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迄今，中國社會各方面已有相當劇烈的變化，這一轉型的過 程也使當代中國內在的問題和樣貌更形複雜。因此，改革開放後的當代中國本 身就具有複雜的層次，很難以單一著作或單面向的論述包羅整體，必須藉由不 同角度的多種論述辯證出當代中國的樣貌，誠如王曉明所言：「1950-1960 年代 建立起來的那種社會的整體性正在不斷崩塌，再要像過去那樣籠統地談論『中 國如何如何』，其實已經非常困難了」，而當前中國知識界的重要任務就是在 認識到中國社會內部充滿差異的前提之下，重建對當代中國的整體認識。58人 們對轉型期的「鄉土中國」的認識也是如此，畢竟中國幅員遼闊，各區差異性 大，同樣是鄉土農村，也會有不同的發展和變化。儘管如此，對當代「鄉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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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如〈樵斧〉中的斷指僧人與《中國青年報》中一篇關於號稱「五金之鄉」的浙江小 縣每年有多少農民工被工廠機器車床切斷手指的調查報導有關。〈扁擔〉的故事靈 感則來自新聞媒體廣泛報導的一位斷腿農民工爬行回故鄉的故事。現實生活裡邸家 河的煤礦廠的開發與興建，也成了小說裡工業化影響農村勞動力就業形態和農村人 文、自然生態的背景；李銳甚至還曾因工廠和村子的糾紛，替當地農民遞過上訪的 材料。上述李銳取材的現實基礎之說，可參見寧二的採訪：〈李銳：以方塊字面對 農具的消失〉，頁80-81。
58 王曉明：〈瀕臨「大時代」的中國：文化研究宣言〉，收於王超華主編：《歧路中國》
（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 年），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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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轉型進行切片式的闡釋仍有必要，文學自然也以自身的形式參與其中。
身為域外讀者，李銳的《太平風物》不僅是紙上的展覽館，也是紙上的「觀景 窗」，提供了觀／讀者一個觀看當代中國鄉土轉型及其問題的一個媒介，使其 在有限的視野和特定的面向中，對轉型期「鄉土中國」的形象有更為感受性的 理解。
「鄉土中國」的轉型，與中國長久以來對現代化／現代性的追求息息相 關，而「鄉土中國」本身在這一追求的過程中是一個矛盾而複雜的存在。因為 在現代化發展的改革思維中，「鄉土中國」一直是個異質性的存在，與之對立 的是「現代中國」，前者是線性發展的過去階段，必須除去並為後者所替換，
才能顯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59然在情感的層面，人們又為鄉村的破敗、鄉土 文明與文化的潰散、終結而痛心，或者將鄉土農村想像為恬靜美好的桃花源式 的存在，乃至於堅守鄉土文明的價值，拒絕接受鄉土的轉型與變遷等。如梁鴻 所言：「中國現代化轉型以來，鄉土中國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與心理結構 方面的變化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存在，難以用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衡量」。60是以，
在鄉土的轉型期中，如何重新想像一個「鄉土中國」已是眾聲喧嘩的狀態，很 難作出客觀且全面的描述和判斷。從不同角度和立場來思考，對「鄉土中國」
的敘述也會有所不同，也不免帶有某種程度的主觀性和想像性，只是程度高低 的差別。
《太平風物》是李銳在轉型期的「鄉土中國」的複雜樣態中所理解的一個 面貌。最令他有所感的情景是以下所述：
十八年來（引者注：1987 年首次讀到《中國古代農機具》至 2006 年），
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農民，鄉土，農具，等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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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參見梁鴻：〈「鄉土中國」：起源、生成與形態――以「世界史」的視野〉，《上 海文學》2012 年第 4 期，頁 99-104。
60 梁鴻：《中國在梁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前言：從梁莊出發〉，
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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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變的事物，正在所謂現代化、全球化的衝擊下支離破碎、面目全 非。億萬農民離開土地湧向城市的景象，只能用驚天動地、驚世駭俗來 形容。即便偏僻如大山深處的邸家河，也在煤礦的開發當中改地換天。
所謂歷史的詩意，田園的風光，早已經淹沒在現實的血污，掙扎，和冷 酷當中。儘管在呂梁山偏遠的鄉村裡，這些古老的農具還在被人們使用 著，但人與農具的歷史關係早已蕩然無存，衣不蔽體的田園早已沒有了 往日的從容和安靜。所謂歷史的詩意，早已淪落成為謊言和自欺。當初，
因為當過六年的「勞動人民」，因為親眼看到了什麼叫世世代代的勞動，
我深知，無論是以田園的名義，還是以革命的名義，把億萬人世世代代 綁在土地上，是這個世界最不人道、最為殘忍的一件事。一轉眼，我卻 又在通往「進步」天堂的台階上看見遍地的血淚和掙扎，聽見田園們赤 裸裸的哭聲。真正是一言難盡，真正是情何以堪。61
李銳的農具小說幾乎就是這段文字的反覆再現，也呼應了他的超文體拼貼是如 何有意識地將「歷史的詩意」與「現實的困境」並置在一起，展示的是「歷史 的詩意」如何被「現實的困境」所覆蓋，在整個國家社會一心追求的現代化發 展，和進入全球化體系的時代背景中，想像鄉土轉型的艱難之處和傳統農具歷 史的終結。
