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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族主義在海峽兩岸的發展
第一節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是一種在人類中迅速蔓延的傳染病。」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民族主義是近現代史上一股強大的力量，它關係著一個民族的集體認 同與集體尊嚴。十九世紀中葉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大肆侵 略中國，即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開始萌芽滋長的時期。到了二十世紀上半 葉，中國共經歷了三次政權更替，可說都與民族主義有關，包括一九一二 年滿清退位而中華民國肇建，一九二七至二八年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國 民黨政權，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北京政權。辛亥革命所憑藉 的民族主義是傳統的滿漢之別與「排滿」、「倒滿」，非源於西方現代的民族 主義意識。北伐時期的民族主義則已是現代的，它所針對的是帝國主義的 侵略，尤其是以英國為主要對象。而一九一九年所爆發的「五四運動」則 可說是現代民族主義在中國的成熟具體表現，「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民 族主義口號為北伐指出了具體的目標，也是北伐勝利的重要精神要素。最 後，中共政權成立的主要憑藉亦是民族主義，利用日本侵華時對民族主義 加以操控與利用而攫取政權。綜合言之，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史 上可謂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量。
一、西方「民族國家」的衝擊
在討論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梗概討論西方民 族國家的歷史起源與西方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原因，因為近代民族主義基 本上是個西方的概念，如果沒有西方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流傳，就很難 有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我們都知道近代民族主義實乃近代「民族國 家1」（nation state）逐漸形成後所產生的思想意識。所謂民族國家乃是
1 民族國家的興起最早約在十五世紀，其在國際法中的地位則要到 1648 年的「西發利亞和約」才被確認，
其成熟的類型更要等到法國大革命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歐洲長期處於前民族國家的時代。而相對 於前民族國家時代的國家，民族國家的主權行使範圍係以國家疆域為界，而且民族國家的主權是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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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族所組成的具主權的疆域國家，有別於古代的「部落民族」（tribal nation）或「多民族的帝國」（multi-nation empire），可見諸於十七世紀 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歐陸國家與美國，而全盛於十九世紀以後的西方世界。
而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則甦醒崛起於美國獨立戰爭，揭開了近代民族主義組 曲的序幕2，民族主義運動從此勃然興起。
現代民族國家內涵的確立則要等到西發利亞合約與法國大革命之後。
西發利亞和約確立了民族國家作為主權獨立的疆域國家的形式，並建立了 國際法上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換句話說，西發利亞合約確立了民族 國家作為疆域國家的形式，確立了民族國家對外為一主權不受侵犯的疆域 國家。而法國大革命則進一步確立了民族國家對內至高無上的權威，確立 了民族國家對內之絕對權威及民族作為國民之權利與義務。3而美國獨立革 命和法國大革命所掀起的民主自由平等則掀起了現代民族主義意識覺醒的 序曲。
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是百年前開始的，是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凌辱 下發展出來的，它也是中國從傳統的「天下」結構，進入現代的「世界」
結構所發展出來的一種集體認同（民族國家）的新理念與新意識。4帝制中 國從秦朝一直到清朝都是「普遍性的、世界性的王朝」（universal empire），
雖以漢民族為主體，但組成民族實多元；國家乃指朝廷，忠君即是愛國。
維繫中國大一統的力量是文化而非政治，歷史上終結分裂趨於一統的力量 也是文化。一直到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國家入侵後，中華大一統帝國才遭遇 到嚴峻挑戰， 不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的衝突，更是兩種文明文化 的衝突。自清末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屢戰屢敗與屢敗屢戰迫使中國接受 並加入列國之林，並被迫襲為一個西方式的近代民族國家。數千年的文化
式的，任何一國不得干涉他國的內政。參見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
巨流)，頁 7、頁 22。
2 一般學者皆襲用認為近代民族主義崛起於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戰爭時代，惟筆者認為近代民族主義 思想實甦醒崛起於美國獨立戰爭。美國獨立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殖民國—大英帝國的經濟法令剝削 而激發出憤怒的反抗意識。一七八三年凡爾賽條約，英國正式承認北美獨立，美利堅合眾國誕生，這 可被視為近代新民族主義組曲的序幕。而法國大革命則要等到美國獨立革命六年之後的一七八九年，
因受感染而爆發革命。相關佐證請參見：朱諶（1995），《近代西洋民族主義思想》(台北：幼獅)，頁 81。另外，關於在民族主義的源起與擴散過程的解釋上，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民族主義是出現於十八 世紀的西歐，如英、法
3 孫治本（2001），《全球化與民族國家-挑戰與回應》(台北：巨流)，頁 15-16。
4 金耀基（2002），〈『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文〉，載於洪泉湖、
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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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竟在西方外力壓迫下產生如此劇變，無怪乎郭嵩濤與李鴻章等人驚呼
「三千年未有之鉅變」，梁啟超直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也正可說 明中國從一帝制皇朝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震撼，同時西方式的現代中國 民族主義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與文化主義，成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 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
西方「民族國家」體制對中國的最大挑戰便是由文化的認同轉變為民 族國家的認同。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或改 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白魯恂（Lucian W. Pye）嘗認為歷史上中國 從來都不是一個國家（指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筆者認為這種說法雖 不盡精確，但某種程度上接近了事實。人們也發現，中國近代以前佔主導 地位的是文化主義（culturalism），而非民族主義（nationalism），前者認同 的是文化，而後者的根基是種族。數千年的中國文明中，中國人用文化認 同來超越種族和血緣差異，形成了文化道德價值高於種族認同的華夏中心5 主義（Sinocentrism）思想。若不是文化認同高於種族認同，中華民族兩千 多年來的統一和延續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十九世紀中國在西方外力衝擊 下，這種基於文化認同的民族主義便向認同民族國家的近代民族主義轉 化，於是乎，中國以民族國家的形式邁入了二十世紀6。
二、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階段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總共經歷了三次的政權更迭：一九一二年滿 清退位，中華民國肇建，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北伐，建立了南京的 國民黨政權，和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北京政權。我們細加推究即
