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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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2013 年 6 月頁 27-66.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黃惠禎國立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揚風，本名楊靜明，四川人，約生於 1924 年。1946 年 6 月間，以記者身分首度來台，二二八事件前回到大陸。1947 年下半年間再度來台，擔任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的國文教師。1948 年 8 月赴北平，從此消失於台灣文壇。因參加《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第一次作者茶會，揚風在 1948 年 3 月 28 日認識了楊逵。翌日再度會面時，兩人決定攜手推動台灣的文藝運動。揚風和楊逵原本素昧平生，促成兩人二度見面就結盟的原因是什麼？兩人對於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有什麼樣的共同規劃？後續合作的計畫如何付諸實現？解開這些問題的謎底之前，揚風文學資料的整理無疑是必須進行的首要工作。為此，筆者除了將目前掌握到的揚風手稿編成目錄，復從戰後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上廣泛搜尋其作品。透過揚風日記、手稿與已發表作品等第一手史料，本文首先針對揚風的身世經歷與文學活動的概況展開調查，再進一步比較揚風與楊逵文學理念之異同，釐清兩人合作交流的思想基礎與社會背景。藉此一窺戰後初期台灣文學重. 2013 年 3 月 15 日來稿；2013 年 4 月 29 日審查通過；2013 年 5 月 19 日修訂稿收件。.

(2) 2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建的關鍵時刻，大陸來台作家揚風與台灣作家楊逵各自懷抱的文學立場，以及彼此共謀建設台灣文學的理想藍圖。. 關鍵詞：揚風、楊逵、台灣文學、戰後初期.

(3)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29.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Writer Yang Feng and the Taiwanese Writer Yang Kui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Hu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Abstract Yang Feng, whose original name was Yang Ching-ming, was from Sichuan and probably was born in 1924. In June 1946, he came to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as a journalist and went back to Mainland China before the 228 Incident occurred. In the second half year of 1947, he came to Taiwan again to serve as a Chinese teacher at Taiwan Provincial Ilan Senior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chool. He left Taiwan’s literary world since he went to Beiping in August 1948. Yang Feng and Yang Kui first met each other at the tea party held for the writers of the supplement “Bridge” in 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 on 28th March 1948, and they have decided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 in Taiwan when they met again on the next day..

(4) 3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What made Yang Feng and Yang Kui, who had never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decide to join together at the second-time meeting? What was their cooperative pla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How did they accomplish the follow-up project? To collate Yang Feng’s literary materials is undoubtedly a necessar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job to unveil the mystery. Accordingly, I have compiled and cataloged Yang Feng’s handwriting materials which have been collected to date, and also has widely searched hi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ich were published after the war. The paper starts from investigating Yang Feng’s background as well as his participation of literary activities through his diaries, handwritings and published works.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Yang Feng’s literary idea with Yang Kui’s furthe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thought basi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e can thereby explore the key point of literature reconstruction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the respective literary standpoints of Yang Feng, a writer who came to Taiwan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Yang Kui, a native Taiwanese writer. Finally, the ideal blueprint that they had made togeth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will be brought to light. Keywords: Yang Feng, Yang Kui, Taiwan Literature,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5)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31.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 一、前言 1996 年 12 月，《楊逵全集》編譯計畫正式展開運作，筆者負責辨識手稿作者的身分，用以編製《楊逵全集》與「資料卷」附錄之〈楊逵作品目錄〉。其間發現有分別署名「揚風」、「楊風」、「楊靜明」者，以及數頁未署名的無題草稿 1，詳細比對考證之後，確認作者即是以「揚風」為筆名，參與 1948 年《臺灣新生，以報》「橋」副刊台灣文學論爭的大陸來台作家 2。值得注意的是署名「楊風」「壓」為標題的日記手稿中 3，3 月 29 日的記載留下與台灣作家楊逵初次見面的重要歷史紀錄：在茶會中，碰到了楊逵，他是本身（筆者按：「省」之誤）作家，以前他用日文寫著的『送報伕』，經胡風翻譯成中文。這倒是一個進步的本身. ∗. 1. 2. 3. 本論文為「楊逵與揚風─戰後初期臺灣與大陸作家合作交流的一個側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95-2411-H-239-001-。初稿曾宣讀於 2013 楊逵路寒袖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國立臺中科技大學，2013 年 3 月 8 日）。承蒙兩位審查委員與本系邱雅芳助理教授、林克明助理教授惠賜寶貴意見，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手稿有日記、詩歌、小說、隨筆、評論等各種文類，含已發表的作品原稿，以及尚未查考到發表紀錄的遺稿。另有未標明題目、隨手塗鴉的片段感言。部分手稿已隨楊逵家屬捐贈的楊逵手稿資料，入藏於國立台灣文學館。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403-404。日記始於 1947 年 12 月 20 日，止於 1948 年 6 月 5 日，並非天天記述。原件已由國立台灣文學館典藏。從首日的記載所說：「『壓』的日記已開始寫第二本了」，可知現存是第二本題為「壓」的日記，第一本去向不明。.

(6) 3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按：「省」之誤）文藝作家。我同他聯絡了一下，約明日午後 2 時會面，交換一點意見。文中的「茶會」指《臺灣新生報》（以下簡稱《新生報》）「橋」副刊的作者茶會。根據「橋」副刊「編者•作者•讀者」欄內編輯歌雷（本名史習枚）的啟事，第一次作者茶會於 3 月 28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半於台北中山堂舉行 4，因此揚風首度會見楊逵的正確時間當在 1948 年 3 月 28 日，事後補記時誤植為 3 月 29 日 5。見面當天，揚風即主動邀約翌日午後單獨面談。隔天的日記中，揚風寫明和楊逵二度會面的情形如下：我去看了楊逵，可惜的是：我們言語不通，否則可以交換更多的意見。我們用筆談，談到當前的台灣文藝界，和今後展開和推動台灣的文藝活動。我們都迫切的感覺得我們需要一個自己底自由的園地，我們在新生報投稿，第一被束縛了，不能大膽的寫，第二，我們反做了官報的啦啦隊，這實在是不必要，而且顯得無聊的事。但在目前我們沒有自己的園地前，可以借新生報這個小副刊做一種文藝的啟發運動，可以造成文藝的空氣，然後，再從這許多作者中去分別我們的敵人和友人，聯合一些進步的文藝作者，組成一個堅強的陣線，再來自己辛苦的耕耘自己的園地，這樣去展開和推動台灣的文藝運動，才有一條正確的路線。楊逵說有一個東華出版社的經理是他的朋友，現正在出文藝小叢書，可以設法出文藝刊物。我約他下次茶會時，我們一同去看這位朋友。同時我還想我這幾篇短篇小說，可以加入這個文藝叢書之內的。但我只提起了我有幾篇小說，和我那已出版了的一本「投鎗集」。 6 從這兩段記載可推知揚風在認識楊逵之前，已因〈送報伕〉的胡風譯本在中國流傳，而先獲知作者楊逵其人，並有「進步的作家」這樣的印象。顯然是因為. 4 5. 6. 「編者•作者•讀者」欄內歌雷的啟事，《臺灣新生報•橋》第 95 期，1948 年 3 月 26 日。日記缺乏 3 月 26、27 兩日的記述，28 日的記載之前又附註說明：「補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三日未記日記」，因此與楊逵見面時間乃事後補記時出錯。補記於 1948 年 3 月 30 日的日記中。由於是在茶會的次日會面，正確時間應在 3 月 29 日。.

