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 灣 大 學 臺 灣 文 學 研 究 所
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
──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
「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
∗梅 家 玲
∗∗摘 要
夏濟安所創辦的《文學雜誌》，是五○年代臺灣最重要的文學雜誌之 一。但過去論者對它的定位，多僅將它與五○年代稍早的《自由中國》， 及六○年代之初的《現代文學》相聯繫。本文則擴大觀照視野，試圖由 「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討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 《文學雜誌》，是如何因為善用了「臺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與 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所提供的特殊資源及支援，促成當時文 化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如何回饋到學院教育，為日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 的互動互涉再添動力，彼此對話交融，相生相成。此外，作為一份「學院 派」雜誌，它賡續了抗戰前朱光潛所編《文學雜誌》之堅持文學的傳統， 卻又在倡議「以文學理論誘導創作」、「歡迎翻譯作品」的理念下，別出 於前者，轉而為臺灣開創了另一新傳統，因而在臺灣文學／文化史上，具 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夏濟安 《文學雜誌》 臺灣大學 學院派文學雜誌 教育空間 文化場域94.12.5 收稿，95.1.5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05 年 10 月 28-29 日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所舉行的「夏氏兄弟 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中有關早期的臺大課程資料，由臺大中文所林姿 君同學協助整理，謹此致謝。 ∗∗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與中國文學系合聘
先生棄世時，年僅四十九。就我所知，先生未寫過一本長篇小 說，未實實在在的寫過新詩，未出版過一本文學研究的專書。然自 大陸淪共後，不管在海外或在臺灣，在保持中國文學命脈，在栽培 中國新作家方面，貢獻之大，近人無出其右者。 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文學雜 誌》。《文雜》在一九五六年創辦之時，臺灣文化界中，難得有 「文學」可言。報紙、雜誌和單行本所出版的小說，套用當時流行 術語，不是「灰色」就是「反灰色」和「反紅色」。當然，這種 「色素文學」在《文雜》出版以後，仍然繼續存在。不過，值得我 們注意的是：在這種「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氣氛中，一種嚴肅 的研究文學的風氣是樹立了。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 有一天，在臺南一家小書局裡，我發現了兩本封面褪色，灰塵 滿佈的雜誌《文學雜誌》第一、二期，買回去一看，頓時如綸音貫 耳，我記得看到王鎮國譯華頓夫人的《伊丹傅羅姆》，浪漫兼寫 實，美不勝收。雖然，我那時看過一些翻譯小說：《簡愛》、 《飄》、《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等等，但是信手拈來，並 不認真。夏濟安先生編的《文學雜誌》實是引導我對西洋文學熱愛 的橋樑。我作了一項我生命中異常重大的決定，重考大學，轉攻文 學。 白先勇‧〈驀然回首〉 一九五○年，時年三十四歲的夏濟安先生輾轉由香港赴臺，開始了他在臺 灣大學外文系的教學生活。 夏濟安先生名澍元，以字行。一九一六年生於江蘇省吳縣，一九四○年畢 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此後，曾分別任教於光華大學、中央軍校第七分 校、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新亞書院等校，但都為時甚短。在臺大擔任教職的 時期，同樣不長：一九五○年到職，一九五九年離校，中間還曾由臺北美國新 聞處安排，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研究院深造半年，專攻小說習作。留駐臺 灣、任教臺大的時間，總計不到十年。然而，或許連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是， 正是這十年不到的時間，讓他成就了「近人無出其右」的文化志業，對於戰後
臺灣的文學研究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1 誠如劉紹銘先生所言，「先生對中國文學之影響，當然是來自他所創辦的 《文學雜誌》」；藉著它「保持中國文學命脈」，「栽培中國新作家」。近年 來，夏濟安先生及《文學雜誌》在臺灣文學發展過程中所開展出的各方面意 義，已不斷引起研究者注意；2 各派文學史家評論五○年代臺灣文學時，儘管 持論不一，但對夏及《文學雜誌》的高度肯定，卻是不約而同。3 這些肯定論述所著眼的，主要不外乎兩方面：一是在官方以強勢政策主導 文藝發展的五○年代裡，《文學雜誌》能以忠於「文學」的堅持，突破意識形 態圈限，嚴肅地進行文學研究、翻譯與創作；二是發掘培養了白先勇、王文 興、陳若曦等一批優秀青年作家，而這批年輕人，不僅合作創辦六○年代最重 要的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並且以其優異的創作成果，共同締造了臺灣現代 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換言之，《文雜》的貢獻，乃是「風氣的樹立」和「人 才的栽培」。4
1 1959 年，夏濟安以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再度離臺赴美，進行教學研究，從此留駐 美國，未曾返臺。六年後，突發腦溢血，病逝加州。有關夏濟安先生的生平資料， 請參見本文附錄一。 2 褚昱志，〈五○年代的《文學雜誌》與夏濟安〉，《臺灣文學觀察雜誌》第 4 期 （1991）；楊宗翰，〈《文學雜誌》與臺灣現代詩史〉，《臺灣文學學報》第 2 期 （2001）；陳芳明，〈臺灣現代文學與五○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 雜誌》為中心〉，收入陳芳明，《後殖民臺灣》（臺北：麥田，2002），頁 173-196；許俊雅〈回首話當年——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上）、（下），《華 文文學》（2002）、（2003）；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 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 年 11 月 8-9 日；徐筱薇，《臺灣現代主義思潮之出發——以《自由中國》、《文學雜誌》 為分析場域》（臺南：成功大學臺文所碩士論文，2004）等。 3 尹雪曼，《中華民國文藝史》即指出：「《文學雜誌》的創刊，促使我國的文藝由 『戰鬥文藝』轉變到『純粹文學』的表現。」（臺北：正中，1975），頁 88；葉 石濤，《臺灣文學史綱》也說：「五○年代末期的《文學雜誌》的出現，的確扭轉 了五○年代閉鎖的文學風氣，提供了另一扇門，讓跟官方文學意見不同的作家發抒 較不被束縛、自由、異質的文學理論和主張。」（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頁 107；另如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十三章：橫的移植與現代主義之濫觴〉，載 於《聯合文學》202 期（2001），都是從正面肯定《文學雜誌》的意義。 4 這是劉紹銘論及《文雜》貢獻時所作的總結：「《文雜》於今已停辦多年，若對它 的貢獻來個總結，相信沒有人會反對是風氣的樹立和人才的栽培。」見〈懷濟安先 生〉，原載於《現代文學》第 25 期，後收入劉紹銘，《吃馬鈴薯的日子》（臺
