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研究中「英國學派」典範及其
對建構「中國學派」之啟示
黃恩浩
（墨爾本大學政治學博士）陳仲志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摘
要
獨立於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外的英國學派再次興起，已受到 國際關係學界的矚目。該學派是以國際社會研究為核心，對國際現象 進行分析，主要特色是以人文、歷史與多元的方法來詮釋國際政治。 近年來，此學派已經影響中國學者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反思。隨著中國 在國際政經領域的快速崛起，使其國關學者試圖去建構具中國特色的 國關理論。對此，本文乃嘗試從英國學派發展經驗探討中國國際關係 學派形成之可能性。 關鍵詞：英國學派、國際社會、中國學派、歷史研究途徑、方法論多 元主義壹、前言
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迄今，「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或 被稱為傳統學派）在國際關係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再次復興，已經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在這二十幾年間，這個學派社群的成員們已經 發表了相當數量的著作，並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上建立了一定的理論 地位。在此學派的著作中，除了有些是針對美國現實主義的批判外， 大部分主要是朝向走中間路線的國際關係研究。大體上，英國學派對 國際關係論述的核心主要是建立在對國際現象中庸(Via Media)的詮 釋，既非朝向悲觀的現實主義，也不偏向樂觀的理想主義。此學派的 發展之所以對美國主流現實主義理論造成挑戰的主要原因是，美國主 流現實主義在解釋國際現象上出現了理論上完整性的問題。具體而 言，結構現實主義已經無法充分地解釋前蘇聯瓦解後的「後冷戰時 期」中的國際局勢變化與當代全球議題，其侷限就在於現實主義理論 主要是從國際結構來檢視國家行為，亦認為國家是國際結構主要的單 元，而非個人，因此無法解釋國家內部因素對國家外在行為的影響。 舉例來說，美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前蘇聯瓦解的內部因素，東西德為 何能夠統一之原因，也不能解釋再次發生的巴爾幹衝突與盧安達的種 族屠殺，更無法解釋最近的國際恐怖主義現象等。1此現實主義理論的 侷限性，的確帶給了英國學派再次崛起的契機。 在對國際現象的論述中，英國學派主要以國際社會為研究概念， 且以多元的研究途徑來進行國際關係現象詮釋。此學派並沒有嚴格的 瓦茲(Kenneth N. 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著重物質因素與機械式的科學方法 來分析國際關係，其主張國際的權力結構主要是由強權所決定，所以當強權 間權力結構發生變化時，國家行為模式也會因而隨之變化。但是因為無法解 釋國家行為模式變化的內在原因，亦無法解釋非國家行為者對國際關係的影 響，該現實主義理論在後冷戰時期便開始受到多方非主流國際關係學派的質 疑。雖然該主流的美國現實主義在解釋國際關係有其方法論上有侷限性，且 不同現實主義理論有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在現實主義已經是一個研究典範的 基礎上，並不影響其存在性。請見 Steve Smith, Ken Booth &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03-218。
行為科學實證主義(Positivism)之限制，這使其解釋國際關係的範圍更 為寬廣，但這也是其遭致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批評的重點所在。從 近年來英國學派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發展，已經對中國學者在 國際關係研究的反省與思考方面造成相當程度的刺激。不可否認地， 美國作為世界的政治經濟霸權的確影響到其在全球學術上的主導權， 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也當然受到美國的影響。然而，隨著中國在國際上 的崛起及其綜合國力的提升，這背景使得中國學者在國際關係研究 上，開始試圖走向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而英國學派的崛 起似乎給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有所啟發與借鏡，這現象可從近十幾年來 在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期刊、論文與文獻對英國學派的介紹與研究之 著作中可以大致上發現這一趨勢。2 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正朝向學習英國學派，並積極建立中國國際 關係學派之趨勢中，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究竟英國學派崛起的基 礎何在？與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差異為何？中國國際關係研究能 夠像英國學派一樣在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典範之影響下走出自己的 道路嗎？為能清楚地探討這問題，本文首先探討英國學派的發展特色 及其與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研究之差異後，再針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 發展進行分析，並探討英國學派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影響與啟發， 最後探討中國學派形成之可能性。
貳、英國學派基本概念與發展
國際關係研究中「英國學派」一詞的出現主要是在 1980 年代初期 相較於中國大陸而言，我國在英國學派方面的研究成果則略為有限，分別為 蔡政修，〈國際關係英國學派之理論評介：兼論其與建構主義和建制理論的 異同〉，《亞太研究通訊》，第 6 期，2008 年 7 月，頁 153-184；姜家雄， 〈國際關係中的英國學派〉，《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 12 月， 頁 181-201。之後英國的國際關係研究，這學派在早期是由「英國國際關係研究會 議」(British Committee for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的成員所組成，3其目的主要是致力於以歐洲歷史文化經驗為中心的國
際關係歷史研究，並且獨立於美國國際關係主流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 學派之外的一個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社群。雖然名為英國學派，但其重 要成員卻不只來自於英國，更包括來自於其他不同的英語系國家，如 澳洲、加拿大及南非。其中，被公認重要的指標性英國學派學者有懷 特(Martin Wight)、布爾(Hedley Bull)、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沃森(Adam Watson)、曼寧(Charles Manning)、鄧恩(Tim Dunne)、 蘇格拉米(Hidemi Suganami)、文森(Raymond J. Vincent)、利特
(Richard Little)與布贊(Barry Buzan)等。更值得注意地是，這個學群
曾經在 1960 年代因持著對科學主義懷疑的態度與美國行為主義進行方 法論上的辯論，因而在當下被學術界稱之為國際關係傳統學派。4之 後，因為在美國實證主義與國際關係研究全球化的影響之下，該學派 的聲音因而沉寂至 1980 年代。 關於英國學派的存在與否的問題的辯論，主要是由學者瓊斯(Roy Jones)首先提出，在他 1981 年發表的〈國際關係英國學派之目的〉一 文中，他首先使用英國學派一詞來描述獨立於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 研究之外並發起於英國的這個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學群。5他在該文中曾 討論幾個關乎此學派的構成問題後，英國學派才真正受到重視。這些
Caroline Kennedy-Pip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ialogue beyo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October 2000, pp. 748-749.