5 中國文化的民族認同中包含著兩極，高度的道德價值一元論組成了世界主義這一極。但是道德又被等 同於儒家倫理，它使得中國儒家文化、制度和人倫等級秩序被視為世界第一，遠高於世界各國，它組 成了中國人用儒家意識形態認同代替民族認同的另一極。這種兩極統一的民族認同方式導致了中國士 大夫獨有的民族主義心態：首先是不能把任何人種、語言文字和習俗上的特徵作為民族認同的最後根 據，有一種世界統一的「道」凌駕於一切其他文化價值之上。同時只有中國的倫常、制度和文化是最 高道德價值之體現。因此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民族則按照其道德教化程度分成「夷」和「藩」而 分布在中國的周圍。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稱其為「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請參見：
金觀濤（1994），〈創造與破壞的動力：中國民族主義的結構及演變〉，載於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 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30。
6 民族主義研究學者漢斯•孔恩（Hans Kohn）稱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事實上，在二十世紀民 族主義更成為改變世界的最大動力。兩次世界大戰都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 主義更是結束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最有力的意識形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主義亦造成巨大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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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現這三次政權移轉的原動力皆是來自於民族主義，不過其思想內涵卻 複雜有所不同。據此，筆者將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劃分為三個 時期，並說明如下：
（一）、前期：反滿革命時期（1895-1911）
在討論甲午戰後的民族主義思想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說明甲午戰前 的近代中國民族思想。近代中國民族思想主要有兩種不同的來源，一種是 從西方傳來的，強烈受到西方的影響，接受西方民族國家觀念所形成的民 族主義，主要始於甲午戰後；另一種則是傳統中國自古即有之，由於宋朝 之後常受文化相對落後的游牧異族所侵，因此產生一種強烈的我族認同與 自尊，一如春秋時代的「夷夏之防」，漢民族將野蠻的異族排拒隔離於外，
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傳統的「夷夏之防」的觀念可說影響近代 前期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甚巨，自清末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時期，我國民 族主義思想的淵源主要即來自於中國此一文化自尊的傳統。
甲午戰爭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分水嶺，西方式的現代中國民族 主義一直要到甲午戰後才逐漸興起，取代傳統的族類思想與文化主義，成 為支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意識形態7。誠如康有為所主張：「為 今之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 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8梁啟超更是直言：「喚起吾國四千 年之大夢，始自甲午一役始也！」皆說明了中華民族的近代覺醒是從甲午 戰後才正式開始的，中國開始將自身從一個「帝國」或「天下」重新想像 或改造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
辛亥革命的成功導致了一九一二年滿清讓位於中華民國，然而辛亥革 命所憑藉的仍是中國傳統的民族主義，而並非是今日吾人所熟稔從西方傳 來的民族主義，因為它的主要號召力仍是「排滿倒滿」，推翻滿清皇潮的統 治。如同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時，雖也注意到歐洲民族主義的兩大特質—建 立民族國家以及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共生的現象，但其後興中會與同盟會 的誓詞中皆倡言：「驅除達虜」，而其他革命黨人自然是對民族主義採取傳
7 請參見：李國祈（1981），〈中國近代民族思想〉，載於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
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頁 31。楊肅獻（1981），〈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一八九六~一九 零七〉，載於周陽山、楊肅獻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台北：時報文化)，頁 109。
8 中國大陸史學會編（1987），〈公車上書〉，載於《戊戌變法文獻彙編》第二冊（台北：鼎文書局），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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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見解，視覆滿為第一要務，走向注重血緣種族論式的民族主義。9 筆者認為這裡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在覆滿之後的 轉變。滿清覆亡之後，孫中山先生繼而提出「中華民族」的觀念，認為各 族在中國境內只要接受中華文化則皆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自此，中國民 族主義的思想從注重血緣的種族論走向了國族整合的文化觀；同時，革命 成功之後，孫中山民族主義革命的主軸則由倒滿的種族主義轉變為反帝反 殖的民族主義，在新的世界關係中追求中國「民族國家」的獨立與平等。
惟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孫中山所領導的共和革命實兼具民族主義與民權 主義的性格，除了漢人倒滿人的「種族主義」外，尚有倒滿清的「反專制 主義」，這種「民主的民族革命」可說相當程度地實踐了世界潮流中「民族 主義與民主思想共生的關係」，契合順應了民族主義的世界思潮。而關於民 族主義與民主思想二者間的關係，筆者將在第三節中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二）、中期：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時期（1912-1945）
覆滿成功之後，國家雖然建立，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由於帝國主義 列強的壓迫而更形激烈，其中特別是日本，於日俄戰爭中一舉瓦解俄國在 東方的力量，更進一步把高麗變成殖民地，並逐步蠶食中國。而一九一九 年的「五四」學生運動所標舉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則可說是現代民 族主義在中國的成熟具體表現。然而此時期中國的民族主義與一般民族主 義卻頗為不同，它不若一般保守思想企圖維護舊有文化傳統以團結民族意 識，相反地，它積極地打破傳統文化的窠舊，致力於文化的改造與創新，
並引進各種外來的思想與理論。
這裡要特別提出來加以討論的是「五四運動10」與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
9 學者陳其南嘗針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西方的「民族國家論」（ethnic nationalism）二者的差異提出另 一精闢的觀點。根據他的分析，民族主義代表一種對於國家和政體如何構成之原則的強烈情感。近代 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政權擴張和殖民政策而產生，其目的在要求民族獨立，建立新的獨立國 家，並擁有自主權力。這種民族主義精確地講應稱之為 ethnic nationalism，即「民族國家論」。而孫中 山的「民族主義」則與這種「民族國家論」不同。孫中山提倡民族主義的用意在「推翻滿清帝制，重 建新中華」，而不是以帝國主義列強為直接革命對象，也不是要在滿清之外，另建一個「民族國家」，
因此一般人多視辛亥革命為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而非「民族革命」。在本質上，這是同一國家之內的 政治革命，亦即推翻舊政體，建立新政體。因此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論」實不相 同。請參見：陳其南（1998），《關鍵年代的台灣》（台北：允晨文化），頁 20-22。
10 「五四運動」原是一九一九年於北京的學生抗議活動，這裡筆者借用學者張玉法的觀點，以較為廣義 的方式來理解「五四運動」，將「五四運動」等同於新文化運動，即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三年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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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我們知道「五四運動」中的兩個核心主題是「反帝」與「啟蒙」，前 者為一民族主義的政治性運動，而後者則為一反傳統與尚西化的文化運 動。誠如學者汪榮祖所指出，自清末到五四以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最強 烈的色彩依然是反帝11」；而啟蒙所標舉的反傳統與全盤西化則仍不脫文化 民族主義的範疇，誠如學者李澤厚所言：