(7)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33. 楊逵慣用台灣閩南話和日語，與外省籍的揚風語言不通，兩人乃以筆談交換意見 7，並決議共同推動台灣的文藝運動。方法則是先藉由台灣省政府機關報的《臺灣新生報》，從「橋」副刊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中區別敵我，再聯合理念相符之人經營文藝園地，以便在不受官方束縛的情況下，自主性地謀求台灣文學的正確發展。對話中，楊逵也提及可以請任職東華書局（揚風誤記為「東華出版社」）經理的朋友，協助出版文藝刊物的腹案，兩人的合作已有具體可行的方向。揚風和楊逵原本素昧平生，促成兩人二度見面就決定結盟的原因是什麼？兩人對於台灣文學的未來有什麼樣的共同規劃？後續合作的計畫如何付諸實現？解開問題的謎底之前，揚風文學資料的整理無疑是必須進行的首要工作。為此，筆者除了將目前掌握到的揚風手稿編成目錄 8，復從戰後發行的報紙與雜誌上廣泛搜尋其作品。借助這些第一手史料，本論文嘗試描繪揚風的身世經歷與文學生涯，再進一步比較揚風與楊逵思想內涵之異同，釐清兩人展開合作的背景因素。最終希望能一窺戰後初期台灣文學重建的關鍵時刻，大陸來台作家揚風與台灣作家楊逵各自懷抱的文學立場，以及彼此共謀建設台灣文學的理想藍圖。. 二、輾轉流徙的文藝青年揚風，本名楊靜明，四川人，約生於 1924 年 9。1946 年 6 月首度來台，二二八事件前離開。1947 年下半年間二度來台，1948 年 8 月再度離開，從此消失於台灣文壇。來台之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揚風從軍抵抗日本的侵略。1945 年初，在東南戰區的福建北部隨軍工作。爾後赴南平，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下，與朋友合辦鉛印的軍中簡報。5 月福州克復之後，隨師部到福州，繼續辦報。因編輯的報紙受到士兵歡迎，與政治部辦理的簡報形成競爭的態勢，又刊 7. 8. 9. 楊逵在〈我的卅年〉中，回憶戰後初期與大陸來台人士接觸的經驗時說：「其實，在當時，我不但國語不會說，連聽也不會。和外省籍朋友的接談和參加座談會，全靠通譯或筆談。」這段話應該頗能呈現楊逵和揚風會談時的狀況。見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詩文卷」（下）（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頁 436。筆者所編製「揚風作品目錄初稿」，分成「戰後初期已發表作品」與「手稿」兩種，詳見本文後之附錄。詳細考證過程見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403。.

(8) 3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出一篇抨擊部隊扣餉扣米與未醫治生病士兵的文章，遭政治部誣指「包容奸匪混入部隊工作，吞食公款」，被撤職查辦並羈押 10。戰爭結束之後的 1945 年 9 月間，揚風隨部隊從江西的上饒出發，經浙江的江山，再開拔到杭州 11 。在此擔任政治部指導員的揚風，因看不慣同事的腐敗和頹廢，請長假而自動離開，卻因此失業兩個多月。寒冬中啟程前往南京，來回奔波於南京與上海間，終於找到軍中文化工作研究班新聞系時的老師給予協助，在南京的《和平日報》謀得工作 12 。由於隨軍駐紮過的南平、上饒兩地，都是中國東南文藝運動的重要據點 13 ，戰爭期揚風也已開始從事寫作，並有劇評在報紙發表 14 ，據此推論來台之前，揚風不僅接受過東南文藝運動的洗禮，很可能也親身參與了東南文藝運動。 1946 年 6 月，揚風以南京《新中華日報》記者的身分來台。9 月 14 日，與吳漫沙、丁文治等計十五人，共同發起組織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並於首度的外勤記者座談會中被推選為籌備委員。10 月 4 日，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於中山堂召開成立大會，揚風獲選為監事 15 ，並於隔天召開的理監事聯席會議中當選為常務監事 16。11 月起，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為促進戲劇運動並籌募基金，於台北、台中等地公演曹禺的話劇名作《雷雨》 17 。豈料警備總部因此認為該會太活躍了，有「問題」，決定派人參加這個外勤記者聯絡感情的自主團體，揚風也因而親身體驗到台灣當局對於文藝活動的箝制 1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揚風，〈伙伴〉手稿。整理自揚風手稿〈行軍〉。綜合整理自揚風，〈半月漂泊〉，《臺灣新生報•新地》第 59-64 期，1947 年 1 月 27 日-2 月 25 日；揚風，〈飄泊記〉，《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第 14-20 期，1948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15 日；〈半月漂泊〉手稿。手稿中揚風將就讀的科系簡稱為「軍文研究班新聞系」。對日抗戰時期在中國控制之下，且形勢孤立的東南戰區，曾經獨立發展過文藝運動，史家稱為「東南文藝運動」。當時有鼎足而立的三個中心：浙西南的金華─麗水文藝中心；閩西北的永安─南平文藝中心；贛東南的上饒─贛州文藝中心。有關東南文藝運動的歷史，請參考王嘉良、葉志良著，《戰時東南文藝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年）。揚風，〈窮途〉手稿。〈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開成立大會〉，《民報》，1946 年 10 月 5 日，第 3 版。〈市外勤記者會／昨開理監事會〉，《民報》，1946 年 10 月 7 日，第 3 版。〈外勤記者聯會定期公演雷雨〉，《民報》，1946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台中雷雨演出，頗獲各界好評〉，《民報》，1946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楊風，〈冬初話台灣〉，《文匯報》，1946 年 11 月 21 日，第 6 版。.

(9)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35. 來台後，揚風除以本名「楊靜明」擔任南京《新中華日報》記者，活躍於台北市的記者圈，也以筆名「楊風」和本名「楊靜明」發表作品 19。1947 年 1 月，選錄了近一年間執筆的十九篇雜文，以「楊風」的筆名出版《投鎗集》20。全書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方面：首先是對中國社會的政治壓迫與官僚貪污腐敗的不滿；其次，呼籲國民黨與共產黨在戰後復原之際，切莫再以「人民的軍隊」為藉口殘殺人民，而應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停止內戰；第三，對國民黨政權依賴美國的扶植，縱容美國人在中國目無法紀，並進行經濟侵略的直言批判。關於《投鎗集》的內容風格與創作動機，〈後記〉中有這樣清楚的說明：魯迅先在野草這本書裡，有篇文章，題名叫『舉起投鎗』，這本集子取叫『投鎗集』，也是這個意思。希望着在這本集子裡的十幾篇不成熟的東西，像針刺，像利刃，像投鎗，直向那些醜惡的偽善者和儈（按：「劊」之誤）子手們身上投擲。雖然明々知道，我不能和魯迅先生─這位近代中國文壇上逝去的巨人比擬，但我覺得，我在跟著魯迅先生所指示的道路在走，在學習，在前進。 21 文中所指《野草》中的「舉起投鎗」一篇，應該是數度出現「但他舉起了投槍」的散文詩，正確標題為〈這樣的戰士〉 22 。正如〈這樣的戰士〉戳穿所謂「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這些擁有美好頭銜的偽善者，以「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為包裝協助軍閥 23 ，. 19. 20. 21 22. 23. 目前所知，1946 年間揚風在台灣的報紙上發表了三篇作品，依序為：楊風，〈窃鈎者誅 ─『清明節後』讀後感〉，《和平日報•新世紀》第 25 期，1946 年 7 月 3 日。楊靜明，〈準•狠•穩─怎樣去找你想找的新聞─〉，《民報》「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成立大會特刊」，1946 年 10 月 4 日，第 4 版。楊靜明，〈上海的文章交易所─新亞茶樓的形形色々〉，《和平日報•新世紀》64 期，1946 年 10 月 7 日。楊風，〈後記〉，《投鎗集》（台北：文烽出版社，1947 年），頁 54。附帶說明的是這十九篇中的〈窃鈎者誅─談『清明節後』感掇〉一篇，在「目次」中誤排為〈窃鈎者誅〉與〈談『清明節後』感掇〉兩篇文章。楊風，〈後記〉，《投鎗集》，頁 54。〈這樣的戰士〉首度發表於《語絲》周刊第 58 期（1925 年 12 月 21 日），收入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19-220。魯迅在《野草》的英文譯本序裡說〈這樣的戰士〉，「是有感於文人學士們幫助軍閥而作」。引自《魯迅全集》第二卷，頁 220 之註 1。.

