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觀察揚風與楊逵的文學觀點，儘管有許多相通的見解，但也並非毫無 歧異之處。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中，有關大 眾化問題方面，揚風有以下的說法：
文藝的大眾化要使不能看的人聽得懂，不能聽的人看得懂。我決不同意 於用臺灣語來寫所謂『方言化的文藝』。因為這第一、阻碍了語文統一的 進展。第二、臺灣語不像蘇浙等省的土語，臺灣話的本身就感語彙不夠，
假使再形諸文，勢必更感別扭。57
無法使用台語的揚風批評台灣話的語彙不夠，自然是因不懂而來的偏見。所謂 阻礙語言的統一發展，則是以中國的國語文學為標準。反觀楊逵在日治時期嘗 試台灣話文書寫失敗之後，1948 年間再度挑戰台灣話文創作，不僅以簡短的歌 謠體書寫台灣歷史，也藉此揭發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58。楊逵以實際行動支持
56 筆者，〈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臺灣文 學評論》4 卷 4 期（2004 年 10 月），頁 101-122。
57 引自揚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臺灣新生報•橋》第 95 期，1948 年 3 月 26 日。
58 1948 年 8 月 2 日，楊逵在《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發表戰後的第一篇台灣話文創作〈臺 灣民謠〉，敘述李鴻章簽約割讓台灣給日本，以及台灣人自行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對抗日本 的歷史。在此之後，楊逵又陸續於《臺灣新生報•橋》與《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發表 多篇台灣話文歌謠，揭發民生凋敝的現狀。請參閱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
台灣話文，顯示他不僅比揚風重視台灣文學語言多樣化的特殊性格，也更為重 視居於社會底層的台灣民眾。
其次，「橋」副刊有關建設台灣文學的論議熱烈進行之際，在一片認識台灣 的呼聲中，揚風發表〈『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堅持台灣文學 必須去配合中國與整個世界文學運動的趨勢，他說：
談到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許多人都開出了若干不同的單方，有人說 要重新認識臺灣，是的，應該而且必需將臺灣認識清楚後，才能去談：「展 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這我認為是對的。但我慎重的提醒這些開單方的 先生們，認識了臺灣還不夠，更要認識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文學運動 是怎麼一個趨勢了，進步到了甚麼程度，在臺灣的文學運動應該怎樣去 配合？如何去趕上？假使這些我們不認識清楚，只盲目的死抱著臺灣如 何，如何，等於在家裡關起門作皇帝，外面的天地還廣大的很啦！59
揚風覺得只認識台灣是「盲目的死抱著臺灣」、「等於在家裡關起門作皇帝」，要 求台灣的文學運動要「配合」並「趕上」中國，顯示他認為相對於台灣文學，
中國文學有更開闊的視野，中國文學也是比台灣文學更先進的學習典範。
揚風如此主張，主要是對於日治以來的台灣文化有所不滿。1946 年底發表 的〈台灣的文化〉，文章標題下有摘要：「日人五十年的統治，帶給台灣文化以 一片空白；勝利後初生的嫩苗，又遭遇了暴君的摧殘」。儘管文中對於戰後台灣 當局的箝制言論，妨礙台灣文化之發展有所批判，但也不乏鄙視台灣文化的負 面說法。例如他說：
若要把國內的尺度拿到台灣來，則台灣根本無「文化」可言。日寇五十 年的奴役統治，把台灣文化窒死了。光復以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們懷 著獻身的熱誠，渡海來希望從事精神的墾荒。這工作無疑是絕對需要的，
因為雖僅一水之隔，但台灣人居然國內一切的真相，全屬茫然。中國大
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277。
59 揚風，〈『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第 117 期，1948 年 5 月 24 日。
陸上的洪潮巨浪，轟動了全世界，但是，一過了窄狹的台灣海峽，竟歸 於甯靜寂滅，了無迴聲。
又說：
日人五十年的奴化，帶給台灣文化以一片空白裡死般的寂靜，這與台灣 的物質建設比起來恰恰是一個鮮明的對照。這也許是日本人的成功。在 一定限度內物質生活的安定，養成了台灣人精神領域的貧乏和枯槁，在 文化活動上表現為十足的孱弱，比之於祖國受胎於災難的折磨，苦痛的 掙扎和希望的鼓舞而誕生的文化的「百刼千珍圖」來，台灣真只是一塊 素白而脆薄的紙片。最近台北舉行過一次「台灣美術展覽」，所展覽的畫 幅，大都是虫魚鳥獸，秋菊夏荷或是「靜物」、「少女像」之類，這就是 日人五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精神奴役最真切的訴狀。60
從揚風的眼睛看來，日本對台灣的物質建設有其成功之處，但精神領域卻相對 的貧乏。比較中國在戰爭與苦難中掙扎而發展出來的文化活動，揚風認為台灣
「無『文化』可言」，呈現「一片空白裡死般的寂靜」。這樣的論點僅僅是以中 國文化為標準，認為日治以來的台灣未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對中國大陸的文 化風潮一無所知。
