂慮茫然，黃碧雲《失城》的身分追尋，李碧華《胭脂扣》的懷舊尋根，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的自我放逐。尤其，香港小說受商業的發展與價值觀所影響，使備受現代主義薰陶的劉以鬯、西西、梁秉鈞等致力於以創作面對雅俗混雜的城市。1 因此，趙稀方的研究，爲 * 謝謝審查委員不吝賜正，筆者受益良多，已盡力修訂，在此謹致謝忱。 1 黃雅蓮：《香港文學與文化身分：以劉以鬯、西西、梁秉鈞為個案的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黃錦樹先生指導，2011 年）。香港文學雅俗之辨的相關論文不勝枚舉，黃繼持和盧瑋鑾足堪代表。參見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書屋，1996 年）；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此外，研究香港文學的臺灣碩士論文還有：黃鈺萱以 70、80、90 年代的鍾曉陽、西西和董啟章為例，考察香港作家如何進入臺灣文壇，以及怎樣與之交流的狀況。林藍馨追溯也斯、西西、大江健三郎、波赫斯、巴赫汀、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對董啟章創作的影響。黃鈺萱：《臺灣文學場域中的「香港」：以鍾曉陽、西西、董啟章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陳建忠先生指導，2011 年）；林藍馨：《想像世. •5•.

(6) 166. 臺大中文學報. 彰顯本土性、都市性、商業性、大眾性交織而成的香港意識，遂由東西之間形成的後／殖民書寫與文化想像切入，從島與大陸開啟中國香港與中原心態的對話。2 董啟章的小說匯聚這些關懷，更是承繼劉以鬯、西西的中生代代表作家，學界主要從性別、物件與空間予以研究。例如，梅家玲、許琇禎、謝嘉琪從女性主義的視角進行討論，王德威分析《地圖集》企圖將香港歷史空間化，胡金倫、鄒文律指出自然史三部曲由物件思考香港的時空意涵。3 本文以迄今的研究成果為基，進一步指出影響香港文學的、或香港文學省思的商業金融，其癥結攸關英殖民神話的操作策略與歷史論述，故本文不同於前人研究有二。其一，輔以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史料文獻，彰顯董啟章以（偽）考古人類學的敘事策略和洪水造陸神話的故事新編，旨在與「殖民神話／帝國論述」形成複雜的辯證，反思回歸前後的地理想像與歷史起源，進而揭示商業城市中歷史成為公共議題的路徑。其二，隨著自然史三部曲（20052010）備受各大文學獎的肯定和讀者的矚目，董啟章的知名度與日俱增，於是出版社陸續出版其舊作，其中，歐美日最為推崇《地圖集》，以多種語言翻譯。其實，《地圖集》最早在九七年出版，已爲香港文學劃下標誌性意義。由於此時高漲的本土意識帶動文壇以懷舊為主流，但《地圖集》以前衛又陌生化. 2 3. 界的宇宙獨裁者──董啟章小說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論文，胡衍南先生指導，2010 年）。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 年）。梅家玲：〈閱讀《安卓珍尼》──雌雄同體／女同志／語言建構〉，《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許琇禎：〈回歸女性本質的烏托邦建構──論董啟章〈安卓珍尼〉的雌雄同體意識〉：《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期（1998 年 5 月），頁 143-155；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輯錄張美君、朱偉耀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19-341；胡金倫：〈獨裁者坐在文字工場裏騎旋轉木馬〉，《聯合文學》23 卷 6 期（2007 年 4 月），頁 109111。鄒文律：〈人與物件的時光之旅──論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物（家）史書寫〉，《政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1 年 12 月），頁 231-268。此外，鄒文律援引傅柯的他者空間理論研究董小說，《城市書寫：董啟章小說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碩士論文，樊善標先生指導，2006 年）。. •6•.

(7)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67. 的實驗：歷史的物質載體──「地圖」的虛構知識，開啟以殖民地歷史為核心的城市書寫，為香港小說史注入一股異數與前瞻。本文以董啟章的創作歷程為出發點，發現《地圖集》思辨的議題已出現在此前與稍後的小說中，如《名字的玫瑰》、《衣魚簡史》、《繁勝錄》、《安卓珍尼》等。這些前期創作更埋下 2005 年成名作以降仍持續深化的議題，故本文以前期作品為分析對象，才能瞭解其創作初衷與關懷。上段中，其一的重要性在於，英殖民帝國運用各種敘事話語，「合法化」其佔領香港的權力位階與歷史事件。例如，依據英國意象來命名香港的街道或建築，這不只是爲了以熟悉的英國地景來緩解對香港的陌生感，更企圖將殖民地香港論證為英國歷史敘事的一環，以期強調香港本不屬於中國，反而源自英國的殖民統治，香港才得以出現在世界版圖之中，或者說，才能在世界中具備較高的能見度。這某種程度可由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予以印證。不僅如此，趙稀方指出，英殖民者在香港建立印刷媒體，壟斷中英報刊等敘事文本，幾乎全面宰制香港的歷史敘事。循此引發的效應是，十九世紀涉及香港書寫的英國小說，呈現種族歧視的殖民眼光，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則在敍事策略上稍有轉變：自居於從事啟蒙事業，向香港輸入現代文明，實則以此名義，掩飾對港人的蔑視。4 此外，英殖民者為抵制香港的民族主義，起初致力於養成港人對西方的認同，其後則認知到香港與中國文化的密切關係，遂改而提倡國際化的世界觀。王宏志稍有別於此，強調港人比較研究東西方的思想時，應以中國語文、歷史、思想為基礎，才能自覺自身文化的優勢，又持有開明而國際化的世界觀，從而成為一位名符其實的現代中國人。5 換言之，香港當代小說唯有綜論東西方的思想文化，而非獨尊西方，才能拆解英殖民神話打壓香港本土內涵的意圖，但這並非二元對立地解構之，綜論東西方的. 4 5. 趙稀方：《小說香港》，頁 18-33。王宏志：《歷史的偶然――從香港看中國現代文學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 年），頁 15-17。. •7•.

(8) 168. 臺大中文學報. 必要性將於後文說明。6 綜上，英殖民者樹立殖民神話的合法性論述乃建基於：命名權力、文明啟蒙、國際化的世界觀，而這三項也是隨著歐洲航海殖民而興起的考古人類學所關注的議題。考古人類學攸關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從發掘、調查、命名到地圖製作，無不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建構。誠如 Nadia Abu El-Haj 表示，十九世紀末，英殖民者由考古學家與地理學家組成探險隊，繪製以色列地圖，企圖藉由考古學為以色列的殖民主義、歷史想像與版圖擴張，提供合理化的論述依據 ──符合殖民需求與印證聖經的真實性。7 英殖民者同樣也將香港地圖領屬化（territorize），於是，董啟章的小說意圖與殖民／考古學展開不同的論述視角與歷史關懷。上文已說明本文聚焦在 2005 年成名作之前的小說，故第二部分以《地圖集》為主，輔以〈西西利亞〉（1992）、〈名字的玫瑰〉（1992-1993）、〈安卓珍尼〉（1994）、《繁勝錄》（1998）、〈那看海的日子〉（2000-2002），旨在爬梳董啟章的小說在回歸前後的語境中，回應殖民歷史時，如何採取、重審與轉義殖民帝國的話語策略，包括物種與文明、航海殖民與本土考古、命名與權力，後文將說明這幾項怎樣形成小說中想像歷史的層次與路徑。誠如董啟章曾表示：「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論，在都市亂象中爲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8 上述的小說或偏重理論，或以象徵情節為主，或聚焦在九七回歸的反思故事，而〈永盛街興衰史〉（1995、2014 修訂）稍有區別，. 6. 7 8. （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國家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年），頁 337-360。建構國家神話／殖民神話的方式，是將政治話語普遍地推廣為日常語言的一部分，將官方意識形態潛移默化為人民的認知，由此塑造政權的合法性與神聖性，但也因粗暴地宰制民眾的思維，而使神聖權威蒙上一層虛構。 Nadia Abu El-Haj,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95。. •8•.

