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三類事件的謠言背後，都是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政策 有許多的不滿，特別是1950 年代開始的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社政策，
造成了後來大規模的苗族群眾事件。
由於政策的影響具普遍性，致使受到不公對待的人，成為一個利 害關係相似的共同體，而他們藉由在共同體社群中的謠言，來強化並 鞏固他們內在的內聚力，與懷特關於殖民時期非洲人把殖民者「妖魔 化」為吸血鬼的謠言產生過程相類似。但這樣的共同體不見得是消極 退隱的，也有可能凝聚成政治或軍事的彌賽亞主義行動。
相異於千禧年王國運動祈求升天與新天新地的臨到，彌賽亞主義 強調的是一種英雄性領導者的政治或軍事行動。千禧年王國運動給予 信徒「末日即臨」的急迫感，而末日臨到的時刻，對選民而言，就是
「救贖、充滿希望的時刻，神將差遣祂的『彌賽亞』進行賞善與罰惡 的工作」。蔡彥仁發現，艾瑟人的《死海經卷》中，罰惡之處的記載 比賞善多出許多，「顯示『光明之子』對『黑暗之子』恨惡至極的繃 緊與對立心態」。值得注意的是，「賞善」由上主施行，「罰惡」卻 非祂「獨自行動」，而是由「光明之子」積極的準備，以各類戰術、
陣式、武器投入終極的『聖戰』」，在彌賽亞的帶領下，光明之子將 進行末日之戰，以其「口中的能力擊打[惡者]，以權杖使大地荒涼，以 氣息摧毀作惡之人」。116
本文提到的鬧皇帝事件中許多的言論，其實都可以看到彌賽亞主 義的影子；他們所寄託的皇帝，正是要帶他們回到北京，享受萬年米，
116 蔡彥仁，《天啟與救贖》，頁 146-147。
穿綾羅綢緞的彌賽亞。在傳播的謠言中，不難發現都有著「土地」、
「糧食」等共同的主題，而這正是統購統銷與農業合作化政策對苗民 衝擊最大之處。
統購統銷並未獲得所有民眾的支持，特別是必須釋出糧食的餘糧 戶。這個政策割斷了他們與市場的聯絡，失去了處理餘糧與製作農業 副產品的自由，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這些農民的收入，難免造成不 滿。117而統購統銷政策是建立在農業合作化政策之上，讓農民以合作 社的形式，在政府幹部的指導下進行。統購統銷的分配不均，導致了 農民意欲脫離合作社的管控成為「單幹戶」，遂於 1956 年的秋收分 配後，在全國各地的農業合作社掀起了一股「退社風」，這股風潮延 燒到 1957 年，甚至引發許多暴力衝突，正如本文提到的數次事件一 樣。因此，社會上便有批評說：「土改成績10 分，統購統銷搞掉了 5 分，合作化化掉了5 分，現在和國民黨一樣」。118
但是本文所論苗族情況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農村不盡相同，因為這 裡的農民大多是貧農，中農甚少，農產品產量達到餘糧戶水準的也不 多，照羅平漢的觀點來看，應該大多屬於對政策「積極擁護，發言熱 烈」的缺糧戶，119何以會對政策反感呢？本文提到的苗族農民，他們 受漢族幹部管轄，接受政府組織合作社的命令，但如前所述，由於政 府幹部不瞭解西南邊疆農村村寨小、距離遠、人口稀少、土地分散的 特殊性，硬將距離遙遠、交通不便的農戶強拉進同一個合作社而肇生 糾紛。幹部又將缺糧戶報為餘糧戶，限制進行農業副產品製作，無一 不是漠視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特殊狀況的蠻橫舉措。由於在實際工作 中，全國農業合作化的推動邁入高潮，合作化運動被「當作政治運動
117 羅平漢，〈簡論 1957 年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頁 44。
118 羅平漢，〈簡論 1957 年農村兩條道路的大辯論〉，頁 45。
119 羅平漢，〈1953 年的農村糧食統購是如何開展的〉，頁 54。
來搞」，導致「民族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過快、過急，因而也比較粗」，