「啟蒙的目的，文化的改造，傳統的扔棄，仍是為了國家、民族，仍是 為了改變中國的政局和社會的面貌。它仍然既沒有脫離中國士大夫『以天下 為己任』的固有傳統，也沒有脫離中國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強的救亡主 線。12」
我們發現反傳統的背後隱含的仍是傳統主義，一個相當傳統的思想模 式，以及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觀，同時，在新時代與新思潮的 激盪下，這股以西方文化來重新解讀、詮釋中國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賦 予了民族主義獲得了嶄新的內涵13。當然，「五四運動」最直接的影響便是 喚醒中國的民族自覺，提高了中國的民族覺悟，成為中國近代史中最出色 的民族主義運動。
其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北伐所建立的南京國民黨政權，亦是因中 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激動高漲而迅速取得成功。原因在於一九二四年孫中山
「聯俄容共」的主張引起了西方列強對國民黨的疑慮，因而對國民黨的活 動處處摯肘、多加阻撓，尤以英國為最。一九二四年香港政府暗中鼓動廣 州「商團」與孫中山革命政府作對，以及一九二五年於上海英租界所發生 的「五卅事件」即是著名二例。北伐的順利成功即歸功於民族主義思想的 高漲而獲得成功。最後，在八年的對日抗戰中，國家民族可說面臨了生死 存亡的關頭，中國民族主義亦發揮了巨大的力量而達到巔峰，終得擊敗日 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國際間與列強平等交往。
（三）、後期：民族主義思想分歧時期（1946 年以後）
於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啟蒙運動。請參見：張玉法（1994），「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聞與言論：1915∼1923」， 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頁 285。
11 汪榮祖（1994），〈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回顧與展望〉，載於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189。
12 李澤厚（1994），《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頁 12。
13 王振輝（1999），《中國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清末民初知識份子的困境與抉擇》(台北：韋伯 文化)，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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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政權，主要也是憑藉民族主義，
憑藉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而國民政府忙於抗日之際，利用民族主義的激 情，並對民族主義進行巧妙的操控與利用。利用民族主義的動員力量可說 是中國共產黨獲得勝利的重要條件。例如利用抗日時期的經濟匱乏與貪污 腐敗，以土地改革者自居，煽動知識青年與學生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同 時激化學運並爭取社會與論的支持，種種的作為逐漸使廣大的工農中下階 層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代表民族利益的，是真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而國民 黨政權只是罔顧國家民族利益的腐敗統治者，至此，國民黨政府喪失了民 族主義思潮的主導權，而最終喪失了中國大陸的統治權。
中共政權的成立可說主要是憑藉民族主義，因此也更加堅定其推動民 族主義的決心。在群眾運動中，毛澤東極其看重民族主義的激情。他了解 民族主義中的共識與共信之重要，其在群眾運動中所能引發的力量是無與 倫比的。因此在群眾運動中，他利用民族主義的激情，將民族主義所建立 的共識與共信和階級鬥爭不斷的相互為用，且視民族主義的共識與共信所 造成的激情為階級鬥爭的原動力，而階級鬥爭又可加強民族主義的激情。
如此循環不斷的反覆運用，使整個中國社會陷於激情之中14，例如對內瘋狂 的發動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各種運動，然而 等到冒進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危機，毛澤東便公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再度 利用民族主義替自己解套，去解除意識形態認同的困境與危機。而對外則 重新調動中國人百年來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憤怒情緒，以凝固人民對中 共新政權的向心力與支持。「抗美援朝」參加韓戰與美國打仗，進而達成全 國「反美」的目的，如此政權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在民族主義意識的基礎 上。在上述的三個政權中，中共對民族主義的運用可謂達到了淋漓盡致的 地步。
然而一九四六年之後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則與中國大陸漸行漸遠 而產生分歧，其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可說是重要的轉戾點。日 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屬於抗日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主 要仍在於反殖與解殖，與中國意識之間具有一定的依附關係，且二者並無
14 李國祁（2002），〈共信與分歧—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與海峽兩岸當前困境〉，載於洪泉湖、謝 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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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矛盾。然而二二八事件的悲劇造成了台灣人意識和中國人意識之間 的決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對立，「孤兒意識」15也轉化成為了反大陸（反 中國）意識。此後，台灣的民族主義思想即逐漸地與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在 認同上產生分歧，甚至產生對立與對抗。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 義的分歧性，在第四節「中國情結與台灣意識」中，本論文將再針對中國 民族主義思想與台灣民族主義思想二者的對立衝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三、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的關係
本節要特別提出來加以討論的是民族主義與民主（democracy）思想的 關係。前文曾提到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掀 起了現代民族主義意識覺醒的序曲，民族解放運動從此勃然興起。我們赫 然發現民族主義除了追求民族國家的建立外，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實呈現 共生的現象16。概因民族是個人結合而成的群體，個人有其自我意識，則民 族自然也會據以形成其民族意識。民族主義若是指爭取一個民族的自由平 等與獨立自主，那麼民主主義則是指爭取個人的自由平等與獨立自主，二 者在性質上實屬一體，祇是其思想意識概為個體與群體的差異而已。例如 法國大革命即因民權思想高漲，故民主思想帶動民族主義運動；另一情形 則是統治者或領導者為了團結群眾，以爭取民族的獨立自主，而必須給予 人民若干權利，則民權思想與民主意識因而產生，例如義大利及德國的民 族主義運動帶動了其民族國家的統一建立與民主立憲政治的發展。簡言 之，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實為一對雙胞胎。
然而在近代中國，歷史卻充滿弔詭，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共生的現象 驟然變調。中國在反西方帝國主義的同時，找到了民族主義也得到了民族 主義，然而卻也在西方國家身上發現了一樣東西，一樣中國人曾經模糊地 想像但卻從未有過的東西，即民主思想以及背後整套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與 之相偕而行的個人自由與尊嚴。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訴求的是中國在世界