(10) 3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藉由《投鎗集》對於魯迅文學的學習，揚風朝向以「民主」為幌子的偽善者，在內戰中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以及統治階級的禍國殃民持續進行攻擊。事實上，《投鎗集》不僅書名與〈投鎗輯〉的篇名與魯迅作品相關，置於全書首篇的〈『無花的薔薇』〉，篇名來自魯迅雜文〈無花的薔薇〉 24 ，〈也談『抄靶子』〉則是將魯迅〈「抄靶子」〉 25 的篇名略作修訂而成。揚風在〈『無花的薔薇』〉文前特別說明：「『無花的薔薇』這句題目，是借用魯迅先生的，不敢掠美，先作聲明。仍舊借用魯迅先生的意思加以銓（按：「詮」之誤）釋。沒有花的薔薇是有刺的。」 26 在這篇譏諷抗戰勝利後中國社會種種怪象的雜文中，揚風不僅以猶如薔薇細刺的筆尖，毫不留情地刺向趨炎附勢者的假面具，也刺穿貪官污吏的無恥謊言。其中一則甚至模仿〈狂人日記〉結尾的「救救孩子」，為在醜惡社會中備受戕害的青年請命，大聲疾呼：「救々青年」 27。另一篇〈也談『抄靶子』〉從魯迅的〈抄靶子〉談起，揭露戰後中國一躍成為世界五強之一，抄靶子的風氣在上海卻依然興盛，政府的便衣四處穿梭，隨時可以對人民盤查搜身。接著提及蔣主席（蔣介石）有五項諾言，也宣布過人民的身體、言論等的自由；以此對照首善之區的上海，老百姓雖然號稱為國家的「主人」，竟比戰前中國人在洋人做主的上海租界區，猶如奴隸的時代還不如。暗批蔣介石的承諾，終究不過是無法兌現的虛偽謊言。除此之外，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1 月間，揚風以「楊風」與「楊村」的筆名，為上海《文匯報》提供多篇稿件 28 ，介紹在台採訪觀察的紀錄與心得，並對陳儀政府施政之不當進行猛烈的抨擊。可能肇因於直率敢言的通訊報導觸. 24. 25. 26 27 28. 首刊於《語絲》周刊第 69 期（1926 年 3 月 8 日），收入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71-275。最初是以「旅隼」筆名發表於《申報•自由談》，1933 年 6 月 20 日，收入魯迅，《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15-216。引自揚風，〈『無花的薔薇』〉，《投鎗集》，頁 1。揚風，〈『無花的薔薇』〉，《投鎗集》，頁 3。筆者於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日本福岡拜訪橫地剛先生時，承蒙橫地先生惠賜除〈台灣歸來〉以外，《文匯報》刊出揚風與楊村六篇文章的報紙影本。當時，橫地先生提及《文匯報》所刊載筆名「楊村」者應為揚風。雖然目前缺乏直接證據，由作者「楊村」名字前有「台北通訊」或「台灣通訊」字樣，署名「楊風」的部分稿件標明「本報台灣通訊」，以及各篇論述觀點的統一與文句之近似，筆者認同橫地先生的看法，「楊村」應為當時身在台灣台北的揚風之另一筆名。.

(11)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37. 怒當局，隨之而來的政治壓力導致文化工作的夢想破碎，並有被逮捕的危險，揚風不得不離開台灣，二二八事件前回到上海。3 月 4 日起接連兩天在《文匯報》發表〈台灣歸來〉，再度痛斥陳儀政府壓制言論自由，並襲用日本高壓的殖民體制榨取台灣資源，使得台灣民眾依然是被管制著的奴隸，也掀開了台灣的米被當局大量運往蘇北和華北等地，充做中國內戰的軍糧，迫使原為日本糧倉的台灣居然鬧起飢餓米荒等黑幕 29。 1947 年 5 月，上海的《文匯報》被國民政府查封而停刊。原本為該報撰稿的揚風於下半年間再度來台 30 ，經由朋友的介紹，擔任台灣省立宜蘭農業職業學校（今國立宜蘭大學前身）的國文教師，並以閱讀與寫作排遣閒暇時光。1947 年 12 月 26 日的日記中透露新年的讀書方針，包含《政治經濟學大綱》、《新經濟學大綱》與《新哲學大綱》三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哲學論著。1948 年 1 月 7 日還記載著：「看胡繩的理性與自由，上面提到唯物辯證法，我對這一近代的新哲學理論，只有一個模糊混沌的概念，沒有更深的認識，打算也要涉獵點才行」，由此不難看出揚風的思想已經有左傾的現象。此後，因為宜蘭的生活平靜但寂寞空虛，沒有碰到真正愛好文藝的人，加以對校方高層人士的行政措施不滿，揚風曾有轉換工作的打算。後來更不時浮現接受朋友的建議，到北平（今北京）看看，走向北方廣大自由天地的念頭。卻因擔心將會妨礙寫作和工作，而且缺乏路費，始終在「走」與「留下」兩種念頭間不停擺盪。日記顯示，當時的揚風從台北的朋友處獲知，自己已成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追蹤調查的對象 31 。期末因宜蘭農校人事異動，揚風收到解聘的通知，於 1948 年 7 月 17 日到台北，暫住朋友家中 32。 29 30. 31. 揚風，〈台灣歸來〉，《文匯報•筆會》第 185-186 期，1947 年 3 月 4-5 日。現存揚風作品中，可確定是在二度來台前執筆，並且創作時間最晚的是手稿〈新的日子〉。篇末自註：「36 5/7 夜京」，表示 1947 年（民國 36 年）7 月 5 日夜間寫於南京。目前已知二度來台後最早發表的是〈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刊於 1947 年 11 月 7 日的《臺灣新生報•橋》第 40 期。由此可證明揚風二度抵台時間，當在 1947 年 7 月到 11 月之間。揚風 1948 年 1 月 4 日的日記中提到前一次去台北時，「老朱」說電台裡一位同事問他可知道揚風，聽說揚風已又到台灣了，並說是警備部的一位朋友託他打聽，由此可知當時的揚風已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注意的對象。由於揚風曾使用印有「臺灣廣播電台」的稿紙，這位稱為「老朱」的朋友可能也是任職於該電台，顯示揚風與該電台頗有淵源。根據這些線索，筆者曾設法追查揚風的生平履歷，可惜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能有任何新.

