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後（1723），以「端正地方教化」為名，實為整飭地方治 安（尤其是漕運水手滋事），持續要求各地督撫查察地方「邪教」，並 於雍正五年至七年（1727-1729）發動打擊羅教行動，82頒布羅教條款。83
79 姚梁生卒年，見慶元縣地名委員會編，《慶元縣地名志》（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 頁 48。
80 姚軾以「曾孫梁貤贈通議大夫、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姚梁的祖父姚大霦，「屢試不 第，二子七孫，並擅才名，由歲選任壽昌訓導。簪纓之盛，為邑稱首」。見林步瀛、史 恩緯修，史恩緒纂，《光緒慶元縣志》，卷 9，〈選舉志〉，頁 30b、卷 10，〈人物志〉，
頁 6a、13a。
81 學者因而論斷，此為老官齋教往外擴張的證據。見馬西沙、韓秉方著，《中國民間宗教 史》，頁 354-356。不過，對照《三祖卷》，晚明姚文宇主持的活動，即已遍布浙江省 境內，遠及江蘇、安徽等地。
82 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船幫與湖廣船幫兩派水手在山東武清、直隸馬蹄灣等地爆 發大規模械鬥，雙方死亡人數 60 餘人。由於案件重大，朝廷直接介入，並定下專例處 理。當時官員即注意到羅教對漕運水手的影響力，導致雍正、乾隆兩朝打壓羅教相關教 派。見鄭永華，《清代秘密教門治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111-122；
David E. Kelley, “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 The Luo Sect and Boatman’s Associ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China 8, no. 3 (July 1982), pp. 361-39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清代龍華會史料選編〉，《歷史檔案》2000 年第 3 期，頁 40-59。
83 「私習羅教為首者，照左道異端煽惑人民律擬絞監候，不行查報之鄰右總甲人等，均照 律各笞四十，其不行嚴查之地方官，交部議處。」見［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
雍正此舉，主要是針對沿大運河一帶的漕運水手，以及若干在福建、江 西「有羅教經卷」齋堂的區域性掃蕩。84雍正十年（1732）十一月二十 九日直隸總督李衛（1687-1738）的報告中，描述這些教派組織日常行 事：
大都以輪迴生死，誘人修來世善果為名，吃齋念經，男女混雜，每 月朔望，各在本家獻茶上供，出錢十文或數百文，積至六月初六，
俱至次教首家念佛設供，名為晾經。將所積之錢交割，謂之「上錢 糧」，次教首轉送老教首處謂之「解錢糧」，或一二年一次各有數 百金不等。其所誦之經有老九蓮、續九蓮等名色，與臣所聞大概無 異。並鈔得經咒數冊，俱係鄙俚之詞。此等雖屬哄誘愚民錢財，尚 無謀為不軌情狀。85
撇開官方帶有敵意的「標籤」與「刻板印象」的形容，86這些教派的活 動，大抵以念（誦）經為主。87官員眼中的「哄誘愚民錢財」，實為「上 錢糧」與「解錢糧」的募款行為。88
會典事例（嘉慶朝）》（臺北：文海出版社，1991），卷 610，〈刑部〉，頁 10a-10b。
84 關於清帝國對福建與江西地區羅教傳統的打擊行動，將留待另文處理。值得一提的是，
江西按察使凌燽針對江西地方齋堂所發動的打擊行動。見［清］凌燽，《西江視臬紀事》，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八 年［1743］劍山書屋刻本影印），卷 4，〈條教．禁羅教傳示〉，頁 12a-13a、同卷，〈條 教．再禁齋教惑眾〉，頁 61a-62b。
85 李衛，〈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直隸總督臣李衛謹奏為奏聞事〉，收入《雍正硃批諭 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第 13 函，第 5 冊，頁 14b-16b。
86 宗教史研究中，官方建構的「標籤」（label）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對理解地方 教派組織所產生的阻礙，最重要的討論見 Barend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87 這樣的念經傳統，仍可見於東南沿海地區。見鄭筱筠、陳劍秋，〈蒼南縣錢庫片拜經團 體的信仰生活〉，收入金澤、陳進國編，《宗教人類學》第 1 輯（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頁 40-59。
88 官方對於城隍神與羅教的「解錢糧」行為，採取雙重標準，前者被視為對帝國統治有益 的「神道設教」政治設計，後者則為異端。如文後所論，學者往往過度高估城隍的解錢 糧，嚴重低估庶民的（拜）念經團在地方宗教生活所扮演的組織者角色。根據濱島敦俊
乾隆十三年正月十二日（1748 年 2 月 10 日），發生在福建甌寧的 老官齋教案（姚家族譜稱為「閩累」），讓慶元姚家重回與帝國政府政 治對抗的關係中。關於老官齋教，內閣大學士訥親（?-1749）根據閩浙 總督喀爾吉善（?-1757）的調查，於該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奏摺指出：
老官齋一教傳自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姚普益之祖姚文宇，法名普善。