15 日籍學者松永正義借吳濁流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書名中「孤兒」一語，來描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 灣民族意識。「孤兒意識」乃因台灣島內有日本殖民鎮壓和同化政策，而與中國大陸則有因歷史體驗不 同所產生的隔閡。請參見：松永正義（1988），〈「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載於若林正丈編，《中 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頁 112-113。
16 筆者借用學者李國祈語：「共生的現象」來描述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之共同興起。李國祈（1999），《近 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台北：國立編譯館)，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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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這是追求中國人的「集體的自由」，
而原應與之共生的民主思想追求的則是中國人的「個體的自由」，然而在近 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始終淹沒了個體的價值，誠如學者李澤厚所 指出，「救亡」與「啟蒙」作為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史上的兩大主題，由於外 侮不止，國將不國，因此「救亡」壓倒了「啟蒙」，從而中國現代的民主政 治始終難以建立起來，民主思想更遑論像民族主義般在百年來的中國近代 史上展現真實的威力。這一點是近代中國在推動現代化過程中非常關鍵性 的因素，也是非常值得吾人深加探究的課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或許 這也就是為什麼民族主義相當程度地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而民主的理念 卻總是無法為兩岸關係提供實質的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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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中國是一頭睡師，一旦覺醒，必將震動天下。」
--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中國成為超級強權的發展，被不詳的比擬成一百年前德國力量的興起。
那個問題費了兩場可怕的戰爭才『解決』。尋求更好的方法，讓中國學會國際 往來規範，將是明智之舉，如何做到這點，或許是一整代美國人最大的問題。」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
一、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復興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快速增長，軍事力量 大幅加強，國際間政治影響力也日益擴大，因此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 增強，中國大陸已被視為一「新興崛起的強權」（new rising power），甚 至是可能威脅西方的霸權國家，一時之間關於「中國威脅論」17的說法似乎 甚囂塵上。而隨者「中國可以說不」18一書的出現，中國大陸新一波民族主 義也就成為國際間的關注焦點。這幾年，隨著中國大陸國際地位的日益提 高，西方國家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大陸這一波新興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對現 有國際格局的影響，開始質疑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會不會導致稱霸於亞太 地區，會不會對現存的國際秩序造成威脅。筆者認為事實上現階段中國大 陸民族主義可說主要是對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中心觀，特別 是對西方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於是在挑戰與回應的過程中，民族主義巧 妙地牽引了中國大陸許多面向的政治發展，同時也包括了兩岸的政治互動 與發展，因此對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產生了相當程度深刻且具體的影響。
七Ｏ年代後和八Ｏ年代初的改革開放初期，「富國強兵」與「落後就要 挨打」等命題與口號依舊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為動員的手段，而此時
17「中國威脅論」者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急劇地把中國推向一個世界大國的地位，
但由於中國領導人只重視經濟的發展，而拒絕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所以中國的崛起勢必對現存世界和 平和國際政治秩序構成極大的威脅。請參見：鄭永年（2001），〈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載於林 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頁 365。
18 該書由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湯正宇等五位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所著，一九九六年在中國 大陸出版以來，引起廣大的迴響與轟動，而成為海內外傳媒的焦點，並榮登中國大陸暢銷書榜。該書 表現了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青年知識份子從極端親美、崇美到疑美、反美的反思歷程，也可說某 種程度地表現出後冷戰時代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情感及政治選擇。請參見：宋強、張藏藏、喬邊 等著（1996），《中國可以說不》(台北：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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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則為改革開放的路線賦予確立了合法性的基礎作 用。在當時的氛圍下，愛國主義與對外開放、同西方友好二者是並行不悖 的，然而為達「富國強兵」的改革開放逐漸引進西方的制度框架和價值觀 念後，民族主義的主題便開始淡化。因此，從八Ｏ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 一種以閉關自守為落後，以了解和學習西方為進步的時尚。此時，與西方 世界交往的障礙被打破，大量西方的文獻與思想被引入，大量學生出國留 學，各級幹部出國考察，各地政府競相爭取國外的資金，目的皆是為了愛 國與富強。一時之間，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受到冷落，相反的，崇尚西方 與模仿西方成為一種時尚。
然而到了九Ｏ年代，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歷經了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之 後，民族主義的思潮卻重新興起，逐漸成為中國大陸一股相當有普遍性的 社會思潮。學者祖治國從新保守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
「最初的時候，是官方對愛國主義的大力提倡，知識界在私下悄悄討 論。政府的提倡是將愛國與政治社會穩定以及抗拒西方的影響聯繫起來的，
而知識界的討論目的則在於避免中國社會最壞的前景—政治解體與社會分 裂和動蕩。但也應當看到，民族主義的迅速興起固然有官方刻意提倡、學者 有意倡導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內部社會條件的變化。其中重 要的有如下兩點，一是「六四」和蘇東巨變強化了早已存在的政權合法性危 機，二是經歷十幾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已經更深地介入到世界市場與國際社 會中去，因此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利益摩擦也就因此而增加。前一 個條件的變化增加了官方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需求，而後一個條件的變 化則無疑會強化在民眾中的民族主義反彈19。」
無疑的，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和蘇東巨變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有 著重大關聯。「六四」之後對中共政權抱持強烈批判態度的知識份子，從 蘇聯東歐政權垮台的事件中受到巨大震撼，而一般人民對於蘇聯的解體更 是深恐憂慮，擔憂中國也面臨社會解體的危險，於是乎民族主義的思潮開 始醞釀、受到倡導、進而充當一種化解危機的有效工具。當然，筆者認為 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當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復 興主要也是針對國際環境與西方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另外，中國大陸現
