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轉向建構中國
語言學者克里斯多(David Crystal)認為英語之所以會成為國際語言主要是因 為西方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因素，英語因此成為西方帝國思想與教育傳播的媒 介。例如在英國帝國殖民時代，其勢力範圍幾乎占領了三分之一的世界，而 十九世紀以來美國霸權的發展繼承了英國的勢力，鞏固了英語為國際語言的 優勢，也使得英語系國家的文化得以藉由語言的優勢向非西方地區傳播知 識、思想與宗教。請見 David Crystal,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 78-83。
許嘉等著，《「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169-170。
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宦鄉於 1987 年在上海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上便 曾提出「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此看法後來的提倡 者以北京大學教授梁守德為代表，他並主張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 應突出「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用法主要與改革開放建設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想法有關。然而，1990 年代以後，中國國際關係學 界自主意識的增強，則是透過對英國學派的關注，藉以反思美國國際 關係學之影響有關。使中國學者認為既然可以有國際關係研究的英國 學派，為什麼不能有中國學派？而這也是「中國學派」提出的背景之 一。75
事實上，英國學派對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任曉認為在於中 國大陸的學者較過去更多地接觸英國學派的作品與思想，加上英國學 派的主要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以及學界對英國學派進行系統性的研 究，使中國大陸學者不僅對英國學派的人文底蘊及歷史視角相當欣 賞，並從中獲得不少啟發。76例如秦亞青便表示，社會理論的文化地域 胎記是必然的。英國學派發源於英國，根源是歐洲國家的國際關係和 外交歷史、歐洲社會的法律和契約經歷等。沒有這些特殊的集體記 憶，就難以產生英國學派。加上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競爭性減 弱，國際社會的必要性加強，以國際社會理念為硬核的英國學派獲得 相當普遍的認可。他亦將此內化為中國學派所需的兩個特徵：起源於 中國的地緣文化語境的理論；在發展中又能獲得普遍性的意義。77龐中 英則認為，以英國為基地的國際關係理論對以中國為基地的國際關係 理論應該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鑑意義。例如，不僅是國際社會理論本
任曉，〈走自主發展之路－－爭論中的「中國學派」〉，《國際政治研究》
（北京），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17-19。
任曉，〈走自主發展之路－－爭論中的「中國學派」〉，頁 19。
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8-9。
身，而是這種理論的出現和演變，也許對中國具有一定價值。同時，
在最關鍵的問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缺少可以進一步學術化的概念，
龐中英認為英國學者能夠依靠國際社會概念發展出英國學派，中國大 陸學者能否藉由自己所提出的概念發展出一套全球化下中國對於國際 關係的認識體系？而這也涉及中國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秩序。78此 外，任曉回顧英國學派的發展歷程，亦總結出幾點可供中國大陸學界 參考學習之處：第一，走自己的路；第二，以學術志趣聯絡同道，逐 步發展學術思想；第三，重學術傳承；第四，注重以論文形式反映其 研究成果；第五，鍥而不捨，不懈努力。79不過，亦有學者對中國大陸 學界在借鑑英國學派經驗時，必須注意英國學派不為美國主流所承認 的現實。80
雖然中國大陸一些新生代學者要以英國學派為學習目標以尋求有 中國視野的國際政治研究與核心價值，但中國學界對英國學派的發展 仍提出兩個批判：第一，英國學派太過強調歷史途徑而忽視科學實證 方法是因噎廢食的作法，認為在學術研究上必須人文歷史與科學並 重，才能更趨向完整解釋國際關係；81第二，英國學派太強調歐陸傳 統，英國學派所表現出來的是白人中心主義或是歐洲中心主義，這將 有失學術研究的客觀價值性。82
龐中英，〈開放式的自主發展：對英國國際關係的一項觀察－－思考中國國 際關係理論的方向〉，《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6 期，2003 年 6 月，頁 24-25。
任曉，〈向英國學派學習〉，《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7 期，2003 年 7 月，頁 70-71。
魯鵬，〈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6 月，頁 55。
秦亞青，〈第三種文化：國際關係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世界經濟 與政治》（北京），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9-20。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78。
雖然中國對英國學派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從英國學派的發展於主 流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之外並保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就這方面來看，似 乎也帶給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啟發，並從中學習英國學派在國際關係研 究中建立本身的國際視野與核心價值。83在中國擁有獨特的歷史與文化 經驗為前提之下，這讓中國學者去思考是否應該盲目地追隨西方的研 究成果，以及是否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能像英國學派一樣走出自 己的特色。84關於這個問題，中國學者郭樹勇認為這是一個「文化自信 心的問題」。85然而，從上述亞加雅與布贊的觀點可知，發展中國學派 不僅僅是個自信心問題，這還包括許多層面之問題，包括：
第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之崛起，缺乏以國際化的中國文化傳統 與語言為背景條件。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東亞霸權，並曾以儒家 文明的優勢建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 of
Sino-centrism)，或稱之為「準國際體系」(Quasi-international System)，
以維持古代東亞體系內各國互動的制度化機制。86然而，中國自從明代 後期沒落以來這個體系就形同虛設，使得中國文化與華語的傳播僅限 於東亞大陸而並未向外擴張。再加上西方的迅速崛起、文藝復興，以 及工業化的過程，這歷史過程使得西方文明優勢對現代世界造成相當 程度的影響遠遠高於中國文化。
第二，當今世界還是西方國際關係論述的影響之下，中國對國際 關係看法與思想對世界國際關係研究之影響相當有限。由於大部分的 國際關係研究還是以西方世界的思想方法為依歸，在中國國際關係研
任曉，〈向英國學派學習〉，頁 70-71。
譚秀英等，〈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熱點問題研究述評〉，《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13。
郭樹勇，《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9。
Yongjin 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Beyond (Oxford: St. Anthony’s College, 1998), pp. 7-8.
