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雜誌》對戰後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之新傳統的開創之功，具體 呈現在六○年代《現代文學》及七○年代《中外文學》的相繼刊行，並持續對 臺灣文學發展及大學教育產生重大影響之上。《現代文學》於一九六○年三月 創刊，創辦者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當時都還是臺大外文系三年級的 學生。他們受教於夏濟安先生，《現文》創刊前，大都已在《文雜》初試啼 聲，發表小說創作。《現文》創刊後，他們不僅藉此持續進行各自的小說寫作 實驗，終至卓然成家；並且大力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及名家作品，以為 攻錯之資。此外，此一公開園地同時也吸引了王禎和、施叔青、李昂等有志於 文藝寫作的青年投入創作，共同締造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
其於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貢獻，早已得到論者多方肯定。
《現文》繼《文雜》之後，成為六○年代臺灣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文 學性雜誌，《文雜》的啟廸和臺灣大學文學教育的導發之功，實不可沒──這 不僅是因為夏濟安主編《文雜》，對於這批才情洋溢的文學青年多所栽培，使 他們日後得以風格各異的小說創作，在臺灣文學界大放異彩；更因為臺大的自 由校風、文學院的課程教學，以及《文雜》的譯介示範，使他們累積了可據以 自行選擇譯介歐美作家作品的胸襟、眼光與能力。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
52 京派的學者文人對於當時左翼文人挾外來的階級理論以自重，卻又寫不出好作品的 情形深為不滿，朱編《文學雜誌》因此不收翻譯，不談理論。參見高恒文，《京派 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頁195-215。
53 由白先勇乍讀《文雜》王鎮國譯華頓夫人《伊丹傅羅姆》時的驚喜之情，即可見一 斑。見〈驀然回首〉。
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臺灣大學、夏濟安與《文學雜 誌》和《現代文學》的關係：
那時我們都是臺灣大學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 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臺大。……臺大外文系 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
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 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 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54
具體言之，《現文》所以有諸多關乎「現代主義」文學大家的譯介，無非 是出於夏濟安及《文學雜誌》的啟導。以創刊號製作「卡夫卡專號」為例，這 是臺灣對於卡夫卡其人其文的譯介之始。然而，當時臺灣文化界荒蕪寂寞，對 歐美藝文訊息所知有限，卡夫卡更是從未為人聞問。《現文》諸子，究竟是如 何「發現」了卡夫卡？可見的是，首先，《文雜》四卷二期曾刊出夏濟安以
「齊文瑜」筆名，翻譯了Philip Rahv原著的〈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一文，
譯者文後並且註言：「該文作者為美國當代批評家，Partisan Review創辦人兼 主編」。再者，夏濟安並在課堂上大力推介Philip Rahv及「現代圖書館」叢 書，而「現代圖書館」，正所以成為《現文》譯介現代主義文學時，最重要的 參考來源。55
正是以理論配合創作實驗，且又能在創作方面卓然有成，《現文》非但在 創作方面的成績明顯超越《文雜》，即就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與承 續而言，《現文》重視西方作品及理論譯介的做法，亦是將夏濟安針對朱光潛 所編《文雜》所做出的創變處，予以發揚光大，對臺灣文壇帶來重大啟發。白 先勇曾肯定地表示：
我肯定的認為《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對於中國文壇，是有其不 可抹滅的貢獻的。
首先，是西方文學的介紹。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只能作譯介工 作，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介紹，對於臺灣文壇，非常重要，有啟發
54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現文因緣》（臺 北：現文，1991），頁8-9。
55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 卷6期，2001。
作用。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臺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埃 斯、湯瑪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喬埃 斯的長篇小說經典之作《都柏林人》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後來風 起雲湧，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鉅匠的作品，但開始啟 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現文》實是創始者之一。……56 再者，將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化為文化出版品，讓教育空間位移至文化 場域，進而再度帶動學院與文化界的交融互動，乃是《現文》對《文雜》之學 院傳統的另一項承繼與發揚──箇中關鍵人物，是為學成歸國，回到臺大任教 的王文興；而它的具體效應，則是使原先以外文系師生為主要編撰群、側重西 洋現代文學與理論的路線出現轉折，重新回到中、外文系攜手合作，同時兼重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