19 祖治國（1998），《90 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台北：致良)，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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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這一波新的民族主義浪潮也有可能是後共產政權的一般現象。針對這兩 個看法，筆者將於後文中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誠然愛國主義始終是十幾年來改革開放過程中官方一貫的主題，但民 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則一直還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在中共官方的論述
（discourse）中，「民族主義」一詞仍被帶有許多的貶抑，其概念尚無一 個合法的位置，因此民族主義往往被隱晦於愛國主義之內。然而當我們要 對民族主義的主張進行分析時，我們發現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可以 強烈感受到的思潮，但真正正面主張民族主義的成文「文本」卻是極為缺 乏的，這種情況似乎只有在《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出版後才有所改變20。「中 國可以說不」一書煽起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其立旨在喚起新的民族主 義精神，堅決主張要敢於向以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說 不，可說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國大陸年輕一代於冷戰後的政治意識與情感 抉擇。它的出版也象徵著民族主義情緒向民眾中的擴張，或許夾雜著一定 程度的商業利益的運作，但它所受到的矚目與暢銷不可否認地是擁有相對 應的社會基礎的。筆者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背後即是九零年代以來中 國大陸新一波民族主義深層的心理意識與情感認同在催化發酵而成。
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發揮了強大的力量，從辛亥 革命、北伐時期、五四運動乃至中共政權的成立，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這股 民族的集體認同與集體尊嚴的力量可說發揮得淋漓盡致。今天的中國大陸 似乎沒有明顯的外在威脅，中共可以說正在擁抱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然而 在這個時候中共卻依然極力推動民族主義的激情，也造成海峽兩岸間民族 主義的對抗儼然成形，呈現分庭抗禮的態勢，為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投下 巨大的變數，這些都是相當值得吾人深思的課題。誠如歐威爾所言，中國 強權的興起是美國人須要注意的問題，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伴隨著民 族主義快速壯大發展的中共政權，難道不是當前身處台灣海峽對岸的我們 最為利害攸關的嚴肅課題嗎？中國民族主義復興的議題在西方學界、政界 受到高度的關注，中國民族主義的未來發展也受到國際間高度矚目，這些 難道不是臺灣最應關切的和平安全議題嗎？有鑑於此，本研究即是期望透 過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探討，為兩岸政治互動的發展此一重要課題提供
20 同前註，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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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與建言。
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發展的面向
前文業已提及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開始萌芽滋長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反西 方帝國主義，而當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復興則主要是針對國際環境與西 方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反應（映）的是民族的集體意 識、集體認同與集體尊嚴，一種追求整個民族或國家自立自主的態度與精 神，也是一種企圖從尋求富強進而提昇到表達富強的觀念與作為。但筆者 認為，嚴格說來民族主義本是一種情緒心態、一種思潮、一種意識形態，
而較非容易測得的現象或外顯具象的行為，這時吾人若要探究民族主義，
或許可以透過民族主義的影響性與扮演角色來加以獲得。據此，為了更清 楚了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探討民族主義對中國大陸所造成 的影響是有其必要的，更精確的說，探討民族主義對八零年代後中國大陸 的政治發展與變化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將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大陸民族主 義。職是之故，本節將透過多個面向角度來觀察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及其 發展，以使能窺見其全貌（見圖 3-1）。試討論如下：
圖 3-1 從五個角度觀察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發展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
政治穩定
對外政策 愛國主義
人權發展
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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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改革開放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尋求富強至表 達富強的轉化
誠如本節開頭所提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快 速增長，軍事力量明顯加強，國際間政治影響力也日益擴大，中國大陸的 綜合國力可說大幅增強。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可說導致了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新興，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成果與綜合國力的增 加，正可以用來作為理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的框架。或許我們可以說，
九零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主題一直圍繞在如何追求富強，而九 零年代以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主題則已演變成如何在國際社會間表達中 國大陸的富強。21因此若從改革開放的角度來思考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筆者 認為它是一個「尋求富強」到「表達富強」的一個轉化過程。惟經濟發展 和現代化若導致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增強建構，無可避免的是，中國大 陸經濟發展此一事實的過分強調將使得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更具有某種程 度的政治擴張性。當然，或許我們也可以說，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本身即 是具有一些強烈的政治性與擴張性格。其性質的發展則類似於學者 Mostafa Rejai 的民族主義發展模式：從「原型的民族主義」過渡到「揚威的民族 主義」，而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則可被視為「擴張的民族主義」。
事實上，早期一些西方學者即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是一種兼具民族 形式的共產主義，其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Sinification of Marxism）」
即是顯著特徵。22其後鄧小平所謂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說承 此脈絡而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掌握大權，以「文 革」受害者的身份認知體會到中共政權如不改革是不可能繼續執政的，因 此大力推動「改革」政策，同時深知「文革」使中國嚴重落後於世界，因 此在改革的同時，不得不推行「開放」政策。然而「改革」帶來了財富，
帶來了非政府的物質基礎，削弱了中共政權的絕對控制，「開放」則帶來了 不同的資訊和信息，帶來了多元資訊和生活比較，引起了比較與質疑，中
21 該觀念筆者乃借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其民族主義重要著作可參見：鄭永年
（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
22 相關論述請參見：Peter Zwick (1983), National Communism.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Chalmer A.