究的思想與語言尚未全然地突破西方文明對全球思與言的影響時，要 形成中國理論與學派的可能性相當低。因此，也有中國學者反對提
「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對此，梁守德則認為其原因主要可歸納 為：第一，國際政治學理論是普遍適用的科學，要力圖克服民族主義 的障礙，提中國特色是不科學的；第二，中國特色是一個政治意識形 態概念，學術研究不能照搬；第三，突出中國特色會陷入理論的實用 性，易出現片面性，削弱理論的學術性，有可能造成理論的停滯性；
第四，特色的形成，並非預先的設計，而是有賴於理論自身發展的成 熟；第五，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本身就帶有中國特色，何必要特別突 出。87
第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缺乏核心論點。一般而言，理論是個抽 象且具有知識取向的定義(Knowledge-oriented Definition)。其界定有 兩個面向：一個是以美國對理論的硬性「實證定義」(Positivist
Defi-nition)，強調科學與變項的理論結構；二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柔性的非實
證定義，重視歷史與哲學。而中國對理論的定義則包含了「行動取 向」(Action-oriented)與知識取向的界定兩種。前者是屬於政策行動的 方針，如毛澤東的一邊倒理論與鄧小平的和平發展理論等；後者與英 國學派相似，解釋世界的觀點偏向文化歷史途徑，例如當今中國倡導 的和諧世界理論。88基本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都有其核心論點，像是 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觀念，以及美國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結構認知 等。雖然中國學者強調其擁有儒家的世界觀，但在這傳統的基礎上建 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仍尚未被廣泛的接受。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
《國際政治研究》（北京），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3。
對中國而言，和諧世界的外交方針並非無中生有，其除了有中國傳統儒家文 化哲學的背景因素之外，這概念主要是繼承於周恩來在 1955 年的萬隆會議 上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除前述三項問題之外，還需注意地是，研究社群的認定問題。若 要發展中國學派，必須是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經驗下所生成的。在建構 中國學派時，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性工作是要由認同中華文化歷史的 學者所作出的，其內涵包括中國看待世界及國際關係的方式與獨特眼 光，涉及中國置身於國際互動關係之中所獲得的經驗、情感和期待。89 就研究者而言，必須透過利用自身與中國文化的關聯，從中國歷史文 化的視角研究中國的國際觀，而非是以西方的世界觀或國際關係理論 來看中國。90就理論的建構方向而言，必須有助於解決中國在 21 世紀 所面臨的國際局勢變遷與挑戰，同時必須著眼於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
除前述三項問題之外，還需注意地是，研究社群的認定問題。若 要發展中國學派，必須是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經驗下所生成的。在建構 中國學派時，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性工作是要由認同中華文化歷史的 學者所作出的，其內涵包括中國看待世界及國際關係的方式與獨特眼 光，涉及中國置身於國際互動關係之中所獲得的經驗、情感和期待。89 就研究者而言，必須透過利用自身與中國文化的關聯，從中國歷史文 化的視角研究中國的國際觀，而非是以西方的世界觀或國際關係理論 來看中國。90就理論的建構方向而言，必須有助於解決中國在 21 世紀 所面臨的國際局勢變遷與挑戰，同時必須著眼於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