一九六五年，畢業後進入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就讀的王文興獲得藝術碩 士學位，返回臺大任教，同時擔任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合聘教授，以及《現文》
主編。如同當年夏濟安同時身兼《文雜》主編及外文系教師，王文興在《現 文》主編任內為臺大中文系開課，同樣是在善用臺灣大學的師生資源下，讓原 本局限於學院內的師生教學成果，推移至學院之外，形成「教育空間」與「文 化場域」的對話交融。57饒有興味的是，夏濟安之主編《文雜》，編輯理念原 是希望能「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但所培育 出的外文系子弟兵，卻因西洋文學的專業訓練使然，讓《現文》在致力文學創 作外，一開始的發展重點，便完全落在西洋文學及理論譯介之上。然而，隨著 原初創辦人白先勇等紛紛畢業出國，王文興返校為中文系開課，則又因援引中 文系學生共同參與，使《現文》編輯路線轉向，重新回到兼重中國文學論述的 方向。此一轉折，固然不無財務、人力配合等其它因素的考量，58但一份文學 性雜誌精神風貌的形塑，如何受到大學專業教育影響的情形，卻是由此可見。
正是經由此一轉折，《中外文學》的創刊，遂也有其內在脈絡可循。《中 外》創刊於一九七二年六月，時當臺大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並舉辦比較文學 會議，中、外文系之間，乃多有合作機會。而當時的文學院長朱立民、外文系 主任顏元叔，以及外文系教授胡耀恆、中文系教授葉慶炳之間，更因公務私誼
56 白先勇，〈《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
頁201。
57 柯慶明，〈短暫的青春！永遠的文學？〉，《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
頁37。
58 《現文》的創刊及精神風貌的變化，詳見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 及其精神風貌〉，《現文因緣》（臺北：現文，1991），頁7-17。
之便，時相往還。某次聚會之後，朱、顏、胡三人決定創辦一份文學雜誌，遂 以朱立民為發行人，顏元叔任社長，胡耀恆任總編輯，而葉慶炳教授，則是溝 通聯繫中、外文系之間的主要橋樑。59
基本上，《中外》結合臺大中、外文系的師資人力共同經營組稿，原已是 再現了當年夏濟安主編《文雜》時的規模；再則，《中外》的發行人朱立民本 是《文雜》後期主要的撰作者之一，雜誌經理則是當年《文雜》三位創辦者之 一的劉守宜，如此組合，與《文學雜誌》之間的淵源，也顯然可見。此外，細 察《中外》創刊號，它與《文雜》的淵源，至少還可由以下三點見之：
一、〈發刊詞〉提出三項工作重點：1.文學創作；2.學術論著；3.翻譯介 紹國外的文學作品。事實上，這三項正是當年《文雜》所一貫關注的項目。
二、以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論述為首排，次以顏元叔的現代中國新詩 評論與李達三的比較文學論述，此一看重文學研究與評論的做法，仍是從朱編
《文雜》到夏編《文雜》的一脈相承。
三、特別選刊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並在〈編後記〉強調：
《文學雜誌》是現代中國文學刊物上極為重要的里程碑，它的主編 對中國文學的希望和編雜誌時所遭遇到的困難，在「夏濟安先生的 四封信」中充分地顯示出來。這將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份珍貴的材 料。60
凡此，皆可見出夏濟安及其所編《文雜》的精神與理念，是如何薪火相 傳，直至《中外》而源源不絕。
《中外》創刊迄今，已逾三十餘年，創作方面的成績或許有限，但於譯介 西方文學／文化理論、帶動研究風潮方面的貢獻，卻早為各界公認。尤其近十 數年來，從後現代到後殖民，從女性主義到同志理論，由臺大外文系所主導的
《中外》莫不引領風騷，早發先聲。它集合師生力量，以專輯形式，從事各種 重要歐西理論的引介，其效應，每每是社會文化與學院教育的頻頻追步。縱橫 於「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之間，它的傳承轉折仍在持續發展之中，實有
59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 誌〉，座談會上朱立民的發言。有趣的是，《文學雜誌》的創辦，肇因於夏濟安、
吳魯芹、劉守宜三人麻將桌上的往來（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 折〉）；據朱立民座談所言，《中外文學》則是朱立民、顏元叔、胡耀恆三人在一 起打了一夜撲克牌之後的決議。
60 《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99。
待來日另文專論。而回到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的主題，本文最後 要再次強調的是：
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以迄於《中外文學》，所標識出的，正 是臺灣學院派雜誌新傳統的開創與傳承──在對「文學」的堅持、善用學院人
從《文學雜誌》到《現代文學》，以迄於《中外文學》，所標識出的，正 是臺灣學院派雜誌新傳統的開創與傳承──在對「文學」的堅持、善用學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