Johnson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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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人民開始驚醒覺悟，而期望更好的經濟與更合理的政治。23這些向上 提昇的期望與鄧小平企圖藉經濟改革以穩住政權的左傾思想，最後終於相 互衝突與矛盾而爆發了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這裡要特別指出的 是「六四」和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垮台加深了中共政權早已存在的政權合 法性危機，增加了大陸官方對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需求。自此，九 0 年 代後，民族主義逐漸成為中國大陸一股相當有普遍性的社會思潮。
(二)、從愛國主義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政治整合與政 治分離的對立
在中國大陸儘管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但在 中共官方的話語（discourse）裡，民族主義的概念還沒有一個合法的位置。
在中國大陸，民族主義一詞仍然帶有許多的貶抑，因為它總是和「狹隘民 族主義」、「盲目排外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當相連結，因此，在官方 的話語中，總是以愛國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中共無論對內對外，皆極少使 用「民族主義」一詞，或以「民族大義」相責於海內外，否則皆以「愛國 主義」替代。特別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因此弘揚愛國主義成為重新建構政權合法性基礎的重 要手段。「愛國主義」24（Patriotism）是一種用來團結內部、凝聚眾人共 識的一種情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整合的力量，而民族主義卻猶如一刀雙 刃，可以是對內團結的政治整合力量，但也可能是引發獨立的政治分離力 量。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二者間實有其獨特的辯證關係。中共往往將民族 主義隱晦於愛國主義之中，卻從未允許民族主義逾越到愛國主義的範疇之 外，換句話說，熱愛社會主義與熱愛中共政權，才是中共倡導「愛國主義」
與「民族主義」的真正目的。
「愛國主義」是指一個人對其祖國的摯愛之情，其中暗含著一種隨時 準備以行動去保衛祖國，並且在其它方面支持祖國的意識。它經常與民族
23 楊開煌、魏艾編著（1992），《中國大陸研究概論》(台北：空大)，頁 178-216。
24 愛國主義（該字源自於拉丁字“patria”，意指「祖國」）是一種對自身民族的情感、心裡依附（愛自己 的家園）。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經常被混淆。民族主義具有一種義理性質，並堅信在某些方面而言，民 族乃是政治組織的核心原則。愛國主義則是為這種信念提供某種情緒基礎。因此，愛國主義支撐了所 有類型的民族主義；就政治的自主性而言，一旦缺少最低程度的國家忠誠或民族意識時，民族團體的 需求就難以獲致。然而，並非所有的民族認同與熱愛，皆被視為是政治需求的表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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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相混淆，但它是一個比民族主義更為源遠流長的觀念，同時也更缺少 理論上的闡述。民族主義以作為現實的和明顯的實體而存在著的民族為其 前提，而愛國主義則可以單純地包含著對自然地域或生活方式的依戀，無 須含有任何抽象的 ”民族國家” 概念。筆者以「九一一事件」為例加以說 明。美國人極少使用「民族主義」此一概念，但事件之後他們的民族主義 具體表現在「愛國主義」精神上面，包括家家懸掛國旗、救難、輸血、樂 捐以及各式紀念活動等，充分表現出美國人的國家集體意識（相當於我們 所謂的「民族主義」），以及美國人發自內心深處的國家認同感。然而在中 共的意識型態中，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處理民族問題與民族關係的原則和 政策，是負面且受到貶抑的，於是中共往往將民族主義以愛國主義的形式 包裝呈現，以達到鞏固政權穩定的目的。筆者認為這是「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與「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明 顯區別，民主與自由也可以是國家認同和民族尊嚴的可靠保證，而毋須於 平時即煽動民族主義的激情以確保愛國主義的效果。
(三)、從政治穩定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和平演變與反 和平演變的動員
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導致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復興，使得民族主義更 具有政治擴張性與張力，然而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中國大 陸帶來了民族國家危機，因為中國大陸的現代化模式是透過地方分權而達 成。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央政府的權力正被急劇地弱化中，國家將失 去控制國內發展的能力。現代化和經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給中國大陸 造成了民族國家的危機。25此外，中共政權為鞏固其政權的穩定性，於全球 化的浪潮中，依然強調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西化、反和平演變，同 時「警惕西方敵對勢力的分化、西化陰謀」，由此可以看出「反和平演變」
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民族主義的雙刃性將是今後影響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穩定的關 鍵性因素。受到「六四」天安門事件和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垮台的影響，
許多人認為中國大陸未來也有可能發生地方分裂割據、軍事政變或內戰內
25 鄭永年（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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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等情事，但也有許多觀察家認為在當前全球反恐的陰影籠罩下，中國大 陸政治情勢可望維持相對的穩定，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大陸應不致有 所動亂。筆者認為以中國大陸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祇要中國大陸當前的 經濟持續提升，在短期內應該沒有出現大規模動亂的條件。自「中國可以 說不」這股思潮之後，江澤民提倡「講政治」，強調必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西化、反和平演變，否則將「政權不保」、「中國亦將為之變色」。換句話 說，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西方「和平演變」與中國大陸「反和平演變」
的相互政治動員與角力，將對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穩定產生巨大影響，而 其關鍵性因素即是民族主義。
(四)、從人權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集體自由與個 體自由的矛盾
時至今日中共政權依然最大限度地建立在集體民族意識的基礎之上。
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本是要求中國成為一個在世界上獨立平等的「民族國 家」，追求中國的「集體自由」，這其實是現代性的一個特徵，然而現代性 同樣要求「個體自由」，這是啟蒙的根本精神26。但在現代中國，誠如史學 家李澤厚所指出，由於外侮不止，國將不國，因此「救亡」壓倒了「啟蒙」， 中國的政治現代性始終難以建立起來。今天中共正面臨馬列主義破產與一 黨專政合法性的意識型態危機，因此企圖以民族主義加社會主義為一方便 出路，繼續壓制人民對民主和人權的要求。
中共運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作為抗拒來自於國際社會人權壓力的 藉口，祭出「人權國情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旗幟，且藉口