(9)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69. 以地圖想像切入，使故事情節較好地融合具體又龐雜的歷史事件。因此，該文在兩千年之前已備受肯定，可視為《地圖集》的前導之作。9 職是，本文第三部分以第二部分歸納的敘事策略／史觀路徑，細讀〈永盛街興衰史〉在九七回歸中國版圖與時間回歸的辯證中，如何闡釋歷史想像的虛構內涵與癥結。此乃本文不同於前人對〈永〉的研究之一，不同之二是，〈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繁勝錄》等不止於批判：標榜商業發展與填海造陸的殖民神話，更故事新編洪水造陸神話，以滄海桑田的空間變化映顯殖民歷史的魅影，還強調文學虛構與公共議題的對話乃不可迴避大眾文化和商品經濟的影響，循此為香港性注入的生命力，一反殖民神話暗含與窄化的虛構性。公共事務攸關董啟章處理身分認同的自我定位，以及期許香港文學的寫作關懷，是其小說的特殊價值。. 二、偽考古人類學的新釋（一）虛構的歧異性：地圖、航海殖民與本土考古董啟章於回歸前後創作的 V 城系列小說中，《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是由「理論篇」、「城市篇」、「街道篇」、「符號篇」四章組成，揭開考古實證與想像城市之辯證。例如，「城市篇」中，〈海市〉一節表示：現存的一批測繪精粗有異但卻資料頗豐的維多利亞城地圖，並不足以作為它的存在的明證。相反地，這些地圖質疑了它的恆定性。閱讀這些地圖，就像揣測情人的心貌，在那反覆、曖昧、不確定而又充滿暗示的表現背後，讀圖者的知識和想像力將會走進曲折的敘述中，讀出各種充. 9. 小說年代依據《繁勝錄》附錄的年表和《名字的玫瑰•序》。2014 年聯經版的〈永盛街興衰史〉稍有別於聯合文學版，因不清楚董啟章重新潤稿的確切時間，遂以出版年為準。. •9•.

(10) 170. 臺大中文學報. 滿著偏見、嫉妒、誤解、迷惑、焦慮和狂喜的小說。10 由於地圖的繪製，取決於觀看的角度和位置，再加以，《地圖集》透過讀圖展示不同的論述視角和迥異的視覺敘事，地圖的內涵隨之變化，而非恆定不變，甚至呈現不確定的暗示與曲折的想像力。此乃取代地圖本應具備理性、科學、數據等工具性質，以期揭穿地圖敘事曾淪於闡揚英帝國的殖民神話，故其中暗藏有待商榷的偏見與爭議，包括：對土地的擁有權、剝削權、解釋權；對沒落權力的嘲笑；掌控虛構的權力；現實中的國界或地界在抄襲地圖等。循此，《地圖集》使地圖轉為一個多義的文化符號或文本空間，是一方由各種論述相互交鋒的複雜場域，議題以主權、知識、夢想、回憶為主。當你因為任何原因而在轉換中獲得或失去地圖，你也未必弄清楚，究竟你最後移走了的是地方本身，是主權、知識、夢想，還是回憶。11 殖民者爲了鞏固主權所建構的知識體系，是滿足帝國夢想嗎？這之於港人究竟是集體記憶，抑或，知識與回憶淪為虛幻的夢？由於這些議題的癥結是虛構，本文遂以之為切入董啟章小說的視角：由「虛構的殖民神話（論述）」與「虛構的小說想像」之對話，重新詮釋香港的空間意涵，尤其凸出虛構的歧異性與多義性。朱耀偉精闢地指出：九十年代香港小說中的城市不再劃地自限，更完全脫離了再現香港的次第，甚至不再停留於如何虛構香港的論述方式之上，而是進而考量虛構與香港之間的相互關係。12 例如，《地圖集》中〈蜃樓〉節錄《委洲喜野漂流記》所紀錄的維多利亞城見聞，預告由移民匯聚而成的香港，不僅以漂流為特質，更以海市蜃樓的虛構性與想. 10 11 12. 董啟章：《地圖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 年），頁 65。董啟章：《地圖集》，頁 49-50。朱耀偉：〈小城大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261。. • 10 •.

(11)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71. 像性爲基調。再以〈維多利亞之虛構一八九八〉（plan of Victoria 1889）為例：我們可以看見城市的發展已經頗具規模。街道網絡已經由上環、中環、下環組成的中心地帶向外延展，西至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南面向山坡上太平山一帶擴建，而北面則把海岸線向海港推移。從遠距離看，這幅單色街道圖就像一張發黃的攀援狀植物生態素描。13 引文以植物生態素描來形容維多利亞時代的香港街道地圖與城市規劃方案，這既呼應英殖民者在航海時代所熱衷的植物誌與殖民地資源的研究，還反映填海造陸與向外延展的殖民政策。然而，該文竟以虛構為篇名，顯示每一張此刻繪製的地圖，對於不斷變化的未來而言，將成為一幅幅虛構的地圖。或者說，地圖曾承載一段虛構的大歷史，致使小歷史的失落。誠如也斯表示：「懷舊並不是指向歷史，而是指向歷史的消失。」14 朱耀偉同樣指出：「當記憶和虛構被自覺的混為一談，敘事和城市之間的穩定關係也就蕩然無存。」15 這可由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的主張，予以說明：作為文本的城市，意符不斷指向其他意符，而非指向穩定的意符。16 亦即，以地圖為文本之一的城市書寫，既與虛構互為表裏，且與虛構俱為文本，使《地圖集》描繪的香港是開放性與動 9. 9. 9. 9. 態性的「衍異過程／文本」，因此，如何詮釋歷史消失、交鋒或再生產的來龍去脈，是虛構小說／文本的重要議題。王德威表示，《地圖集》以「考古學」為副標題乃借鏡傅科（Michel Foucault）《知識的考掘》，17 本文有鑑於上段最末的小結，認為副標題兼備知識的考掘與人類學的詮釋此二層面。由於戰後西方檢討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 13. 董啟章：《地圖集》，頁 77。. 14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 年），頁 25。 12。羅蘭•巴特著，王志弘譯：〈符號學與都市〉（Semiology and the urban.），輯錄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出版社， 1993 年），頁 527-538。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33。. 15 同註 16. 17. • 11 •.

(12) 172. 臺大中文學報. 關係時，指出人類學家願意將殖民地的研究成果，獻給殖民政府作為統治政策的參考。18 簡言之，本文強調人類學的視野，才能彰顯與剖析英殖民者論述地圖的權力動機，乃挾帶或操作考古田調的成果，本文循此再由「文化詮釋」來重審當代香港社會中我／城的心靈樣態。詮釋的重要性在於，使單一的權威論述與多元的歧異想像得以在同一個議題平台上對話。誠如德勒茲〈從當事人的觀點〉揭示，人類學者不可能成為研究個案裏的當事人，頂多越來越瞭解或貼近當事人的觀點及其文化脈絡，由於人類學者的暸解，是建基在對該文化的詮釋之上。職是，考古田調可稱作是文化詮釋，亦即，處理一個表達系統的意義如何在另一個意義系統較為貼合地表達出來。19 此乃說明《地圖集》以「（偽）考古學」為敘事議題與敘事策略的旨趣：詮釋英國殖民史與香港文化的交鋒，另啟更深層的假設、瞭解或概念，從而提煉香港的地方屬性。至於（偽）考古人類學的「偽」，意義有二。首先，董啟章的小說並非嚴格意義的考古人類學。再者，唯有先瞭解考古人類學與虛構之間的關係為何，虛構的小說才有批判考古／殖民神話怎樣暗藏虛構的契機。1984 年，一場在美國舉辦的研討會，以「民族誌文本的寫作」為主題，會後出版的論文集《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成為人類學思想的分水嶺。其中一個議題是，「民族誌的文學性」引起的爭論：文學修辭究竟僅僅為了修飾，抑或，為了更. 18. 19. 黃智慧：〈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民族宗教的研究取向：殖民地時期官學並行傳統的形成與糾葛〉，輯錄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年），頁 179。德勒茲《地方知識》指出，屬於地方知識的民族誌，經由詮釋、想像、轉譯的文化比較與對話過程，開展更深刻的假設與觀念。董啟章也表示：「不滿足於對某個逝去的時代的質素作其懷舊式的追溯，或是考古式的發掘和對證。……而是一個如何從不同的角度面對、理解、抗衡或企圖轉化現實的文本經驗。……並不在於它是否符合和反映現實，而是在於它如何創造出一個相對於現實的文本想像空間。…… 發展出一套處理自身現實經驗的個人方法論，在都市亂象中為自己整理出一些方向。」董啟章：〈城市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閱讀《酒徒》、《我城》和《剪紙》〉，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95。. • 12 •.