(12) 3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意料之外的遭到解聘一事，顯然促成了北平之行的付諸實現。遠渡海峽前，揚風先專程至台中楊逵家，寄放裝著文稿與書籍的兩箱行李 33。8 月 16 日抵達北平後捎來〈北平通訊〉 34 ，描述在當地親眼目睹戒嚴的肅殺氣氛之下，北平人民被束縛與缺乏自由的現狀，以及幾所大學被包圍，學生出入必須接受檢查，並且已有好多學生列入黑名單遭拘捕的不合理現象。而這篇刊載在楊逵主編的《台灣力行報》「新文藝」週刊上的文章，也是揚風留給台灣的最後一個訊息。. 三、支持台灣的民主自治揚風以記者身分首度來台時，雖然只停留八個半月的時間 35 ，但他在上海《文匯報》陸續發表的〈接收半年後的台灣〉、〈從台北看台灣〉、〈台灣的「民主」〉、〈冬初話台灣〉、〈台灣的文化〉、〈祖國啊！祖國！〉，對台灣的政經局勢有極為深入的觀察，為當時的台灣社會留下彌足珍貴的紀實文字。同時，這六篇文章也延續了《投鎗集》勇於批判中國社會黑暗面的作風，揭發中國接收官員「集體搶劫」（劫收）之後台灣百廢待舉、物價飆漲、駐軍擾民，以及菸酒專賣、鹽糖統制、思想管制、言論封鎖等不當政策下，台灣人被來自官方的桎梏緊緊縛住手腳的社會現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從大陸來台的他，對於中國政府接收後台灣人的處境，始終抱持著同情與理解的立場。 1946 年 7 月 4 日，揚風發表〈接收半年後的台灣〉，一開頭即指出台灣的現狀是：. 32. 33. 34 35. 的發現。 1948 年 9 月 15 日發行的《臺灣文學叢刊》第 2 輯「文藝通訊」欄，揚風在〈我已解聘了／另找工作中〉說：「我於十七日去臺北，暫住在一個朋友家裡，學校因人事上的變動，我已解聘了。現正準備另找工作中。」（頁 13）再依 1948 年 9 月 6 日出刊的《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第 6 期，刊載揚風的〈北平通訊〉，說自己 16 日到北平，往前推算，揚風於 1948 年 8 月 16 日抵達北平，暫住台北朋友家中的時間起於 7 月 17 日。揚風寄放在楊逵家的行李中，有包含魯迅、郁達夫等中國新文學作家著作在內的書籍，大約在 1950 年左右，警備總部搜查已入獄的楊逵家時被帶走。請參閱筆者 2003 年 4 月 7 日在台中的東海花園訪問楊建先生的談話紀錄，附錄於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507。發表於《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第 6 期，1948 年 9 月 6 日。揚風離台返回上海後發表〈台灣歸來〉，一開頭就說：「到台灣整整八個半月」。見《文匯報•筆會》第 185 期，1947 年 3 月 4 日。.

(13)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39. 像東北一樣，台灣也是國內人士所最關懷的地方。雖然台灣不像東北那樣，勝利後就燃起一把內戰的烽火，使許多善良的民眾奔波流離，但台胞却在經濟上套上「統制」的枷鎖，嘴巴也被高壓政策緊緊的封住了。層層壓榨，束縛。使台胞的心裏對現在的行政設施燃起了憎恨的火燄。假使政府當局對台灣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設施和措置，不重新攷慮的話，台灣將會演變成什麼樣子，實在是不可逆料的事。 36 在這段文字之後，揚風坦率地指出工廠變成廢物，造成台灣人心離心傾向，內心對值錢的東西經過「接收」即成為私人財產的詛咒，從歡迎七十軍與「祖國」的熱忱，到駐軍與民眾的糾紛加深彼此之間的裂痕等，觀察到台灣民心的向背在接收半年多後急遽地產生變化。緊接著在 7 月 26 日，揚風又發表〈從台北看台灣〉，從台灣政治中心的台北觀看全台的政治動向。文中痛批火車票和郵電漲價，以及長官公署與極少數人藉「專賣局」公開來做生意，名為充實省公庫，實則苦了老百姓等政治手段。接著指出因管理不當，工廠成為廢物，火車經常誤點，新聞封鎖和言論統制等官方的負面作為。末段則描寫台灣人的反應說：經濟統制和政治壓力，使台灣民眾不能自由的呼吸一口氣。思想統制和言論封鎖，使台灣民眾看不到一臉明朗的陽光。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在心理是感到苦悶和焦燥（按：「躁」之誤）的。有人說：『台灣民眾有三望，一是希望，二是失望，三是絕望』。現在的台灣民眾，就已現走『絕望』這條路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台灣民眾的『不合作』上看出來，就是台灣民眾對政府的一切政治上的漠視和冷淡。這情形，假使再要繼續演變下去的話，台灣將要變成怎樣一個世界實在是不敢逆料的事。 37 根據篇末註記的「七月六日台北」來看，揚風到台灣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已深入觀察到台灣人民不見天日的絕望，繼而對政府與政策抱持著不合作. 36 37. 引自楊風，〈接收半年後的台灣〉，《文匯報》，1946 年 7 月 4 日，第 3 版。引自楊風，〈從台北看台灣〉，《文匯報》，1946 年 7 月 26 日，第 3 版。.

(14) 4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的冷漠態度。對台灣未來可能會有巨大的變動，揚風也再次表現出他的憂心忡忡。 8 月 27 日，揚風發表〈台灣的「民主」〉，開頭就說：「上海或南京一帶來過台灣的新聞同業們，十九都是搖著腦袋，嘆著氣走的，理由是『台灣甚麼都弄得一團糟』！」接著再以傳言陳儀將被撤換，「這消息多少給台胞們一點精神上的鼓舞」，傳達台灣人對於陳儀施政的極端不滿。然後談及隸屬行政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對報社記者自由報導的威斥等種種反民主的行為，以及台南憲兵隊一樁五十餘日本人秘密集會案還在偵查中，台北又有近千未解除武裝的日軍逃避到深山，與「蕃人」（原住民）勾結，有所企圖等傳言。揚風據此指出：在表面上看來，台灣是平靜的，沒有大的騷亂，但我們綜合着這些日子來有關日人活動的消息和傳說，覺得這平靜或只是暴風雨前的一剎吧！八月十五日是日人投降的週年紀念日子，此間除了街上懸掛着幾張褪了顏色的國旗外，空氣很沉悶，看不出台胞對這個歷史上的日子，有多少感念！去年今日，台胞的熱情澎湃，歡欣鼓舞，那種盛況，已成歷史的陳跡。相對的比較，實在令人深省，耐人尋味！ 38 在這篇寫於 8 月 15 日的文章中，揚風用街上懸掛的「褪了顏色的國旗」，象徵歡迎中國政府的熱情轉眼成為過往的歷史陳跡。戰爭結束屆滿一週年之際，台灣人的「祖國夢」在陳儀主政之下迅速破碎，日本人的影響力似乎有逐漸復甦的跡象。 1947 年 1 月 14 日，揚風發表〈祖國啊！祖國！〉，表達對中國接收一年多後，台灣的光明前途竟遙遙無期的感慨。他說：台灣「光復」已整整一年又三個月了，然而說到今日台灣的現狀，「光」「復」兩字該是個多麼冷峻的諷刺！一年多來，台灣不但不敢希望她「復」原，並且是每況愈下，愈久而愈糟糕愈混亂。台灣的「光」明啊，究竟要待到什麼時候？又在什麼地方？ 38. 引自楊風，〈台灣的「民主」〉，《文匯報》，1946 年 8 月 27 日，第 5 版。.