Robert Jackson & Georg Sørense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0.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St. Antony’s
關鍵問題如下：6第一，是否真有這樣的學派存在？第二，此英國學派 之名稱是否適當？第三，其重要的成員有哪些？第四，與其他的學派 相異之處為何？第五，有哪些優缺點？這些問題在當時的確引起攸關 此學派是否能立足於國際關係研究的決定性爭論。但在另一方面，這 些問題亦強化相關學者對此學派思想的建構，進而使其日益蓬勃發 展。雖然英國學派的名稱早已有之，但其學群的確立主要是於 1999 年 的英國國際研究年度會議中，由英國學者布贊提出「再召集英國學 派」(to Reconvene the English School)的號召之下而促成一股英國
學派國際關係的研究風潮。7此後，在學術界更出現了相當多關於英國 學派國際關係研究議題的出版著作與研討會論文。從此學派的作品中 可以發現幾個具有特色的重要概念，歸納如下：
一、英國學派三大傳統
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研究相當強調方法論上的反科學實證主義與本 體論上的反現實主義。更確切地說，此學派乃是堅持以人文的視野來 研究國際關係，並反對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只強調理論通則的建構。在 研究方法上，該學派更重視國際事件的「詮釋」(Interpretation)，而不 強調對國際事件的「預測」(Prediction)。雖然這學派在國際政府狀態 的立論根基上與現實主義有著共同的命題，但是不以理論建構的方式 將現實主義簡化，這些都是英國學派與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最大的 不同點。8因此，英國學派的學者大多被稱之為國際關係思想家、歷史Roy E.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7, No. 1, January 1981, pp. 1-13. Andrew Linklater & Hidemi Suganami,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13.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學家或政治哲學家，而非是政治科學的理論家。 英國學派思想有三個淵源：第一，霍布斯主義或馬基維里主義 (Hobbesianism or Machiavellianism)—現實主義；第二，格勞秀斯主 義(Grotianism)—理性主義；第三，康德主義(Kantianism)—革命主義。 此學派相當重視理性主義的特色，這主要是來自於對人類在前契約自 然狀態中社會特質的理性假設，並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對抗與合作共 存的自然狀態。9雖然人類的自然本質是如馬基維里式(Machiavellian) 或霍布斯式(Hobbesian)之現實主義所描述的以權力至上且好鬥爭，但 是也有理性的一面。在人類社會化的過程中，人類在一定程度上會經 由理性思考而採取如洛克(John Locke)所說的社會契約方式來規範其 政治、社會與軍事的行為，在國際上則亦可以透過格勞秀斯理性的國 際規範來確保國家主權。10更進一步地說，如同人類組成社會一樣，國 家在理性基礎上也可以建構成國際社會，或是最後走向以人為中心的 康德式(Kantian)世界社會。11 在此思想的前提下，學者懷特將這以歐洲為中心的思想區分為 「現實主義」(Re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革命主義」 (Revolutionism)，並將這三大思想稱之為英國學派的三大傳統，其中， 革命主義又被稱為「救世的普世主義」(Messianic Universalism)。12 英國學派對現實主義的命題主要是從權力政治與國際體系的角度來探 討世界，從國家主體中心與無政府的國際體系角度來思考國際關係，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pp. 58-59.
Hedley Bull, “The Grotian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p. 51-73.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92), pp. 22-23.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n)與瓦茲(Kenneth N. Waltz)等人的論述 也都反映了這個觀點。而革命主義的世界觀主要是要呈現一種世界社 會，它主要是強調從人的角度（反對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看世界，也 想要尋求用國際體系之外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重組人類社會，這因此 又被稱之為世界主義。 就此學派而言，理性主義主要是用於闡述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 展，而當今英國學派國際關係主要的論述大多集中於此部分，國際社 會因此成為英國學派論述的中心。在此學派的三大思想中，理性主義 可以說是現實主義與革命主義中間的媒介。這也使得英國學派不像大 部分經典的國際政治理論那樣，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確立一個 研究定位，而是走中間路線。這學派也不追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把 國際關係視為一個體系，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型態，主張用社會學 的角度來詮釋國際關係。基本上，將國際關係視為一種社會型態的觀 點與視為一種體系的觀點是不相同的。體系的觀點主要是奠定於國際 間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強調權力平衡。然而社會觀點則是奠定於國際 關係仍存在某種社會秩序的命題，這社會秩序並包含著規則、規範、 制度、信條與文化等，而英國學派的理念就是在探索這個國際社會秩 序。 值得注意地是，懷特認為這三大傳統並非三個涇渭分明的概念， 而是一個相互連結且影響的整體概念。13在這國際關係研究的三大傳統 思想被建構之後，後繼的英國學派學者們就據此提出相對應於這三大 傳統的三大概念：「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國際社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與「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這三個傳統 哲學概念透過從「多元主義」(Pluralism)
至「社會連帶主義」(Soli-darism)的辯論過程，探討國際社會形成之可能性而相互連結，尤其是
David S. Yost,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2, April 1994, p. 267.
解釋在國家體系中之共同規範、制度與國際法之實際與可能的擴展，14 最終形成了國際關係研究典範(Paradigm)，奠定英國學派在國際關係研 究中對國際社會思維方式的根基。15就多元主義而言，其主要是連結現 實主義的國際體系與理性主義的國際社會。學者巴特菲爾德主張這國 際多元主義有三層含意：16第一，國際間多種制度與價值觀並存；第 二，要通過審慎的外交以實踐國際共存；第三，要建立一個可行的國 際秩序。從他的觀點可以知道國際多元主義主要是以建構國際共存秩 序以解決體系對抗的問題。17再者，社會連帶主義的作用主要是連結國 際社會與世界社會。英國學派認為國際社會的發展方向是進步的，能 夠超越國際間國家共存的邏輯，並走向更具人類合作的模式。而今日 歐盟的發展就此學派而言，就是一個連帶主義的例子。 表 1 為英國學派三大傳統之概念架構的呈現，虛線分隔是表示這三 大傳統是相互連接，而非是涇渭分明的概念。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5.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pp. 6-10.
Herbert Butterfiel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hristian View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pp. 77-78.
周貴銀，〈基督教、歷史與國際政治—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的國際關係思 想〉，《歐洲研究》（北京），2005 年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14-15。
表 1 英國學派三大傳統 傳統 分類 現實主義 理性主義 革命主義 傳統思想 霍布斯哲學 格勞秀斯哲學 康德哲學 歷史觀 悲觀 理性規範 樂觀 知識論 實證途徑 建構途徑 普世主義途徑 方法論 物質主義 歷史主義 批判途徑 核心概念 無政府狀態 主權國家的權力鬥爭 國際規範與秩序 國際社會互動 人類共同體 人類共同價值 多元主義 社會連帶主義 本體論 國家中心的國際體系 國家中心的國際社會 人為中心的世界社會
資料來源：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10；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p. 471-488；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92), pp. 12-24。
二、理性的現實主義
就國際無秩序狀態而言，摩根索與瓦茲均認為失序的國際狀態都 是與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相對應的，亦即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求生存的方 式不是追尋求安全就是追求權力，國家間的合作是不存在的，存在的 只有權力平衡。然而，雖然英國學派的國際觀並不否認國際是一個 「無政府社會」(Anarchical Society)，但也不同意現實主義國際無政 府狀態的國內類比法。換言之，英國學派認為，將人類間鬥爭與國家 間戰爭相類比是不妥當的，永久對抗的狀態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國際關 係。如同學者布爾指出，人類的生活具有一定秩序，人類會在生活中 尋求秩序以確保自身安全、保障其財產權、遵守社會契約並且遠離暴 力威脅。在理性的基礎上，國際關係因此不會只是停留在機械結構層 次的國際系統，而會進一步向國際社會的方向發展。18布爾認為「國際社會」的形成是在於當國家「意識到他們之間有 著共同利益與價值觀，在互動中意識到彼此關係中的一套共同規則， 並且願意遵守這共同的互動制度，因此國家間有秩序的互動就形成了 國際社會。」19在布爾的論述基礎上，布贊與沃森更進一步將國際社會 界定為「一組國家，不僅形成了一個國際體系，而且透過在彼此的互 動與同意下，制定了指導國家間關係的共同規則與制度，並且都認知 到維護這些制度的共同利益。」20布贊也指出，國際無秩序狀態的邏輯 不僅能迫使國家之間相互合作以避免進入一種戰爭狀態的循環，可以 產生共同的規則與制度以對彼此造成約束，並進而促使國際社會的產 生，而且當國家能理性地認知到經濟的重要性時，就會制定出避免戰 爭的規則。21在英國學派中，國際體系是一個重要但並非核心的概念， 國際體系最終要透過人類文化的共識形成國際社會。鄧恩就指出這種 社會的「合作安排是為了確保國際成員間彼此的利益。」22換言之，此 學派認為只要國際體系中的制度和規則產生規範性作用，國家行為體 也意識到這種共同的價值，國際社會就因此形成，並且有可能向世界 社會方向邁進。23
因此，此學派亦被稱為「國際社會學派」(Interna-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xiii-xiv.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 13. Hedley Bull &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1.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3, Summer 1993, pp. 327-352.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p. 10.
