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分析，學者戴國煇嘗借用哈佛大
60 請參見：汪宏倫（2001），「台灣為何要「自找麻煩」？」，載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 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頁 292-295。學者葛永光也有類似看法，
參見：葛永光（1991），《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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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著名精神分析學者 Erik H. Erikson 的認同理論61，對「台灣歷史情節→台 灣情節→台灣結」的過程演變，試作一歷史性心理層次的探討，並將此群 體認同（group identity）理論套用在光復前後的台灣社會狀況與台籍人士之 深層心理分析，以嘗試解釋所謂的「台灣結」問題，同時，戴氏亦嘗試為
「台灣結」與「中國結」的和解提出解決之道。
Erik H. Erikson 是第一個提出「自我認同危機」（ego-identity crisis）概 念與理論的學者，其後他將認同概念引用到個人與歷史的關係，來探討人 的深層心理與歷史之間的動態性關係，以及群體自我認同的考察上。其概 念闡釋如下：即被壓迫或被殖民的人民受到外來勢力的壓抑，從而引起自 我認同的迷失、糾葛或危機。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受到壓抑的人民逐漸 被迫接受並習慣外來勢力所強加的價值體系，而形成一種負面的與否定性 的自我認同(negative identity)。然而這種負面的與否定性的自我認同並非一 成不變，在社會歷史條件的變遷下，若通過積極的轉化，它也可以轉變成 正面的與肯定性的自我認同（positive identity）62。
戴國煇分析認為63，台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後，在軟硬兼 施的日本殖民政策統治下，台灣人民被分化而出現了錯綜、複雜與多元的 面貌。一部分人受「中國結」影響，回到大陸投身辛亥革命、北伐戰爭與 對日抗戰；一部分人堅持認同中華民族、熱愛中國並景仰孫中山的三民主 義思想，如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希望透過較為溫和的「台灣議會設置運 動」來解決殖民統治下台灣所面臨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困境。另外，則有 一部分人在日本皇民化運動影響下，喪失了既有的自我認同，逐漸地接受 了帝國主義殖民地體制所強加灌輸的價值體系，而進一步地肯定它並走向 了一種否定性的自我認同行為，如新竹出身的謝介石投入「滿洲國」出任 外交總長即是代表。然而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因應接收而成立的台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卻錯失了將這種否定性的自我認同轉化為肯定性的自我認 同的歷史機會，或者說將台灣民眾的「戀母情節」成功地導向肯定、正面
61 該認同理論請參照：Erik H. Erikson (1959), Psychological Issues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Inc.).
62 相關理論說明請參照：Erik H. Erikson (1959), “Ego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Inc.), pp.359-396. 轉引 自：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遠流)，頁 22-23。
63 以下相關分析請參見：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遠 流)，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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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健康的自我認同。如同戴國煇所言：
「如果這種轉變成功的話，台灣民眾在這之後鬱結的「台灣結」就不至 於走向如此反面，「台灣歷史情節→台灣情節」就很可能會健康地、成熟地 和「中國結」聯在一起，從而昇華並建構起更大格局的自我同定和正面且具 有更富普遍性的新架構之自我同定。64」
戴國煇進一步認為經歷了光復初期的混亂與「二二八」事件的悲劇，
台灣人民的心態呈現了「期待→失望→懷疑→不滿→委屈→反抗」的痛苦 歷程，自我認同的糾葛及危機不但沒能解開轉化，反而向另一個極端傾斜 滑落並沉澱於深層心理，且不斷地累積下去。特別是當時的行政當局無法 深層理解台灣同胞的歷史傷痕，以及認同危機中的否定性自我認同是需要 醫治、補償、平復與轉化的。於此，戴氏特別舉例因普法戰爭而割讓的法 國亞爾塞斯省（Alsac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新回到法國懷抱時，法國 中央政府沒有因為它曾一度變成殖民地而加以蔑視，反而對它投以非常的 關懷和巨大的援助，特別是進行了大規模的「知性」投資，促使它迅速彌 補及接續上因分割而被割斷的與祖國的關係，特別是文化、政治、思想意 識型態上的斷層65。
最後，戴氏嘗試為所謂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的和解提出解決之 道。首先，他認為台灣所謂「台灣全體住民的自決」66這種「擬似種族化」
67（pseudo-speciation）的社會心態的產生，是與「中國結」有密切互動關 係的。「中國結」的內涵若仍然跳不出傳統的框架，而只是八股、口號式的 主張的話，是無法給「台灣結」提供解開其「死結」變為「活結」之契機 的。因此問題之關鍵在於「中國結」架構內部，能否及時地提出更開闊、
64 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遠流)，頁 25。