把「集體所有制作為農業合作化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把集體經營當成 集體經濟的唯一經營方式」，反而忽略「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需要 的多種合作經濟形式，忽視了家庭經濟的作用」。在後來的檢討中也 發現「少數民族地區通過社會改造進入社會主義，在當時的歷史條 件下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不是完全恰當的」，也才有如此多的不滿 與抗爭。120
與此相仿，統購統銷政策也存在著「堅決完成和爭取超額完成任 務」的政治口號，以望謨縣統購的數量為例，由一開始的超額36.6%
增加到1954 年的 45%，1955 年超出 40%，1957 年超出 65.9%。121等 於將農村的糧食過量收購，導致農村缺糧，而又限制苗民以糧食作物 釀酒、打粑粑，使種稻米的吃不到大米。122新寨鬧搬家事件中把缺糧 戶報成餘糧戶，望謨縣甚至減少對缺糧戶的供應，在糧食緊張的壓力 下，讓事件的謠言幾乎都圍繞在食物上面。
和食物直接相關的便是土地。根據學者張兆和的研究，私有地的 有無，是苗族人是否出現千禧年王國運動的主因。他認為，二十世紀 早期基督教在花苗地區發展之所以如此迅速，與花苗沒有土地有關。
因為沒有土地，讓花苗對新天地有所期待，也對苗王或是基督這樣的 彌賽亞復臨更加迫切。相反的，與花苗同屬苗族支系的黑苗，因為擁 有自己的土地，並沒有如花苗一樣接受基督信仰，而千禧年王國運動 也未曾在黑苗當中發生。123
120 劉曉春，《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史概論》，頁 258。
121 王海光，〈農業集體化運動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調整〉，頁 48。
122 〈望謨縣委對騷亂事件的檢查報告〉，1956 年 11 月 12 日，貴州省檔案館 藏，全宗號l，目錄號 1，卷 1386。
123 Siu-woo Cheung, “Mellenarianism, Christian Movements, and Ethnic Change
中共建政之後，雖然進行了土地改革，讓原本沒有土地的花苗族 也分到土地，但土地分配的區域又有很大的爭議，不是距離太遠，就 是在其他寨子必須經過的交通道路上(如新寨)。正如王海光所言，這是 以漢族的概念規劃少數民族的土地分配與生產模式。124中共官方也發 現：「苗族農民思想上就存在著向惡勢力鬥爭的反抗性，將本族人民 過豐衣足食，不被壓迫不被剝削，獨立自主美好生活的希望，寄託給 本民族的傑出人才拯救他們。」125這個觀察其實就是一種苗族彌賽亞 主義的投射。當謠言將「出皇帝」神秘化與英雄化後，很容易就發生 大規模的衝突事件。華勒斯(Anthony Wallace, 1923-2015)認爲彌賽亞主義或 千禧年王國運動興起的原因是社會當中的「緊張」(stress)關係。參與運 動的人多半是因為自己所處的社會或是文化體系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而不舒服就會引起緊張。126科恩也認為，在社會和經濟紛亂的背景下，
民眾的焦慮，容易產生千禧年王國運動的思維。127在本文中，這些社 會主義改造政策成為苗民不舒服的壓力，進而引發苗族群眾的集體緊 張，迫使苗民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尋找可以解決的方式。於是，這 樣的緊張關係便表現在許多的謠言當中，而其引發的鬧升天、鬧搬家 與鬧皇帝運動，就是苗族天啟末世思維中，千禧年王國運動與彌賽亞 運動的展現。
among the Miao in Southwest China,” 217.
124 王海光，〈農業集體化運動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調整〉，頁 43。
125 雲南省委工作組，〈硯山縣第三區天星鄉繞馬路鬧皇帝按情況綜合報告(初 稿)〉，1955 年 4 月 20 日，頁 71。
126 Anthony Wallac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265.
127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