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的展覽展出的主題雖然是農具，然正如前述所言，物和其使用者之間 的關係也是展覽的內容之一，更何況在傳統農業的勞動型態之下，農民的身體 其實也可視為一件農具，正如李銳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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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銳：〈桔槔〉，《太平風物》，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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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來，被農民們世世代代拿在手上的農具，就是他們的手和腳，就 是他們的肩和腿，就是從他們心裡日復一日生長出來的智慧，乾脆說，
那些所有的農具根本就是他們身體的一部分，就是人和自然相互剝奪又 相互贈與的果實。42
反過來說，人的身體也是農具的一部分，二者結合，如同勞動機器般日復一日 地運轉。這種「物化」型態是農民在對抗自然、謀求生存的過程中必然的結果，
只是在現代化、城市化的衝擊之下，農民「物化」的程度和性質有了社會學上 更具批判性的涵義，亦即人及其勞動成了高度工具性的存在，甚至於成為可消 費、買賣的商品。
李銳小說中的農民即在不同的情況之下，面臨了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 物化型態，這是他對農民生存狀態的表現方式。〈石磨〉是《太平風物》中唯 一一篇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女主角翠花是被人拐賣而來到茹家坪的，然過去 的她竟是拐騙婦女販賣人口集團的主犯之一，誰也沒料到一向把其它女人當成 商品一樣販賣的她，最終也淪為別人手中的商品，成為男性滿足性慾的工具。
而此類事件中女性的商品化和物化其實也反映了貧困、偏遠的農村中男性婚娶 的困難，因為這些女性是被買來當妻子的，不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同 時也是為了滿足傳統農村中對於「成家」（傳宗接代）一事的強烈需求。〈顏 色〉中離土離鄉進城打工的玉明也把自己變成一件任人出價的人力商品。他曾 在車站廣場前的大螢幕上看見一則新聞：一個藝術家雇了120 個民工，讓他們 在廣場的觀禮臺上，光著膀子靠在立鏡前靜靜地曬太陽。藝術家說這件作品叫
「靜物」，「自己是想叫這個城市的人聯想起來這座城市和這些『靜物』的關 係」，43所傳達的訊息或許是：城市是人工打造出來的天堂，其中的基石就是 這些底層的小人物。玉明當然不會理解這些，而幾天下來，城裡人對他的漠視 讓他出於本能地、憤恨地道破其中的矯情和虛假：「我他媽才是個『靜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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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銳：〈前言：農具的教育〉，《太平風物》，頁 5。
43 李銳：〈顏色〉，《太平風物》，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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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就沒人看看我和這個城市的關係？」44觀禮臺上作為藝術品展示的農民工，
其實也不過是廉價的商品，為了滿足藝術家的創作而稍稍展現其價值。卸除藝 術展示的包裝，現實生活中多得是來自同樣背景的「靜物」置身在城市的一角，
但有多少人能夠獲得城裡人關注的目光呢？是以，進城農民工不得不自我「物 化」的結果，卻是難有銷路或是成為極其廉價的商品。
〈桔槔〉中的農民則是離土不離鄉，轉而以「撥焦炭」（偷火車運送中 的煤炭）作為掙錢的方式，兩人一組，「活像是某個車間裡安排有序、銜接嚴 謹的生產流水線」，45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了規律運轉著的人工機器。大滿更靈 機一動用麻繩把桔槔的一端繫在鐵道旁的電線杆上，又把另一側的麻繩綁在自 己手上，如此桔槔和大滿的身體就連成一體，成為又省時又省力的新型人工機 器，但也因此被突然加速的火車和被卡住彎成一張弓似的桔槔連扯帶甩地彈死 在路旁。大滿費盡心思提升自己的工具價值的結果，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並 貢獻出自己最後的價值――將新房和即將過門的妻子交由弟弟小滿來繼承。