(15)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41. 一年來，台灣是經過很大的變化的，這變化不但表現在事物世象等等有形的東西上，更基本的，是表現在無形的世風丕衰，人心向背上面。我們收復台灣一年，也失去人心大半！只要你不是穿軍人的服裝或普通公務員的裝束，而且你說話的聲音少一點火氣多幾分同情和柔婉，那麼在全島中心的省都台北也好，在鄉下農村裏也好，你隨便拉台灣人來問問他們對「光復」以來的感想，假如不是例外，你所聽到的起始總是幾聲輕嘆，接著就是「唉，日本時代……」，「日本時代一定是……」。「日本時代」是台灣人掛在嘴邊的口頭禪，說的時候，照例又是「不勝嚮往」；接著就是一大串對現實的不滿。 39 刻意將「光復」兩字加上引號的這段描繪，頗能顯示台灣人親身體驗接收政權的施政措施，並將之與日本殖民統治比較過後，對日本時代從否定到重新評價，以及對中國政府逐漸升起的負面觀感與情感上的背離。文章的最後也談到台灣人對於民主的渴望，揚風說：最近相繼揭幕的台灣省及各縣市參議會上，都是一片要求「省市縣長民選」，要求「實行地方自治」，要求「大量登記錄用台灣人，台灣人建設新台灣」的呼聲。雖然，這些省縣市參議員都不是直接民選的，但是身為台人，除了少數點綴太平，另作夤緣之想的人物外，大部分却都申訴了民間的疾苦和不滿。但是，把這一點點看作是台灣「民主」的先聲，都無疑是過分的誇大。當官僚政治由中央一直伸張到地方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對任何一個地方人民生存條件的改善作過度的樂觀的。這也同時說明了，只有祖國的民主進步的勝利，台灣才不致再是無「光」未「復」的「光復」，而是自由幸福的澈底的解放。 40. 39 40. 引自楊村，〈祖國啊！祖國！〉，《文匯報》，1947 年 1 月 14 日，第 6 版。同上註。.

(16) 4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這段文字指出，除了少數想藉由攀緣權貴以求自身飛黃騰達者外，台灣人普遍要求中央政府給予台灣人民主自治，使台灣人能有機會用自己的力量建設理想中的新台灣。不過，揚風也洞悉台灣再度成為中國的屬地之後，除非中國走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則台灣人也無緣享有政治上應有的權利。因政治力壓迫不得不回到上海之後，揚風在 1947 年 3 月 4 日發表〈台灣歸來〉，感性地抒發自己對台灣土地與台灣人的熱愛，也藉機抒發了他對陳儀政府殖民式統治的專制獨裁之下台灣未來的局勢，以及台灣人和外省人間日益產生的磨擦與隔閡之憂慮，他說：台灣的民眾，在性格上具有熱帶人的熱情單純和忠厚，在日本人的經濟壓制束縛下，他們學會了吟苦耐勞和儉樸。剛收復時，台灣民眾幾十年積壓着的熱情，沸騰了起來，幾十年渴望祖國的想念，才實現了。對光復，台灣民眾是懷著過大的希望的，希望祖國能解除日本人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切經濟的政治的束縛。台灣民眾這項純真的希望，從光復後這一年多來，被現實殘酷的擊得稀碎。他們由希望失望而絕望，對現存的政府，在心裏積壓着很深沉的恨，這心理，甚至轉移給每一內地去的人。假使一個內地去的人同一個台灣人口角，會有一大羣台灣人幫着叫囂辱罵。以前台灣人對內地去的稱『祖國來的』，現在大多改叫『中國人』了，這情形愈來愈普遍，這心理感染著每個台灣人的心。這也就是台省行政長官公署整個政治的反映，假使再不設法對台灣整個的行政設施作通盤的改變檢討，這積壓在台灣民眾心裏深沉的恨，會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到那時，會弄得整個的局面難於收拾。 41 對來自大陸的人從「祖國來的」改稱為「中國人」，有意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劃清界線的態度，可見台灣人的「祖國」認同正逐步消退當中。文末註記「二，二十八，夜，上海」，執筆時間正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當天的夜晚。遠在上海的揚風預言台灣民眾對陳儀政府的恨，將會像火山一樣爆發，. 41. 引自揚風，〈台灣歸來〉，《文匯報•筆會》第 185 期，1947 年 3 月 4 日。.

(17)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43. 弄到難以收拾的局面時，顯然還未獲悉，台灣民眾已經因為前一日大稻埕緝煙血案忍無可忍，28 日遊行到行政長官公署前抗議，卻遭到士兵的槍枝無情地射擊，沸騰的民怨隨之引爆，瞬間化為全島的反抗行動，長久以來對官方的不滿也轉嫁到數起對外省人的毆打洩憤上。事件中當局對台灣人進行屠殺的處置方式，以及事後大舉捕殺台灣知識菁英的恐怖行動，更是造成了日後難以化解的省籍情結，影響深遠。. 四、基於改造社會的合作二度來台之後，揚風參與了《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兩次論戰。1947 年 11 月 3 日，稚眞在《新生報》「橋」副刊 38 期發表〈論純文藝〉，主張「為文藝而文藝」，引發了「純文藝」論爭 42 。四天後，「橋」刊載了揚風的〈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質疑稚眞「為文藝而文藝」的論點，揚風說：「『文藝』，不是『為文藝而文藝』，還有它更高更大更遠的目的。這也并不是『文藝』身上的附件『功利』或『倫理』。文藝應該是大眾化的，大眾的語言、大眾的痛苦、歡樂、能為大眾所瞭解接受的。」 43 揭櫫從大眾的立場描寫大眾苦樂的文學觀。爾後，揚風對上稚眞與凌風，進行激烈的言詞交鋒 44。其中，〈評「再論純文藝」〉以「為人生而藝術」的基本態度出發，特別標舉「文藝大眾化」與「新寫實主義」才是中國文藝理論的新思潮。 1948 年 3 月 26 日，揚風發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對展開台灣新文藝運動提出四個建言，主要內容是：一、文藝統一陣 42. 43. 44. 有關「純文藝」論爭的經過與雙方的主要意見，請參考劉孝春，〈「橋」論爭及其意義〉，《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人文學報》第 7 期（1997 年 7 月），頁 297-298；許詩萱，〈戰後初期（1945.8 ～1949.12）台灣文學的重建─以《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為主要探討對象〉（台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頁 70-71。揚風，〈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臺灣新生報•橋》第 40 期， 1947 年 11 月 7 日。在〈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之後，揚風公開發表與「純文藝」論爭有關的文章，還有〈評「再論純文藝」〉與〈雜話批評─兼答凌風致編者信─〉兩篇，分別發表於《臺灣新生報•橋》第 48 期，1947 年 11 月 28 日；《臺灣新生報•橋》 66 期，1948 年 1 月 12 日。另外，揚風寫給歌雷的一封長信，其中一段談到凌風〈文藝與批評〉一文，由歌雷冠以〈揚風致編者的信〉為標題，發表於《臺灣新生報•橋》第 60 期「編者讀者作者」欄，1947 年 12 月 26 日。.

