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的改革，包括了幹部「四化」、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以及經濟改 革。改革的主張勢所必然地與老幹部的既得利益發生摩擦，因此改革派得用利 誘、權力交換等方式與老幹部們妥協；例如在葉劍英在退休前，讓其兒子葉選平 擔任廣東省長、女婿鄒家華擔任兵器部長。另一方面，華國鋒被鬥倒後，原有的 改革派也分裂出新的「保守派」，強調改革應穩重，並需維護整個黨組織官僚體 系的利益；兩種不同思路也發生衝突，且由於牽涉不同政策主張，其矛盾更勝於 老幹部派之於改革派。81幾年後便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等「運動」的反挫，而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也難
79 李壽初，中國政府制度，頁 133。
80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92-94，97，98。
81 參閱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352-358。
以為繼。82
1982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大，廢除了「黨主席」制度，六位政治局常委，分 別以常委的身份擔任黨內外的主要職位，包括胡耀邦擔任總書記，葉劍英擔任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兼黨中央軍委會第一副書記、鄧小平為黨中央軍委主席兼 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李先念擔任國家主席、陳雲擔任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此種安排「使權力核心內部產生制衡的作用，是 中共建國以來所僅見」。83因而不僅在職務分配上、且在實踐上都成為多元領導。
1986 年 7、8 月間，鄧小平也幾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並宣佈「十三大」
將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爲主題。雖然 1986 年底胡耀邦下臺，但一年以後的中共十 二屆七中全會仍原則通過了「政改辦」的「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並在 1987 年 10 月成為趙紫陽在的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的內容。84中共十三大並提出
「黨政分工」的設想，強調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 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85
中共十三大也修改了黨章，取消中央軍委主席及顧問委員會主任需由中央政 治局常委擔任的規定，並選出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 任。當時的另一位元老彭真則為人大委員長，並依此職務對鄧小平派系所掌握的 國務院進行監督，反映了當時的派系政治，同時也反映出依循制度權力進行監督 的趨勢。86但在十三屆一中全會後，鄧小平仍被稱為「最高設計師」，趙紫陽更 稱遇有重大問題一定會向鄧小平「請示」，鄧小平作為「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決策 人」的地位和黨的政策的「總設計師」的地位在此次會議上反而被確定了。87
十三大並選出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 1988 年的七屆人大後他們擔任的職
82 蘇紹智，「鄧小平時代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
83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82，349。
84 政改辦及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此一改革方案包括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 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內容。蘇紹智，「鄧小平時代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
85 楊宏山，當代中國政治關係（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 年），頁 66。
86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頁 108-111。
87 趙建民，「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頁 244-245。
務分別為總書記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第一書記喬石，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這些人選 雖使政治局常委進一步年輕化，但此時據有重要職務、且具有與政治局委員平起 平坐的中顧委常委以上身份的元老，仍掌握大權。