Adam Watson, “Hedley Bull, States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tional Society School)。24 就國家行為與權力平衡而言，英國學派迴避「非歷史主義」(Ahisto-ricism)的觀點，並假設在不同的國家體系中會發展出不同的國家行為 模式。例如，國家行為在古希臘時代與古義大利時代的「城邦體系」 (City-states System)，甚至於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與歐洲「國家 體系」(States System)相較之下都是截然不同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發 展出權力平衡理論。因此，英國學派主張立足於歷史或比較的方法才 能更有效率且更深入地進行國際體系研究，這種強調歷史而非理論的 觀點就是英國學派的最大特色。再者，英國學派認為國際秩序與國家 行為並非取決於以物質為基礎的權力平衡與分配，而是取決一套的國 家間共同的認知與規範。就無秩序狀態的假設而言，此學派認為權力 平衡與戰爭是維持國際社會秩序的重要但非必要之條件，因為在此學 派的眼裡，這兩者的目的是為了體系的和平與穩定，這是國際社會運 作的過程。由此觀點可知，戰爭的發生並不意味著國際社會的瓦解， 而是在國際社會中藉由戰爭以維持權力平衡、國際秩序與國際法。25簡 言之，在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中，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是相結合 的，雖然國際社會不像國內社會有一個權威以維持秩序，但是也不能 以國內社會的模式套用在國際社會上。26儘管在國際社會中的現實層面 與社會文化層面交互影響之下，即使各國在沒有共同價值利益與一個 共同政府之狀態中，也能產生國際合作與規範。這個情況的發生，主
Dale Copeland,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English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No. 3, July 2003, p. 439.
Martin Wight,“Western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 103.
Kai Alderson & Andrew Hurrell, “Bull’s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Kai Alderson & Andrew Hurrell, eds, 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要是因為國家之間都在理性思考下，積極避免戰爭並尋求共同安全的 雙贏可能。
三、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
整體主義(Holism)是一種社會學傳統方法。與整體主義相對應的 就是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一種經濟學傳統方法。27 個體主義就是將個體作為分析社會現象的基礎，而且在個體主義的方 法中，所有集體的社會現象亦可化約為個體的描述。因此，對個體主 義而言，所有的社會集體行為或整體形式概念都不是實體，其中具代 表性的思想就是孔恩(Tomas Kuhn)與波普爾(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思想出發的美國實證主義。28整體主義則強調社會整體才是真實的，個
體不能脫離整體而存在，個體的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結構，對社會人 文的研究因此要從整體觀點出發，代表性人物為涂爾幹(Emile
Dur-kheim)、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與馬克思(Karl Marx)。美國現 實主義學派基本上都是採取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將國家視為個體並將
國際體系視為由個體組成的結構。29英國學派則採取整體主義的方式對
國際社會進行分析，重視從宏觀歷史的面向探討超越國家的規範、共 同價值觀念、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等條件對國際社會整合與維持的功
能。30換言之，在整體主義為主的方法論中，英國學派主要從歷史的廣
François Dosse, Empire of Meaning: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Hassan Mele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249.
François Dosse, Empire of Meaning: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81-8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91.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 91.
度來探討哲學與規範的問題，而非科學與途徑的問題。此學派所採整 體主義的方法論，因而被稱為歷史哲學。31因此，在英國學派的文獻 中，整體主義亦為其主要國際關係研究主要的特色。
四、多元主義與社會連帶主義
在英國學派三大傳統中，多元主義與社會連帶主義是兩個極為重 要的連結概念。如上表所示，前者是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連 結，後者是理性主義與革命主義之間的連結。英國學派的典範認為以 國家為主體的多元主義將會過渡到以個人為主體的社會連帶主義。此 學派對國際關係的論述因而從對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分析，擴大至對國 際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之探討。 對國際多元主義觀點的探討，乃是其早期的國際社會概念立論之 根基。在現實主義的影響下，多元主義認為國家各有其利益與價值的 獨特性。32國家間互動並不會呈現出某種國際社會的一致性，而是在國 家主權與互不干涉的基礎上達成最低的共識，但這並非是實質的國際 合作。33 隨著近年來國際社會理論不斷的發展，以及對康德世界社會哲學 的研究，英國學派的成員越來越關注以國際社會連帶主義的角度來詮釋國際間合作、整合與統一之現象。社會連帶主義強調以「人道」(Hu-manity)為主的「普世價值」(Cosmopolitan Values)，34主要認為社會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p. 33.
James Mayall, World Politics: Progress and Its Limits (Cambridge: Polity, 2000), p. 14.
Raymond J. Vincent,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49.
是一個有機體，其不僅作為所有社會成員（個人）的整合與合作之集 合，亦是社會建構最基本的要件。再者，國家和律法都是在以人為基 礎的社會制度與規範上所建立的。因此，這個概念在英國學派中就成 為研究與解決國際社會秩序問題的基本概念。35 在社會連帶主義的文化層次，此學派相當強調國家與傳統文化思 想的必要性，其主要是指不同的地區會有不同的文化道德規範，要理 解其中的差異就必須從不同的歷史背景中探討，而此文化的差異性也 會在國際社會中顯現出來。36此學派更強調，對體系內國家行為模式的 了解必須先了解國家文化的意念，因為文化概念不僅支撐了國家行 為，也支撐了國家在國際體系內互動模式。37例如，在人權問題上，不 同的民族國家就會有不同的人權觀，要理解一個國家的人權就必須先 探索其特有的歷史文化。38此學派亦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間 文化界線已經不再是一道絕對的城牆，人權與生態議題在全球化的過 程中已經成為普世價值，而如何在絕對性的國家主權與普世性的人權 價值之間找到平衡點，乃是國際社會發展之重要課題。39國際社會連帶
Andrew Linkla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24.