然而，綜觀五○年代的臺灣文化界，原也有若干風格自具、不與官方政策 合轍的刊物，如《野風》、《自由中國》、《文星》等。當時這些雜誌的讀者 人數，較《文學雜誌》尤有過之，5 它們在「風氣的樹立」方面，未必沒有建 樹；但若論及「人才的栽培」，便多有未逮；對臺灣文學界及學術界的影響， 因此更不及《文雜》遠矣。箇中關鍵何在？很顯然地，主要因為《文學雜誌》 乃是以「臺灣大學」──這所匯聚了當時全臺灣最優秀的教授與學生、並且一 直是臺灣最具指標性意義的大學──為主要基地，而發展出的一份「學院派」 文學雜誌。藉由此一雜誌，不僅成功地匯通了五○年代臺灣的「文化場域」與 「教育空間」，使二者所累積的成果得以相互轉化，彼此生發；同時，也為其 後另外兩份深具影響力的學院派文學雜誌：《現代文學》及《中外文學》，導 其先路。 所謂「學院派」文學雜誌，乃是由學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創辦，以學者及青 年學生為編輯及寫作主力，並且力圖將學院中的研究與教學成果，轉化為出版 文化產品，走出學院，進入一般閱讀市場，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與學術性。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堪稱是半世紀以來，臺灣最重 要的三份學院派文學雜誌；這三份雜誌，又全數都與臺灣大學文學院深有淵 源。此一現象，絕非偶然。6 也因此，這篇文章所進行的，便是擴大觀照視 野，試圖由「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討夏濟安及其所 創辦的《文學雜誌》，是如何因為善用了「臺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 與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所提供的特殊資源／支援，促成當時文化 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如何回饋到學院教育，為日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動
北：晨鐘，1970），頁 145-160。 5 據吳魯芹之說，《文學雜誌》的主要風格在於「平實」，因此「當時的臺灣『文 壇 』 ， 並 沒 有 把 這 份 刊 物 看 在 眼 裡 ， 大 家 也 並 不 以 為 忤 ， 而 且 還 相 當 地 amused」。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第 30 卷 6 期（1977），頁 63-66。至於它的銷量，則每期「不過三五千份」，見彭歌， 〈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 卷 1 期（1972），頁 108。反觀《文星》， 甫出版即極具聲勢，四、五年之內，印數即從三、五千一直增加到一萬兩千多份， 當時引人矚目的程度，遠過於《文雜》。 6 關於這一點，不少與這三份雜誌深有淵源的臺大中、外文系教師，其實都早有自 覺。如 1988 年，中文、外文兩系即曾特別為此舉辦過座談會，由當時兩系主任林 耀福、黃啟方共同主持，談論三份雜誌的興辦因緣及彼此間的多重關係。與會者包 括外文系朱立民、顏元叔、王文興；中文系葉慶炳、林文月、曾永義、方瑜。見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 誌〉，郭強生、林慧娥整理，《中央日報‧副刊》（1988 年 11 月 17 日）。
互涉再添動力，彼此對話交融，相生相成。
一、五○年代的臺灣大學及其人文／文學教育
夏濟安是一九五○年來到臺大的。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他所進入的，究 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教育空間？ 臺灣大學的前身，原是「臺北帝國大學」，一九二八年由日本政府在臺北 設立。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帝大，遂改名為「國立臺灣大 學」。當時，臺大剛由傅斯年接掌校長一職不久，各項校務改革，經緯萬端， 方興未艾；7 不僅制度上已由原先日式三年制的講座大學，改為美式四年的學 院制大學，辦學的宗旨與理念，也與過去迥然不同。這一點，傅斯年〈國立臺 灣大學第四次校慶演說詞〉，曾說明得很清楚： 日本時代這個大學的辦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 配合的，又是他南進的工具。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 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沒有他的那個政策，也不許把大學作為 任何學術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 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 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 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由日本的臺北帝大變為中國的國7 日本政府設立帝大的目的，一方面在於以學術研究機構製造學術研究成果，另一方 面，則以高等教育機構養成專門人才，不但設備力求完備，師資素質亦堪稱良好， 且明顯扮演日本南進政策輔助機關之角色；其學術研成果往往成為臺灣總督府和日 本政府決策之重要參考，但對於提昇臺人教育水準則作用不大。參吳文星，〈日據 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1993），頁 154-156。臺灣光復之後，國民政府雖接收帝大，並改名「臺灣大學」，然因政局動 盪，校務倥傯，不過三年期間，便三易校長。直到 1949 年，傅斯年先生受命接任 臺大校長，力圖「於一年半內辦好臺灣大學」，堅持學術自由，並擬於最短期間 內，將臺灣大學的學術水準提昇到全國第一；（見〈傅斯年簽出期票一紙，一年半 內辦好臺大〉，《公論報》，1949 年 4 月 16 日），學校氣象，始得煥然一新。各 項改革與發展方向的轉折，可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臺 北：臺灣大學，2005）；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的臺灣大學（1945-195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4）。
立臺灣大學，雖然物質上進步很少，但精神的改變，意義重大。8 傅斯年出身北大文科，早年曾與羅家倫等人共組「新潮社」，引領新文化 運動。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作為三千學生愛國大遊行的總指揮，震驚中 外，早就是引人矚目的學生領袖。赴英留學歸國後，歷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 北大教授、中研院史語所創所所長、北大代理校長等職。受命接長臺大之後， 以其個人風範及學術界的聲望地位，戮力興廢，在臺大校務及教學研究方面， 均多所改革；除倡議學術獨立、引進北大自由校風外，其中最重要的作為之 一，即是加強帝大時期曾被刻意壓抑的人文教育。 過去，帝大在自然科學方面卓有成就，但人文教育始終素質不高。除因殖 民政策考量，有意壓抑外，師資匱乏，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文史、哲學及社會 科學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限，且欠缺自由思想的風氣。為此，當時輿論還特別籲 請臺大應訓練學生之國、英文閱讀能力，使其有機會接受新思想及新的思考方 法，並養成自由思想風氣。9 對此，傅斯年的具體作法是，一方面設法使臺大 和已經遷臺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展開學術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則多方延聘優 秀的人文學科師資，如歷史學系的余又蓀、方豪、李濟、姚從吾、劉崇鋐、勞 榦、傅樂成、陳奇祿；中文系的董作賓、伍俶、毛子水、孫云遐；外文系的英 千里、沈亦珍、張肖松等，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春，應傅校長之聘而至者。10 傅斯年深受自由主義影響，注重以「人」為本的教育。落實在教學實踐 上，首先便是「充實學校文理兩院的通習科目（即今「共同科目」及「通識科 目」），務使學生「一進大門，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11 語 文與文學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礎，大一國文與英文共同科目的設置及教學情 形，因此特別受到關注。如一九四九年學年開始，傅校長即親自召集大一課程 有關各學系教授副教授講師聚談，明訂大一國文之目的為：（一）使大一學生 因能讀古書，可以接受中國文化；（二）訓練寫作能力。並且選定《孟子》、 《史記》兩書為課本，另選宋以前詩為補充教材，選印《白話文示範》為課外 讀物。英文方面，則分授文法與讀本，「務使大一新生，在一年之內，將第一 種外國語打定一堅實基礎」。12 傅斯年雖在一九五○年底即猝然棄世，但他任內所揭櫫的理想及訂定的制
8 《臺灣大學校刊》第 45 期（1949）。 9 〈談本省教育〉，《公論報》（1948 年 7 月 6 日）。 10 〈國內碩彥咸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新聘教授近四十名〉，《臺大校刊》第 25期（1949）。 11 〈傅斯年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年份），頁454-455。 12 《臺大校刊》第38期（1949）、45期（1949）。