從胡耀邦下臺到七屆人大之間，趙紫陽身兼國務院總理與黨的總書記，政治 實力上揚。然而七屆人大時，趙紫陽被迫將國務院總理一職交給較為保守的李 鵬。由於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存在，「中央政治局」已非真正的權力中心。在此情 況下，行政部門的領導人「總理」、乃至於人大委員長等職務的重要性，大過沒 有決策權的中央總書記。因此雖然十三大將更為保守的老一輩意識形態部門的領 導人胡喬木、鄧力群排擠出去，但趙紫陽仍是失大於得。88
1988 年的七屆全國人大，雖然彭真退休，但國家主席、全國人大委員會仍 分別由楊尚昆與萬里擔任。當時學者認為，「中共上層權力結構已走向『分權』
的發展，集體領導將比較可能落實」。89這雖顯示出當時為多元領導，但此種多 元一旦遇到政策分歧，則亦難以形成有效的決策溝通。
1988 年 5 月「闖價格關」引起了全國性的搶購和擠兌，使趙紫陽在黨內高 層受到攻擊，實際上開始失勢。901989 年的民運所抗議腐敗、物價等問題，固然 主要是國務院的責任；但由於「最高名義權威」與「最高實際權威」的分裂，91 當時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表達了對鄧小平的不滿，92於是對鄧小平、李先念、
彭真、王震等老一輩領導人而言，群眾的抗議對像成為具體的共黨官僚群體，同
88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358-363。
89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83。張立榮，論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行政制度，
頁 41。
90 「闖價格關」是鄧小平於 1988 年 5 月數次向外賓提出，鄧講話後趙紫陽及政治局其他成員不 得不按照鄧已定下的調子準備價格改革方案，結果引起了全國性的搶購和擠兌，造成非常嚴重的 局面。結果鄧小平退到幕後、回避個人的直接政治責任，而趙紫陽卻不得不代鄧小平受過，並因 此在黨內高層受到攻擊，實際上開始失勢。蘇紹智，「鄧小平時代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 踐」。
91 吳稼祥，頭對著牆，頁 4。
92 廣場學生對鄧小平在中共與蘇聯會談中的角色給予譏評；學生從「法治」的立場，主張鄧小 平既非黨的最高領導者（總書記）、亦非政府最高領導者（總理）或國家元首（國家主席），不應 以「人治」的太上皇身份操縱中蘇首腦會談。這種對鄧小平的合法性（正統性）的質疑，相對於 趙紫陽對學生的袒護，也加深了鄧趙之間的嫌隙。中島嶺雄，中國的悲劇，頁 66-67。
時被當成「群眾愛國民主運動」和「黨內改革力量」鬥爭對象的李鵬，反而得到 老一輩的支持，從而也就使趙紫陽在黨內勢單力孤。93局勢繼續發展，以致於李 先念認為出現了趙紫陽與鄧小平「兩個司令部」。94意識形態與權力與職務分配的 衝突，共同促成了一場危機的惡化，演變為「六四事件」。
鄧小平早已主張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在六四事件之後，進一步強化了退休 的願望，認為「我最後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並且考慮到「黨要管軍隊」， 應「提議江澤民同志當軍委主席」。因此 1989 年 9 月 4 日，鄧小平向中央政治局 提出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請求，11 月 9 日中央全會接受了此一辭職。95學者分析，
認為鄧小平理解到「接班人」必須擁有足夠扮演核心的權力，才能避免 1987、
1989 年間的權力鬥爭，於是 1989 年之後江澤民很快就接掌了主要的黨、軍兩職。
96由此，中共結束了「領導職務終身制」，且其領導體制也正式開始走向「二元 領導體制」。
鄧小平讓出軍委主席後，其發言份量也快速萎縮，乃至於在 1991、1992 年 得靠「南巡」鼓舞地方官員的改革士氣。97深知權力運作要訣的鄧小平並非不知 讓出軍委主席後會使其全力受損，但仍放棄其大位，以「開始人格化權力向體制 化權力某種意義上的轉型」，98這是其優於其他領導人之處。但因為鄧小平「一 個普通黨員的身份經常向黨的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下達指示」，鄧小平終究「為
93 對於六四民運的分析，可參閱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392-405。
94 在此局勢下，國務院乃至於部分共軍將領傾向支援趙紫陽，雖然多數軍事將領仍服從鄧小平 領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支持趙紫陽的部隊，例如 38 軍軍長乃於 5 月 21 日辭職（後被槍斃）， 副軍長自殺。雙方嚴重的對立使得鄧小平調派了北京、蘭州、瀋陽、濟南軍區的三十餘萬大軍互 相節制、並包圍了北京。中島嶺雄，中國的悲劇，頁 73-79。
95 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16，317。魯競，中 共黨政研究論文集（下集），頁 26。
96 魯競，「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人事佈局分析」，中共研究（台北），第 31 卷第 11 期，1997 年 11 月，頁 72。
97 鄧小平辭職後，確實也失去了對共黨官僚的「威懾力」。參閱凌志軍，變化：1990 年---2002 年中國實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75，103。由此可知，就是具有高度領 袖魅力的領導人可以藉由個人的人際網絡操縱政治，而不需佔有較多的建制化的職務，但元老仍 然必須佔有實權職務，否則即無足夠的制度性權威。
98 胡偉，政府過程，頁 169。
以後的中國政治家樹立了一個危險的榜樣」。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