(13)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73. 有效地進行客觀分析。民族誌文本的作者翻譯他們要表達的意義，不可能避免使用具有表現力的修辭手段。最好的民族誌文本（嚴肅的、真實的虛構）是由一系列經過選擇的真實組成的。而民族誌的真實從來就是不完全的、部分的。因為不存在完全的知識，民族誌學家在田野工作中收集的資料總是有限的。20 論文集裏相似的看法還有，斯蒂芬•泰勒的〈後現代民族誌：從神祕學到神秘的文本〉。後現代民族誌由對話的片段構成，儘管其中有相對之處，甚至，有限度的真實不可避免地帶有遮蔽性與虛構性，但各個片段卻能交織成多音道文本（polyphony text），以歧異補充單聲道，再現部分的現實世界──即王德威指出《地圖集》展示的駁雜地形是權力交鋒與錯置的文本空間。後現代民族誌是一種對於作為心理治療的美學意識的回歸；後現代民族誌與後現代世界息息相關，它不能太過抽象而遠離生活；它的目的不是增長知識，而是重構經驗；不是了解客觀現實（因為客觀現實已是常識），不是解釋我們如何了解（因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在社會中重建自我，重建日常生活的行為。21（底線為筆者所加）引文再度說明本文何以名為（偽）考古人類學的民族誌視野：董啟章的小說意圖發現有別於殖民／考古／他者化眼光的香港身分與文化想像，以期重構「自我」。況且，小說虛構並非意指虛假，詩性的虛構是再現真實語境或檢視城市心靈的關鍵。承上，海洋是有趣的切入課題，誠如柏狄（Mary Pratt）表示，十八世紀. 20 21. 徐魯亞：〈後現代主義民族誌的宣言〉，輯入莊孔韶主編：《人類學經典導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549。同前註，頁 553。參見（美）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 .E. 馬庫斯編，高丙中、吳曉黎、李霞等譯：《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喬治 .E. 馬爾庫斯、米開爾 .M.J 費徹爾著，王銘銘、藍達居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 • 13 •.

(14) 174. 臺大中文學報. 上半葉的歐洲殖民主義是航海型的殖民主義，因而出現許多航海式敘事體的歷險遊記。發展至十八世紀下半葉的轉變是，以研究和掌控自然為目的，企圖建立世界各地的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22 地理學是其中一環。亦即，地圖是以航海殖民起家的不落日大英帝國，凝視殖民地與世界的一種敘事形式，除卻《地圖集》回應之，〈那看海的日子〉亦然，是董啟章創作生涯中代表性的一篇。後者的意義在於，面向大海，不是爲了向外拓展的野心，而是向內深刻、又不失封閉地田調香港本土，這般的敘事姿態乃重新選擇論述視角與路徑。〈那看海的日子〉以一九九七年「我」與象徵鄉土香港的妻子結婚來開篇，暗示該文意圖回應九七回歸，接續的主要情節倒敘至多年前「我」與妻子相識的場景。當時，「我」剛來到沙頭角，僅攜帶日用品、地圖、星圖、野外求生手冊、動植物圖鑑、地區古蹟資料等。由此可知，該文安排「我」暫居沙頭角小型客家村的性質是本土考察，而非重述官方的宏大論述，但「我」的矛盾是：我在大學念的是歷史和比較文學，在歷史系用英文念過香港本土歷史，在比較文學系又用英文念過香港文學，所以來做一點關於香港地區的考察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哈哈！但我為甚麼要這樣合理化自己的無聊舉動呢？我為甚麼要理會別人對我的觀感呢？我來這裏不正是要逃離別人，忘記別人的存在嗎？ 23 最初，「我」認為來此進行的田調是沒有意義的無聊行動，只好找冠冕堂皇的「意義」來說服自我：既然曾以英文研讀香港歷史與文學，考察香港可謂順理成章，顯示「我」很在意「別人對我的觀感」──順從大寫他者（the Other, grand autre）詮釋香港歷史的眼光，甚至以大寫他者為真實而理想的自我。因此，〈那看海的日子〉的創作動機是：「我」必須拋開既定的觀看框架和目的，在看似失序又失義的漫遊中，探勘我城的本土價值與文化主體。 22. 23.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輯錄陳清橋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49。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2). 董啟章：《衣魚簡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 年），頁 105。. • 14 •.

(15)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75. 例如，「我」尋訪上禾坑村中一間百年歷史的私塾「鏡蓉書屋」。書室的建築佈局與祠堂頗為類似，通常都在正廳中間擺放祖先牌位，學生每日都上堂前敬拜祖先，成為教育的一環。在一些鄉村，村民用宗祠兼作書室。曾用作書室的萬石堂建於乾隆十六年（1751），是上水廖族的宗祠，在 1985 年曾重修，是本港保存的最好和最具規模的客家宗祠。24 引文說明書屋與港人祠堂宗族的密切關係，而「我」探訪鏡蓉書屋則體現了尋根香港的預兆與契機。果然此時，「我」邂逅一位名為練仙的女孩，她極其熟稔地方風土民俗，如天后娘娘、哼哈二將（千里眼和順風耳）、婚禮禮儀、禳災祈福的太平清醮等。她格外著迷的是，在太平清醮中舉行的神功戲。依據蔡志祥的研究可知，展示特定主題與集體經驗的節日，無論神聖或世俗，皆具有公眾性的社會意義與文化價值。例如，舉辦太平清醮，本是以長洲島的惠潮府為主，屬於族群節日。行至 80 年代中期以降，由於香港訴求的本土認同帶動本地旅遊熱潮，傳統節慶遂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復以旅遊發展局為吸引遊客，將太平清醮定期於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使本以族群為中心的節日，推演成屬於全港的節日。25 尤其，太平清醮是一場香港精神新生與文化再現的象徵儀式，26〈那看海的日子〉與之呼應的關鍵場景是：練仙卻不想看後面那身場面了。她不想看角色後面的真人，都會談笑，都會和戲迷握手，都會作態拍照，都會講日常的說話。她希望記憶中只有那些人物，她心目中的神。這些，我好像都完全知道了。所以我理解她為何在回程的船上不說話，坐在船頭，低頭望著黑色的海。漆黑的海寂靜如鬼域。我覺得，我們要說的話，也已經說過了。雖然我們事實上. 24 25 26.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頁 254。蔡志祥：〈節日、民間宗教和香港的地方社會〉，輯入李光雄等編：《歷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書公司，2005 年），頁 68-87。「醮是為了一個特定社區、特定群體在特定時間舉行的大型社區性的宗教節日。它的目的是保護這個社區，令這個社區從危險的『陰』的處境重新回到『陽』的境界。……醮蘊涵了社區人群的宇宙再生的世界觀。」同註 25，頁 88。. • 15 •.