所謂「歷史的詩意」，指的是在過去的歷史中，鄉土總是被想像為美好恬 靜的田園，用李銳的話來形容就是「從容與安靜」。而「現實的困境」，無非 是田園的失去詩意。誠如其在小說前言中對照王禎所見的田園美景時的感慨：
「當然，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風景，就好像從綠洲來到荒漠，就好像看到一 通被磨光了字跡的殘碑，赤裸裸的田園沒有半點詩意可言」。62對田園書寫詩 意化的自省，一直是李銳看待田園自然、看待鄉土農村的一種觀點，在他的散 文論述或訪談中經常提到。如李銳在〈中國文人的「慢性鄉土病」――由「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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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李銳：〈前言：農具的教育〉，《太平風物》，頁6。
62 李銳：〈前言：農具的教育〉，《太平風物》，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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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與「田園」談起〉（1989）一文中就提到憫農詩與田園詩是中國傳統文人、
士大夫對鄉土的一體兩面的情感模式，至今仍左右著人們對鄉土的情感和審美 取向，有如一種慢性鄉土病。而這其中其實曝露了文化人與勞動人民之間的距 離，因為前者對田園的歌詠是很主觀的，未必能真正體會詩情畫意的田園景象 背後的辛勞生活，且他們對於農民的悲憫，也不無一種高高在上的情感施捨的 意味。這點是李銳在當了六年的農民之後所產生的自省意識。63人們總是習慣 性的將田園視為詩意的存在，經常忽視了那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美好、本 質性的詩意田園其實充滿現實的喧囂，李銳從個人的知青經歷和鄉土中國的劇 烈轉型所衍生的問題中體認到了這種詩意的虛假和尷尬性。從書名的「太平風 物」與書中農具展覽內容的強烈反差，就可意會李銳「『太平風物』何來『太 平』？」的質疑和對「鄉土中國」的詩意想像的反諷。64在《太平風物》中，
李銳也盡可能避免從詩意的角度描繪、想像鄉土中國的存在，然而在面對鄉土 的急速變遷和農民的大規模流動的現象時，李銳仍然忍不住要哀嘆田園的詩意 不再（「沒有了往日的從容和安靜」）。小說中農民對土地的眷戀之情，如
〈鋤〉中六安爺把「鋤地」當「過癮」所留下的一道禾苗勻整的美麗田園風景，
其實是不自覺的將這景象轉化為詩意的存在，用以抵抗農地即將消失的轉變。
因此，對於「歷史的詩意」這一點，李銳自己的立場也有點說不清的曖昧和矛 盾，更加凸顯了敘述和想像「鄉土中國」的複雜性。
從本節前述引文來看，李銳是在前後十八年間的歷史情境的對照中去理解
「鄉土中國」的變化。而談到歷史，談到人口的大規模流動，李銳一代的知青 經歷和當今農民工的進城恰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也從旁提供了一個反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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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李銳：〈中國文人的「慢性鄉土病」――由「憫農」與「田園」談起〉，《拒絕合 唱》，頁146-151。
64 與本文第三節討論「農具的器用之變」相呼應，《太平風物》的書名和內容也是一 種名、實不相符的狀態，因為李銳所展示的絕非農村田園的太平景象，傳統農具的 歷史更逐漸走向終結，可謂是從書名本身就體現了全書從形式到內容上的反諷性和 哀悼性。此點承蒙審查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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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向。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知青是在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 農的再教育」的號召下，大規模從城市流動到鄉村。李銳就是在這時期深刻體 察到生／身為農民的生活的重荷。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政策以經濟發展為中 心，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旗幟，逐步與市場經濟接軌，進入新 一波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特別是1985 年之後，經濟建設重心從農村轉 向城市，城市的快速擴張與國家經濟的高速成長其實是以犧牲和掠奪農村的資 源來成就的，這讓普遍本不算是富裕的農村經濟雪上加霜，農民只好主動或被 迫離開土地，從事非農工作，或者向城求生，形成了億萬農民湧向城市的大規 模人口流動。《太平風物》中有不少農民角色就是過著這樣「離土不離鄉」或
「離土又離鄉」的生活。這一特殊的「農民工」群體的形象及相關現實議題已 是轉型期的「鄉土中國」的想像與書寫中不容忽視的存在。
這一農民大規模向城裡流動的景象，對「鄉土中國」的存在和歷史造成 巨大的衝擊，如丁帆所言：「中國的農業社會結構在農民進城――這是中國歷 史上的最大移民遷徙運動――和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中開始了本質性的解
這一農民大規模向城裡流動的景象，對「鄉土中國」的存在和歷史造成 巨大的衝擊，如丁帆所言：「中國的農業社會結構在農民進城――這是中國歷 史上的最大移民遷徙運動――和鄉村不斷城市化的過程中開始了本質性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