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工員能覺知自立生活所需要的裝備嗎？
自立生活能力的培養需要多元配套，那麼在自立生活方案裡的社會工作者 在協助少年自立生活的過程裡，是否已經準備好去理解少年的自立生活景況是 什麼？與自己的自立生活歷程有何差異？
1.對日常生活的覺察
在研究團隊的實務觀察和經驗中，發現並非所有的社會工作者都是在準備 好的狀態下提供協助。尤有甚者，曾有安置機構的工作人員認為孩子離開機構 後，很快將積蓄花光是因為不知節制地花錢所致。但是當研究團隊與這些工作 人員逐一計算每個月的開銷時，工作人員才終於理解實際情況遠比他想像中的 生活必要開銷有了好幾千元的差距。也曾有自立生活少年在面對老闆的求職面 試現場，不斷地回頭向在現場向社工求救的情況。又或者，當自立生活協助方 案的社工不斷地要求自立生活少年要記帳以便學會理財時，請問社工自己會不 會記帳或理財？是因為收入比少年高所以不用記帳？還是因為社工已經懂得 理財？事實上，社工不一定要會記帳或理財，也不一定要能清楚說明自己的詳 細開銷是多少？求職面試時也不一定充滿信心和準備好答案。但獨自生活可能 面臨的挑戰是什麼？有否因為成長歷程中所具備的生涯資本不同，而失去了理
解少年自立生活需求的基本功課？研究者以為社會工作者有必要先協助自己 覺察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再談協助少年自立。
2.對華人或本土文化的覺察
西方對「自立」的定義，是否合適用於華人文化對自立的看法呢？Yeh, Liu, Huang, & Yang（2007）明確指出是存有文化偏誤，不一定適合用於台灣的華 人社會。這是因為在華人文化中重視的是家族主義，傳統家庭文化是共生、相 依（interdependence），即使子女成年後，親子在生活、經濟上也往往繼續維 持緊密的連結關係（吳麗娟 1998）。在儒家與孝道倫理之下，父母必須為子女 負起行為責任，也會涉入本該是子女自主決定的個人事務，子女在做任何決定 也必須考慮父母的想法（余德慧，1992；葉光輝，1997、2009）。換言之，華 人文化認為個體不必要對於從家族或家庭中獨立，這樣的文化與西方文化個人 的主體性、個體化與自主性非常不同。林惠雅（2007b）針對台灣大學生自主 發展的研究中，從親子關係的面向整理出五種自主發展歷程：1.從小到大自我 依賴，2.突然躍進，3.激進抗爭，4.試探後放棄，5.逐步漸進或局部自主。其中，
有些少年因為家庭緣故，必須從小開始照顧自己、做決定，並且常常無法自原 生家庭獲得情感支持，但其實他們並未準備好去做這些事情，在只能自我依賴 之下，他們很容易感到孤單與寂寞。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在實務場域中觀察到 安置機構少年有些相似：因家庭變故，要學會張羅飯菜餵飽自己、洗衣、打掃 等等，日常生活上自我照顧是具備的，但凡事自我依賴也讓他們更易孤單也渴 望被愛。研究也發現，大學生認為「自主」是個人所擁有的權力，例如個人的 主權、自由度；或者是自我的認知和決策能力，例如有主見、自我判斷、自我 決定、自我負責等等；除了「自主」外，也要考慮雙方的情況、和別人共存或 合作（林惠雅，2007b）。換句話說，同樣談的自立與自主，但是在華人社會的 文化脈絡底下，社會工作者恐怕要先釐清，華人社會裡對個人的自立生活主張 為何？倘若社會工作者協助的少年們並未獲得家族連帶的支持，我們要發展出
什麼樣的一套自立生活技能來協助少年？
（二）自立生活能力的培養不僅需要方案規劃，也需要社工員的個別協助與 關懷
自我效能影響個體目標的選擇、行動與否、付出努力的程度、面臨困難時 堅持多長時間，並思索是幫助還是阻礙自己 （Bandura,1997b）。而且，個體 的行為和情緒狀態也同時受到效能預期和結果預期的影響（Bandura,1997b）。
也就是當個體必須採取行動時，會衡量自己應付情境的能力，以表現適當的行 為，並判斷此項行為是否能獲得良好的結果。當自立生活少年透過許多協助方 案累積其生涯資本時，不論其後續的自立生活行動如何使其適應獨立生活，但 至少自立生活的信心（自我效能感）能夠幫助少年願意跨出自力生活的第一步，
也願意面對自立生活中的挑戰。
具體而言，Bandura（1977a）認為個體是透過四種途徑獲得對自己能力的 訊息而形成自我效能感，包括成就表現、替代經驗、言語說服、生理與情緒狀 態。因此研究者認為，若欲提升少年的自立生活信心，那麼關鍵將會是社會工 作者是否能在方案執行過程中，掌握這四個影響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來協助少 年。這不僅有賴於團體性質的方案，更需要社會工作者在一對一的協助時，儘 可能理解、關懷並提供適時的支援，讓社會工作者可以為其示範具備社會功能 的行為，也能夠成為有力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