Andrew Hurrell,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within the English Schoo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 490.
Barry Buzan &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9-30.
Raymond J.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7.
同理可證，從英國學派的觀點，國家戰略文化與軍事行為的研究上也要從不 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去分析，因為國家的戰略文化亦會呈現在國家於國際間的 行為。所以要找出一個超越歷史且符合科學實證的戰略文化通則來解釋國際 上不同的國家戰略行為，將會抹滅了各國在戰略文化上的特殊性。
主義是以多元主義為基礎的概念，觀察國際關係絕對不是僅僅在國際 體系中的國家安全與權力之面向上作分析，尚須考慮到國際社會中其 他互動要素，像是人權、文化、生態環境、外交、國際法、道德等。 簡而言之，在英國學派的觀念中，國際社會主要是靠國家間共同的利 益、價值、認同與制度來維持。這個觀念更影響了美國國際關係「建 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發展。因此，不難理解鄧恩為何提出英國 學派是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先行者的說法。40
五、英國學派與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之差異性
從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史出發可以明白到，國際關係理論與學派 的發展跟國際霸權在國際關係中的定位絕對息息相關，而且霸權對國 際關係論述基本上也表達了它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與對國際事務 的看法，在學術全球化的過程中更影響了各國國際關係研究的途徑與 方法的發展。 就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而言，其主流現實主義對國際關係的核 心看法主要是在探討美國霸權地位的維持及美國角色與國際體系之穩 定。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美國的現實主義大致已經歷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從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70 年代，以摩根索的古典現實 主義(Classical Realism)為代表，主要在探討如何極大化國際上國家物 質權力(Material Power)與維持國際間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問 題。在這時期中，對美國領導地位的威脅主要是來自前蘇聯強大的政 治與軍事實力，因此，在此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集中於如何因應蘇聯威脅的論述之中。41第二階段是 1970-1980 年代，美國
Tim Dunn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3, September 1995, pp. 367-389.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8), pp. 30-34.
在此階段中經歷了越戰、國內經濟蕭條與全球石油危機。因此，在對 美國權力維持的論述上，許多學者乃集中探討霸權的興衰，在美國內 部也因此產生瓦茲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與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的新自由制度主義之不同看法。前者強調安全與霸權維持 的關係，而後者主張霸權的維持需要靠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與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42第三階段是自 1990 年代迄 今，美國主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在後冷戰時期維持其國際地位與權 力。此階段現實主義的論述以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 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為代表，認為維持霸權安全的手段就是不斷 的擴張以防止其他強權崛起的威脅。43而新自由主義則以奈伊(Joseph S. Nye, Jr.)為代表，強調大國安全的維持靠硬權力是不夠的，還必須
靠柔性權力(Soft Power)的強化。44再者，以溫特(Alexander Wendt)的
國際社會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在 1990 年代的發展，似乎也呼籲著 美國的國際地位維持還需要建構國際上觀念、認同、文化的重要性， 他認 國際體系的物質性結構只有在非物質的社會觀念結構的框架中 才能具有意義。45由上述扼要的分析中可以發現，即使美國在不同時期 內部有不同的自由學派產生，現實主義一直是美國國際關係研究的主 流學派，其發展亦與國際關係變化及美國霸權地位的維持息息相關， 重要地是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因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所以都在企 圖建立一個超越歷史的科學理論與通則。
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37-354.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p. 18-49.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5-1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8-278.
其次，就英國學派的發展而言，它並不受到實證主義的影響，而 是主要以歷史的途徑解釋與探討國際社會與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其不 僅重視國際關係中的物質層面亦相當重視規範與文化層面。此學派主 要發展於二次戰後，到 1980 年代才又漸漸復興並整合起來。在 1950 年 代，懷特在卡爾(E. H. Carr)對國際關係理論之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 分類中加入理性主義(Rationalism)，並在霍布斯現實主義與康德世界主 義的傳統中加入格勞秀斯思想，為英國學派奠定論述基礎。就英國學 派與美國現實主義之比較而言，從懷特的思想中可以了解到美國現實 主義與英國學派的基本差異，美國現實主義注重以科學實證主義的方 法分析權力與霸權的建構與維持，而英國學派則強調用方法論上的多 元主義來建構國際社會的可能性。根據布贊的研究，英國學派的發展 可以分為四個階段：46第一階段從 1959-1966 年，巴特菲爾德與懷特的 《外交調查》(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建立了以國際社會為核心的國 際關係理論研究議程。47第二階段從 1966-1977 年，布爾的《無政府社
會》(The Anarchical Society)、懷特的《國家體系》(Systems of States) 與文森的《非干涉與國際秩序》 (Non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確 立 了 以 歷 史 為 途 徑 研 究 國 際 社 會 的 議 程 。48第 三 階 段 從
1977-1992年，英國國際關係研究會議鞏固以國際社會為核心的研究議
程。這一時期是英國學派發展的主要時期，學者在此期間發表豐富的 著作以奠定學派的根基，代表學者有布爾、沃森、懷特與瓊斯等。第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p. 473-474.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Preface,” in Herbert Butterfield &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 1966), pp. 11-13.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p. 140-151;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46.