(16) 176. 臺大中文學報. 甚麼也沒有說過。27 神功戲是練仙「心目中的神」或「記憶中的人物」，但她不喜歡表演結束後，群眾在後臺與演員說笑。由於她認為神功戲代表的地方風俗與民間文化之於鄉土香港異常地重要與真實，不該被眾人視為不過是場戲，是假的，這使她陷入沉默的黑色之中。不僅如此，她堅信天后娘娘與千里眼順風耳，是「修練成仙，專拯救海上遇難的漁民，所以才被封為『護國庇民天后元君』！」28 因此，練仙在「回程引渡／象徵儀式」的船中，以靜默的姿態凝望寂靜的海，有別於殖民航海不斷向外拓展的野心，改而向內關懷香港本土，又賦予海洋以中國民間信仰的內涵，而非以漂洋傳教而來的聖母為唯一信奉。此乃「我」透過練仙與在地生活所獲的考古田調，顯然有別於在殖民地英式教育中所學。然而，以上是練仙的生命關懷，觀察者「我」如何切身體悟向內轉的途徑？轉折在於，練仙帶領「我」在雜草叢生的古道，探尋七、八十年前從九龍北上到大陸的鐵軌遺址，29 行進的過程中，寸步維艱，象徵考掘香港歷史的艱難。我看著她白熟的背影，想起第一次和她說話，她帶我到鏡蓉書屋去的情形，也是這樣子，有一種似無軀體的白。我和她時遠時近，仿彿走一輩子，也是這樣。我知道，在那白晃晃的光亮下，隱藏了黑色的秘密，我們曾經在沉默中分享過它，但現在它只透現出香汗的形狀，像一幅無法讀懂的地圖。我在尋找這地圖的入口，或出口。30 引文再三形容的白，卻隱藏著上段提及的黑色海洋，暗示在黑色不明所代表的各種他者化論述中，鄉土／本土香港的特質難以辨識。尋找白色地圖出入口的動機，意味著究竟該如何照亮鄉土／本土香港的能見度？終於，「我」在回返城市的前夕體悟出來：將鄉土／本土香港象徵性地放置在下文提及的「水潭中央／世界中心」，而非航海殖民者的他者邊陲。 27 28 29 30. 董啟章：《衣魚簡史》，頁 139。同前註，頁 108。同前註，頁 129。同前註，頁 141。. • 16 •.

(17)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77. 潭隨著水波不斷擴大，變成了那個海，那個我看了一整個夏天的海，那個我們共同渡過的黑海。我有點害怕了。我怕她溺死了，也怕根本就沒有她，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個。我也跳進潭裏，向中央游去。……（水）很清很清。突然，那黑色的海消散了，海水變成透明綠。我可以看見她了……。31 9. 9. 跳進水潭後，水潭竟擴展成一汪夏天的海，顯示唯有主動介入與正視各種他者化論述，辨析其中的虛構性所壓抑的歧異與多義，才能釐清香港的主體視野， 9. 9. 一反前文描述最初的「我」透過英文文獻，才能間接理解香港。由此可知，〈那看海的日子〉向黃春明〈看海的日子〉與臺灣鄉土文學致敬，後者描述鄉土人物白梅從備受歧視的妓女轉變成回歸土地與獲得救贖的母親，從而揭開一段被壓抑的鄉土小歷史。同樣地，〈那看海的日子〉以「我」在沙頭角的海邊，受到喜愛香港民俗與臺灣鄉土文學的練仙所啟發，關切香港被他者化的手段，以及被遮蔽、被歧視的實際本質，進而尋找自我與鄉土的小歷史。「我永遠也記得，那年夏天，我們在那個假的鄉土相遇，但我們卻找到了真實的東西。」32 香港文學以城市書寫為主流，未有嚴格意義的鄉土文學，但鄉土化或家鄉化的香港城乃董啟章念茲在茲的創作關懷。於是，〈那看海的日子〉以文學虛構的「鄉土」彰顯其對「本土」香港的關懷，從而質問長期被殖民神話視為落後的、如戲劇般虛假的香港民間文化真得虛假嗎？有別於港人在航海型的殖民神話中處於被宰制與被論述的位階，〈那看海的日子〉改而主動貼近海（檢視香港的象徵姿態）。尤其，「我」與練仙的互動──「我」帶著這個夏天的體悟回返城市，幾年後，又因鄉土文學而與練仙在城市重逢，隱喻海（檢視香港的象徵姿態）須與鄉土、城市相互連結與對話。亦即，以海延展城市空間裏本土身分的底蘊，使向內厚實的本土視野不封閉，甚至帶有世界的格局，包含中國沿海的民間信仰、臺灣鄉土文學、英殖民經驗. 31 32. 同前註，頁 146。同前註，頁 147。. • 17 •.

(18) 178. 臺大中文學報. 等資源。此乃使鄉土體現出可辯證的游移性，而非固著、限定又封閉。此後，海再三出現在董啟章的小說中，說明〈那看海的日子〉於其創作旅程中的標誌意義。畢竟，空間是殖民論述與後殖民論述共同使用的表述話語，而空間又是建構身分想像的中介。綜上，上方引文中，「貼合」練仙皮膚所呈現的地圖，猶如「皮膚浸泡的海水」。這一改海洋拓張中權力版圖劃限或隔閡香港為從屬殖民地，而是變更成：身處世界脈動之中，對香港仍不失燙熨情感與扎根土地的地方感。其途徑是洞悉虛構化與他者化手段，進而視地圖為可重新詮釋與考古的開放性文本／民族誌。循此，城市具備土地／地方感的內涵，也納入海的象徵視野（檢視香港的積極姿態與世界格局），才能推翻殖民神話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框定鄉土自然為原始落後，迥異於城市的文明進步。. （二）觀看的視角與名字的寓意上段所論的二元對立將於第三點詳論，我們先說明殖民者視土地為版圖的方式是繪製與命名地圖。在官方修訂的地方志或歷史文獻中，對地方人群的命名或分類，不止於表達官方認知，而是以蘊含意識形態的故事來闡釋城市的歷史由來與內涵，以期達到教化民眾的目的。在不同的時間裏，同一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名字。這樣命名的目的是「把土地轉換成地圖，……這個地圖在確切意義上告訴一個村子的居民維持他們生存所需要的信息」。……在一個給定的時空框架中，個性化的力量同命名力量聯繫在一起；命名則是一種凌駕人和物之上的力量形式。33 薩伊德《東方主義》或《文化與帝國主義》同樣表明，殖民者藉由命名來瓦解、塑造、操縱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想像，使之符應殖民者的眼光與政治體系。有鑑. 33. （美）戴維•哈維著（Harvey, D.），胡大平譯：《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301。. • 18 •.

(19)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79. 於此，《地圖集》以相當的篇幅檢視地名掌故，以期與合法化英殖民權力的論述策略開啟對話。考證香港地名，始終是殖民地人民辨析歷史源流與正名香港的途徑。例如，葉靈鳳於 1963 年《新晚報》發表〈讀《新安縣志》札記〉，追溯香港歷史源自六朝寶安，唐初更名為東莞，明萬曆元年在東莞增設新安縣。34 由此可知，香港歷史並非殖民神話所強調的，始於 1842 年。無獨有偶，《簡明香港文學史》第一章「古代香港」首先考察香港地名與歷史源流早於明代之前，35 書寫意圖無疑與葉靈鳳相同。誠如王宏志表示：葉靈鳳並無意拆解香港與其母體之間的關係，他很早便為九七前後的大陸香港史家指出了路徑：從香港的古蹟古物中證明香港先民的文化，跟中國沿海一帶的是「源出一轍」的。36 歷史論述的路徑改成香港與中國沿海的淵源，而非以歐洲航海探險替香港史揭幕。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歐洲航海殖民史是香港海洋史的一環，董啟章《地圖集》、《繁勝錄》等 V 城系列皆以之為主題。不唯史書考證地名，《地圖集》也考察香港城裏的其他地名，如「四環九約」的命名掌故。「四環」的內涵包括：內向的立足重心、地區間相互勾連的環扣關係、既依存又互為枷鎖，至於「九約」的意涵則有契約、大約、失約之地。上述的地名含義彼此悖反，暗示香港的夾縫處境，是因契約與失約而處於中國和殖民者之間。誠如《繁勝錄》所言，這是雙重的約束、重整又解構。37 循此衍生的問題，我們以太平山為例：太平山此一地名在地圖上消失， 34 35. 36 37. 姜德明主編，小思選編：《葉靈鳳書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頁 26。「九龍的地名最早見於明朝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應檟所著邊疆軍事志書《蒼梧總督軍門志》。……但這不等於說，香港的歷史只可追溯到明代。」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香港：三聯書店，2009 年），頁 4。王宏志：〈葉靈鳳的香港故事〉，輯入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61。董啟章：《繁勝錄》，頁 29。. • 19 •.