「國情不同」與「中國特色」來誇耀社會主義保障人權的優越性，逃避與 抵擋國際社會對中共違反人權的指責。人權可說是人類尊嚴的基石，國民 應享的基本權利，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即在確保這些權利的不受侵犯與受 憲法所保障。然而號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共卻認為其有一套不同於西方價 值的人權觀，並認為實施人權為一國之內政，它國不得干涉，並駁斥國際 社會對其人權的批評。中共的人權觀中，將人權置於國家主權與政權的範
26 金耀基（2002），〈「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序文〉，載於洪泉湖、
謝政諭主編，《百年來兩岸民族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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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內，顛倒了西方個人人權與國家主權「高低」與「先後」的位階，用 國家獨立與民族集體生存壓倒一切，使「天賦人權」與「自然權利」從屬 於國家與政府的權威與管轄之下，從而扼殺了人權所具有的反抗暴政的革 命性質，逃避並抵擋國際人權的規範，抗拒普遍適用的國際人權標準。凡 此，皆造成中國大陸人民自由權利的戕害，以及集體自由與個體自由的矛 盾。
(五)、從對外政策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霸權對抗或和 平安全的選擇
自九零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和
“圍堵中國論”的背景，正是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崛起的國際原因。“中國 威脅論”是基於西方利益之上的一種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同樣 地，“圍堵中國論”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構造一種現實以增進西方利益。27而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是對當前以西方為主的國際環境，特別是 對西方政治壓力的一種回應。特別是美國把西方式民主和市場資本主義的 輸出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份，自此，人權、貿易逆差、武器出售、臺灣 問題、西藏問題等等爭議即成為中國大陸對外關係上的嚴峻挑戰。
澳洲學者羅易（Denny Roy）認為，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的減弱有 可能導致在亞太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而在向後霸權時期轉型的過程中，該 地區的主要角色是中國。所以努力組織中國去填補此一權利真空，將是維 持此一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關鍵。28雖然戰爭的發生往往是國家間互動的 結果，然而亞洲的戰爭與和平在相當程度上是取決於中共政權如何確立中 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內容與走向，或者說如何建構一個理性的民族主義。誠 如前文所提到的民族主義雙刃性，簡言之，「要戰」「要和」端視民族主義 的確立，亦即霸權對抗或和平安全的選擇。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特別是如 此。或許有人會質疑民族主義本就具有非理性與反理性的特質，但筆者始 終認為，處理民族主義的方式是可以理性的。
27 鄭永年（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頁 4。
28 同前註，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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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發展
前文業已討論過，十九世紀中葉自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帝國主義勢力 大肆侵略中國，即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開始萌芽滋長的時期。而一八九五 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初期台灣人民最直覺的反應仍然是「中國 式」的，以中國民族主義的反應方式來反對日本的佔領與統治台灣。後來 在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基於對自己生活的無力感和無奈感，只有接受日 本殖民壓迫和與祖國分離的事實。於是，一種混合著認命、現實主義、怨 懟感（resentment）的複雜意識，以及一種身為棄民不得不自尋出路的意識 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大多數台灣人思考自身以及台灣未來的出發點。29這就 是早期台灣民族主義產生的源頭。
惟此處要特別強調的是台灣光復後，以及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官方 民族主義所強調的始終是中國的大一統，也就是追求統一的中國民族主 義，而事實上在八零年代以前，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在政治認同上亦傾向 於中國的統一，追求分離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恐屬相對少數。一直到近十餘 年來由於台灣的政治民主化與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才使得台灣的國 家認同內涵產生變化。據此，本節主要在於論述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 與內涵轉化，而非意指台灣民族主義居台灣主流地位之意。
在本章的論證中，「台灣民族主義」所指涉的並非是早期反抗日本殖民 統治下的台灣民族主義，而必較是論述如何逃離中國這個強大的中央極權 國家的政治控制，且擺脫國民黨「外來政權」的統治，以確保台灣人或台 灣民族作為一個相對弱勢「民族」所應享有的集體自決權，並進而致力追 求台灣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台灣民族主義。因此本節的討論主要從戰後台 灣的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運動談起。
一、戰後台灣的獨立運動
29 早期的台灣民族主義（即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民族主義）其內涵如下：「處於被中國遺棄，孤 立無援，必須獨自面對日本帝國統治的現實中，台灣人菁英在反殖民鬥爭過程中，逐步發展出一個政 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這個政治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將台灣人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以及未來 的國家主權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相關論述請參見：吳叡人（2001），〈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
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載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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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台灣的獨立運動可被視為今日台灣民族主義與民族主義運動 運動的先聲。「戰後台灣獨立運動」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追求獨立 建國的一種運動。日本戰敗後，其台灣軍參謀少佐中宮悟郎與牧澤義夫曾 與台籍人士商討台灣獨立事宜，但由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並不認同遂告作 罷。一九四六年由黃紀男所組織的「台灣青年聯盟」主張由聯合國來進行 對台灣的託管，並於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發表「台灣人三十二條 要求」，但內容僅止於在當時政府體制下的高度自治。另外，「台灣獨立聯 盟」則成立於二二八事件時，但受制於當時戒嚴令的限制，無法進行主張 台灣獨立的活動30。同年八月末台灣青年聯盟、台灣獨立聯盟與相關地下組 織秘密集會，認為主張受聯合國託管對台灣民眾不具吸引力，遂決定以台 灣獨立為唯一的訴求。這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31
