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善影響幸福的第二種方式是透過作用於修德、品德型塑而來。在前例 中，要想對抗純粹外在善的闕如對行善造成的阻力，可透過立即不足外在善或恢 復好運達成。但是，運氣因素對修德過程造成的影響卻是更深遠的，因而需要以 更費時或好運不斷的方式，才有可能療癒長期的不幸對個體的慾望、期待與思想 所造成的損傷（Nussbaum, 2001, p. 337）。Nussbaum舉例，在戰爭期間被俘虜為 奴的人，因缺乏物質資源無法行慷慨之德，戰後雖可立即恢復自由之身，行德已 不受外在善的闕如（假定其財產已恢復）所阻礙，但因為被奴役已有一段時日，
反而需要花費一段長時間才可能恢復原本身為自由人的尊嚴與自尊感。此例凸顯 的是，原本已養成的德行雖非一朝一夕足以改變，但仍舊有可能受到長期的運氣 影響而發生變化。這足以說明何以德行通常被理解為一種「相對穩定的氣質傾 向」（relatively stable disposition）。「相對」一詞意在指明德行既為後天努力的 成果，就非完全無法被改變，變化的可能性實則橫跨人生全程。換句話說，運氣 與外在善的作用力不僅在幼年德行養成過程中顯現，且會持續對已養成的德行發 揮（或好或壞的）影響力。
22 Aristotle強調，基於德行的相對穩定性，偶發性的情境變化與厄運降臨應不至於驟然 改變已養成的德行，除非此厄運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外在善的闕如已到非常極端 的地步，才有可能改變德行，進而改變原有的幸福。他以Priam國王為例說明好人並不 會被輕易地從幸福狀態中強行移出，唯有「重大且眾多的厄運」才有可能（Nussbaum, 2001, p. 337）。而且他相信有德者在面對厄運時也能運用其實踐智慧找到出路，而不 至於淪落至失德與悲慘的地步（Aristotle, 2009, p. 17 [1100b35-1101a7]）。
品格與德行是怎麼來的？23人雖生來即具有各種（共通或殊異的）物理與 心理傾向，但品格卻非與生俱來，而是有賴後天建構而成（McKinnon, 1999, p.
57）。Aristotle歸納品格發展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三：分別是天性（nature）、習慣 化 習慣養成（habituation），以及理性（reason），人透過這三要素變成好人與 卓越（Aristotle, 2009, p. 199 [1179b20-30], 2013, p. 210 [1332a40-41]）。他表示：
現在有一些人認為我們是天性為善的，其他人認為是藉由習慣化，另有 些人則認為是透過教學所致。天性的部分明顯非吾人力所能及，而是 由神賦予那些真正幸運的人；然而，論證與教學並非對所有人都具有力 量，學生的靈魂首先要藉由對高尚的愉悅、高尚的憎恨做為手段來加以 培育，就像土地要先開墾才能播種一樣。那些依照情慾的引導來過活的 人將不會聽從論證的勸阻，即使如此做，他仍然無法理解；那麼，我們 要如何說服處於這種狀態的人改變呢？一般而言，情慾似乎並不屈服於 論證，而是屈服於強制。愛高尚東西、恨卑鄙東西的品格必然已接近德 行。（Aristotle, 2009, p. 199 [1179b20-30]）
天性與生俱來，非人力能企及，Aristotle的NE因此聚焦在探討後天習慣養成 與理性發展對德行涵養的重要性。但在天性方面，Aristotle確實有留意到「自然 德行」（natural virtue）的現象。他觀察到（有些）小孩與野獸生來即具有類似 道德德行的氣質傾向（Aristotle, 2009, p. 116 [1144b8-9]），就像成語「初生之犢 不畏虎」指明的，有些小孩或小動物表現出「無所畏懼」這種「類似」勇敢的 德行。但Aristotle強調這些頂多只稱得上是「自然德行」（筆者稱為「類德行」
（quasi-virtue），取其「類似」道德德行之意）而已。若想提升至嚴格意義下的
23 character譯為品格或品德，與成為什麼樣的人有關。有關品格概念的深入探討，可參考 McKinnon（1999）、陳伊琳（2012），當中說明品格具三層意涵—自然主義的、形 上學的、倫理的意涵。在當代品德教育論述中，較多聚焦在（道德）德行概念上，反 而較少談論品格。Cunningham（2005）指出，這是因為「品格」概念較難以操作，而
「德行」較易處理的緣故，並將品德教育定義為致力於「德行陶養」（the inculcation of virtues）的教育活動。基於此，本文將（道德）德行等同於（道德上好的）品格特質。
陳伊琳 Aristotle幸福論觀點下的致福之道與幸福的脆弱性：幸福、運氣與品德教育 27
德行（即道德德行），則有賴另兩項因素—即習慣養成與理性（實踐理性）的 培養。
人有賴天性、習慣化與理性三要素的共構，始能成為有德之人。天性全屬運 氣之事，但它是品格發展過程中最根本的起點（陳伊琳，2013，頁225）。借用 Glover的比喻，天性凸顯的是「創造自我並不像是魔法般的瞬間轉變，比較像是 雕刻木片，尊重其天然形狀與紋理的限制」（Kupperman, 1991, p. 136）。品格 塑造並非從「無」到有，事實上，天性已為品格發展提供原始材料，個體對於這 些內含某些先天性限制與潛質的材料無可迴避，需以之為基礎，再仰賴後天的習 慣養成與理性力量予以發展。天性是一種「構成性運氣」，它凸顯「『你是何種 人』不單純只是你審慎做了什麼的問題，尚且包含你的偏好（inclinations）、能 力與氣質 稟性」（Nagel, 1979, p. 28），其中後三者是個體與生俱來的特質。
