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都市研究中，城市的物質環境也可以看作紋理。紋理指的是城市 的街道、建築物和開放空間的模式，即城市的肌理（fabric, Trancik, 1986, p. 37）。舉例而言，每個城市都建有寬闊或狹窄、筆直或蜿蜒的 道路，也常會有具代表性的地標，這些基礎設施依地理等因素而建，規 劃各有不同，展現出一個城市特有的物質環境。Lynch（1960／胡家璇 譯，2014）透過居民心中的城市意象，來探討城市的可辨讀性。人們主 要依靠通道、邊界、區域、節點、地標等元素認識都市空間，並將空間 轉化為視覺意象。例如，位於城市中心的公園、分隔城市內部區域的橋 樑等標誌是當地居民對波士頓最直接的印象。Lynch 的研究觀察了三個 美國的中心城市，並對當地居民進行訪談，結果顯示，儘管所有受訪者 都努力適應環境，但這三個城市的可意象性有顯著差異。開放空間、植 栽、通道上的移動感、視覺對比等特性在城市景觀中格外重要（同上 引）。
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實踐與城市的物質環境或紋理息息相關。就巴 黎的都市紋理而言，Benjamin（1974／張旭東、魏文生譯，2010）提及 漫 遊 者 （Flâneur ） 與 城 市 空 間 之 關 係 。 在 法 國 第 二 帝 國 時 期 市 長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豪斯曼）之前，在狹窄的巴黎街道漫遊是 件困難的事。豪斯曼對巴黎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拆毀大量建築，將 許多狹窄的巴黎街道拓寬為林蔭大道，其原始目的是防止街壘的設置，
使革命運動不會在巴黎城內發生，但此城市規劃促使了漫遊者的出現。
換言之，都市漫遊者誕生的必要條件是巴黎的道路拓寬等城市改造計 畫。然而，這並非意味著物質環境或紋理決定了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實 踐；相反，在地居民的實踐亦有跳脫此種空間秩序的可能性。同樣是以 巴黎為討論對象，de Certeau（1980/1984）則更加強調居民行為的能動 性。他指出雖然城市空間秩序規定著可以通行的地方以及不能通行的地 方，但是一個人在步行過程中透過橫穿、改道，或者即興發揮等行為改 變、或者拋棄了基本的空間元素，據此發明其他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創 造了屬於自己的空間與意義。
但是都市研究很少將傳播科技納入其中，或只把它當作討論的背 景，未將之置於研究的核心地位。本文認為，媒介不是城市空間變遷中 的邊緣因素，而是與城市間有著緊密的互動。McQuire（2008）指出，
當代都市已是媒介與建築的複合體（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在都 市空間的動態生產中，傳播科技塑造出媒介城市。Jansson（2007）提出 媒介研究角度的紋理分析路徑，強調傳播行為與城市空間的共構關係，
並認為媒介研究必須納入物質性的討論，以探究各種傳播行為以及意義 交換的生活空間。由此而言，將物質性帶入媒介研究，意味著將媒介使 用者所處的物質環境加入討論，同時也分析使用者如何透過媒介建構其 對於城市的意象。
在香港生活的中國大陸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適地性媒介是 Google Maps 和 Openrice，後者是一項以位置為基礎提供美食推薦的應 用程式，而對於打卡、適地性遊戲等活動則不常發生。對於這些初來乍 到的人而言，地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訪談發現，這幾位年齡介於 20-30 歲之間中國大陸人已不使用傳統的紙質地圖，也很少在出行前準備 好移動路線，而是利用智慧型手機內的數位地圖即時規劃路線。受訪者 A 是一位在香港工作近兩年的廣告界人士，來香港之前在中國大陸東部
城市的美術館工作，有留學英國的經歷，也曾在多個城市生活。在香 港，她習慣搭地鐵前往離目的地不遠的港鐵站，再以步行的方式到達終 點。行走於香港街道時，她印象較深的是城市中的天橋。
你會發現這邊的商業樓或是工業樓之間很窄的道，它的設計是 讓你走近路，大概只有兩米寬。如果是交通很繁華的地方，中 環或尖沙嘴的大樓中間都是有天橋的，行走比較方便。如果是 過馬路的天橋的話，我發現香港Google Maps 標示得不準，不 怎麼標。在我們公司附近的英皇道有很多天橋，你不知道哪裡 有天橋，或你到了那邊才看到有天橋，你才會上去嘛，要不然 你看導航的話，你可能要在下面繞一下過馬路這樣子⋯⋯這種情 況我覺得在深圳少發生，因為深圳天橋比較少，你可以隨時隨 地過馬路。