戰後中國接收台灣，對這塊重新領有的土地，大陸的文化界人士難免有所 關注。正如前引揚風所言：「光復以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們懷著獻身的熱誠，
渡海來希望從事精神的墾荒。」揚風初次來台，不到一年的時間被迫返回上海 後，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去台灣時，我懷着理想希望和打算，計劃着在 那塊剛收復的土地上，做一些切實的文化工作。但當政治的壓力迫得不得不離 開台灣時，我又只好懷着這個沒有實現的理想希望和打算，回到上海來」61， 以此明確表達自己在台從事文化工作的主觀意願，及因外在環境的客觀因素未能 如願的遺憾。自我期許在文化工作方面為台灣貢獻心力的揚風，採訪時當然會特
60 以上兩段引自楊村，〈台灣的文化〉，《文匯報》，1946 年 12 月 6 日，第 7 版。
61 揚風，〈台灣歸來〉，《文匯報•筆會》185 期，1947 年 3 月 4 日。
別注意考察台灣的文化建設，〈台灣的文化〉就是以此為主題的觀察紀錄。由於 以「中國之眼」觀看台灣文化，以「中國文化」為標準衡量台灣文化的現況，不 能合乎「中國」尺度的台灣文學自然很難令人滿意。「純文藝論爭」期間揚風就 曾經針對台灣的文學環境，發出過「臺灣這塊文藝園地荒蕪的土地」62的評論。
揚風有關台灣文學的負面說法，其實是戰後大陸來台作家頗為常見的現 象。主要是因為台灣接受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戰爭結束之前與中國大陸 呈現長期分治的局面，戰後從大陸來台的作家對台灣歷史不熟悉，又有語言方 面的隔閡，通常不了解台灣發展過自己的新文學運動，導致有關台灣文學或文 化的發言經常有失允當。1947 年間，《新生報》「文藝」副刊為此爆發過一次小 型的論戰。在沈明、江默流對台灣文學「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真空的文 藝界」、「文藝的處女地」的稱呼下，台灣作家王錦江（王詩琅）與毓文（廖漢 臣）不得不現身說法，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就63。1948 年間「橋」
副刊爆發的論戰中，仍可見相同的論調。無怪乎楊逵在參與討論時，必須時時 岔出發展方向的主軸，介紹曾經親身參與過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也為台灣有 自己的新文學傳統進行辯護。
1948 年 4 月 3 日，「橋」副刊的第二次作者茶會召開，以楊逵引發論戰的 文章〈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為題進行討論。楊逵的發言集中在「過去臺灣文 學運動的回顧」，著重說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特殊性在於「語言上的問題」，至 於「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這一點，與國內却無二致」，明白 指出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兩者間的差異，在於形式上的語言，而非內容上所蘊 含的思想與精神。接著楊逵再談到戰爭結束將近三年，應要重振的台灣文學界 的消沉，肇因於台灣人使用被日本政府禁絕十多年的中文很難充分的表達，以 及政治上的變動使作家感到不安、威脅與恐懼64。顯然有意讓與會的大陸來台
62 揚風，〈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臺灣新生報•橋》第 40 期，
1947 年 11 月 7 日。
63 論戰詳情可參考李瑞騰，〈《橋》上論爭的前奏〉，《新文學史料》2001 年 01 期（2001 年 1 月），頁 52-58。
64 原載於《臺灣新生報•橋》百期擴大號（1948 年 4 月 7 日），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 集》「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頁 146-147。
作家了解，眼前一片蕭條的台灣文壇其實有過輝煌的歷史，而當前的「荒蕪」
感乃肇因於政治恐懼，以及政權遞嬗連帶語言轉換所引發的負面效應。
由於「橋」副刊第二次作者茶會的簽名紀錄上，清楚可見揚風的筆跡65， 推測當時在場聆聽與會者發言的揚風，應該已經透過楊逵認識到日治時期台灣 新文學運動的概況。可惜3 月 28 日結識楊逵後，兩人間的往來與晤談，是否促 使揚風對於台灣文化的負面印象有所轉變，因史料之不足，目前不得而知。若 就推動戰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方面而言，從前述5 月 24 日發表的〈『文章下鄉』
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所謂單認識台灣還不夠，還要「配合」並「趕 上」中國文藝運動的趨向云云，顯示揚風在這次的茶會之後，仍堅持以中國文 學作為台灣文學的標準，並以中國文學的發展趨勢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前進的 標竿，與楊逵一再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呼籲對台灣的文學與文化運動想要 有所貢獻的人，必須深刻地了解台灣的態度，有其根本上的差異66。
1948 年 8 月 10 日，揚風與楊逵計劃合辦的雜誌《臺灣文學叢刊》，按原定
1948 年 8 月 10 日，揚風與楊逵計劃合辦的雜誌《臺灣文學叢刊》，按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