德行涵養的第二要素是習慣養成，Aristotle嘗謂：
一言以蔽之，品格狀態出自於相同的活動。……因此，我們從小是否培 養出一種或另一種的習慣造成的差異並不小；這造成非常巨大的差異，
或者應該說是所有的差異。（Aristotle, 2009, p. 24 [1103b21-25]）
從小的道德教化若能培養出好習慣，這對於個體品格狀態的正向發展影響甚 鉅。然而，每個人會誕生在何種家庭？能否有負責的照護者悉心關照年幼者的 德行養成，此皆屬運氣之事，特稱為「情境性運氣」，意指「個人碰巧遭遇到的 情境中的運氣，此情境提供機會表現卓越或恥辱」（Walker, 1991, p. 14）。情境 性運氣泛指出生後的所有世間環境狀況。可以想見的，壞的道德教養下的不幸 者，在達成德行成就上比起幸運者更困難（Jacob, 2001, p. 24）。他必須加倍努 力費心扭轉壞的道德教養對自身的影響，才有可能翻轉壞運對自身品格已造成的 作用。我們不得不承認，「好運真的是一項優勢，壞運並不容易克服」（Jacob, 2001, p. 14）。再者，個體的出身也可能影響品格發展。例如，當Aristotle在《政 治學》中討論最好的城邦應由哪些人組成時，他主張以中間階級為佳，「那些 投身政治的人若擁有中等且充足財產就是最大的好運」（Aristotle, 2013, p. 116 [1296a1]），因為中間階級出身的公民同時適合擔任統治者與受治者，他們不
像在奢侈家庭成長的人到學校後不習慣被治理，也不像缺乏物質者過於卑賤
（Aristotle, 2013, p. 115 [1295b16-19]）。
德行既有賴人為養成，年幼者便須仰賴照料者悉心陶養，而他獲得的道德教 養的品質良窳影響其品格發展既深且遠。這凸顯了「他人 朋友（廣義）」這項 外在善的重要性。年幼者似乎對這項外在善缺乏選擇餘地，而處於被動接受他人
（通常是成人）對自身品格的型塑；相較之下，成人既可自省道德教養對己身已 發揮的影響力，又可透過有意識地選擇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來持續型塑己身品 格。難怪Aristotle在NE特闢兩章探討友誼（friendship/philia）德行的議題，另在
《政治學》中強調統治者應該提供一個支持性的政治脈絡來持續對公民品格發揮 正向影響力（Nussbaum, 2001, p. 337）。這些皆是著眼於人際交往的友誼與政治 性的公民社群皆與「朋友」這項外在善有關，這持續對個體終身修德過程發揮實 質作用。
Aristotle在《修辭學》中另外談到一種獨特的情境性運氣— 人生階段
（time of life）與品格發展的關係（Nussbaum, 2001, p. 337）。筆者將人生階段 歸類為情境性運氣，因它不像天性這種構成性運氣是個體與生俱來的差異，但它 與朋友這項情境性運氣又有明顯差別：人生階段是相同的年齡族群的人皆會遭遇 的「共通的」情境運氣，但朋友端視「個體」交友狀況而異。Aristotle將人生全 程分為三階段：年輕人、青年人與老年人，但將討論聚焦在年輕人與老年人德行 養成的對比。根據他的觀察，不同人生階段的獨特性質，會形成他們在各種德行 養成上的阻力或助力。舉例來說，他認為年輕人具有的某些品格德行卻是老年 人時常無法再擁有的（Nussbaum, 2001, p. 337），譬如，年輕人普遍具有強烈情 欲，易於衝動並對未來充滿美好的希望，這使其比老年人更易於感到義憤填膺，
更富於勇氣與自信（Aristotle, 1984, p. 2213 [1389a3-12, 1389a26-34]）。
至此應可明瞭，在邁向德行的路途中，每個人的立足點並不相同，而造成不 平等的原因至少包含「構成性運氣」與「情境性運氣」，前者包括個人天性組 成，後者則有個人身處的教養環境、結交之朋友、人生階段等。Aristotle指明：
顯然，每個人都嚮往幸福。但基於某種運氣或天性的緣故，這對一些人 是可能的，但對其他人則不然；因為高尚的生活也需要某些配備—
陳伊琳 Aristotle幸福論觀點下的致福之道與幸福的脆弱性：幸福、運氣與品德教育 29
處於較佳狀態的人需要的較少，較糟狀態的人需要較多。（Aristotle, 2013, p. 209 [1331b40-1332a1]）
當Aristotle從經驗觀察中，體認到運氣對人類幸福生活的影響力時，他興 起與「Solon蓋棺論定」相同的問題意識—人類的幸福生活多大程度上是脆弱 的（Nussbaum, 2001, p. 318）？運氣的影響力有多大？操之在己的成分又有多 少？在論析各式運氣因子對修德與行德的具體影響方式後，仍需反覆強調的是，
這些運氣因子並非品格狀態的充分條件，並非所有的幸運者都會發展出這些德 行；運氣雖是一個具有真實作用力的因素，但它必須「連同」其他因素一同導向
（pull towards）這些品格特質才行（Nussbaum, 2001, p. 340）。此謂的其他因素 當中，個體的主動力（包含自願的行動、反省與慎思等）最為重要。傳統上詮釋 Aristotle德育思想的學者大多關注在能夠「操之在己」的因素，相對忽視運氣因
（pull towards）這些品格特質才行（Nussbaum, 2001, p. 340）。此謂的其他因素 當中，個體的主動力（包含自願的行動、反省與慎思等）最為重要。傳統上詮釋 Aristotle德育思想的學者大多關注在能夠「操之在己」的因素，相對忽視運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