此後，廖文毅32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領導者。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廖 文毅向聯合國提出第一封的台灣獨立請願書33。一九五０年廖文毅赴日本，
聯合東京、橫濱的「台灣公民投票促進會」，與京都的「台灣民主獨立同盟」
等團體，成立了「台灣獨立民主黨」。其後於一九五五年九月成立了「台灣 臨時國民議會」，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而在美國方面，一九六六年七月也成立了「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AI）34。在日本方面，一九 六０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東京以王育德為中心成立了「台灣青年社」，一九 六三年五月改稱「台灣青年會」，一九六五年九月改稱「台灣青年獨立聯 盟」。最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於一九七０年與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台
30 〈台灣獨立運動的全貌〉，刊於《日本週報》（東京：日本週報社，一九五 0 年四月十五日），頁 18。
這是第一個標榜台灣獨立的團體，與一九七 0 年聯合世界各地的獨立運動團體所成立的「台灣獨立聯 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不同，自然也與一九八七年改名至今的「台 獨建國聯盟」（仍簡稱 WUFI）不同。
31 黃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
前衛)，頁 197。
32 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均為留美博士，根據東京《台灣民報》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的記載：一九四六年十 一月廖氏兄弟於台北市勵志社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一九四八年三月遷移香港，廖文毅被推任主席。
以上資料轉引自：黃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於施正鋒編，《台 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頁 223。
33 〈台灣獨立運動的全貌〉，刊於《日本週報》（東京：日本週報社，一九五 0 年四月十五日），頁 20。
34 其前身的沿革為一九五六年一月台灣留美學生成立了 Committee for Formosan’s Free Formosa（簡稱 3F），後於一九五八年一月改稱為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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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自由聯盟（一九六四年成立於台灣）、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一九六七年成 立於歐洲）、加拿大台灣人權擁護委員會（一九六四年成立於加拿大）共同 結合成為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WUFI）。一九八七年之後改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仍簡稱為 WUFI）至 今。
另外在台灣島內也有相關的獨立訴求。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謝聰敏與 魏廷朝等三人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的事實，引起海內外極大的震撼。一九六七年四月「台灣公會」、「台灣獨 立共和黨」、「台灣獨立自由黨」、「台灣獨立戰線」、「台灣獨立民主黨」共 同聯合而以史明為會長，但於次年七月解散。而史明隨即創立「獨立台灣 會」，以他一九六七年創辦的「獨立台灣」月刊為基礎進行台灣獨立運動35。
上述相關的歷史沿革即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源頭，之後的台灣獨立 運動都是建立在其基礎之上。此外，這裡特別要提出加以討論的是王育德 與廖文毅的「台灣民族理論」，以作為接下來下一節進一步討論「台灣民族 主義」時的理論基礎。
廖文毅與王育德都是台灣民族主義（Taiwanese nationalism）者，前者 持「混血論」，提倡重視血統的民族主義；而後者則持「台灣民族論」，嘗 試將台灣民族理論精密化。廖文毅在其著作《台灣民本主義》中主張：
「先天的我們（台灣人）繼承印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福建、廣 東、以及日本人的血統，換句話說，融合原住民、漢、日、拉丁、條頓諸民 族的血統36。」
廖文毅認為要讓人了解「為什麼台灣要獨立？」時，證明「台灣人不 是中國人」是最簡單明瞭的方法。而要證明「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
「中國民族」不同，「混血論」可能是一個最直接的途徑。不過，這種論述 有相當程度的問題，因為與原住民通婚混血是的確存在的，然而若將荷蘭、
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條頓民族的血緣都牽扯進來，則似乎缺乏說服力。
35 上述相關史實沿革請參見：黃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於施正鋒 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頁 198-200。
36 廖文毅（1956），《台灣民本主義》（東京：台灣民報社），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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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後，「台灣民族」這四個字即變得十分響亮，「台灣民族主義」也成 為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主要理論依據與情感支持。
至於王育德則不同意廖文毅的「混血論」，而著重在「台灣民族」的理 論建構，其內容如下37：
（一）、民族（Nation）是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後的產物，因此，所謂 漢民族擁有四千年的歷史實乃笑話。況且「漢民族」亦非「民族」，僅稱得 上是「漢 folk38」。台灣人可算是「漢 folk」，福佬人與客家人都是「漢 folk」
中的小 folk，他們來到台灣，由於海島的地理與歷史條件，而變成了「台 灣 folk」。
（二）、日據時代台灣近代化，台灣 folk 發展成為台灣民族，但台灣 民族實質的形成乃「二二八」事件之後，但尚未完全成立。台灣必須先獨 立建國，再透過國家的容器才能精鍊民族這個內容物。
（三）、台灣人與在台中國人的差別並非來台的時間先後而已，台灣人 愛台灣，而外省人僅把台灣當作征服地或一時的避難地。
比較起來，在台灣民族的認定上，二者的看法並不相同，廖文毅從血 緣來認定台灣人，王育德則重視台灣人身分的後天建構。王育德認為台灣 要先獨立建國，其後才會有台灣民族的出現，這個觀點其實是相當符合現 今學術界的看法，誠如 Eric J. Hobsbawm 的名言：「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 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39。然而，在台灣民族的構 成上，該理論對於原住民的定位並不清楚，同時對於“folk”概念的使用 並不十分精確，容易造成「台灣族」與「台灣人」等的混淆。不過二人看 法仍有其相同處，他們咸認為在台灣的中國人與在大陸的中國人都屬同一 民族，都代表台灣民族的壓迫者角色。
依當前民族主義的理論來看，筆者認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台灣「民族 國家」（nation-state）的打造上，不必然一定要依恃「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37 王育德（1963），〈台灣民族論〉，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月連載於《台灣青年》，35-37 號。轉引自：黃 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載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
前衛)，頁 204-205。
38 英文單字「folk」可指人民或民族，筆者認為王氏在這裡所指涉的應是「人民」的概念。
39 Eric J. Hobsbawm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