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興祖，字慶善，出身於世宦之家，為官清廉，品性剛直，因為「語 涉怨望」、「具言朝廷紀綱之失」，觸犯秦檜，終遭貶職，「編管昭州」
48〈離騷新序下〉，《雞肋集》卷三十六。
49，其本事見《宋史‧儒林傳》。〈傳〉稱：「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去書。」著述頗豐，卻可能因懼秦檜，而大多失傳。《楚辭補 注》也已非本來面目，原有的洪氏自序已經佚失，《楚辭考異》則散入
《補注》之中。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楚辭補注》曰：「未詳撰 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50按晁公武與洪興祖同時代，
他卻已不知道《補注》的作者，洪氏生前身後境況之慘淡索寞可想而知。
洪興祖屢遭迫害，借注釋《楚辭》，寓託情志，發揮屈原忠君怨斥之義。
故朱熹說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取義可也。所 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 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並藉此感嘆說：「近歲以來，風俗頹 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51
《楚辭補注》既題為「補注」，其重點自然在補充王注之不足，故 於該書卷首有「校書郎臣王逸上，曲阿洪興祖補注」字樣。其編撰體例 也是：在《楚辭》每句原文下，先列王注於前，後補己注於下，逐句詮
49《宋史‧儒林傳》卷四三三。本傳載：「徙知饒州。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 檜門下，多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 怨望，編管昭州。」
50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上。
51朱熹，〈楚辭辯証上〉，《楚辭集注》，頁173。朱熹非常推崇洪興祖關於
「忠臣義士」之說，在《楚辭集注》附〈反離騷〉注後全錄洪興祖之論，並 稱：「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掘屈原之心者至矣。」
釋疏通，均標以「補曰」二字，以示分別，使己注與王注不混。52不過，
洪書於校字証事、辨義明要之時又往往抒發個人見解，時有體會。基於 現實意圖，雖名為「補注」，實際是帶有針對性的。書中隨處在批評揚 雄、班固與顏之推，說他們「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洪氏論〈騷〉
自然贊成晁補之的〈離騷〉為「〈小弁〉之情」說。他在〈離騷〉「怨 靈修之浩蕩兮」一語下補注曰：
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53
洪氏把屈原的憂怨與孔子的「詩可以怨」、孟子的「〈小弁〉之怨，親 親也」聯繫起來，肯定屈原「怨君」的合理性與正當性，「怨」實也是
「忠」的一種型式。據此，他從三方面來証成。首先，洪興祖指出，屈 原的「怨君」正是出於「憂君」，「怨君」與「憂國」是一致的。這種 說法有如孟子以「憂」來解舜之「怨」54，所謂「說怨猶有怨親可疑，
52《四庫全書總目》云：「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 據。興祖是編，列逸注於前，而一一疏通証明補充於後，於逸注多所闡發。」
53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民84），〈離騷經章句第一〉，
頁20。
54《孟子‧萬章》經由長息與公明高的問答解釋「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是 否「舜怨乎？」其文云：「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 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
憂則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愁字。」55如果說舜之憂是「不順於父母」，
那麼，「屈原之憂，憂國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
56洪興祖說：
遂古以來，天地事務之憂，不可勝窮。欲付之無言乎？而耳目所 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 變化，豈思慮智識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問，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興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國無人，莫我知也。
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問〉所為作也。太史公讀〈天問〉，悲其 志者以此。57
既然「耳目所接，有感於吾心者，不可以不發。」那麼，「按〈騷經〉
〈九章〉皆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
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 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 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 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55王麟州語，見《四書尊聞錄》，《四庫全書‧經部》第一八一冊，卷之十八。
此處轉引自吳冠宏，《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試詮》，頁72。
56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後敘補注〉，頁73。
57洪興祖，《楚辭補注》，〈天問序補注〉，頁124。
58即是說，屈原作品「託遊天地」、「以泄憤懣」，皆是有感而發的，
這種「憤」，決非為己「貪名」59之感，而是「憂國」、「憂世」之語。
落實在具體的詮釋時，如〈離騷〉「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 何傷」句下，王逸注曰：「眾人茍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
而洪補則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在〈遠遊〉「惟 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句下，王逸注云：「傷己命祿，多憂患 也。」洪氏則認為「此原憂世之詞」，故屈原之怨就非「俗情之怨」了。
顯然，王逸是從屈原個人命運遭遇而言的，洪氏則從屈原為國家為社會 時局而憂的角度來看，如此，個人情感的震動已發展為國家、民族興亡 情感的震動了。
其次，屈原之死，就不是「忿懟不容，沉江而死」，反是其憂國、
憂世的結果。在〈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句下，
洪興祖補注曰：「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
『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 時忿懟自沉也。」進而，在〈離騷後敘〉中說：
愚嘗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
58洪興祖，《楚辭補注》，〈遠遊補注〉，頁266。
59〈離騷〉「恐脩名之不立」句，王逸注云：「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 也。」洪補曰：「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頁16。
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沉。60 謂屈原以「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死生、毀譽所不顧也」。
將屈原擬為比干，則楚懷王即若紂王，屈原為心昭日月的忠臣就不言而 喻了。
對於，班固批評屈原不能「明哲保身」，洪興祖除了推衍王逸批駁 班固的意見外，又有新的發揮，以「同姓無可去之義」來回應。他在〈離 騷後敘〉也以問答方式論辯之，其云：
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
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
可乎？」曰：愚如此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
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 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 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之去之可也。
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 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 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61
60洪興祖，〈離騷後敘補注〉，頁72。
61同上，頁72─73。
寧武子、仲山甫、比干、微子等古人各處於不同的境遇，他們或如愚、
或明哲；或死或去都對，而屈原為什麼不可離開楚國或作其他選擇呢？
乃因一則「同姓無可去之義」，二則「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
同樣，在〈離騷〉「延佇乎吾將反」句下，洪補曰：「異姓事君，不合 則去；同姓事君，有死無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 悔而欲反也。」故「非死為難，處死為難。」洪興祖總結地說：「余觀 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 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62將屈原擺進「忠臣義士」的行列。
最後，洪興祖還提出「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63晁補之說：
「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又說屈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
同樣，洪興祖也將屈原聖賢化，說屈原「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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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興祖作《楚辭補注》完成於知饒州期間65，此時他正與秦檜作對，
觸嬰逆麟，自然有與屈原同樣的憂世情懷，同樣的歷史境遇，洪興祖結 合自己的人生體驗，反覆強調屈原的忠怨與「同姓無可去之義」，這何 嘗不是洪興祖滿腔憂國之心，從這一意義來說，洪興祖也實為「宋之同
62同上，頁73。
63同上，頁73。
64同上，頁73。
65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楚辭》十七卷」，云：「漢護都水者光祿 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
姓」，他在補注《楚辭》、描述屈原中獲取「正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