(20) 180. 臺大中文學報. 太平山一帶僅存卜公花園和東華醫院，38 此乃批判人們忘卻地名，又安於太平假象，以致逐漸遺忘歷史。簡言之，《地圖集》考證地名的源流與意涵，不但是爲了挖掘新議題，賦予考古學以新視野，翻轉殖民地被看與被詮釋的位階，更企圖譴責人民荒誕地呈現歷史失憶──漠然於華東醫院與英殖民者的對峙、協商與雙重逼仄。本文檢索史料得知，華東醫院是十九世紀香港最大規模的華人組織，與華人精英份子有密切的關係。王韜甚至將教化香港風氣之功歸於華東醫院：「香港渺然一島耳，僻在炎陬，素非孔道，而一旦為善之效，可睹如此，是則在人而已。」39 為善的層面舉凡贈醫施藥、舉辦義學、接管義祠、施棺殯葬等，無不攸關重要的社會問題，此外還擔當華人與港英政府的溝通橋樑。40 當然，《地圖集》與〈永盛街興衰史〉皆指責華東醫院也是危害不淺的鴉片煙商，顯示歷史包含正反的複雜性，無法簡單地以二元對立論述任何歷史人事物的影響力。既然華東醫院之於香港歷史的在地意義與文化價值何等弔詭又重大，卻於《地圖集》敘述的官方記憶中，無法以地圖召喚出太平山上曾發生過的各色故事，從而揭穿殖民神話及其集體記憶的二元選擇性與遮蔽性。或者說，困惑於「我是誰」的港人，陷於日常生活的勞碌瑣務之中，遂安於習焉不察的名字，不再或無從理解香港故事被他者化的癥結。這無異於自我放棄：批判性地檢視中英雜揉而成的記憶，致使無所憑依，失根又失家。既然城市地名攸關處於其中的人們如何自我命名，我們再以董啟章發表的第一篇小說〈西西利亞〉為例。該文由四個人物視角，引領出四種終結版本：西西利亞本是流行服飾店中展示服裝的木質模特兒，然而，也可能是會計員、售貨員或安琪利亞。如此的懸疑，使西西利亞此一命名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從而質問「我是誰」，一如文中不斷變化的第一人稱視角。尤其，這四位小說人物雖各有不同的職業，卻同樣無法擺脫城市常軌中一再重複的日常生 38. 董啟章：《地圖集》，頁 104。. 39 王韜：〈創建華東醫院序〉，輯入香港東華三院董事局編：《香港華東三院百年史 40. 略》（下冊）（香港：香港東華三院，1970 年），頁 140。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頁 169-171。. • 20 •.

(21)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81. 活，正如同西西佛斯日日推石的無限迴圈與桎梏。亦即，對自我命名的不確定性，意指人們捲入城市的日常模式，關注當前此刻，安於常態的主流論述，以致迷失在樣板化的物質生活中，徒然地感嘆經濟蕭條，41 卻無視主流論述的歷史癥結──英殖民者藉由標榜商業發展所操作的殖民神話。畢竟，自我的故事尚且不清楚，遑論批判大寫他者名為香港的故事。這般對自我感到困惑不已的城市人，皆為西西利亞／佛斯的化身，徒勞又失神。就只是那一念的戀惜，便給物質榮華誤了。……我已經記不起這個故事的出處，也不知是誰告訴我的，不知原來是否這樣，也不知道洛特的名字是否洛特，甚至不知是否有這一個故事。但怎會沒有呢？故事又怎會是不曾存在的呢？只要你說，故事便存在。但故事又何曾存在過呢？而我也不知道為甚麼會想起這樣的一個故事，會想告訴西西利亞一個這樣的故事。西西利亞，你也許會感到莫名其妙了。42 各色故事存在於歷史長流之中，但關鍵在於，如何挖掘與怎樣述說被多數人遺忘的故事。倘若西西利亞此一第一人稱的名字與「我／城」形成換喻關係，則可視西西利亞為香港城。當「我」不帶目的地述說香港故事，這對於長期被各種權威話語操作的西西利亞／城，顯得莫名奇妙。或者說，自主地書寫或講述「故事」，之於恪守常軌而麻木的城市西西利亞而言，竟淪為西西佛斯式的無謂行為。換言之，當西西利亞隱喻城市時，該文不再複寫殖民者將城市掛鉤到地圖命名／權力版圖之上，而是將「城市命名／書寫／發言權」界定在說故事的主動性，循此，「西西利亞就像一具未鑿成的雕像，懷著多方面的潛質和無邊的可塑性。」43 此乃〈西西利亞〉故事新編希臘神話：比馬龍（Pygmalion）在製作葛拉蒂雅（Galatea）雕塑的過程中，情愫油然萌生，遂. 41 42 43.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4 年），頁 24。同前註，頁 19。同前註，頁 17。. • 21 •.

(22) 182. 臺大中文學報. 祈求神將雕像變成真正的少女，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教育心理學稱之為比馬龍效應（Pygmalion Effect），44 即自我期許與應驗。一如〈西西利亞〉作為董啟章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揭示其創作旅程的期許：以文學的無限性呈現城市的多元性。要而言之，〈西西利亞〉故事新編的意義有二。其一，譴責城市人失神，其二，啟示人們「新編」神話 ∕ 故事的操作性，再新釋何謂故事，以期隱微地鬆動殖民神話的操作內涵其實狹隘又侷限。故事的新解：「故事何嘗不是我們凝聚社會想像、演義文明活動的重要依據？……爲香港說各式各樣的故事，是『說出』香港存在、延續意義的重要手段。」45 尤其：香港的故事？每個人都在說，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46 董啟章的中短篇小說經常以人物、街道、建築或音樂來隱喻香港歷史，而這篇西西利亞漠視故事的小說，無疑是部分港人忽略香港歷史的寫照。與其說漠視歷史故事的內容，毋寧謂不思考「故事」其實寓託的是：觀看香港歷史的新視角與新位置。職是，以一則則的故事取回主動的話語權，活絡香港文學與史觀，從而擺脫被權威凝視與支配的他者內涵。再以〈看（不）見的城市〉為例。該文書寫好運茶樓的時間步調，有別於不斷變化的城市風景，而是透顯出緩慢凝結的時代氛圍：「一個老朽而頑固的年代。……我的照片只能記載矛盾和模糊，但不能幫助我去理解和反映一個漸漸湮沒的生活環境。」47 羅蘭•巴特（Roland Barhes）揭示照片中的刺點（punctum），能激發混沌不明的內心感知，但「我」的照片中，刺點已蕩然 44. Robert Rosenthal, & Lenore Jacobson, 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 Irvington, 1992). 45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輯入《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40。 46 也斯：《香港文化》，頁 4。 47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110。. • 22 •.