(18) 4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線：大陸來台的文藝工作者與台灣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普遍合作，並討論出台灣新文藝運動統一的路向。二、開拓文藝園地：在當前沒有定期文藝刊物的情形下，希望《新生報》等報的副刊編者，儘量向報館爭取副刊篇幅，始能多容納文藝作品；文藝工作者組成統一戰線，拚出自身的力量來出版定期的文藝刊物，作為主動地推動台灣新文藝運動的基幹。三、「大眾化」問題：文藝的大眾化應該寫的是大眾，不應該屬於一個小角落，或僅作個人情感的發揮等。四、爭取寫者空間：希望當局在不背叛國家政府的大原則下，放大寫者的空間，並鼓勵及扶助新文藝的展開，對文藝作品檢禁的尺度，也願儘量的放寬；再者，文藝工作者自身應不斷地向當局據理力爭寫作的自由 45。面對二二八事件之後蕭條沉寂的台灣文壇，推展台灣新文學運動已經是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共同關切的議題。3 月 29 日，楊逵發表〈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文中有六項具體建議，其要點為：一、團結在台灣的文藝工作者，不問本省人或外省人，召開全省文藝工作者大會，研討台灣新文學再建的方策。二、真正的文藝工作者結成一個自己的團體，發行介紹各方面文藝活動的文藝雜誌及文藝新聞，成為一個文藝的舞台。三、各地的文藝工作者集合愛好文藝同志鼓吹並召開文藝座談會，由各文化雜誌編者擬題鼓動關於新文學諸問題的討論、創作與批評，同時將各座談會的消息及報告在各雜誌揭載。四、各報副刊編者協助物色翻譯人員，以翻譯並揭載用日文撰寫的文藝作品。五、使省內外作家及作品活潑交流。六、鼓勵民眾參加文藝工作，提倡寫實的報告文學等 46。楊逵的這篇文章發表後，戰後初期最大的一次文學論戰就此引爆，作家不分省籍，熱烈討論台灣文學的發展方向。論戰中揚風發表四篇文章 47，重申「文. 45. 46. 47. 詳見揚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臺灣新生報•橋》第 95 期，1948 年 3 月 26 日。詳見楊逵，〈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原載於《臺灣新生報•橋》第 96 期，1948 年 3 月 29 日，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 244-245。依序為：〈『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第 117 期，1948 ，《臺灣新生報•橋》第 123 年 5 月 24 日。〈五四•文藝寫作─不必向『五，四』看齊〉期，1948 年 6 月 7 日。〈新寫實主義的真義〉，《臺灣新生報•橋》第 132 期，1948 年 6 月 28 日。〈從接受文學遺產說起〉，《臺灣新生報•橋》第 136 期，1948 年 7 月 7 日。附帶說明的是〈五四•文藝寫作─不必向『五，四』看齊〉在「橋」副刊 123 期刊出，當天的報紙將期號誤植為 124。.

(19)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45. 藝大眾化」與「新寫實主義」的理念，並且反覆地加以闡述。例如〈『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指出，當前整個中國的進步的文藝運動，是「現實主義的大眾文學」，並重提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文章下鄉」的口號，揚風說：我們應該從書房裡走出來，從沙發上站起來，從都市裡走到鄉間去，走到廣大的農村去，同那些以前被我們忽略了的苦老百姓們生活在一起，感覺他們所感覺的，并大聲的喊出來，大膽的寫出來。能如是，我們的文學運動，才會得着更多人的共鳴和支持，才有它堅強而廣大的基礎。才不致使文學運動的種子就在那枯竭了的都市裡發芽，含苞，而開出一朵病態的慘白的花來。 48 作家應從都市與書房走進農村，藉由與百姓實地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與情感，並大膽地將民眾的心聲寫出來。揚風認為以廣大的鄉間作為寫作的源泉，才能使新文學運動與民眾走在一起，也才能獲得更多民眾的共鳴與支持。〈五四•文藝寫作─不必向『五，四』看齊〉一文中，揚風曾經清楚指出，「所謂新寫實主義不但與『浪漫主義』有別，就是與『寫實主義』（或現實主義）也有着很大的差異，因為新寫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主張階級文學的（即文學階級性）」。又說：「新寫實主義的『情感』，也只是廣大勞動人民求民主，反專制，求解放，反獨裁的積極的行動和怒潮。新寫實主義的『個性』是廣大勞動人民的『群眾性』。」 49在〈新寫實主義的真義〉一文中，揚風更針對「新現實主義」的內在意涵，繼續申論說：新寫實主義是主張文學的階級性的，就是說，文學要為大多數人所屬的那階級服務。固然我們不一定要硬寫那大多數人所屬的那一階級如何如何，喊出幾條口號，或公式化了的「教條」就算是新寫實主義的文學了。我們更可以尖銳的暴露諷刺統制者群的腐化，專制，殘暴，和它沒落的. 48. 49. 引自揚風，〈『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第 117 期，1948 年 5 月 24 日。引自揚風，〈五四•文藝寫作─不必向『五，四』看齊〉，《臺灣新生報•橋》第 123 期， 1948 年 6 月 7 日。.

(20) 4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必然趨勢及統制者群中內部的矛盾衝突等……。只要是為了那廣大的人群所屬的階級而服務的文學，我們都能將它概括在新寫實主義這一文學範疇內的。 50 綜合上述可見，揚風主張的「新寫實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其階級性，必須為被壓迫階級的眾多人民而寫，要能反映群眾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並揭發統治階級腐化與殘暴的一面，以及專制政權必然滅亡的趨勢。，與楊逵〈如比較揚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何建立臺灣新文學〉分別提出的幾點建議，可以發現有諸多不謀而合之處 51 。包括文藝工作者不分省籍地團結在一起，討論台灣文學的發展路向，發行文藝雜誌等呼籲。揚風所說文藝工作者應爭取寫作自由空間的意見，也跟楊逵在 1946 年 5 月發表的〈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臺灣新文學停頓の檢討〉）中所說：「我們民眾以自身的力量保障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的自由，如此才是踏出消弭文學停頓的第一步」 52 ，同樣把文學發展奠基於自由民主的言論空間之上。至於論戰中揚風所主張「文藝大眾化」與階級性的「新寫實主義」，也是做為社會主義者的楊逵從日治時期以來一直堅持的文學立場。只不過為了避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落入意識形態的爭論，楊逵改稱之為「真實的現實主義」53。至於揚風所說文學可以「暴露諷刺專制者群的腐化，專制，殘暴，和它沒落的必然趨勢」，跟楊逵三○年代創作的〈送報伕〉（〈新聞配達夫〉）、〈頑童伐鬼記〉（〈鬼征伐〉）等多篇小說中，揭發日本殖民政權與資本家聯手壓榨台灣人民，並藉由被壓迫群眾團結反抗的成功，將結局指向未來理想的社會近似。. 50 51. 52. 53. 揚風，〈新寫實主義的真義〉，《臺灣新生報•橋》第 132 期，1948 年 6 月 28 日。楊逵〈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是由孫達人綜合楊逵中文、日文兩篇文章翻譯而成，從這篇文章發表時所附孫達人的「譯者後記」執筆於 3 月 24 日晚間可知，楊逵這篇文章寫成時，揚風的〈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尚未刊登。楊逵，〈臺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原以日文發表於《和平日報•新文學》第 3 期，1946 年 5 月 24 日，引自《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 224。楊逵，〈新文學管見〉，原以日文發表於《臺灣新聞》，1935 年 7 月 29 日-8 月 14 日，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詩文卷」（上）（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2001 年），頁 318-324。.