其次，小說中有些農民卻連商品性、工具性，乃至於自我價值都逐漸失去 了。如〈樵斧〉中因工傷廢了一隻手的農民、〈扁擔〉中因車禍而截斷一雙腿 的金堂，他們也都是進城打工、把自己的勞動力當成商品出售的農民，然前者 售後因損壞而被棄，後者則是還未售出就已作廢。另外，〈钁〉中的歪歪一年 四季、每月陰曆十五的晚上都要爬到塬上用钁頭翻地，但他只開荒、不種地，
故也沒收成。歪歪這古怪行徑背後有個故事：當年誰也沒想過，一個從北京來 此下鄉插隊的女知青竟會嫁給歪歪這樣一個大字不識的窮光棍，可大革命結束 之後，女知青就帶著兩個兒子返回北京，把歪歪一個人棄留在村裡。從此歪歪 就患上了痴瘋病，每月十五夜裡的開荒，就像一場私人儀式一般，用來緬懷那 場夢幻的婚禮以及和知青們快樂歌唱的年代。钁頭雖然用以開荒，但歪歪的人 生還是那麼荒涼，他的「收穫」（兩個孩子）遠在北京城裡，而他只能不斷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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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李銳：〈顏色〉，《太平風物》，頁 162-163。
45 李銳：〈桔槔〉，《太平風物》，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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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在過去的夢中不願醒來，人生彷彿停滯一般，手上的钁和他自身都失去了生 產的作用，失去了作為農具、農民的生產價值。被女知青遺棄的歪歪，就像大 革命退潮後在沉積在灘上的沙礫般，微小而無用。〈殘摩〉中那盤拉散了架的 摩，是老人對自我價值的投射，他痛惜這陪了他一輩子的農具，也痛惜自己花 費畢生心血建屋蓋房、四世同堂的夢想就這樣被想作「城裡人」的兒女給背棄 了。那一連三幢的瓦房大院是他印證自我生命價值最實實在在的「證物」，如 今只剩滿院子的空曠蒼涼，徒留其被棄置無用的感傷。痛心的老人最終下了一 個決定，等他死了要把那些他親手栽的小樹苗、使用過的家具和鍁、鐝、鋤、
鐮、散了架的摩等農具和他一塊兒葬到土裡。此舉無異揭示了一個後繼無「農」
的時代。兒孫都不願務農、不願留在農村裡，誰還來接手它們？至於〈扁擔〉
中的金堂，他在城裡出車禍雙腿被截肢，照顧他的善心工頭也意外喪生後，他 生活無著落，無論如何還是想回鄉。為此金堂只能動手改造自己的身體，將自 己綁在扁擔和輪胎上以便移動。扁擔本作荷重物之用，如今金堂自己卻成了重 物，李銳口中「農具是農民身體的一部分」之語也以這一扭曲、可怖的身體意 象――「農具怪物」――的形象反諷地展示著。金堂的城中之行，最後落得人 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下場，其怪物之形象或許可說是當代社會語境中農民生存 狀態及其困境的一種極端化的象徵。
再者，「物化」一詞在中國古典漢語中具有「死亡」的意思，故此節所 謂的「物化悲劇」，除了社會學上的意涵之外，也指死亡的悲劇。如前所述，
這些農具小說最後的結局往往是充滿感傷或是悲劇性的，有幾篇小說都涉及死 亡，如〈袴鐮〉中伸張了正義卻被警方一槍斃命的有來、〈樵斧〉中憤世自沉 的僧人了斷、〈桔槔〉中意外慘死的大滿、〈寂靜〉中上訪未果而心灰上吊的 滿金，他們的死亡襯托出的是弱勢農民對於生存的苦苦掙扎和公平正義難以伸 張的委屈。而小說中瀰漫著的死亡的陰暗氣息，也反映了李銳在看待農村、農 民的現狀和未來時的沉重心情。此外，〈耕牛〉一篇中的死亡則在傳達傳統農 村與現代文明在觀念衝突上所造成的悲劇。耕牛雖是動物，但《王禎農書》也 將其列入「農器圖譜」。值得一提的是，農民與農具的結合是一體兩面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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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農民把自己的身體物化為工具的同時，很多時候在情感上也會把農具「人格 化」，視農具有如自己的夥伴或親人，特別是在對待耕牛時。小說寫因為口蹄 疫的關係，縣政府下令全面撲殺牛隻，農民紅寶無法理解也不捨懷著牛崽、親 如家人的耕牛黃寶被坑死，偷偷把牠私藏在荒廢的窯洞裡。未料一夜大雨，崩 塌的窯洞忽地就把熟睡中的一人一牛給埋了，紅寶對黃寶生死與共的承諾竟戲 劇性地一語成讖。牛隻從祭祀的犧牲品到成為農業勞動生產的一環（耕牛），
在農業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黃寶對紅寶的濃厚情感是農業文明發展中自 然形成的結晶，對照現代社會中人們對物品的快速汰換，這種人、物之間深厚 的情感愈顯真純而珍貴。然而問題在於，這份情感在面臨現代醫學觀念和公共 衛生防疫制度時就顯得不合時宜，紅寶和黃寶也因此成為傳統和現代觀念的衝 突之下無辜的犧牲品，這一深層的社會因素才是更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