度，卻影響深遠。特別是文學院，「國內碩彥咸集本校‧風雲際會盛極一 時」，當年許多北大名師，都來此任教，並且親自擔任大一國文與大一英文的 授課工作。13 此外，文學院學生規定還有其它若干共同必修科目，授課者同樣 都是一流教授，如中、外文系「世界通史」皆由沈剛伯講授；「理則學」老師 是陳大齊；中文系「中國通史」老師為勞榦，外文系「哲學概論」老師是方東 美等。14 也就是在這樣一種強調學術自由獨立、看重人文教育的學術環境與教學氛 圍中，夏濟安來到了臺大外文系。 第一年，他被指派擔任兩班共同科的英文課程；第二年起，則陸續為外文 系開授專業科目，包括翻譯、小說選讀、英國文學史等。外文系的前身，原是 臺北帝大「文政學部文學科」中的「西洋文學講座」，一九四七年，始獨立成 為「外國文學系」。一九五五年，更名為「外國語文學系」。五○年代的臺大 外文系課程，實以「學英文」為主。李歐梵曾回憶當時的學習情況： 作為主修西方文學的我們，主要的外國語文是英文。……在臺大， 我們四年的課程都在學英文──大一英文，大二會話與文法，以及 英國文學史的課程，大三英國散文與小說，大四戲劇與翻譯──我 們被引導以英美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且課堂上指定閱讀的文本 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作品，上起課來不免無聊﹝比如，仔細閱 讀的 Thackeray《浮華世界》（Vanity Fair）及哈代的《故里人歸》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5
不過，這裡的「學英文」，其實仍多是由文學作品的解讀入手。綜觀當時 外文系，四年中必修課程除「英語語音學」、「演說與辯論」屬於應用語文性 課程外，其它如英國文學史、英文散文選讀及習作、小說選讀、戲劇選讀、英 詩選讀、西洋文學名著選讀等，都是文學性課程，只不過「主要是十八、十九 世紀的作品」，欠缺對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的引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一以「學英文」為主要目標的教學設計中，外文系卻從三十八學年度（一九四
13 據臺大課務組課程表，38學年度（1949年秋）的大一國文授課教師包括臺靜農、毛 子水、洪槱（炎秋）、孫云遐、何定生、董同龢、黃得時、史次耘、劉仲阮、王叔 岷、屈萬里等多人；大一英文則有羅素英、傅從德、白靜明、趙經羲、俞大采、黃 瓊玖、黃國安、曹文彥、朱謹章、張肖松、萬國錚、錢歌川等。 14 參見38、39學年度臺大課程表。 15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 卷6期（2001），頁177。
九年秋）開始，便商請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為大二學生開授一學年六學分 的必修課程「中國文學史」（與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來重視文字、聲韻等 小學訓練的中文系，也在四十學年度（一九五一年秋），將全年六學分的「英 國文學史」列為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課程，並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課。兩 系互以對方「文學史」課程為必修課的規定，前後持續長達十年之久，恰恰縱 貫了整個五○年代。16 此一情形，顯示早年臺大中文、外文兩系在課程安排上，實有相輔相成， 彼此交流匯通的用心，並且意味了所謂「文學」的教育，原就需要兼攝中西， 相互映照。經由前述課程安排，不僅兩系學生，都能分別得到相對完整的中西 文學訓練，兩系師生，也因此多有互動。而這一切，正所以為日後《文學雜 誌》兼重中西文學傳統的論述特色，奠立良好基礎。
二、《文學雜誌》：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的互涉
（一）《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的純文學版？
《文學雜誌》係由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三人共同創辦；夏任主編，劉 為經理，海外稿件由宋淇負責，吳則幫忙籌募經費。一九五六年年九月創刊， 一九六○年八月停刊。前後發行四年共四十八期。從一開始，它便強調「讓我 們說老實話」，並且希望：「讀者讀完本期本刊之後，能夠認為這本雜誌還稱 得上是一本『文學雜誌』」。17 這些訴求，在反共文學當道的五○年代裡，確 乎獨樹一幟，贏得各方肯定，自非偶然。 不過，在既有的相關研究中，論者多會強調它與《自由中國》──特別是 其中由聶華苓主編之「文藝欄」的密切關係，進而據此申言臺灣五○年代「自 由主義傳統」與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關聯與轉折。此說由朱雙一16 外文系的「中國文學史」必修課程，至1959年暫且告一段落，前後持續計有十年之 久；中文系則於次一學年度起，以「西洋文學史綱」（與外文系大一合班），取代 「英國文學史」，作為大三必修課程，仍由英千里授課。之後，該課程雖有兩年由 郝繼隆開授，但作為中文系的必修課，同樣持續了十年之久。 17 關於創辦原委及刊行過程，可參見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 《傳記文學》第30卷6期，頁63-66。應鳯凰，〈劉守宜與「明華書局」、《文學雜 誌 》 〉 （ 上 ） 、 （ 下 ） ， 《 文 訊 月 刊 》 20 期 （ 1985 ） ， 頁 321-330 、 21 期 （1985），頁309-318。其雜誌理念及特色的分析，可參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 局限——試論與臺大文學院相關的三個文學雜誌〉。
首開端緒，其後論者，大多踵武其說：18 據筆者粗略統計，曾在《自由中國》發表文學作品的，約有一半人 而後又在《文學雜誌》上出現，達三四十人之多。…… 從發表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風格以及作品的相互評論等情況看， 更可確認兩刊之間的緊密關係。如果說《文學雜誌》乃《自由中 國》的純文學版，《自由中國》為《文學雜誌》開了先河，也許不 會太過離譜。 證諸聶華苓、彭歌等人的回憶文章，朱說應屬持之有故。如聶華苓即曾清 楚提到： 臺灣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確寂寞，為《自由中國》寫稿的一 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後來由周棄子先生 發起，乾脆每月聚會一次，稱為「春臺小集」。…… 「春臺小集」幾經滄桑，最初參加的人除了周棄子、彭歌、琦君與 我之外，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馬桑敦、王敬羲、公孫 嬿、歸人，後來郭衣洞突然放棄了我們；司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 羲回了香港。夏濟安、劉守宜、吳魯芹創辦了《文學雜誌》，「春 臺小集」就由劉守宜「包」了，每個月到他家聚會一次。我們也就 成了《文學雜誌》的撰稿人。記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 國》連載的；夏濟安對〈落月〉的評論是在《文學雜誌》發表的。 後來夏道平也參加了「春臺小集」。一九六○年，《自由中國》被 封，雷震先生被捕，「春臺小集」就風消雲散了。19 彭歌也曾述及： 臺北本來有幾位文友，每隔一二個月輒有小聚，大家輪流作東，吃 吃小館談談天，所談自以文學寫作方面者為多。這是一個十分不拘 形跡的集會，來來往往，參加的人也並不一定。記得最早的幾位， 有郭嗣汾、現在東京的司馬桑敦、到美國去的聶華苓、何凡與林海
18 朱雙一，〈《自由中國》與臺灣自由人文主義文學脈流〉，收入何寄澎編，《文 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 會，2000），頁95。其後陳芳明、許俊雅、徐筱薇等人的研究，皆從此。 19 見聶華苓〈爐邊漫談〉，收入柏楊編，《對話戰場》（臺北：林白，1990），頁31-32。
音夫婦，李唐基與潘琦君夫婦，詩人周棄子。後來又有從香港來的 南郭、從中南部來的孟瑤與高陽，在臺北的潘壘、王敬羲、張明、 公孫嬿。另外「偶爾參加」的還有王藍、余光中等許多位，再就是 吳魯芹與劉守宜。《文學雜誌》創刊之後，這一群朋友便自然地與 濟安先生常常見面，偶爾寫寫稿，或為他出出主意。20 不過，仔細玩味，雖然聶、彭兩人都提到《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成 員間的交往狀況，聶華苓並以「春臺小集」串聯起兩刊物間的密切關聯，然而 彭歌的敘述，並不強調《自由中國》，反以《文學雜誌》為中心，勾勒出五○ 年代臺灣某一文學群體的交遊圖貌，這一敘述重點的轉移，或許有助我們從 「文壇」，或者說，「文學場域」的角度，重新檢討兩份雜誌間的必然關 係 —— 在時處「文化沙漠」的五○年代，能自由發表純文藝創作的刊物本來 為數不多，無論是聶華苓所稱的「春臺小集」，抑是彭歌所說的「臺北文 友」，其實都是活躍於當時藝文界的、具有高度自由創作意識的主力寫作群， 他們是「文壇」的中堅份子，作品原就散見於各文藝刊物；而各（性質相類 的）刊物之間，也就很自然地分享著相近的作者群，彼此縱橫交錯，共同形構 出「文化場域」的各色圖景。對這些理念接近的文人而言，《自由中國》和 《文學雜誌》固然是重要的發表園地，但並不以此自限。特別是，若檢視當時 另一份始終宣稱「不按牌理出牌」、具有強烈自主意識的雜誌《文星》，21 便 會發現：經常為它供稿的文藝作者，無非就是聶華苓、何凡、林海音、余光 中、夏菁等人；其它以非藝文性稿件而與《自由中國》或《文學雜誌》重疊的 作者，也所在多有。22 此一現象，適所以提醒我們：若一味著眼於《自由中 國》和《文學雜誌》作者之「同」，從而認定「《文學雜誌》乃《自由中國》 的純文學版，《自由中國》為《文學雜誌》開了先河」，未免失之於見樹不見 林，並且窄化了《文學雜誌》的重要性和開創性意義。 正是如此，本文無意否認《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之間的深厚淵源， 但所關注的，無寧是二者之「異」──也就是在重疊的作者群之外，《文學雜 誌》是如何引進不同於《自由中國》，以及其它文藝雜誌的異質成分，從而開 展自我獨特的走向，並循此完成它的文學史意義。顯然，這些異質成分，正是