受訪者 A 的經歷反映出不同城市的空間布局和建設與日常行走經 驗的關係，而作為香港獨特地景的天橋是她印象最為深刻的一部分。香 港可用土地少、人口數多，城市的高密度性使得香港成為擁有最多摩天 大樓、自動扶手電梯等設施的地區（肖喜學，2016）。香港最早的天橋 於20 世紀 60 年代初落成，當時政府的目的是應對香港快速增加之人口 以及迅速的經濟發展，因而以行人天橋作為分隔行人與車輛的設施，並 改善道路安全和調節交通流量。但隨著香港地產經濟的蓬勃，天橋也被 用於連結地鐵與商場、商場之間的通道，便利日常行走，同時促進居民 消費（岑德成，2016）。因此，天橋的建設實則服膺於香港都市空間的 雙重邏輯：全球化資本累積和高密度的都市人口與住宅（黃宗儀，
2008）。
對於外來移居者而言，天橋意味著數位地圖之外的在地與「離地」
體驗。Özkul（2015）研究倫敦居民使用地圖之經驗，認為以 Google
Maps 為代表的適地性媒介不再是人們認識都市空間的輔助工具，而成 為直接的經驗來源。Google Maps 雖然在諸多國家和地區可以提供精確 的導航服務，但是個人在高密度城市使用時仍會遇到阻礙，這主要是因 為地圖是一種二維空間，很難將天橋與街道明確地區分開來，以至於個 人到了地圖指示的位置後才發現一座天橋。天橋無法在數位地圖中發 現，成為一種更加需要地方知識才能找到以及通過的物理空間，這就意 味著，只有在特定地域長期生活的人才能熟悉地覓得這些「捷徑」。這 種非數位地圖所能賦予的路徑也反映出非中國大陸式的空間經驗。受訪 者 A 提到，在深圳等中國城市，天橋是幾乎不存在的事物，在道路之 間穿梭是常見的事。深圳的城市可用土地面積大，並不存在如香港般的 空間壓縮。正是數位地圖的「失靈」，使移居者感受到意外和落差，而 此落差對於長期生活在香港的居民而言是一種基本的常識：香港本就是
「天橋之城」。換言之，外來者的身分使他產生了與本地居民不同的地 方感受。進而言之，這種感受是封閉、脫離地面的。相較於行走於街道 的散漫，天橋上的移動顯得更具有目的性和秩序化，因為天橋上的方向 標示更為集中且明確，告訴行走者尋找的目的地之方位。而天橋上的
「離地」經驗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外來者的移動路徑，當他們以天橋 作為來往不同地點的通道時，避免了與街道上的人交流。正是這種城市 的特殊場所，讓受訪者A 在香港有與在深圳不同的移動經驗。
城市空間的物質性影響個人使用媒介時的移動經驗，但傳播行為也 重塑著城市的場所。受訪者 B 是一位在香港就學的大一新生，年紀雖 小，也無長期居住外國的經歷，但曾去過馬來西亞、歐美等多地旅行，
有短暫的國際移動經驗。在香港外出時，他曾經同時使用 Google Maps 和Baidu Maps。他提到利用兩種不同的數位地圖以到達目的地的過程。
我有一次親身經歷，從火炭到沙田⋯⋯先用百度地圖看了一下，
它提供的線路是沿著護城河走的，或是往沙田中心穿過去，谷 歌它提供的那條線路好像是一半在市區，一半沿著護城河，總 用時比百度地圖的兩條線路要稍微短一點。後來就是綜合一 下，用Google Maps 走了一陣市區裡的，後來發現可以沿著護 城河走，但是後來又往裡面走了一段到酒店，總體上還是沿著 Google Maps 提供的路線走。因為我覺得在這邊 Google 可能要 更精準一點，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城市空間有其物質形式，也是被構想的空間，由規劃師、技術官 僚、社會工程師等人將概念融入實際建設中（Lefebvre, 1974/1991），
但在媒介城市中，城市的空間也包括數位地圖如何再現物理空間。受訪 者B 的例子顯示在數位時代，媒體平台、資料、演算法等傳播要素如何 重新賦予城市空間以意義。Google 和 Baidu 都有在香港提供地圖服務，
但相同的起始點，卻呈現出不同的路線，這反映出平台背後不同的運作 邏輯，也意味著傳播科技塑造城市空間並非只有一種方式，不同的科技 產品呈現的是不同的城市地理。Google Maps 是中國大陸境外最具影響 力的地圖應用程式，結合了衛星拍攝和街景等功能，以提供日常的導航 服務。在運作邏輯方面，Google Maps 以一種具參與性的方式，讓不同 的人加入到地圖繪製中來，同時，也利用個人日常使用累積的資料不斷 改進導航時的路線選擇（McQuire, 2019），它的位置資料來自於世界各 地。Baidu Maps 是在中國大陸盛行的數位地圖，功能與 Google Maps 相 似，但在設計上凸顯出與Google Maps 的差異性，例如，Baidu Maps 網 頁版的香港地圖重點標示了迪士尼、紅磡體育館等主要的旅遊景點。
Google Maps 和 Baidu Maps 呈現出不同的城市面貌意味著兩者不同的偏 好以及社會事實（Jiang, 2013）。
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差異是透過個人的使用才彰顯出來，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