(21)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47. 除此之外，不僅揚風曾經藉由創作傳播魯迅的文學精神，楊逵在戰後初期的魯迅熱潮中尤其佔有一席之地。1946 年 10 月 19 日魯迅逝世十周年當天，楊逵在《和平日報》「新世紀」副刊與《中華日報》，分別以中、日文發表〈紀念魯迅〉（日文原題〈魯迅を紀念して〉）的詩作，歌頌魯迅勇敢朝向惡勢力前進的精神，日文詩作更進一步提到魯迅的至誠與熱情有其繼承者，以此宣示面向黑暗現實積極戰鬥的意志。1947 年 1 月，目睹陳儀政府的貪污舞弊之後，楊逵在《文化交流》發表〈阿 Q 畫圓圈〉，藉魯迅名作《阿 Q 正傳》，以「雖有幾個禮義廉恥欠信之士得在此大動亂之下再發其大財，平民凡夫在飢寒交迫中總會不喜歡他們的」 54，諷刺陳儀建設新台灣的承諾失信於民。〈阿 Q 畫圓圈〉發表的同時，由楊逵策劃翻譯的中日文對照版《阿 Q 正傳》正式發行，楊逵在書前所附的〈魯迅先生〉中有這樣的介紹：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結束五十六年的生涯為止，他經常作為受害者與被壓迫階級的朋友，重複血淋淋的戰鬥生活，固然忙於用手筆耕，有時更是忙於用腳逃命。說是逃命，也許會令人覺得卑怯，但是，筆與鐵砲戰鬥，作家與軍警戰鬥，最後，大部份還是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法。如此，先生通過這種不屈不撓的戰鬥生涯，戰鬥意志更加強韌，戰鬥組織也更加團結鞏固。 55 當時正是台灣人民對陳儀政府深惡痛絕之際，楊逵強調魯迅作為受害者與被壓迫階級之友的立場，無疑是將魯迅與被陳儀政府壓迫的台灣人民置於同一階級，也隱約傳達出身為作家的自己認同魯迅與軍警槍砲戰鬥的精神。《阿 Q 正傳》出版一個月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一向堅持和平抗爭的楊逵對陳儀政府的暴政忍無可忍，終於毅然決然地走向武裝反抗之路。由此可見，楊. 54. 55. 楊逵，〈阿 Q 畫圓圈〉，原載於《文化交流》第 1 輯（1947 年 1 月），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 232。原以日文發表於「中國文藝叢書」第一輯的《阿 Q 正傳》（台北：東華書局，1947 年），引自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翻譯卷」（台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1998 年），頁 31。.

(22) 4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逵從魯迅的戰鬥生涯投射出與統治階級對抗的自我形象，以及與被壓迫階級的台灣人民共同對抗統治階級的堅定立場 56 。相對於揚風借用魯迅的文學創作，為自己的《投鎗集》與收錄其中的幾篇雜文命名，以及學習魯迅雜文的批判之筆，對戰後中國各種不公不義現象的口誅筆伐，楊逵借魯迅精神「以古喻今」的詮釋方式有些差異。但與廣大受到壓迫的被統治階級站在一起，勇於挖掘社會的病態，抗議專制政權的封建腐化方面，楊逵與揚風實有其共通之處。因此以文學改造社會的理念相同，希望藉由文學批判現實，建設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應該就是兩人決定合辦雜誌，在文學運動方面結為盟友的背景因素。. 五、中國量尺與台灣文化仔細觀察揚風與楊逵的文學觀點，儘管有許多相通的見解，但也並非毫無歧異之處。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中，有關大眾化問題方面，揚風有以下的說法：文藝的大眾化要使不能看的人聽得懂，不能聽的人看得懂。我決不同意於用臺灣語來寫所謂『方言化的文藝』。因為這第一、阻碍了語文統一的進展。第二、臺灣語不像蘇浙等省的土語，臺灣話的本身就感語彙不夠，假使再形諸文，勢必更感別扭。 57 無法使用台語的揚風批評台灣話的語彙不夠，自然是因不懂而來的偏見。所謂阻礙語言的統一發展，則是以中國的國語文學為標準。反觀楊逵在日治時期嘗試台灣話文書寫失敗之後，1948 年間再度挑戰台灣話文創作，不僅以簡短的歌謠體書寫台灣歷史，也藉此揭發民生凋敝的社會現實 58 。楊逵以實際行動支持 56. 57. 58. 筆者，〈楊逵與日本警察入田春彥─兼及入田春彥仲介魯迅文學的相關問題〉，《臺灣文學評論》4 卷 4 期（2004 年 10 月），頁 101-122。引自揚風，〈新時代，新課題─台湾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臺灣新生報•橋》第 95 期，1948 年 3 月 26 日。 1948 年 8 月 2 日，楊逵在《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發表戰後的第一篇台灣話文創作〈臺灣民謠〉，敘述李鴻章簽約割讓台灣給日本，以及台灣人自行成立台灣民主國以對抗日本的歷史。在此之後，楊逵又陸續於《臺灣新生報•橋》與《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發表多篇台灣話文歌謠，揭發民生凋敝的現狀。請參閱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

(23)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49. 台灣話文，顯示他不僅比揚風重視台灣文學語言多樣化的特殊性格，也更為重視居於社會底層的台灣民眾。其次，「橋」副刊有關建設台灣文學的論議熱烈進行之際，在一片認識台灣的呼聲中，揚風發表〈『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堅持台灣文學必須去配合中國與整個世界文學運動的趨勢，他說：談到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許多人都開出了若干不同的單方，有人說要重新認識臺灣，是的，應該而且必需將臺灣認識清楚後，才能去談：「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這我認為是對的。但我慎重的提醒這些開單方的先生們，認識了臺灣還不夠，更要認識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文學運動是怎麼一個趨勢了，進步到了甚麼程度，在臺灣的文學運動應該怎樣去配合？如何去趕上？假使這些我們不認識清楚，只盲目的死抱著臺灣如何，如何，等於在家裡關起門作皇帝，外面的天地還廣大的很啦！ 59 揚風覺得只認識台灣是「盲目的死抱著臺灣」、「等於在家裡關起門作皇帝」，要求台灣的文學運動要「配合」並「趕上」中國，顯示他認為相對於台灣文學，中國文學有更開闊的視野，中國文學也是比台灣文學更先進的學習典範。揚風如此主張，主要是對於日治以來的台灣文化有所不滿。1946 年底發表的〈台灣的文化〉，文章標題下有摘要：「日人五十年的統治，帶給台灣文化以一片空白；勝利後初生的嫩苗，又遭遇了暴君的摧殘」。儘管文中對於戰後台灣當局的箝制言論，妨礙台灣文化之發展有所批判，但也不乏鄙視台灣文化的負面說法。例如他說：若要把國內的尺度拿到台灣來，則台灣根本無「文化」可言。日寇五十年的奴役統治，把台灣文化窒死了。光復以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們懷著獻身的熱誠，渡海來希望從事精神的墾荒。這工作無疑是絕對需要的，因為雖僅一水之隔，但台灣人居然國內一切的真相，全屬茫然。中國大. 59. 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277。揚風，〈『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臺灣新生報•橋》第 117 期，1948 年 5 月 24 日。.