20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09。 21 《文星》是五、六○年代深具影響力的另一份藝文刊物，創刊於1957年11月，發行 人葉明勳，社長蕭孟能。創刊號以〈不按牌理出牌〉作為發刊詞，該文作者即為何 凡（夏承楹）。1959年12月，該刊發行進入第三年之初，再次以〈不按牌理出牌的 繼續嘗試──「文星」踏進第三年〉標舉理念。 22 如胡秋原、梁實秋、毛子水、黎烈文等。
源生於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文／文學教育空間──臺灣大學文學院；它的引進 者，就是夏濟安。
（二）從臺灣大學到《文學雜誌》：教育空間的位移
夏濟安先生鄉音頗重，講學不暢，雖然滿腹經綸，作為臺大教師，課堂上 正式授課並不十分成功。初入臺大不久，甚至還有學生聯名寫信給外文系主任 英千里，表示不滿。可是他平易近人，博學風趣，尤其批改學生英文作文，每 每點石成金，令人折服不已，因此不多時，便深受學生愛戴。23 儘管如此，他 一生最大成就，畢竟不在現實的杏壇，而是藉由《文學雜誌》，將學院中的研 究與教學成果，成功地轉化為閱讀市場中的文化產品，讓大學人文／文學教 育，突破學院門牆的局限，面向社會大眾，產生開放性的位移。 此一位移，首先反映在稿件取向及撰稿者的教授身份上。《文學雜誌》兼 收文學評論、翻譯，與創作，但徵用稿件，顯然特重論著： 本刊歡迎投稿。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家譯 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 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 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 我們特別歡迎。24 檢視六卷凡四十八期《文學雜誌》所刊登的篇章，篇數固然還是以各類創 作居多，但每一期，必然會選擇一篇極有份量的「有關中西文學的論著」，作 為全刊開篇之作。25 如創刊號首排，便是勞榦的論文〈李商隱燕臺詩評述〉； 之後二、三期，首篇分別是梁實秋〈文學的境界〉、Robert Penn Warren原 作，張愛玲譯〈海明威論〉。第四期的首排之作，則是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 以「白簡」為筆名所撰寫的〈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同期，還有勞榦〈論文 章傳統的道路與現在的方向〉、葉慶炳〈賺蒯通雜劇〉。《文學雜誌》大量刊 登臺大中文系教師的古典文學論文，便是自此期開始。 除首排論文外，其它沒有編排在首篇，同樣極具重要性的論文，當然還所23 分見賈廷詩，〈憶夏濟安師〉、侯健，〈紀念夏濟安先生〉，二文俱收入夏濟安先 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編，《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 1967），頁61、39。 24 〈致讀者〉，《文學雜誌》1卷1期（1956），頁70。 25 《文學雜誌》每期都以重量級的文學論著，作為該刊首排，詳見本文附錄二。
在多有。包括：夏濟安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本地作品的重量級論文〈評 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卷二期）、〈白話文與新詩〉（二卷一 期）、〈一則故事‧兩種寫法〉（五卷五期）、白簡（臺靜農）〈關於李白〉 （四卷三期）、葉嘉瑩〈從義山嫦娥詩談起〉（三卷四期）、Stephen Spender 著，朱乃長譯〈論亨利詹姆士的早期作品〉（四卷五期）等。這些論述或作或 譯，全數出自名家手筆，其中又以臺大中、外文兩系教師，佔了絕大多數。如 隸屬外文系者，有夏濟安、吳魯芹、黃瓊玖、張沅長、英千里、朱立民、侯 健、朱乃長等；中文系有臺靜農、鄭騫、葉慶炳、林文月、許世瑛、廖蔚卿、 葉嘉瑩、王貴苓等。此外，勞榦、沈剛伯時為臺大歷史系教授，梁實秋、余光 中任教於師大、東吳；再加上任教於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夏志清、柏克萊大學 的陳世驤、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高格（Jacoborg），學界碩彥，可謂盡萃於 斯。 事實上，能夠擁有如此堅實眾多的學界菁英作者群，正是《文學雜誌》與 當時其它文學雜誌最大的不同處。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自著，抑或翻譯， 出自這些學院教授之手的篇章，多數與各人當時的任教課程有關，間或有個人 學術研究所得者。以中文系教師為例，臺靜農長年開授「中國文學史」，鄭騫 開授「詞曲選」、「小說戲劇選」、「宋詩選」；所發表的古典文學評論，都 是當時所授科目中的講授課題；外文系方面，夏濟安、吳魯芹、26 侯健三人先 後都開授過「翻譯」、「翻譯與寫作」、「小說選讀」等課程；黎烈文多年來 一直是「法文」、「法國文學」、「法國文學名著選讀」的專任教師；黃瓊玖 開授「戲劇選讀」；朱立民開授「美國文學」，他們在《文學雜誌》發表的譯 作及評論，幾乎都是以自己任教的課程為中心，衍生而出者。特別是夏濟安， 其英文譯筆優美流暢，向為眾所公認，創刊號以齊文瑜筆名，親自操觚，翻譯 霍桑〈古屋雜憶〉，不啻現身說法，為所開授的「翻譯」課程，作出最佳的示 範性操作。 此外，還特別提得一提的，是陳世驤。他的力作〈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 例〉，將中西文學相互對照，不僅援引西方「靜態悲劇」的觀念來詮解杜詩， 並以「新批評」的方法與文類觀念分析〈八陣圖〉，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開拓 新視野，《文雜》四卷四期刊出之後，影響深遠。但事實上，這篇論述，乃是
26 吳魯芹本名吳鴻藻，與夏濟安同為《文學雜誌》創辦人之一，向來以散文名家。 《文學雜誌》時期，他自謂只負責籌募補助款項，一般人因此往往忽略了他原也是 臺大外文系的教授。1954至1961年間，他在臺大外文系開授的課程計有「新聞英 語」、「文學批評」、「翻譯」、「小說選讀」、「翻譯與寫作」等多種。五○年 代期間，他和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的授課情形，請見附錄三。
陳世驤當年在臺大文學院的演講稿──陳教授於一九五八年五月返臺，兩週之 內，在臺大文學院做了一系列關於中國詩學的密集講座，六月七日第三場，演 講的題目正是〈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27 因此，當陳世驤的演講以文稿形式，刊載於《文學雜誌》時，其實正是以 更具體的行動過程，呼應了前述中、外文系教師為該雜誌撰稿的意義：大學 中，無論是常設課程，抑是特邀的學者講座，只是作為特定學院教育的一環， 所面對的，原本僅僅是該院校中的學生。然而一旦將它文字化，並以出版品的 形式進入閱讀市場後，遂無形中將學院的教育空間開放、位移至社會文化場 域，使之產生更具延擴性的效應，如此，「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庶幾可 期。 與此同時，學院中年輕同仁及學生們的研習成果，也得以藉由這一經過位 移後的開放性空間，公開體現。前曾述及，五○年代臺大的「文學」教育，原 就以兼攝中西為理想。中、外文系互相必修對方的文學史課程，合班上課，是 為兩系互動，提供良好基礎。夏濟安主編《文學雜誌》，更增添雙方合作機 會。更何況，對於《文雜》，夏先生自始便期待「真正有現代的眼光，能融合 中西，論評中國舊文學的人」，28 創刊號起，便多有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論 文，這當然需要中文學界大力支援。對此，臺大中文系臺靜農、鄭騫、許世瑛 等資深教授都以身作則，共襄盛舉；年輕講師以葉慶炳先生最為熱心，除不時 自己提交論文外，還鼓勵系內研究生投稿，發表讀書心得。如林文月，當年仍 是臺大碩士生，她的古典文學研究論文，所以頻頻在《文雜》刊出，葉慶炳先 生，實功不可沒。29 此外，由於當年外文系大一國文課程，恰巧由葉慶炳擔任，葉同時藉此幫 忙發掘優秀的創作。現今的成名作家陳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興等，當 年都是外文系學生，他們的小說，原先不過是當年的課堂習作，經葉推薦給夏 濟安先生，經過精心刪修之後，才逐一於《文雜》發表。這一點，葉先生本人