(23)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83. 無存，間接質疑以照片再現歷史現場的可能性。或者說，關鍵不在於以圖像或文字再現歷史面貌，而是以什麼視角來觀看歷史。其原因在於：「拍了幾張，才發覺城市事實上並沒有很多值得捕捉的景象。……我們開始理解到所謂決定性的一剎那可以只是一種刻意的營造。」48 引文提問：如何可能定格瞬息變化的城市時間，作為歷史證據？因此，應關注不同視角的時間感知，而非以唯一又獨斷的抒情主體霸佔記憶發言權，才不會淪為了無新意的重複觀點。由於無論選擇哪一個剎那的時間場景，皆可能暗藏立場或操作。例如，筆者概觀香港歷史的書寫型態得知，除卻以文字或地圖再現香港記憶之外，也經常以照片敘述香港歷史的變遷。撰寫者很可能依據主流論述，簡單化地判讀或命名照片，使照片敘事淪為陳腔濫調的香港歷史，甚至遮蔽或漠視某些照片是出於藝術審美的拍攝動機。〈看（不）見的城市〉的應對之道是：因為她映照出這個世界的過去。青春變成了一種過失。與外面的世界不同的，是這個世界並不接納記憶的工具。它執著的是一種原始的記憶，一種身體的紀錄，但它也害怕自己的過去，任由歷史隨著可朽壞的生命磨滅淨盡。49 她的青春反襯出的「這個世界」，是好運茶樓投映的城市歷史場景。於遲滯不變的茶樓中飲食的人們，無法接受相機代表的現代化記憶形式。職是，引文中原始的記憶和身體的紀錄，暗指肉眼的觀看之道，無奈身體記憶因時間的流逝或權力眼光的滲透，竟無法確證記憶的原始性，一如「我」一再思考文字或影像之於記憶的可信度。因此，歷史場景不在於茶樓本身，而是凝視茶樓的目光，由於敘述香港歷史的艱難在於，如何擺脫刻板的文化視角，又怎樣透視歷史記憶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亦即，這般原始性的裸視，不輕易戴上任何有色眼鏡，也不輕易套用任何記憶工具，故生發出一股顛覆力量。於是，最終，「我走出. 48 49. 同前註，頁 119。同前註，頁 123。. • 23 •.

(24) 184. 臺大中文學報. 好運茶樓，跑到附近的地鐵站，打了一個電話給她。我發覺我很想見她，想看看她的眼睛。」50 這股想見「眼睛」的動力，顯示關鍵不在於敘述什麼歷史，而是如何敘述歷史──在習焉不察的集體記憶中，藉由重新命名（觀看）來說故事。一如〈看（不）見的城市〉的篇名，重釋卡爾維諾的書名：城市的看見掩蓋許多看不見之處，於此角力中，看不見的通常被視為原始劣等，看則是主動支配，但該文試圖翻轉之，讓看不見的被看見。此乃間接題解《地圖集》的副標題「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開啟不同於殖民論述的城市想像與自我建構之道是，不同的視角，若再輔以〈看（不）見的城市〉強調肉身的原始感知／視角，反而能貼近城市的真實性。由此可知董啟章小說隱微地反撥：挾持考古學成果的殖民神話以有色濾鏡／凝視，譴責香港人種的民智未開化、未啟蒙、原始又不文明。綜上，無論以地圖或命名來捍衛權力，無非是為了建立順應英國利益的香港秩序與文明。例如，《地圖集》「街道篇」中〈愛秩序街〉一節說明街名由來。在愛秩序的想像中，香港島將會以這座屹立不倒的巨型軍事要塞為中心和象徵。但當時的總督砵甸乍堅決反對愛秩序的建議，極力保留中區作商業用途。愛秩序少校的軍事城夢想始終未得實現。……可能由於早期本地村民飽受海盜的侵擾，而愛秩序少校派駐重兵布防的喜好維護了區內的安全，於是有村民便把他視為祈求平安的對象。後代輾轉相傳，愛秩序便蒙上了神祕的色彩。後有人於海灣旁建一愛秩序廟，供奉一威儀媲美關帝的愛秩序公，……在一九九七年的香港街道圖上，愛秩序灣已經因填海工程而消失，愛秩序廟及愛秩序村亦不復存在。51 固然商業利益是殖民者經營殖民地的首要圭臬，但愛秩序少校、總督、村民彼此之間陰錯陽差或會錯意，使愛秩序街自成一套秩序。問題是，究竟宗教、軍. 50 51. 同前註，頁 123。董啟章：《地圖集》，頁 128-129。. • 24 •.

(25)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85. 事、商業、漁民生計哪一套秩序才是中心，其實頗為模糊，由於秩序之於不同立場者有不同的想像。誠如〈名字的玫瑰〉指出：「秩序基本上不是工具性的（服從於名字的權能），也不是壓制性的（是名字的權能的體現），而是開放的、自我衍生以致無限的。在名字與名字之間，只有秩序的幻象。」52 9. 9. 9. 9. 9. 9. 9. 9. 9. 既然秩序產生於命名背後的權威體系，作家透過重新命名――另擇觀史的 9. 9. 視角，突破秩序的邊界與網羅，才有延異與檢討的空間。首先，這是拆解殖民神話及其統治秩序的契機，更彰顯香港小說的使命與價值：針對殖民史進行論 9. 9. 9. 9. 辯是不可迴避的議題，其後，另闢蹊徑地重構歷史或虛構故事也於焉可能。再者，誠如《地圖集》所言，現今不會再有航海時代因發現處女地所生的狂喜，改以讀圖為一種新的航海術，以期重新尋找桃花源（自足自主的秩序）的入口，而入口正是名字。53 亦即，另擇史觀與虛構故事的目的是，既然權威秩序失於虛假，又該如何重建自我秩序呢？董啟章的小說經常以自然又原始的山林應對之。. （三）物種自然與文明進化的角力：歷史起源、非常的自然空間與本土的城市空間十九世紀以降，英殖民者冠冕堂皇地以教化殖民地的原始物種為名義，強化種族差異，掩飾殖民欲望。尤其，殖民神話凸顯的施政功績之一是，使原始的香港躍進成以資本商業為主的進步城市，此乃暗藏城市啟蒙與原始自然的二元對立。有鑑於此，董啟章的小說經常描繪處於現代城市中的迷惘港人，需回返山林自然，重審商業和城市所致的精神困頓，山林自然於是象徵一方省思城市文明和歷史記憶的非常空間。54 尤其，賦予自然物種以重要的精神價值，挑 52 53 54.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37。董啟章：《地圖集》，頁 36-37。常與非常的觀念，可參見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 年）。. • 25 •.

(26) 186. 臺大中文學報. 戰殖民神話中文明進化優越於原始自然的簡化邏輯，但這並非化約城市與自然為罪惡與救贖，畢竟，港人的歷史記憶無法迴避英國殖民的影響。梅家玲由女性主義中雌雄同體和女同志的理論，分析〈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進化史〉（以下簡稱〈安卓珍尼〉）的性別意識，旨在揭示父權社會構築性別話語之餘，又輔以生物學理論，作為發聲依據。小說對此質疑的契機是，「我」離開城市、到山林中尋找的安卓珍尼，是一種放棄進化的物種，梅家玲以道家思想指出該尋覓歷程乃一場圓形回歸，進而批判人由科學實證或進化論述來建構的存在秩序，看似合理，實則是與道體割裂的語言操演。55 由於「男／西／殖民／進步」、「女／東／被殖民／原始」的二元對立，是後殖民論述意圖打破的疆界。其中，本文認為進步與原始的時間思辨是董啟章小說的一大課題。有鑑於前文論及香港史書由香港地名的歷史沿革，說明港史並非源自英殖民，這除了以「名字」隱喻如何擇定論史的路徑與眼光之外，更揭示歷史起源乃至關重要。因此，下文聚焦在原始自然與物種進化的辯證，既能投映〈安卓珍尼〉思索性別意識與殖民神話的幽微關係，也能進一步思考歷史起源究竟根植在物種自然或文明進化，亦即，究竟是什麼形式或內涵的時間／起源觀。「我」尋找斑尾毛蜥的山區是丈夫老家的所在：我丈夫的家族與自然界的勾連，自他祖父以後便斷絕了，老家中的無數大小盆栽已經盡數凋零。但這並沒有對這個家造成任何影響；離開了泥土，家族在城市裏開枝散葉，反而愈加燦爛蓬勃起來。……門前的宮粉羊蹄甲……他要認識真正屬於這片土地的東西，一些生於斯長於斯的生命，而非從他處移植過來的產物。他自己便是一株外來的品種，在戰亂的時世帶著兒子和微薄的資本從大陸來到這個以洋人名稱命名花朵的地方，在陌生的土壤扎下他的根來，……洋紫荊的深紫色花朵比宮粉羊蹄甲更璀燦嬌豔。56 55 56.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頁 267-299。董啟章：《安卓珍尼》（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4、33-34。. • 26 •.