四階段從 1992 年迄今，則是新一代英國學派的出現與國際社會理論的 拓展，重要地是，這一時期英國學派的發展整合了前三代學者的思 想。於此時期，英國學派的學者強化了以國際社會為核心研究方向的 認同，並發表豐碩的著作，使得英國學派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成為「全 球認可的品牌」(Globally Recognized Brand Name)。49而新一代英國
學派學者鄧恩在其 1998 年的《建構國際社會》(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之著作中更進一步地將英國學派的特點歸結於三大方面：50第 一，從歷史社會的面向來研究國際政治，特別重視歐洲國際社會的傳 統與外交經驗；第二，獨特的詮釋研究途徑，有別於實證研究途徑； 第三，將國際關係理論視為規範性理論，其中包括探討倫理、國際法 與國際正義等核心。 經由上述的探討，可以大致上了解英國學派與美國國際關係理論 在發展背景上的差異性。英國學派的再次興起主要是針對了美國現實 主義理論在研究上論述的完整性問題進行批判。儘管現實主義典範的 基本命題不變，但是在層次分析、國際互動和政策觀點上卻有不同的 分析重心，因此不同的現實主義理論觀點就會產生不同對國際關係論 述的侷限性，例如：古典現實主義主要集中在層次分析中的個人與國 家層次，所以對國際結構的論述因此相對薄弱；新現實主義主要是集 中於層次分析中的國際結構部分，所以只能解釋國際對國家行為的影 響，而無法解釋個人或國家決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而新古典現實主 義則是強調層次分析中的國家與國際結構之連結，企圖彌補新現實主 義論述上的不足。51但這對現實主義的批判並不表示英國學派在國際關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p. 471.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pp. 5-1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係研究上沒有瑕疵。布贊便指出英國學派的論述尚未完全成熟，其中 仍有三大缺點有待克服：52第一，此學派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於探討國 際社會體系，對區域研究的建樹不多，故英國學派對區域研究的方向 有待持續發展；第二，因為大部分的英國學派的創始學者欠缺經濟學 背景，所以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缺乏足夠的論述，此方面仍需繼續加 強；第三，對於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概念之論述仍相當匱乏，因 為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太過強調超國界的人類價值似乎 會與國家主權相牴觸，此亦成為英國學派的弱點。53為強化英國學派在 國際關係研究上的地位，布贊因此建議英國學派的研究議程仍需要包 含並加強下列領域的研究：英國學派理論分析、主權與國際干預、國 際社會歷史、歐盟與世界社會、英國學派理論與國際法。54同時，英國 學派對國際政治的深刻理解，諸如國際社會的基本行動原則、全球治 理體系的多極性質、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國際法對人權的保障方 式、國家與全球社會的關係，以及市場機制的社會力量等，透過對這 些議題或概念的探討，亦有助於了解國家作為國際社會行為者時，其 對外行為之意義與影響。55 總而言之，兩個研究典範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都是將國際無政府 狀態視為是國際現象論述的基本假設與出發點，所以兩者亦同意國際 上大國、權力平衡或戰爭的現象。相較於美國現實主義理論，英國學 派的特色可簡單的歸納為：一、重人文主義：強調使用非科學實證主 巴里．布贊(Barry Buzan)，李晨譯，〈英國學派及其當下發展〉，《國際政 治研究》（北京），2007 年第 2 期，2007 年 4 月，頁 105-106。
Andrew Hurrell, “Keeping History, Law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Firmly,” p. 492.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pp. 481-487.
蔡政修，〈國際關係英國學派之理論評介：兼論其與建構主義和建制理論的 異同〉，頁 177。
義的方式進行研究；二、主張社會學方法論：強調以整體主義、秩序 和文化的角度來「詮釋」(Interpretation)國際現象與事件；三、重視歷 史學的傳統途徑：從歷史的脈絡對國際社會發展進行分析；四、主張 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主要包括神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綜合 性的研究；五、國際社會建構主義的分析。因此，若國際關係的研究 只集中在某個研究途徑或者太過強調科學理論，這從英國學派的研究 角度而言都是不充分的。
參、西方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發展過程之影響
要了解英國學派如何作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發展中國學派的 借鏡，必須先探討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發展歷程。一般而言，中國國際 關係研究為了因應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潮流，曾經歷了三個發展階 段。一、理論的摸索與發軔階段（1953-1979 年）
對中國而言，中國國際關係的研究，一開始是為了培養涉外事務 人才，例如 1950 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外交學系，下設國際關係和中 國對外政策、外交通史、大使與領事權、國際法和外語等教研室，並 於 1955 年擴大成為外交學院，其成立目的便在培養外交人才，並且自 創立後便歸外交部所管轄。除外交學院外，中共在建政之初也成立了 國際關係學院，該校則是從外語人才的培養轉向培育涉外事務與國際 問題人才。該校雖然為教育部直屬院校，但與國家安全部的關係密 切，師資亦多由國安部所屬智庫－－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之研究員兼 任。相較於實務方面的外交人才培育，在國際關係理論方面的研究， 則是從 1963 年底開始。中國總理周恩來於該年底召開並主持加強全國 國際關係研究座談會，其後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加強外國問題研究的 決定〉，分別於北京大學、人民大學與復旦大學設立國際政治相關系 所，其中北大主要研究第三世界在國際上的自由運動（以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主），人大專攻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聯及東歐 國家），復旦主要研究西方國際關係（主要負責研究中美關係）。但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得中國大陸的國際關係研究陷入停滯。56
二、理論的翻譯與學習階段（1980-2000 年）
十年文革對中國造成嚴重傷害，面對中國在相關學術上的停滯， 鄧小平在上臺後於 1979 年春便強調世界政治同政治學等學科的研究工 作需要趕快補課的任務。57因此，自 1979 年之後，中國在國際關係學 界便出現下列幾項主要變化： 首先，國際關係理論課程的推廣，除前述外交學院、國關學院、 北大、人大及復旦之外，包括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及幾所軍隊及地方 的外語學院也開始設立相關課程，課程內容不僅與西方接軌，同時也 開始培育研究生。58 其次，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翻譯書籍日益漸增，使中國國際關係 研究大量吸收了西方的政治學哲學思想、國際關係政治理論、甚至是 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論。59最早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的著作是陳樂民於 1980年代初期所發表於《國際問題研究》的兩篇文章，〈當代國際關 係理論簡介〉與〈國際關係基本方法〉，以及陳漢民的《在國際舞臺 陳牧民，〈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發展初探（一）：高等院校概況〉，《中國大 陸研究教學通訊》，第 72 期，2005 年 12 月，頁 1-5；陳岳，〈世界視野與 本土關懷下的中國政治學〉，《教學與研究》，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40。 俞正梁、陳玉剛，〈中國國際關係的戰略轉型與理論研究二十年〉，《復旦 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1 月，頁 14。 倪世雄、許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歐洲》 （北京），1997 年第 6 期，1997 年 12 月，頁 12。 門洪華，〈關於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研究的簡要評估〉，《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通訊》，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22-24。上》一書。同時，學界亦出版不少相關學術刊物，為國際關係研究學 者提供發聲場域。60 再者，此時影響中國國際政治研究最深的可說是以美國為主流的 國際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該現象因而強化了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對中 國國際研究的主導，同時也影響中國對西方國際理論的重視。61不過， 中國學界同時也吸收一些英國學派的思想。但到 1980 年代中期，英國 學派才受到重視，當時中國留學英國與澳洲學者相繼回國授課之後， 才逐漸將英國學派的國際關係思想散播開來。62 最後，學者歸納此階段的主要特色為，第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 學術界開始將政策解釋與學術研究分開，並開始了解到理論的建構不 僅是政策制訂的指導方針，也是學界對國際關係與世界觀的一種展 望；第二，相關的研究與翻譯迅速發展；第三，國際關係研究已經不 再侷限於特定大學，而是已經擴大到全國各大學；第四，建立中國國 際關係學派的意識開始覺醒。63
三、理論的深化與創新階段（2001 年迄今）
就理論的深化與創新階段而言，在理論的「深化」層面上，一方 面大量引進國外理論專著，藉由學術著作的引進，強化其理論基礎。 倪世雄、許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頁 11。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2-241.
Yongjin Zhang, The ‘English School’ in China: 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 (Canberr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0), p. 9.