27 據〈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文後〈編者附言〉（《文學雜誌》4卷4期），美國 加州大學教授陳世驤先生1958年5月返國，在臺灣大學演講四次，講題及日期分別 是：第一次，5月31日，〈時間與節律在中國詩中之示意作用〉；第二次，6月3 日，〈論中國詩原始觀念之形成〉；第三次：6月7日，〈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 例〉；第四次，6月10日，〈宋代文藝思想之一斑〉。 28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碼）。 29 〈《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的文學雜 誌〉。
曾言之甚詳： 我和外文系結緣要從夏濟安先生主編《文學雜誌》說起。那時我和 夏先生在臺大單身教員宿舍對門而居，我常把我所教的大一國文班 上看到的好作文推薦給夏先生。夏濟安先生的書案我至今記得，永 遠是亂得無一方可供讀寫之地，然而有許許多多當今文壇上赫赫有 名的作家，是當年夏先生在那張案前埋頭審稿、修稿時發掘的。 像是陳秀美，就是後來寫《尹縣長》的陳若曦，她那時有一篇作文 我覺得不錯，便拿給夏先生過目。雖然夏先生認為作者的文字還不 夠成熟，但是頗具潛力，於是將作品刪修後便刊載於他主編的《文 學雜誌》上，這是陳若曦初試鶯啼之作。之後她又有一篇〈欽之舅 舅〉，大獲夏先生激賞，一字未改便予以發表。另外還有一位同學 的作品，我已經記不得名字了，本來說的是一則非常老套的愛情故 事，一個窮學生給有錢人家的小姐做家教，然後兩人墜入愛河云 云。經過夏先生的整修後，愛情事件全部化為男主角的想像，時空 也濃縮在他第一次去上課的途中。等到他見到了那位富家女，才發 現對方十分醜肥，他的幻想因此全部破滅。夏先生對小說技巧的運 用掌握可見一斑，尤其處理來稿的審慎態度更非一般人所能及。30 當然，夏之審慎處理來稿，並不限於臺大自己的學生，如名家林海音，同 樣對此感佩不已。31 然而對於學生，他總是格外用心，這當與夏對《文雜》的 理念有關。與夏有師友之情的劉紹銘先生，曾為文引述夏的說法： 我辦《文雜》非為名，更非為利，因此作為編輯的最大安慰是登載 一些優秀的稿子。同學投稿，稿子太壞，退稿時雙方不會傷感情。 如果稿子還可以，那麼我可以替他動手術修改。我是臺大講師，責 任是改同學的文章，因此即使在必要時删去一大半，他也不能懷恨 在心。…… 因此，「《文雜》內容雖常參差，然每期中總有一兩篇上好的短篇小說，
30 同前註，〈《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學》——對臺灣文學深具影響 的文學雜誌〉。 31 林海音，〈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悼念夏濟安先生〉曾提到：「王敬羲曾告訴 我：『夏先生為了修改你的稿子，整整用了全上午的時間。』果然〈瓊君〉刊出 後 ， 硬 是 把其 中 的 一個 人物 取 消 了 ，銜 接 的 工作 ，當 然 要 因 而費 一 番 手腳 的 了。」，收入《永久的懷念》（臺北：濟安先生紀念集編印委員會，1967），頁 21-23。
而好的短篇小說，常來自臺大的同學」。32 至於因為閱讀《文雜》而毅然重考大學，進入外文系的白先勇，更生動地 記下他主動找夏先生投稿的經過： 進入臺大外文系後，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文學雜誌》上登文章，因 為那時《文學雜誌》也常常登載同學的小說。我們的國文老師經常 給《文學雜誌》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師要我們寫一篇小說，我想 這下展才的機會來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發下來厚厚一疊，我翻 了半天，一句評語也沒找到，開頭還以為老師看漏了，後來一想不 對，三篇總會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師不賞識，懶得下評。頓時臉上 熱辣辣，趕快把那一大疊稿子塞進書包裡去，生怕別人看見。「作 家夢」醒了一半，心卻沒有死，反而覺得有點懷不遇，沒有碰到知 音。於是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 作品拿出來，藉口去請他修改英文作文。一兩次後，才不尷不尬的 把自己一篇小說放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 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我的心直在跳，好像在 等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 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景仰，而且自 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 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 們要用，刊登《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 篇正式發表的小說。33 由此可見，從課堂講授，到研習成果；從學術論文，到文學創作，以臺大 文學院為主的師生們，便是如此這般地經由《文雜》，將原先學院中的所教所 學，推移到開放性的出版市場之中，為當時的文化場域，經營出深具學院性格 的教育空間。在那個風聲鶴唳，一切文藝以反共國策為依歸的五○年代裡，這 一批來自學院的作者及其相關書寫，無疑具有相當的異質性──而也正是這樣 的異質性，成就了《文學雜誌》不同於其它藝文雜誌的特色。它為貧瘠森嚴的 文化場域引進新血，注入清流，不僅與當時的藝文界進行多方對話，樹立了以 嚴肅態度討論文學的風氣，流風所及，更為其後《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 的發刊，產生深遠影響。
32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0）。 33 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驀然回首》（臺北：爾雅，1978），頁65-78。
（三）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的互涉
如前所述，藝文界的自由創作者，以及學院中的教授與學生，共同構成了 《文雜》的主要作者群。而當這些來自學院的教授學生，把他們的教學所得， 移置到公開出版發行的文學性雜誌之後，不僅《文雜》本身，已因兼括「教育 空間」與「文化場域」二者，產生自我交融匯通的特色，並且以此一特色，與 當時其它的文化社群進行對話。其中，尤以對於「現代詩」及「小說」的各類 論述，以及相應而生的種種創作實踐，最為可觀。34 現代詩方面，關於詩之語言、格律，以及所涉及的「浪漫」、「現代」美 典之爭，是為關注重點。此一系列的討論始於《文學雜誌》一卷四期梁文星 （吳興華）〈現在的新詩〉一文，他從詩之形式規律著眼，表達對臺灣新詩創 作之質疑與批判，隨即引發不少回響，除了《文雜》自身持續關注外，《自由 中國》與《筆匯》也相繼出現回應文章。其作者群，來自文化界者，有周棄 子、覃子豪、嚴明、言曦等，學術界者，則以余光中、夏濟安為主力。如《文 雜》一卷六期，即同時有周棄子發表〈說詩贅語〉，及余光中翻譯艾略特〈論 自由詩〉。前者指出，現代的詩固然應表現「現代的生活與情感」，而它必得 要藉由一「固定的形式」來體現。後者則說明，所謂「自由詩」並非以沒有體 裁、不押韻或沒有音步來作定義；且只有以「人為的限制」為背景而出現的自 由，才算真正的自由。這些討論，顯然對夏濟安頗有觸發。《文雜》二卷一 期，他發表〈白話文與新詩〉；隨即又在《自由中國》發表〈對於新詩的一點 意見〉，主張詩人應重視白話文，並善用現代人的口語以創造新的節奏。此 後，嚴明在《自由中國》發表〈試談新詩形式上的問題〉；覃子豪在《筆匯》 發表〈論新詩的發展〉，余光中在《文雜》發表〈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 等，都是延續前述論題而做出的不同回應；而它的指向，正是在兼顧既有文化 與語文特性的同時，追求具有「現代」特質的新詩美典。35 此一指向，在《文雜》看重文學理論的編輯理念，以及強烈的「學院派」 特質主導下，落實為作品實踐與理論闡析的相互生發。四卷六期，《文雜》同 時刊出夏濟安仿艾略特〈荒原〉的一首詩作〈香港——一九五○〉，以及陳世 驤針對該詩而發的論述：〈關於傳統．創作．模仿——從「香港——一九五 ○」一詩說起〉，正是最典型的實例。夏詩藉香港摹寫離散荒涼的現代情境，34 《文學雜誌》3卷1期〈致讀者〉即明言：這一年來，我們曾經連續發表過幾篇討論 「新詩的前途」和「中國社會和小說」的論文，這些文章相當的受人注意。 35 關於「現代詩」方面的對話往來及其意義，可參見楊宗翰〈《文學雜誌》與臺灣現 代詩史〉、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局限〉。