(27)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87. 如果說殖民神話企圖教化原始野蠻的香港移民，那麼，祖父身為丈夫家族中的第一代移民，不免仍與自然有切身的象徵關係，故他稱自身宛如外來品種在陌生的土壤上扎根，熱衷研究本土植物。這有別於殖民者塗消本土色彩，著重在移植與嫁接官方意識形態。例如，1880 年前後，巴黎神父於薄扶林鋼線灣首度發現洋紫荊，1908 年林務部總監鄧恩判定洋紫荊為新物種，於英國《植物學報》上發表，總督亨利•卜力則命名爲洋紫荊。57 然而，事實是，洋紫荊是本土植物宮粉羊蹄與紅花羊蹄的混種，但殖民者卻以洋紫荊的「洋」，使人誤以為是外來的移植品種，或者說，以洋此一命名更新物種的發現者與擁有者，此乃殖民論述意圖更新／置換香港的種族與身分。簡言之，殖民者將本土植物渡上一層洋包裝，移民者如祖父則努力認識與生根本土關懷，兩者交織而成的張力，使香港性應凸顯的不是「洋」紫荊，而是洋紫荊的「混種」顏色較諸純種的本土宮粉更顯嬌艷。追本溯源，植物研究的歷史意義在於，十八至十九世紀進行海洋探險與殖民拓展的歐洲國家，無不大規模地蒐集植物標本，探究如何開發殖民地的經濟和藥用資源。例如，英國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s）成立於十九世紀，採集殖民地的奇珍物種，奠定植物學的分類基礎。這可由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管窺豐富的史料，顯示殖民考古是香港文學中不可漠視的課題，董啟章的小說並非個案。《寂寞雲園》引用喬治•班遜姆《香港植物誌》：「香港所產的植物，可以北至西伯利亞南部，南至非洲南美洲都可找到它們的族類。至於近處的印度、南洋、日本的植物與香港關係的密切，自不待言。」58 此乃小結黃得雲的情夫西恩以植物資源在馬來西亞與香港擴張家族事業的版圖與利益，可見兩人是殖民地與殖民者的寓託關係。一如引文中香港植物匯聚的地理範疇，暗示殖民帝國在世界版圖中拓展的雄心壯志，而香港是英國想像東方的聚焦地。 57 58. 詹志勇：《細說洋紫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施叔青：《寂寞雲園》（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頁 22。黃蝶娘交往的匯豐銀行的英國經理奈德，計畫完成一部東南亞自然植物史，曾祖母黃得雲的情人西恩也曾任職匯豐銀行。. • 27 •.

(28) 188. 臺大中文學報. 至於《遍地洋紫荊》引用葉靈鳳於 1947 年《港島日報．香港史地》發表的〈西文香港史地書錄題解〉，59 該文介紹十七部有關香港史地的代表書籍，其中一部正是《香港植物誌》。60 葉靈鳳標誌港人重釋香港史地的契機，題解西文史料乃試圖轉易被詮釋的位階，一如〈安卓珍尼〉中祖父生根本土的主動姿態。然而，祖父的孫輩，土生土長在香港，受教於殖民神話所揭示的文明啟蒙，無須像祖父經歷從移民到本土身分的認同轉換，卻未能省思以洋紫荊為市花的香港文明如何建構而來，界定物種的內涵是否真切，殖民歷史從何而起與是否合理。因此，「我」遠離自認為文明理性的丈夫所在的城市，於過渡時空的山區，回歸原始的自然與土地，藉由尋找物種安卓珍尼，展開一場求索自我心靈的冒險。「我們被捕獵，被困在房子內，……我們的後代也許可以進化出新的條件，突破環境的限制，……在安卓珍尼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命運。」61 安卓珍尼未存有照片影像或文獻記載，僅存於口耳相傳之間，全文以此寓託妾身未明的「香港源起」。這質疑：捕獵／圍困香港的英殖民神話，乃標榜商業文明啟蒙了原始的香港人種得以進化與發展，從而說明殖民是港史的源頭，也定調香港時間為線性進程。62 對此，〈安卓珍尼〉透過對比「正式文獻」與「口耳相傳」，63 挑戰「正式」記錄與「非常」傳言的定義邊界。就在模糊官方與民間之際，揭示小說述事與殖民神話相互論辯的核心命題：香港的歷史源起與 59. 60 61 62. 63. 美國人班遜姆所著的《香港植物誌》，於公元 1861 年出版，收集了 1056 種香港本土的花木名目，按種類分別編目，洋紫荊樹並不在其列。」施叔青：《遍山洋紫荊》（臺北：洪範書店，1997 年），頁 93。原名 Lora Hong Kong Ensis，1861 年於倫敦出版。姜德明主編，小思選編：《葉靈鳳書話》，頁 19。董啟章：《安卓珍尼》，頁 66。「1841 年 4 月，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曾經稱香港島為『幾乎沒有人煙的荒島』（a barren island with hardly a house up on it）。當代英國學者安德葛（G.B. Endacott）說：『香港歷史的實際開端是在 1841 年英國人到來的時候』。但是，近年的考古發掘和學者們的研究成果說明，這些看法並不正確。」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頁 4。董啟章：《安卓珍尼》，頁 18。. • 28 •.

(29)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89. 文明進化之關係。全文以相當篇幅的生物考察，推演斑尾毛蜥的演化，竟與哺乳類之一的人類源於同一祖先──地質紀二疊紀和三疊紀的母幹爬蟲。有趣的是，斑尾毛蜥在許多哺乳類動物絕種後，之所以能於進化競賽中生存下來，乃弔詭地緣於牠放棄進化的器官，甚至陷入不曾記憶的無時間狀態 64 ──否定線性進化的時間進程，卻安然地在歷史長河中繁衍。換言之，就全文的副標題而論，「一個不存在的物種進化」，究竟意指安卓珍尼是不存在的物種？或者，在進化史中不進化的生物被當作不存在？若此，歷史起源一定要和文明進化劃上等號？抑或，進化的方式違反線性時間就被視為不存在？什麼定義或內涵謂為進化的標準？若訂出唯一的進化標準，還稱得上文明嗎？這隱微地質疑香港史源自殖民者霸權標榜物種進化的十九世紀。然而，這並非以建構與解構的二元對立來處理殖民神話，而是正視殖民為香港歷史的一環，畢竟，香港不可迴避英國色彩和殖民論述的影響力，港人的心理糾葛於焉形成。此乃〈安卓珍尼〉關注的議題。例如，「我」渴望擺脫代表城市文明的丈夫，但當彷若原始人的山中男人引領「我」，感受深山「潛伏著各種生命，隱藏著各種危險」時，「我」又質疑：「而在這另一個世界裏，我肯定我便能夠得到解放嗎？還是，那裏有著另一種暴力，另一種壓抑？」65 事實上，原始山區之所以潛藏著暴力的癥結是，「我」自恃城市文明的優越位階，遂鄙夷山中男人不夠文明的原始性，且惟恐他以野蠻暴力來侵犯「我」，因而滔滔不絕又似是而非地談論政治主權民主，以捍衛身為城市文明人的自尊心，但這已違背入山的初衷。甚至，面對大音希聲的自然界，「我」憑恃的城市文明備顯貧乏又單向。66 此乃文明與原始引發的心理矛盾：城市文明真得文明？抑或暗藏貶抑自然的暴力？其中的癥結是，「我」原本的世界觀已相當模糊，添上自然此項課題後，更是失義，只好沉浸到深山水潭裏：. 64 65 66. 同前註，頁 40。同前註，頁 42、67。同前註，頁 46-47。. • 29 •.