查姚氏三世因一書，其邪說始于羅教，自明代以來流傳已久。曾經 雍正年間查禁，而迄今不改。其姚氏子孫仍往各處，代取法名，總 以普字為行。每一名送香資三錢三分。愚民奉若神佛，姚氏視若世 業，因其僅止吃齋、勸人為善，地方官亦不加查察。89
平心而論，該教案為甌寧縣教派組織領袖嚴氏（稱老官娘，法名普少）
以迎神為名，所發動的不到一日之群眾滋擾事件。清政府卻大費周章地 將該案以謀逆論處，地方官員也大規模掃蕩所屬轄區的「齋堂」，90開 啟此後長達五年對該教派組織不成比例的嚴厲打擊。姚轍孫子姚必華
「遭閩累，隨配寧古塔（位於今吉林省）、東關城後萬順居」。91 甌寧一案後，地方官面對來自上級的政治究責壓力，不時查察姚家，
的研究，「解錢糧」等類似繳稅給宗教組織的行為，亦可見於明中葉以後江南地區的城 隍信仰。明太祖將城隍信仰納入帝國體系，將其內化為帝國統治機制的一部分；洪武三 年又試圖對城隍神進行儒家化的改造（不許造城隍像，只許製作「木主」）。見［日］
濱島敦俊，〈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經濟的發展與農民信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 究》1991 年第 1 期（廈門），頁 39-48。濱島敦俊著，許檀譯，〈明初城隍考〉，《社 會科學家》1991 年第 6 期（桂林），頁 21-30。濱島敦俊著，〈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
《史學集刊》1995 年第 4 期（長春），頁 7-15。後進學者也針對濱島的研究提出回應，
見申浩，〈明清江南城隍考補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廈門），
頁 90-92。趙軼峰，〈明初城隍祭祀：濱島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論商榷〉，《求是學 刊》2006 年第 1 期（總第 33 卷第 1 期）（哈爾濱），頁 123-130。
89 〈訥親摺三（乾隆十三年三月廿七）〉，收入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 28 期，
〈老官齋教案〉，頁 634。
90 清廷對此起「福建老官齋起兵」的處理，見戴玄之，《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頁 845-847；莊吉發，《真空家鄉：清代民間秘密宗教史研究》，頁 121-124。
91 見《慶元姚氏總譜》，無頁碼。
致使被指為教主後代的慶元姚家後人受到很大衝擊。姚德澤先生提供一 個流傳於慶元地區的故事：有清一代，每當某地查有羅教行蹤，官員皆 會到慶元查察姚家是否有傳教信物，姚氏全家不分男女，都必須「赤身 點卯」接受搜查。若查不出想要的資訊，上級官員認為地方官沒有到慶 元實地調查，會催逼得更緊。就有一個被責備辦事不力的差官前來姚家 查案，剛好遇見一個三歲女童在門檻邊遊玩，差官問明她是三房後代，
便抽刀割去女孩耳朵，以向上級交代。後來，慶元地區出現一種帶有貶 抑的說法「咥老官齋銀」，形容天降橫禍。可見帝國政府的查緝行動對 慶元姚家所造成的衝擊。92
至於被查辦的吃齋人教派組織，以及姚氏一家在此間的角色，有福 州將軍新柱（?-1768）的報告如下：
閩省建甌兩縣，男婦從教吃齋者甚多。初止移立，地方設有齋堂一 處名為齋明堂，會首陳光耀即普照，能坐功參道；後周地村亦立有 千興堂，會首江華章，即普才；芝田村立有得遇堂，會首魏華勝，
即普騰；七道橋立有興發堂，會首黃朝尊，即黃朝莊；埂尾村立有 純仁堂，會首王大倫，共為五堂。各堂入會，男婦每逢朔望，各持 香燭，赴堂念經聚會。每次人數多寡不等。慶元縣姚姓後裔姚普益、
姚正益（姚啟緒後人）每年來閩一次，各堂入會吃齋之人，欲其命 名者，每名給銀三錢三分，以供普善（姚文宇）香火。93
顯見姚家的影響力至少已在閩北地區落地生根。但若多方查對官員有關 該案的奏摺，可以發現上下級官員間「各說各話」，正好印證中國官場 的潛規則。在老官齋教案的善後處理請示摺中，官員首先設好應對北京 軍機大臣究責的防火牆：
92 鏡山樵，《樵暇偶記》，頁 49-50。
93 〈新柱摺（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四）〉，收入故宮博物院編，《史料旬刊》第 27 期（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據 1930-1931 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鉛印本影印），〈老官 齋教案〉，頁 501。
各處喫老官齋者實繁有徒，其他種種邪教，亦名目不一。彼時正在 嚴加搜捕匪類之時，若將各種邪教一並查拿，從教民人羣起惶惑，
實恐意外滋事。94
接著宣稱：已肅清甌寧一案的涉案人員，並大規模清查齋堂，結果在福 建山區查獲大量早已存在於地方社會中的齋堂：
臣等先後遵旨飭令各屬查出及首報邪教，如興化府屬莆田仙遊二 縣，則有金童教供奉觀音大士，男婦聚會喫齋；邵武府屬邵武縣則 有大主大乘二教，各在家內喫齋崇奉，並無經堂；建寧縣則有羅教 齋堂二處；汀州府屬長汀縣則有羅教、大乘門、一字門齋堂一十四 處；寧化縣則有從前羅教齋堂，改供觀音齋堂一十三處；清流縣則 有各教齋堂一十三處；歸化縣則有大乘門齋堂一十三處；連城縣則 有觀音教、大乘門齋堂二處；武平縣則有觀音教堂六處；延平府屬 南平縣則有羅教齋堂一處；福寧府屬霞浦縣則有羅教齋堂一處；建 寧府屬建安縣則有羅教齋堂四處；松溪縣則有羅教齋堂一處；崇安 縣則有觀音齋堂一處；台灣府屬諸羅縣則有羅教齋堂二處。95 洋洋灑灑的齋堂名單，數量之多與分布之廣，恐怕令軍機大臣咋舌。這 也經常被研究者視為「邪教」存在於地方社會的鐵證。但所謂「鐵證」，
究其實為地方官員揉合實際狀況與官場潛規則所建構出來的說法，他們
究其實為地方官員揉合實際狀況與官場潛規則所建構出來的說法，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