並且揉合「古文和舊詩裡的句子，以及北平人和上海人所說的話」，和「歐化 的句法」等所可能涵具的表現潛力，在語言上進行「集古今中外於一堂」的實 驗。陳文則出之以理論意識，對此進行多方解讀；最後，並且特別強調： 我說〈香港——一九五○〉不稱是「奇文」，也不泛說是「好 詩」，而是一首相當重要的詩。其重要性在於其為一位研究文藝批 評的人（我希望讀者見過《文學雜誌》第二卷第一期夏濟安先生自 己〈白話文與新詩〉一文）有特別意識的一首創作。不必個個詩人 都如此有意為文……。但明顯的方法意識，在我們的這一切標準都 浮游不定的時代，總覺是需要的。 以理論／方法意識去創作／解讀具體文本，既是學院教師講解示範性格的 彰顯，同時也再次呼應了《文雜》一貫的編輯理念：「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 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 好的文學創作」。如此做法，對當時藝文界其它作者的影響如何，或未可確 知；但至少，日後《現代文學》諸多青年創作者有意識地參據現代主義文學理 論和大師作品以進行自我創作，以及歐陽子以新批評方法解讀《臺北人》，都 可在此一示範性操作中，找到淵源。 然則，若論及夏濟安先生的文學興趣，以及《文雜》對其後文學發展的影 響，畢竟是小說重於詩歌，因此，《文雜》對於「小說」及因之衍生出的社會 文化論述，或許更值得注意。大體而言，這些討論包括學界對於中國社會與文 學之關係的各方探討、學界與文化界因《紅樓夢》而引發的對話，以及為了藉 理論「誘導出更好的文學創作」，學者援用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論臺灣當代作 家作品等。 其中，關乎中國社會與文學之關係的討論，係由二卷三期居浩然〈說愛 情〉一文首開端緒，之後，夏志清針對居文而發的〈愛情．社會．小說〉，於 二卷五期刊出，二卷六期，並有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都就此多所延伸 發揮。而三卷一期夏濟安〈舊文化與新小說〉一文，則可視為此一系列討論的 初步總結：「我們的新小說，在這個意義上說來，必然是中西文化激蕩後的產 物」。因而，除了重新認識「舊文化」，參酌儒家思想之外，他對小說家的建 議是「所需要培養的，是小說藝術」；而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士、康拉德、 珍奧斯汀、D.H.勞倫斯、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人，正是所以取法的 對象。如此，「舊文化」與「新小說」，遂不僅不再對立，反而相輔相成，成 為構成現代文學創作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面。 此外，三卷三期刊出劉守宜以「石堂」為筆名所撰寫的〈紅樓夢的對
話〉，則意外引發學界與文化界的另一重對話。石堂文章的重點，原在論析 《紅樓夢》，但因文中以徐訏小說為例，引申出若干討論，徐不以為然，故隨 即撰寫〈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裡的對白〉，於《自由中國》十八卷四期刊 出。該文並引起夏志清注意，據此再撰寫〈文學．思想．智慧〉一文，予以回 應。36 不過，由於《文雜》所關注的，主要還是中國文學──尤其是近現代的中 國文學，因此特別期待這方面的論述。然而，「以一個編輯論，這一類的文章 最棘手。困難第一是臺灣根本就沒有幾個夠資格的批評家。第二，臺灣沒有產 生過幾本值得批評的好小說」。37 也因此，夏濟安遂在吳魯芹建議下，親自撰 寫〈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一文，於一卷二期刊出。該文援用西方 文學批評方法，就彭歌的小說《落月》做出極其細緻深刻的評論，其重點，或 許並不在「評《落月》，反而是以此為例，以「論現代小說」為名，提供了年 輕的寫作者，符合「現代」美感的，創作的基本要領與琢磨求精的寫作方向。 為此，彭歌甚至親自致函夏濟安，表示：「自今而後數年間，《落月》或將月 落無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則為必傳之文」。38 也因此，夏濟安先生逝世之後，《現代文學》與《幼獅月刊》兩刊物曾先 後為他製作紀念專輯，編輯焦點不約而同地落在「小說」之上。《現文》〈紀 念專輯前言〉，甚至開宗明義表示： 這個專輯係紀念夏濟安先生而出，裡面蒐有夏志清教授及劉紹銘先 生兩篇評介，餘者為夏濟安先生小說創作及對西洋小說的評論。本 輯內容偏重小說，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濟安先生生前對於中國文 學最關心的問題，即是中國近代小說發展及其隱憂…… 而文中，除多方申言濟安先生對於中國近現代小說創作及文學研究的意見 外，文末並且再次強調： 小說一科，其說不小，裡面有最深淵的人生道理，最高度的藝術成 就。世界各國首輪學府的中文系早將《紅樓夢》、《水滸》、《三
36 據該文後附編者言：本文原係夏志清先生為《自由中國》所寫，經商得「自由中國 社」及作者的同意，改由本刊發表。夏文開篇即表示：此文係讀了徐訏在《自由中 國》18卷4期〈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小說裡的對白〉第一部而發揮者。而徐文（連 載於《自由中國》18卷4-6期）則因石堂在《文雜》3卷3期的〈紅樓夢的對話〉而 起。4卷1期，石堂並有〈再論紅樓夢的對話——覆徐訏先生〉，做為回應。 37 劉紹銘，〈懷濟安先生〉，《吃馬鈴薯的日子》（臺北：晨鐘，1970）。 38 彭歌，〈夏濟安的四封信〉，《中外文學》1卷1期（1972），頁109-110。
國》奉為中國文學的經典，成百成千的外國學子都孜孜不息的在研 究這幾本中國文學名著，而我國大學的國文系，小說一科，尚付缺 如。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尚且徜徉臺灣大學門外，不得登堂入 室。憑此一點，西洋學術界有理由譏評我國人文教育落後。本刊藉 發行此專輯之際，重申夏濟安先生生前對中國小說前途之關切，並 要求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小說之重視。39 《現文》為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任教時之子弟兵白先勇、王文興等創辦， 原以引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及小說創作為主。但夏對中國小說高度重視的理 念，顯然也在此得到延續。「紀念專輯」之後，《現文》連續兩期刊出夏志清 〈《水滸傳》的再評價〉及〈《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等討論中國古典小說 的論文，此後，夏志清先生英文版的《中國古典小說》，乃由《現文》逐篇譯 完刊出；三十三、三十五兩期，並由臺大中文系師生合作推出「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專號」，即可視為以具體行動，回應夏濟安的文學理念。「中國古典文學 研究專號」的研究論文，雖然不少係出自年輕研究生之手，未必盡能擲地有 聲，但不否認的是，這些篇章都為日後學院中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提供了 重要參考。而《現文》藉出刊「紀念專輯」呼籲學界「重視中國小說」，並且 身體力行，刊載學界的文學研究專號，亦未嘗不是標識著「文化場域」與「教 育空間」辯證交融的發展進程：經由學院教育養成的文化工作者，進入文化場 域後，返身再對學院教育提出建言，並以實際成果，反饋學院教育──而它的 後續成果，亦可得見於九年後《幼獅月刊》所製作的「夏濟安先生追思特 輯」：該期出版於一九七四年九月，以Franz H. Michael的〈懷念夏濟安—— 吾友兼同事〉為首排，繼而選譯夏濟安〈《西遊補》：一本探討夢境的小說〉 作為發端，之後所刊各篇，皆是來自於海內外學界研析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 內容方面，從《鏡花緣》到《兒女英雄傳》；從《三國演義》到《隋唐演 義》、《封神演義》和《水滸後傳》，無不包羅；撰文者則從資深學者夏志 清、馮承基到年輕一輩的黃美序、董挽華等，亦同襄盛舉。40 它以編者前言，
39 《現代文學》25期（1965），頁2-3。 40 該期要目包括：夏志清，〈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鏡花緣》研究〉、侯健， 〈《兒女英雄傳》試評〉、何谷里，〈《隋唐演義》：其時代、來源與構造〉、馮 承基，〈《隋史遺文》涉獵記〉、黃美序，〈從我的初戀《封神演義》談起〉、董 挽 華 ， 〈 《 聊 齋 志 異 》 裡 考 生 與 考 官 的 對 立 關 係 和 科 舉 內 幕 〉 、 Francis A. Westbrook著，王其譯，〈論夢、聖人和魔鬼：《紅樓夢》及《白癡》中的真與 幻〉、張健，〈讀《水滸後傳》──中國的烏托邦〉等。
切要地說明了該期旨歸： 當中國的古典小說已從說書的傳統走出而蔚為大國，讓我們今日更 能注目此些奇章珍篇、吉光片羽，以求闡發中國古典小說潛德之幽 光。我們籌劃此期特輯的衷願，一在斯焉。 我們謹以此期懷念夏濟安先生。41 《幼獅月刊》是「幼獅公司」旗下所屬的刊物之一，與當時的「青年（反 共）救國團」深有淵源。自五○年代創刊以來，編輯路線每每依違於政治、文 化、學術之間，屢經轉折。七○年代中期，它的「編輯委員」組成者雖然多為 來自學界的青年，刊物內容也以學術性論述居多，但涵蓋面廣泛，刊載者未必 盡屬文學性篇章。42 該期以「特輯」方式，全幅刊載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論 文，並明言以此「懷念夏濟安先生」，堪稱以另一型式，體現了夏濟安與《文 學雜誌》之所以促發「文化場域」與「教育空間」往來互動的影響及貢獻。 正是如此，我們得以據此重新省視《文學雜誌》在當代文學／文化史上的 意義。
三、從《文學雜誌》到《文學雜誌》：
傳統的賡續與開創
（一）《文學雜誌》──學院派文學雜誌傳統的賡續