Yaqing Qin,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September 2007,
另方面則拓展理論研究領域，理論的多元化不僅限於美國主流理論， 英國學派、女性主義、世界治理理論等亦被引進學界討論。在理論的 「創新」層面上，中國學者開始透過中國經驗來檢視西方理論，並融 入更多的中國視角與思想。同時，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建立中國國 際關係理論在 1990 年代已達成基本共識，在 2000 年以後的探討重點 則在於如何進行理論建構議題。64 透過前述的三個階段探討，相較下，中國對英國學派的研究起步 較晚。隨著冷戰結束後，中國學界也漸漸發現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似 乎都不足以解釋後冷戰時期的多元國際現象。因此，羅勃茲(Adam Ro-berts) 1991年在北京的一場「跨世紀的挑戰：中國國際關係科學的發 展」研討會上將英國學派引進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圈之後，就在中國產 生了不同的迴響。65羅勃茲提及英國學派的社群成員大多來自英國之 外，並對學派的貢獻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其研究興趣相當廣泛， 研究途徑也相當多元化。因此，他認為假使有所謂英國專屬的國際關 係研究途徑，那其特徵一定是一個強烈的歷史意識、堅持普世主義 (Universalism)與一定程度的懷疑主義(Scepticism)。66 羅勃茲在中國的發表，的確引起當時中國學者對英國學派研究的 興趣，也對中國學派形成的企圖有著借鏡作用。在羅勃茲之後，布贊 再次地將英國學派引進中國，並影響了中國學者王逸舟與倪世雄等 人。67 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 （北京），2008 年第 11 期，2008 年 11 月，頁 17。 劉勇為，〈近年來國內對英國學派的研究綜述〉，《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 （哈爾濱），第 26 卷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13。
Yongjin Zhang, The ‘English School’ in China: 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 p. 11.
前者的《國際關係研究：歷史與理論》，與後者的《西方國際關係學：理 論、論證、流派》都對 1990 年代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造成一股學習風潮。
肆、英國學派典範作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借鏡
從英國學派發展於美國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外的經驗中，其對中 國國際關係研究與學派的建立的啟發，基本上可以歸納出下列四個具 體要項：第一，一個學派的發展要有以雄厚的人文歷史與哲學思想為 基礎；第二，要有一個有自覺的且共同的國際關係研究社群，這社群 還要能夠持續成長，並且能夠在上述的傳統基礎上表達本身獨特的世 界觀於國際研究的領域中；第三，這個學術社群還要有能力去發展其 具有自身特色的國際關係的理論，包括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第 四，這學派所發展出來的理論還要能夠正確地解釋國際現象，理論與 實際要能夠相互佐證。在上述四個要項中，中國自身存在已久的歷 史、文化與哲學思想，似乎已經滿足了第一個要項。就第二與第三要 項而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社群近年來也正在不斷地自我覺醒，在國 際研究上主張以中國歷史哲學為依歸，並強調要發展具中國特色的國 際關係理論。就第四項而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社群還正處於嘗試發 展階段。 近年來，強調要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學派似乎不只是中 國學界的呼聲，中共中央也有著共同的迴響。例如：胡錦濤於 2003 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就曾經提出，學術界應該創造出 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68此看法在 2004 年第 13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再次提出，強調哲學、社會科學 應該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之指導性看法，主張必 須「打開認識視野，拓展思維空間，既立足當代又繼承傳統，既立足 本國又學習外國，大力推進學術觀點創新、學科體系創新和科研方法 創新。」69客觀而言，雖然此「立足本國又學習外國」的作法，對建設 〈胡錦濤：創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成果〉，《中國網》， 2003年 8 月 13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384226.htm>。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研究具有啟迪作用，強調用中國自己的視野與 文化傳統來做國際關係研究，而非一昧吸收西方理論與哲學。不過， 透過中共中央下指導棋的作法，亦使學術與政治的界限更為模糊，甚 至使人有學術為政治服務之觀感。就外在因素而言，英國學派的興起 也激勵海內外中國學者嘗試建構國際關係的中國學派，雖然其存在與 否仍在爭論當中。但透過英國學派的範例，似乎意味著非美國國際關 係典範也有崛起的可能性。然而，在探討中國是否能夠建構其自身的 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之前，本文必須先探討為何當今仍然不存在非西方 或是東方的國際關係研究典範或理論的問題，之後才有方向來探究中 國國際關係理論形成之可能性與可行性。
一、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形成之可能性探討
學者寇克斯(Robert Cox)認為「理論是為某個人的某個目的而存 在。」70確切地說，他認為各種國際關係理論不僅僅只提供各種分析現 象的方法，也提供著對不同視野的世界觀，更嘗試去回答「世界是像 什麼？」，或者「世界應該像什麼？」等問題。從這個觀點看來，在 東方的中國、日本與印度等擁有漫長歷史文化的國家必定擁有其個別 的宇宙哲學、世界觀，以及解釋世界現象的看法。因此，西方的國際 政治理論與世界觀必定與東方國家的世界觀有所不同。西方的現實主 義、自由主義，甚至社會建構主義因此就不能完全地符合東方對國際 關係的看法。以中國為例，隨著其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在亞太地 區的崛起，它正藉由強調和平崛起的方式，並試圖努力去避免被國際 胡錦濤，〈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集體學習 胡錦濤要求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 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人民網》，2004 年 5 月 31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39/12116/1090445.html>。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7.
視為威脅，而其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也正朝向這解決這中國威脅的問 題方向前進。71此外，自 1990 年代以來，中國對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 的看法提出新安全觀，強調國家的傳統安全觀念必須擴大至非傳統安 全的面向上，而最近中國又對國際關係的看法提出和諧世界理論，認 為和諧與和平共處才是國際社會穩定的基礎，而非是權力鬥爭。這些 中國對國際關係現象的表達，除非從中國的歷史與儒家思想文化去了 解中國的世界觀，否則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都似乎只能片面地解釋 中國的國家行為。 基於科學研究的原則下，國際關係理論就必須發展成具普世性的 規範。從實證主義角度來看就是尋找社會科學中的「聖杯」(the Holy Grail)，這是社會科學界最高境界的「通則」(Generalization)或「真 理」(Truth)，被期望可用以解釋所有的社會事件與現象。然而聖杯尚 未找到，至今遺留下來的都只是對聖杯存在之可能性探討。這就如同 波普爾曾經說所有的真理都是暫時的，因為最終的真理尚未被發現， 而這尋求真理的過程就是科學進步的過程。明白地說，當今的西方國 際關係理論都有可能被其他新興的理論所批評或挑戰。但這裡就存在 一個問題，即為何沒有東方國際政治理論對美國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 提出挑戰（像英國學派一樣）？或者說在波普爾的暫時真理之命題 下，為什麼西方思想能夠持續支配全球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關於這個問題，學者亞加雅(Amitav Acharya) 與布贊共提出五點 看法：72第一，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已經發現到正確的途徑去了解與解釋 國際關係，因此這似乎提供了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與學習的基礎；第
Amitav Acharya &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September 2007, p. 290.
Amitav Acharya & 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 293-301.