65 岩波書店編集部編（1984），《現代文明之危機與時代精神》(日本：岩波書店)，頁 217。轉引自：戴國 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遠流)，頁 28。
66 依戴氏看法，所謂「台灣全體住民的自決」是台灣部分人士想從過去被分解、被壓抑的各種自我認同 的困境裡找出他們認為是適當的、統一的、廣泛的、開闊的一種新自我認同（new identity）。請參見：
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睪丸理論與自立．共生的構圖》(台北：遠流)，頁 25。
67 Erik H. Erikson 的「擬似種族化」（pseudo-speciation）的主張，認為只有「我」這一「種」（species）
才屬於真正之「人」＝「種」，乃唯我獨尊、偏頗之自我認同的負面主張。Erikson 之「擬似種族化」
（pseudo-speciation）的特別用語並不是給予某特定種族的稱呼，他認為認何人都難免懷有對自己或自 己所屬的集團裡所「敵對」或厭惡的集團，看成平均以下之存在並加以排斥。在這般心理狀態下所創 造出的一種「幻想的種族」，Erikson 把他名為擬似種族。概念戴氏借用 Erik H. Erikson 的「擬似種族化」
（pseudo-speciation）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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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革新、更富於普遍性理念的中國的、中華民族的、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概 念來整合全體台灣人民。
戴氏借用認同理論來對台灣意識作一深層的歷史心理分析，並對「台 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和解提出觀點，筆者認為其對兩結意識的理論 性分析可謂相當深刻且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戴氏的和解之道仍不脫寄望於 中國意識內部的思想變革或轉化，而這種道德呼籲與訴求恐怕也無法追趕 上急遽轉變的台灣意識。倒是戴氏亦有提及所謂“架構”的問題，筆者認 為若將來透過政治上的架構設計或制度安排來進行雙方的權力分享，屆時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或能相互合和解且共容。
學者黃光國亦曾對所謂的「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進行社會心理 分析68。他認為「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都是含有強烈情緒成分的「情 結」，我們想要解開這兩種意識型態紛爭的「結」，首要之務，便是用客觀 超然的態度，坦然面對這兩個「情結」。他認為「中國結」的形成是由國民 黨政府在台灣全力推動的一種意識型態，目的乃是要讓人民相信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要先對人民加強灌輸「中 國意識」。其內涵主要為（一）、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台灣的漢人和大陸的 漢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和血緣關係；（二）、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領土之一部 分，台灣決不能獨立於中國之外。據此，政府乃透過各種政治社會化的方 法，包括透過學校教育和大眾傳播媒體等來進行「中國意識」的灌輸，所 謂「中國結」自然應蘊形成。
而「台灣意識」則是生活於台灣地區的民眾自生的一種意識型態，而 不是政府機關基於某一特定動機所制定的意識型態。故「台灣意識」並不 像「中國意識」那樣，有十分特定的具體內容。相反的，在不同的時空條 件下，「台灣意識」往往展現出不同的意識和風貌，包括文化上的台灣鄉土 意識與政治上的台灣獨立意識等。文化上的台灣鄉土意識主要指的是對台 灣母社會所產生的孺慕依戀之情，以及認同台灣、關懷台灣社會的自生意 識。政治上的台灣獨立意識則可被視為針對「中國意識」的一種反動，也 是用以抗拒所謂「中國霸權」的一種政治意識型態。
黃光國所謂的「用客觀超然的態度，坦然面對這兩個情結」，即是筆者
68 以下相關分析請參見：黃光國（1987），《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兩結下的沉思》(台北：桂冠)，頁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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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提的「相互地承認與尊重，以及共同的溝通與超越」。誠然化解不同 族群意識的對立與衝突，需要更廣闊的歷史胸襟與視野，以及更多深層的 包容與反省，特別是台灣社會在面對集體記憶中的歷史傷痛時，實應逐漸 走出那份自憐的悲情，而改走向一種悲憫的情懷。誠如 Ernest Renan 所言
69，在一個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承受共同的苦難誠比分享共同的榮耀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因為苦難際遇往往更能呼喚人們承擔公共的義務與奮鬥，而 這些共同的歷史遭遇極可能成為往後生命中難以抹滅的集體記憶。據此，
筆者認為現階段台灣人民的確正朝建構一個共同的集體認同的方向前進，
但期盼這種集體認同的內涵能改以台灣公民認同來取代傳統的悲情與激 情。
學者廖咸浩嘗對台灣的族群問題提出特別的見解，廖咸浩認為「中日 關係」讓族群關係惡化，台灣的族群問題建立在「我比你現代化」的觀感 中，少數外省人對本省人有優越感。同樣的，少數受過日本文化薰陶的本 省人對外省人生活的刻板描述也不夠現代化，使得雙方總是陷於互相歧
學者廖咸浩嘗對台灣的族群問題提出特別的見解，廖咸浩認為「中日 關係」讓族群關係惡化，台灣的族群問題建立在「我比你現代化」的觀感 中，少數外省人對本省人有優越感。同樣的，少數受過日本文化薰陶的本 省人對外省人生活的刻板描述也不夠現代化，使得雙方總是陷於互相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