回顧學界關於夏濟安及《文學雜誌》的相關研究，可見的是，儘管各家論 者都肯定夏及《文雜》的重要性，但論及其時代意義時，多將它與五○年代稍 早的《自由中國》，及六○年代之初的《現代文學》相聯繫──也就是往前追 溯，認為它承續了《自由中國》之於「自由主義傳統」的堅持，並認為它是 《自由中國》「文藝欄」的「純文學版」；往後延續，則以為它啟導了《現代 文學》的創刊，為六○年代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開啟先河。這樣的論述固然 言之成理，格局卻未免失之狹隘。然而，若循由前文的論述脈絡──也就是著41 《幼獅月刊》40卷3期（1974），頁2。 42 以該期為例，其時之編輯委員包括林添貴、邱成章、周玉山、徐芳玲、馬悅麗、陳 秀芳、莊伯和、梁伯傑、董挽華、熊世禮、趙綺娜、鄭彥熙多人，他們的學術背景 分屬中文、外文、歷史、藝術、政治等不同方面。而該期前後，則分別有針對語 言、歷史、教育等不同議題所製作的專輯。
眼於《文雜》與「臺灣大學」的淵源，以及因之而導發的「文化場域」與「教 育空間」的往還互動，則對《文雜》在當代文學／文化史上之意義的省察，便 也就開拓出不同的觀照視野。 現代大學在中國的興起與建制，是近代教育文化史上劃時代的盛事。無論 是知識生產，文化啟蒙，抑是文學傳播，大學的作用，無不舉足輕重。以五四 時期新文化／文學運動的推展為例，北京大學師生群的貢獻，即屬有目共睹； 而他們的努力，很大部分即是透過期刊雜誌而廣為傳播。從《新青年》、《新 潮》，到《語絲》、《駱駝草》，各刊物的訴求與關懷重點容或不同，但以北 大師生為主體撰作群的做法，則是不約而同。這一批來自學院的現代知識分 子，頻頻藉由出版報刊而引領思潮，推介新知，同時身體力行，開展種種文學 實驗，不僅引人矚目，成果斐然，43 而且也為現代文學／文化史上「文學場 域」與「教育空間」的往來互涉開啟風氣，提供示範。 作為戰後臺灣首屈一指的指標性大學，「臺灣大學」的地位與五四時期的 北京大學原就差堪比擬；再者，傅斯年校長與北大淵源深厚，臺大早年文科主 要師資多來自於北大，加上不少課程設計之標準與排列，都是「參考北大清華 者定之」。44 凡此，可見兩校實質上的相類相通之處，也所在多有。《文學雜 誌》是為戰後臺灣第一份以臺大師生為主要撰作者的文學性雜誌，論者或因此 將它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相提並論──誠然，就其與學院的關係， 以及能夠在政治文化風雲動盪之際開啟一代風氣等方面，二者或有相類之處； 然而細究二者的文化思想理念，卻頗多出入。45事實上，追本溯源，夏濟安等 人創辦《文學雜誌》之初，真正所欲取法的對象，本非《新青年》，而是由朱 光潛、廢名等人所創辦的另一同名刊物《文學雜誌》。吳魯芹即曾明言： 似乎雜誌的名稱一開始就定了，沒有討論過，我們都覺得抗戰以前 朱孟實（光潛）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和我們的構想最接近，也 是最值得賡續的傳統。……
43 陳 平 原 ， 〈 新 教 育 與 新 文學 〉 ， 收 入 《 中 國 大 學 十 講 》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 2002） ， 頁101-133； 陳 平原 ， 〈一 份 雜誌 ：文 學 史／ 思 想史 視 野中 的《 新青 年》〉，《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頁61-143；高恒 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 44 《國立臺灣大學校刊》第3期（1947）。 45 《新青年》等刊物主張西化，提倡「新文化」，基本上是近乎全面的否定了中國文 學的大傳統。《文學雜誌》則「希望是要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 發揚光大之」。參見柯慶明，〈學院的堅持與限一〉。
《文學雜誌》的編排以及外表，多少是承襲當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 版的《文學雜誌》。守宜不知從那裡找到一本舊本作範本。大體上 是一仍舊貫，並不需要什麼新意。46 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是一份綜合性文藝月刊，一九三七年五月創刊 於北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四期之後，便因抗戰停刊；一九四七年復 刊，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終刊，共出三卷，凡二十二期。創刊之初，時當左翼 ／革命之論甚囂塵上、各類思想鬥爭如火如荼，《文學雜誌》則堅持自由生發 的文化路線，強調「在衝突鬥爭之中，我們還應維持『公平交易』與『君子風 度』」，反對「用低下手腕或憑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言論的自由」。由朱光潛 執筆的發刊詞〈我對於本刊的希望〉，特別聲明： 我們對於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用八個字賅括起來，就是「自 由生發，自由討論」。我們相信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廣堅實的基礎是 新文藝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主張多探險、多嘗試，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 統」，這是我們的新文藝的試驗時期。…… 根據這種信念，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對於現代中國新文 藝運動應該負有什麼樣使命呢？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盡 一部分糾正和嚮導的責任；它應該集合全國作家作分途探險的工 作，使人人在自由發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著開發新文藝 一個共同目標；……它應該是新風氣的傳播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 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它不僅是一種選本，不僅是回顧的而 同時是向前望的，應該維持長久生命，與時代同生展；它也不僅是 一種「文藝情報」，應該在陳腐枯燥的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 習氣之中，闢一清新而嚴肅的境界，替經院派與新聞派作一種健康 的調劑。47 檢視此一《文學雜誌》，編輯群除朱光潛外，還包括周作人、葉公超、沈 從文、楊振聲、朱自清、廢名、林徽音等人，顯然是一份以北大教授為主要撰 作群的文學性雜誌，同時被論者視為「一個典型的『京派』的雜誌，並且是集 合了『京派』集體力量的第一個雜誌」。48 此外，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等
46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 47 《文學雜誌》1卷1期（1937），（頁碼）。 48 高恒文，《京派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頁199。而余
年輕一輩的北大畢業生，也同時在此發表作品，其與北京大學的淵源，由此可 見。不過，夏濟安、吳魯芹以之為師法對象，起初所著眼者，未必是它以大學 學院人力為主要作者群的做法，而是它在各種意識型態鬥爭激烈的大環境中， 仍力圖「開發新文藝」，堅持作為一份「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以及 期待「在讀者群眾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49 然而不容否認的 是，畢竟是由於一批來自臺灣大學的學院撰作群，以及試圖「以理論激發創 作」的編輯理念，才使得這份出自於夏濟安之手的《文學雜誌》，在有意賡續 朱光潛所編《文學雜誌》之傳統的同時，產生了不同的轉折與開創。 參較兩份同名的《文學雜誌》，明顯可見的相同點是：所刊文稿皆以各類 文學創作與評論為主，而且夏編《文雜》每期必以文學評論為首排的做法，更 是明顯承襲自朱編。50 但在這之外，朱編堅持不收翻譯作品，51 夏編則不僅一 開始便說明在稿件徵用上，歡迎「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希望海內外作 家譯家，源源賜寄，共觀厥成」；而且還特別表示：「文學理論和有關中西文 學的論著，可以激發研究的興趣；它們本身不是文學創作，但是可以誘導出更 好的文學創作。這一類的稿件，我們特別歡迎」。這一點，不僅是二者最大不 同處，更是夏編《文雜》得以別出於朱編，在戰後臺灣文化／文學史產生重大 影響的關鍵。 基本上，撰述中西文學論著與從事翻譯工作，需要一定的學養與訓練，這 原為學院派作者所專擅。尤其「京派」學者，多為精通中外文學理論的專家及
光中也以《文雜》的學院作者陣容強大，認為它十分「京派」。見〈夏濟安的背 影〉，《文訊》第226期（2003），頁111-113。 49 夏編《文學雜誌》創刊號〈致讀者〉一開始即表明：「我們希望：讀者讀完本期本 刊之後，能夠認為這本雜誌還稱得上是一本『文學雜誌』」。「我們希望：因《文 學雜誌》的創刊，更能鼓舞起海內外自由中國人士寫讀的興趣」。 50 朱編《文雜》的一大特點，就是每期必以二至四篇評論文章，作為雜誌的開卷之 作，這是新文學動運以來其它刊物所不曾有過的做法。這些篇章的作者包括朱光 潛、周作人、錢鍾書、郭紹虞、朱自清、朱東潤、馮至、聞一多、李長之等人，內 容則多為關乎討論中國文學的學術性文字。如創刊號葉公超〈談新詩〉一文，討論 新詩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繼承問題，即是當時十分重要的詩論。夏濟安主編《文 學雜誌》時，很明顯地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有關朱編《文雜》各期首排論著作者 篇目資料，請參見附錄四。 51 朱編《文雜》在第一次編委會上，即決定雜誌編輯的三大原則：一、除創作外要有 論文；二、每期要有幾篇書評；三、不要翻譯作品。參見常風，〈回憶朱光潛先 生〉，收入《逝水集》（遼寧：遼寧教育，1995），頁85。