二，在英語系國家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長期的支配下，西方國際關 係理論在非西方地區已經建立了它的優勢；第三，在西方思想的散播 與政治經濟霸權的支配下，這使得英語得以成為國際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73雖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存在，但是在「思與言」都被英 語支配之情況下隱而未現；第四，非西方各地域不同的文化邏輯與不 同的現代化條件有礙國際關係理論的產生；第五，如上所述，西方在 國際關係研究上的發展早已處於有利的開端 (Head Start)，現在則有 待非西方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發展，迎頭趕上。 上述五點大致上已經說明了為什麼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背 景原因，其中政治因素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主要原因。就中國國際關係 研究的發展而言，中共於 1949 年建立政權迄今，特別是改革開放之 後，其政治、經濟與軍事實力在國際社會中的快速發展，已經使得中 國在國際上有足夠的份量去表達他的世界觀。在此前提之下，中國國 際關係的研究，也開始轉向嘗試去建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不 過，中國學者亦承認相較於西方的研究水準而言，中國的國際關係理 論研究仍屬落後，中國也沒有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74
二、走向英國學派
如前所述，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後開始轉向建構中國 語言學者克里斯多(David Crystal)認為英語之所以會成為國際語言主要是因 為西方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因素，英語因此成為西方帝國思想與教育傳播的媒 介。例如在英國帝國殖民時代，其勢力範圍幾乎占領了三分之一的世界，而 十九世紀以來美國霸權的發展繼承了英國的勢力，鞏固了英語為國際語言的 優勢，也使得英語系國家的文化得以藉由語言的優勢向非西方地區傳播知 識、思想與宗教。請見 David Crystal,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 78-83。
許嘉等著，《「英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8 年），頁 169-170。
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宦鄉於 1987 年在上海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上便 曾提出「建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此看法後來的提倡 者以北京大學教授梁守德為代表，他並主張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 應突出「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用法主要與改革開放建設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想法有關。然而，1990 年代以後，中國國際關係學 界自主意識的增強，則是透過對英國學派的關注，藉以反思美國國際 關係學之影響有關。使中國學者認為既然可以有國際關係研究的英國 學派，為什麼不能有中國學派？而這也是「中國學派」提出的背景之 一。75 事實上，英國學派對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影響，任曉認為在於中 國大陸的學者較過去更多地接觸英國學派的作品與思想，加上英國學 派的主要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以及學界對英國學派進行系統性的研 究，使中國大陸學者不僅對英國學派的人文底蘊及歷史視角相當欣 賞，並從中獲得不少啟發。76例如秦亞青便表示，社會理論的文化地域 胎記是必然的。英國學派發源於英國，根源是歐洲國家的國際關係和 外交歷史、歐洲社會的法律和契約經歷等。沒有這些特殊的集體記 憶，就難以產生英國學派。加上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競爭性減 弱，國際社會的必要性加強，以國際社會理念為硬核的英國學派獲得 相當普遍的認可。他亦將此內化為中國學派所需的兩個特徵：起源於 中國的地緣文化語境的理論；在發展中又能獲得普遍性的意義。77龐中 英則認為，以英國為基地的國際關係理論對以中國為基地的國際關係 理論應該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鑑意義。例如，不僅是國際社會理論本 任曉，〈走自主發展之路－－爭論中的「中國學派」〉，《國際政治研究》 （北京），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17-19。 任曉，〈走自主發展之路－－爭論中的「中國學派」〉，頁 19。 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8-9。
身，而是這種理論的出現和演變，也許對中國具有一定價值。同時， 在最關鍵的問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缺少可以進一步學術化的概念， 龐中英認為英國學者能夠依靠國際社會概念發展出英國學派，中國大 陸學者能否藉由自己所提出的概念發展出一套全球化下中國對於國際 關係的認識體系？而這也涉及中國究竟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秩序。78此 外，任曉回顧英國學派的發展歷程，亦總結出幾點可供中國大陸學界 參考學習之處：第一，走自己的路；第二，以學術志趣聯絡同道，逐 步發展學術思想；第三，重學術傳承；第四，注重以論文形式反映其 研究成果；第五，鍥而不捨，不懈努力。79不過，亦有學者對中國大陸 學界在借鑑英國學派經驗時，必須注意英國學派不為美國主流所承認 的現實。80 雖然中國大陸一些新生代學者要以英國學派為學習目標以尋求有 中國視野的國際政治研究與核心價值，但中國學界對英國學派的發展 仍提出兩個批判：第一，英國學派太過強調歷史途徑而忽視科學實證 方法是因噎廢食的作法，認為在學術研究上必須人文歷史與科學並 重，才能更趨向完整解釋國際關係；81第二，英國學派太強調歐陸傳 統，英國學派所表現出來的是白人中心主義或是歐洲中心主義，這將 有失學術研究的客觀價值性。82 龐中英，〈開放式的自主發展：對英國國際關係的一項觀察－－思考中國國 際關係理論的方向〉，《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6 期，2003 年 6 月，頁 24-25。 任曉，〈向英國學派學習〉，《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7 期，2003 年 7 月，頁 70-71。 魯鵬，〈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6 月，頁 55。 秦亞青，〈第三種文化：國際關係研究中科學與人文的契合〉，《世界經濟 與政治》（北京），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19-20。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78。
雖然中國對英國學派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從英國學派的發展於主 流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之外並保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就這方面來看，似 乎也帶給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啟發，並從中學習英國學派在國際關係研 究中建立本身的國際視野與核心價值。83在中國擁有獨特的歷史與文化 經驗為前提之下，這讓中國學者去思考是否應該盲目地追隨西方的研 究成果，以及是否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能像英國學派一樣走出自 己的特色。84關於這個問題，中國學者郭樹勇認為這是一個「文化自信 心的問題」。85然而，從上述亞加雅與布贊的觀點可知，發展中國學派 不僅僅是個自信心問題，這還包括許多層面之問題，包括： 第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之崛起，缺乏以國際化的中國文化傳統 與語言為背景條件。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東亞霸權，並曾以儒家 文明的優勢建立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 of
Sino-centrism)，或稱之為「準國際體系」(Quasi-international System)，
以維持古代東亞體系內各國互動的制度化機制。86然而，中國自從明代 後期沒落以來這個體系就形同虛設，使得中國文化與華語的傳播僅限 於東亞大陸而並未向外擴張。再加上西方的迅速崛起、文藝復興，以 及工業化的過程，這歷史過程使得西方文明優勢對現代世界造成相當 程度的影響遠遠高於中國文化。 第二，當今世界還是西方國際關係論述的影響之下，中國對國際 關係看法與思想對世界國際關係研究之影響相當有限。由於大部分的 國際關係研究還是以西方世界的思想方法為依歸，在中國國際關係研 任曉，〈向英國學派學習〉，頁 70-71。 譚秀英等，〈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熱點問題研究述評〉，《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6 年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13。 郭樹勇，《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9。
Yongjin Zhang,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ince 1949: Alienation and