(30) 190. 臺大中文學報. 我在這兩個世界間穿插進出，慢慢地把混雜的感官洗濯乾淨；我開始沒有惱、沒有恨、沒有妒忌，也沒有快樂、沒有幸福，只有現在一刻的純粹存在。67 藉由水潭的淨化，在瞬間的此刻存有中，精神新生，象徵純粹的起源，純粹地不受到任何意識形態的暴力支配，遂不再唯城市文明而恃，甚至體悟文明和自然並非涇渭之別。68 悖謬地，當「現在一刻」牽涉到起源，就不只是此刻而已，而是派生出對歷史長流的省視。歷史起源是英殖民神話自我合法化的重要議題，但「我」遊走在自然與文明之間，看法將有別於二元對立區判自然與文明的大寫他者。即或如此，「我」關注歷史起源，何嘗不是殖民經驗難以割捨所使然。由此可知，〈安卓珍尼〉進一步指出〈那看海的日子〉所謂港人應正視的他者化論述，其中一項議題是歷史起源，我們沒有忘記〈那看海的日子〉也以練仙跳到水潭洗滌作結。綜論本部分的三小項可知，董啟章小說以自然為媒介，視城市為土地，一改版圖的權威凝視，才有反省歷史論述如何定調起源的可能。當九七回歸令董啟章的小說以偽考古人類學──生物考古或自然田調──考察歷史時，有鑒於殖民者期許殖民地以物種進化想像時間及其起源，於是，小說不僅僅關注「回歸中國版圖」的領屬權，更以「圓形時間的回溯」方式重釋歷史起源，即使內涵不同於殖民者，但與之論辯，以及殖民者重視起源的啟發，皆已成為回歸中國史中不可忽略的環節，也使回溯的圓形時間不是中國道家思想所能簡單涵蓋，而是體現世界性的神話思維。69 此乃能動自主的世界觀，有別於大寫他者 67 68. 69. 同前註，《安卓珍尼》，頁 54。「城市的世界就在這些山巒後面不出五、六公里的地方，可謂近在咫尺，……我自身彷彿成了這一切的混合體，非因自己而存在，而因山林而存在。……究竟是山野的我在想像著那不曾存在的城市生活，還是城市的我在想像著那從未經過的山野傳奇？」同前註，頁 60。依利亞德提出，在世俗化的現代生活裏，人們在儀式中既以象徵性的死亡結束世俗時間，又象徵性地重複宇宙創生，體驗永恆的精神新生和神聖時空。象徵性的死亡與再生，形成「回歸」式的圓形時間結構，是世界性的神話思維（原型）。王孝廉. • 30 •.

(31) 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 191. 凝視中的世界觀。換言之，董啟章將小說名為未來的考古學，70 顯示考掘殖民歷史是未來不能忽略的課題，但本文以「偽」考古學為名／視角，旨在解構他者化論述，呈現時間的歧異性──凸顯董所謂的未來考古學所關注的議題涉及繁複的時間脈絡。畢竟，過去的殖民經驗在現在每一時每一刻不斷地介入，甚至未來仍餘波盪漾，這不是以單線時間取代或回歸所能一言以蔽之，而是線性進化、回歸中國、回溯起源彼此纏繞又抗辯的複雜時間性。. 三、新編的撈泥造陸與洪水神話神話思維中的圓形回歸，是為了完成內在英雄歸家（找尋起源）的神話歷險，以期安身立命與精神新生，這在〈那看海的日子〉、〈安卓珍尼〉中顯得頗為迫切。71 循此，下文探究〈永盛街興衰史〉、〈衣魚簡史〉、〈名字的玫瑰〉等不只停留於批判「標榜填海造陸和商業發展的殖民神話」，而是故事新編撈泥造陸的洪水神話，以期在回歸與回家的時空辯證中，揭示想像香港史的特質──深化第二部分所論的起源、虛構、名字等蘊含的史觀。此乃本文不同於前人研究之所在。故事新編是香港小說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風景，包括劉以鬯、崑南、也斯、西西、李碧華等。其中，劉以鬯之所以創作不少故事新編的佳作，乃因其. 70 71. 認為回歸的神話結構是：神話樂園（原始的宇宙秩序）→ 樂園破壞（宇宙洪水等歷劫過程，即失樂園）→ 樂園重建（恢復宇宙原初秩序，完成原型回歸）。王孝廉：《神話與小說》（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年），頁 91-98。（羅）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楊素娥譯，胡國楨校：《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 年），頁 242-243。董啟章：《繁勝錄》，頁 7。《千面英雄》將英雄人物的各式經歷歸結出「離家 → 歷練 → 返家」的歷險旅程，象徵心理調適的儀式過程。回歸是英雄歷險的最終關口，回歸家園則是歷險過程中重要的精神寄託。（美）喬瑟夫•坎伯（Campbell, Joseph），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7 年），頁 4、58、103-106。. • 31 •.

(32) 192. 臺大中文學報. 顧及香港通俗文學的閱讀市場，但又以看似通俗的故事新編批判港人過於低俗的閱讀趣味，隱微地嘲諷物欲橫流與人性扭曲的香港商業性。尤其，揉合西方意識流等現代派技法到中國經典故事中，間接反映香港身世的邊緣與混雜，行至九七問題逼近的 80 年代，李碧雲則以懷舊的方式尋找歷史。無論何者，並未直面商業與回歸的根本問題──殖民神話，董啟章故事新編洪水造陸以回應之，無疑在香港小說史中別具意義。. （一）回歸與回家：失落的樂園首先分析〈永盛街興衰史〉銘刻的香港街道，如何由《地圖集》反思的殖民論述／眼光，轉變為凸顯家園想像。該文一開篇就先引用 1930 年抱殘百謬生發表在《探路燈》上的〈永盛奇葩〉，該文見證 20 年代的永盛街。〈永盛街興衰史〉試圖比較男主角有信在 70 至 90 年代經歷的永盛街如何不同於 20 年代。〈永盛奇葩〉描述 20 年代的永盛街雖然不是一條很長的街道，但因位處通衢大道，再加以店舖相連，遂吸引人潮來此逛街消費，平日即使到了夜晚，依然人聲鼎沸，遑論過節。由於每逢節慶，「邀往來省港之皮影或杖頭木偶戲班演出，蓋街上乃廣源客棧所在，因利而成便也。」72 由「因利而成便」可知，永盛街靠近三角「碼頭」，戲班下碼頭後，落腳地之一是街上的廣源「客棧」，此乃永盛街的重要特性，從而揭示〈永盛街興衰史〉鐫刻永盛街的旨趣：十九世紀至 60 年代來到香港的人們，始終把自己當成過客旅人，視香港為一座碼頭、轉運站或跳板，在這方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中，未曾把香港當成家，一如香港本身是英國的租界地。因此，〈永盛奇葩〉指出：「然毗近三角碼頭，宜於集合羇旅人士，此乃其氣氛獨特之所在。」（259）碼頭的氣氛獨特，呼應上文「因利而成便」，既是永盛街的地理現象，更是心理隱喻（上方畫底線處）。香港直到經濟起飛，第一批土生土長的港人在 70 年代成為社會的主要 72. 董啟章：《名字的玫瑰》，頁 259。後文徵引〈永盛街興衰史〉，僅於引文後標明頁碼，不另行作註。. •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