翻譯高手，他們不此之圖，很大一部分原因，乃是緣於三○年代上海特殊的時 代環境，以及因之而生的文化政治立場。52時空遷易，五○年代的臺灣，政治 文化環境固不同於三○年代的上海；在一切以「反共」為前提的國家文藝政策 主導下，臺灣的文化界荒蕪貧瘠，對於國外藝文新知新作的渴求，反而因此特 別殷切。夏濟安、吳魯芹等人，原就在臺大外文系開授翻譯及西洋文學課程， 因授課之便，將大學講堂內容轉化為文化出版品，恰恰符應了當時眾多純藝文 愛好者的實際需要。53 《文雜》的翻譯兼括文藝創作與文學理論，並且試圖援 用所引介的西方文學理論來評論時人作品，以求提昇創作品質（如夏濟安之評 彭歌《落月》），此一路徑，既是朱編《文學雜誌》之傳統的折變，也是戰後 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之新傳統的開創。
（二）《文學雜誌》與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
《文學雜誌》對戰後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之新傳統的開創之功，具體 呈現在六○年代《現代文學》及七○年代《中外文學》的相繼刊行，並持續對 臺灣文學發展及大學教育產生重大影響之上。《現代文學》於一九六○年三月 創刊，創辦者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當時都還是臺大外文系三年級的 學生。他們受教於夏濟安先生，《現文》創刊前，大都已在《文雜》初試啼 聲，發表小說創作。《現文》創刊後，他們不僅藉此持續進行各自的小說寫作 實驗，終至卓然成家；並且大力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及名家作品，以為 攻錯之資。此外，此一公開園地同時也吸引了王禎和、施叔青、李昂等有志於 文藝寫作的青年投入創作，共同締造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輝煌時代， 其於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貢獻，早已得到論者多方肯定。 《現文》繼《文雜》之後，成為六○年代臺灣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文 學性雜誌，《文雜》的啟廸和臺灣大學文學教育的導發之功，實不可沒──這 不僅是因為夏濟安主編《文雜》，對於這批才情洋溢的文學青年多所栽培，使 他們日後得以風格各異的小說創作，在臺灣文學界大放異彩；更因為臺大的自 由校風、文學院的課程教學，以及《文雜》的譯介示範，使他們累積了可據以 自行選擇譯介歐美作家作品的胸襟、眼光與能力。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52 京派的學者文人對於當時左翼文人挾外來的階級理論以自重，卻又寫不出好作品的 情形深為不滿，朱編《文學雜誌》因此不收翻譯，不談理論。參見高恒文，《京派 文人：學院派的風采》（上海：上海教育，2000），頁195-215。 53 由白先勇乍讀《文雜》王鎮國譯華頓夫人《伊丹傅羅姆》時的驚喜之情，即可見一 斑。見〈驀然回首〉。
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即曾清楚指出臺灣大學、夏濟安與《文學雜 誌》和《現代文學》的關係： 那時我們都是臺灣大學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 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臺大。……臺大外文系 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 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 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 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54 具體言之，《現文》所以有諸多關乎「現代主義」文學大家的譯介，無非 是出於夏濟安及《文學雜誌》的啟導。以創刊號製作「卡夫卡專號」為例，這 是臺灣對於卡夫卡其人其文的譯介之始。然而，當時臺灣文化界荒蕪寂寞，對 歐美藝文訊息所知有限，卡夫卡更是從未為人聞問。《現文》諸子，究竟是如 何「發現」了卡夫卡？可見的是，首先，《文雜》四卷二期曾刊出夏濟安以 「齊文瑜」筆名，翻譯了Philip Rahv原著的〈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一文， 譯者文後並且註言：「該文作者為美國當代批評家，Partisan Review創辦人兼 主編」。再者，夏濟安並在課堂上大力推介Philip Rahv及「現代圖書館」叢 書，而「現代圖書館」，正所以成為《現文》譯介現代主義文學時，最重要的 參考來源。55 正是以理論配合創作實驗，且又能在創作方面卓然有成，《現文》非但在 創作方面的成績明顯超越《文雜》，即就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與承 續而言，《現文》重視西方作品及理論譯介的做法，亦是將夏濟安針對朱光潛 所編《文雜》所做出的創變處，予以發揚光大，對臺灣文壇帶來重大啟發。白 先勇曾肯定地表示： 我肯定的認為《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對於中國文壇，是有其不 可抹滅的貢獻的。 首先，是西方文學的介紹。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只能作譯介工 作，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介紹，對於臺灣文壇，非常重要，有啟發
54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現文因緣》（臺 北：現文，1991），頁8-9。 55 李歐梵著，林秀玲譯，〈在臺灣發現卡夫卡：一段個人回憶〉，《中外文學》第30 卷6期，2001。
作用。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臺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埃 斯、湯瑪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喬埃 斯的長篇小說經典之作《都柏林人》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後來風 起雲湧，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鉅匠的作品，但開始啟 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現文》實是創始者之一。……56 再者，將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化為文化出版品，讓教育空間位移至文化 場域，進而再度帶動學院與文化界的交融互動，乃是《現文》對《文雜》之學 院傳統的另一項承繼與發揚──箇中關鍵人物，是為學成歸國，回到臺大任教 的王文興；而它的具體效應，則是使原先以外文系師生為主要編撰群、側重西 洋現代文學與理論的路線出現轉折，重新回到中、外文系攜手合作，同時兼重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 一九六五年，畢業後進入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就讀的王文興獲得藝術碩 士學位，返回臺大任教，同時擔任外文系與中文系的合聘教授，以及《現文》 主編。如同當年夏濟安同時身兼《文雜》主編及外文系教師，王文興在《現 文》主編任內為臺大中文系開課，同樣是在善用臺灣大學的師生資源下，讓原 本局限於學院內的師生教學成果，推移至學院之外，形成「教育空間」與「文 化場域」的對話交融。57 饒有興味的是，夏濟安之主編《文雜》，編輯理念原 是希望能「繼承數千年來中國文學偉大的傳統，從而發揚光大之」；但所培育 出的外文系子弟兵，卻因西洋文學的專業訓練使然，讓《現文》在致力文學創 作外，一開始的發展重點，便完全落在西洋文學及理論譯介之上。然而，隨著 原初創辦人白先勇等紛紛畢業出國，王文興返校為中文系開課，則又因援引中 文系學生共同參與，使《現文》編輯路線轉向，重新回到兼重中國文學論述的 方向。此一轉折，固然不無財務、人力配合等其它因素的考量，58 但一份文學 性雜誌精神風貌的形塑，如何受到大學專業教育影響的情形，卻是由此可見。 正是經由此一轉折，《中外文學》的創刊，遂也有其內在脈絡可循。《中 外》創刊於一九七二年六月，時當臺大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並舉辦比較文學 會議，中、外文系之間，乃多有合作機會。而當時的文學院長朱立民、外文系 主任顏元叔，以及外文系教授胡耀恆、中文系教授葉慶炳之間，更因公務私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