究的思想與語言尚未全然地突破西方文明對全球思與言的影響時，要 形成中國理論與學派的可能性相當低。因此，也有中國學者反對提 「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對此，梁守德則認為其原因主要可歸納 為：第一，國際政治學理論是普遍適用的科學，要力圖克服民族主義 的障礙，提中國特色是不科學的；第二，中國特色是一個政治意識形 態概念，學術研究不能照搬；第三，突出中國特色會陷入理論的實用 性，易出現片面性，削弱理論的學術性，有可能造成理論的停滯性； 第四，特色的形成，並非預先的設計，而是有賴於理論自身發展的成 熟；第五，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本身就帶有中國特色，何必要特別突 出。87 第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缺乏核心論點。一般而言，理論是個抽 象且具有知識取向的定義(Knowledge-oriented Definition)。其界定有 兩個面向：一個是以美國對理論的硬性「實證定義」(Positivist Defi-nition)，強調科學與變項的理論結構；二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柔性的非實 證定義，重視歷史與哲學。而中國對理論的定義則包含了「行動取 向」(Action-oriented)與知識取向的界定兩種。前者是屬於政策行動的 方針，如毛澤東的一邊倒理論與鄧小平的和平發展理論等；後者與英 國學派相似，解釋世界的觀點偏向文化歷史途徑，例如當今中國倡導 的和諧世界理論。88基本上，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都有其核心論點，像是 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觀念，以及美國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結構認知 等。雖然中國學者強調其擁有儒家的世界觀，但在這傳統的基礎上建 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仍尚未被廣泛的接受。 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 《國際政治研究》（北京），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3。 對中國而言，和諧世界的外交方針並非無中生有，其除了有中國傳統儒家文 化哲學的背景因素之外，這概念主要是繼承於周恩來在 1955 年的萬隆會議 上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
除前述三項問題之外，還需注意地是，研究社群的認定問題。若 要發展中國學派，必須是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經驗下所生成的。在建構 中國學派時，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性工作是要由認同中華文化歷史的 學者所作出的，其內涵包括中國看待世界及國際關係的方式與獨特眼 光，涉及中國置身於國際互動關係之中所獲得的經驗、情感和期待。89 就研究者而言，必須透過利用自身與中國文化的關聯，從中國歷史文 化的視角研究中國的國際觀，而非是以西方的世界觀或國際關係理論 來看中國。90就理論的建構方向而言，必須有助於解決中國在 21 世紀 所面臨的國際局勢變遷與挑戰，同時必須著眼於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 對外交往的利益與需要。因此，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必須有意識地走 國際關係理論本土化的道路，在引進與吸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過程 中，將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91 綜前所述，就中國學者近年來對可能形成其國際關係理論核心的 努力來看，他們的企圖大多集中於從中國歷史文化與傳統哲學思想中 定位中國特色的研究，像是在儒家中庸哲學中和諧與世界大同的思想 基礎上論述國際合作與整合的重要性，並駁斥美國現實主義觀點下的 中國威脅論。值得注意地是，中國概念跟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觀及其 三大傳統中康德的革命主義、和諧的歷史觀與世界社會的本體論相 近，而且同樣重視對歷史文化與哲學的探討。因此，已經有中國學者 主張此國際社會的大同天下觀是中國「和合主義」的典範。92而世界主 任曉，〈關鍵在於中國特性－－也談英國學派及其他〉，《世界經濟與政 治》（北京），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72。 龐中英，〈開放式的自主發展：對英國國際關係的一項觀察－－思考中國國 際關係理論的方向〉，頁 25。 朱鋒，〈國際關係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問題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 （北京），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 3 月，頁 25。 余瀟楓、潘一禾、王江麗，《非傳統安全概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頁 354-361。
義的發展趨勢亦正是當前國際關係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主要包含研 究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全球政策研究(Global Policy Studies)
與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三大方面。93中國學者因此批評美國 主流的現實主義已經無法正確解釋當前的國際現象，並認為中國儒家 和諧社會的世界主義典範可以提供當前國際關係一個新的看法。94 然而，中國方面的嘗試尚未受到廣泛國際關係學術界的認可，所 以至今也只有停留在對中國單方大國外交政策與國際多邊主義的理念 中。即便如此，也有中國學者仍針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建議 應該由低而高分成三個層面進行探討，分別為：低層次－－實現中國意 志的理論化表達，清楚解釋中國國際行為，而不是為他者所表達；中 層次－－以中國視角表達世界矛盾並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占有一席之地； 高層次－－體系化的學說承載中國文化與中國使命，中國學派的誕生並 且形成典範走向全球化。95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要發展國際關係中國學 派，並非一蹴可幾，必須與國際關係學界進行不斷的對話，從中強化 自身的論述基礎，最終期盼能自成一家之言，提出不同於西方視角的 中國式國際關係論述。
伍、結論
英國學派對國際關係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在論述何謂國際社 會，以及如何在無政府狀態中建構國際秩序等問題。它在以美國為主 流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之外開了一扇門，提供以人文歷史角度及多元 的角度來了解國際關係，因為其認為國際關係研究能力之表現若僅是 王逸舟主編，《國際政治理論與戰略前沿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7 年），頁 268-273。 余瀟楓等，《非傳統安全概論》，頁 354-361。 王義桅，〈為什麼沒有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 京），2004 年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22。建立在精確選擇研究變項之能力上，將會限制國際關係研究的視野。 雖然英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研究尚處於發展階段，其研究方法論與成果 仍有待此學派學者們的加強。就此學派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而 言，此學派的崛起的確刺激了中國學者開始去建構一個國際關係理論 與外交實務相結合的中國學派。 自 1949 年以來迄今，中國政治經濟的崛起與綜合國力的提升已經 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必須以大國的角色來處理國際事務與穩定亞太 周邊安全環境，以達成其和平與發展的大戰略目標。和平是後冷戰時 期全球所認同的人類共同價值，近年來中國正積極地發揚儒家大同與 和諧的世界觀念似乎也在回應這共同價值。為了宣傳中國傳統儒家的 和諧思想，以及為了突破西方語言及文化對中國思與言的主導，中國 自 1990 年代以來已經在世界各地教育機構相繼成立孔子學院，提供世 界各地學習中文、中國文化，歷史、了解中國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企圖建立華語優勢並擴大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力。 在外交方面，北京正將這傳統和諧概念從國內社會推向國際社 會，例如早在 2004 年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時通過的〈中共中央關 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議〉96中，就首次出現建構和諧社會之用 語。胡錦濤在 2005 年 4 月的雅加達「亞非峰會」，97同年七月的〈中 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98以及九月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 年首腦會議上演說都有提出和諧世界的概念。99胡錦濤於 2006 年 8 月 〈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議〉，《寧夏大學黨委宣傳部》，2006 年 11月 20 日，<http://xcb.nx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 ArticleID=49>。 〈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全文）〉，《人民網》，2005 年 4 月 23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46704/46730/3343613.html>。 〈中俄關於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2005 年 7 月 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xsb/xw/t201988. htm>。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