(24) 5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陸上的洪潮巨浪，轟動了全世界，但是，一過了窄狹的台灣海峽，竟歸於甯靜寂滅，了無迴聲。又說：日人五十年的奴化，帶給台灣文化以一片空白裡死般的寂靜，這與台灣的物質建設比起來恰恰是一個鮮明的對照。這也許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一定限度內物質生活的安定，養成了台灣人精神領域的貧乏和枯槁，在文化活動上表現為十足的孱弱，比之於祖國受胎於災難的折磨，苦痛的掙扎和希望的鼓舞而誕生的文化的「百刼千珍圖」來，台灣真只是一塊素白而脆薄的紙片。最近台北舉行過一次「台灣美術展覽」，所展覽的畫幅，大都是虫魚鳥獸，秋菊夏荷或是「靜物」、「少女像」之類，這就是日人五十年來對台灣人民精神奴役最真切的訴狀。 60 從揚風的眼睛看來，日本對台灣的物質建設有其成功之處，但精神領域卻相對的貧乏。比較中國在戰爭與苦難中掙扎而發展出來的文化活動，揚風認為台灣「無『文化』可言」，呈現「一片空白裡死般的寂靜」。這樣的論點僅僅是以中國文化為標準，認為日治以來的台灣未接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對中國大陸的文化風潮一無所知。戰後中國接收台灣，對這塊重新領有的土地，大陸的文化界人士難免有所關注。正如前引揚風所言：「光復以後，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們懷著獻身的熱誠，渡海來希望從事精神的墾荒。」揚風初次來台，不到一年的時間被迫返回上海後，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去台灣時，我懷着理想希望和打算，計劃着在那塊剛收復的土地上，做一些切實的文化工作。但當政治的壓力迫得不得不離開台灣時，我又只好懷着這個沒有實現的理想希望和打算，回到上海來」 61 ，以此明確表達自己在台從事文化工作的主觀意願，及因外在環境的客觀因素未能如願的遺憾。自我期許在文化工作方面為台灣貢獻心力的揚風，採訪時當然會特. 60 61. 以上兩段引自楊村，〈台灣的文化〉，《文匯報》，1946 年 12 月 6 日，第 7 版。揚風，〈台灣歸來〉，《文匯報•筆會》185 期，1947 年 3 月 4 日。.

(25)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51. 別注意考察台灣的文化建設，〈台灣的文化〉就是以此為主題的觀察紀錄。由於以「中國之眼」觀看台灣文化，以「中國文化」為標準衡量台灣文化的現況，不能合乎「中國」尺度的台灣文學自然很難令人滿意。「純文藝論爭」期間揚風就曾經針對台灣的文學環境，發出過「臺灣這塊文藝園地荒蕪的土地」 62的評論。揚風有關台灣文學的負面說法，其實是戰後大陸來台作家頗為常見的現象。主要是因為台灣接受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戰爭結束之前與中國大陸呈現長期分治的局面，戰後從大陸來台的作家對台灣歷史不熟悉，又有語言方面的隔閡，通常不了解台灣發展過自己的新文學運動，導致有關台灣文學或文化的發言經常有失允當。1947 年間，《新生報》「文藝」副刊為此爆發過一次小型的論戰。在沈明、江默流對台灣文學「一片未被開墾的處女地」、「真空的文藝界」、「文藝的處女地」的稱呼下，台灣作家王錦江（王詩琅）與毓文（廖漢臣）不得不現身說法，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就 63。1948 年間「橋」副刊爆發的論戰中，仍可見相同的論調。無怪乎楊逵在參與討論時，必須時時岔出發展方向的主軸，介紹曾經親身參與過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也為台灣有自己的新文學傳統進行辯護。 1948 年 4 月 3 日，「橋」副刊的第二次作者茶會召開，以楊逵引發論戰的文章〈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為題進行討論。楊逵的發言集中在「過去臺灣文學運動的回顧」，著重說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特殊性在於「語言上的問題」，至於「在思想上的『反帝反封建與科學民主』」這一點，與國內却無二致」，明白指出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兩者間的差異，在於形式上的語言，而非內容上所蘊含的思想與精神。接著楊逵再談到戰爭結束將近三年，應要重振的台灣文學界的消沉，肇因於台灣人使用被日本政府禁絕十多年的中文很難充分的表達，以及政治上的變動使作家感到不安、威脅與恐懼 64 。顯然有意讓與會的大陸來台. 62. 63. 64. 揚風，〈請走出「象牙塔」來─評稚眞君的『論純文藝』〉，《臺灣新生報•橋》第 40 期， 1947 年 11 月 7 日。論戰詳情可參考李瑞騰，〈《橋》上論爭的前奏〉，《新文學史料》2001 年 01 期（2001 年 1 月），頁 52-58。原載於《臺灣新生報•橋》百期擴大號（1948 年 4 月 7 日），收於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資料卷」（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頁 146-147。.

(26) 5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作家了解，眼前一片蕭條的台灣文壇其實有過輝煌的歷史，而當前的「荒蕪」感乃肇因於政治恐懼，以及政權遞嬗連帶語言轉換所引發的負面效應。由於「橋」副刊第二次作者茶會的簽名紀錄上，清楚可見揚風的筆跡 65 ，推測當時在場聆聽與會者發言的揚風，應該已經透過楊逵認識到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概況。可惜 3 月 28 日結識楊逵後，兩人間的往來與晤談，是否促使揚風對於台灣文化的負面印象有所轉變，因史料之不足，目前不得而知。若就推動戰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方面而言，從前述 5 月 24 日發表的〈『文章下鄉』談展開台灣的新文學運動〉中，所謂單認識台灣還不夠，還要「配合」並「趕上」中國文藝運動的趨向云云，顯示揚風在這次的茶會之後，仍堅持以中國文學作為台灣文學的標準，並以中國文學的發展趨勢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前進的標竿，與楊逵一再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呼籲對台灣的文學與文化運動想要有所貢獻的人，必須深刻地了解台灣的態度，有其根本上的差異 66。 1948 年 8 月 10 日，揚風與楊逵計劃合辦的雜誌《臺灣文學叢刊》，按原定計畫，在東華書局的奧援之下正式創刊 67 。作品內容或者重構台灣人反抗外來殖民政權的歷史，或者再現台灣社會現實以批判腐敗政權，傳達兩人對於民主自由的共同期待。由於叢刊收錄多篇楊逵創作的台灣話文歌謠，以及在民間流傳多時的〈農村曲〉等，與揚風先前反對建立台灣方言文學的立場不同，加以當時的揚風已離開台灣，日記中亦未見任何實際參與編輯活動的敘述，《臺灣文學叢刊》的編輯方針是楊逵個人意志貫串的結果，應無庸置疑 68。. 65 66. 67. 68. 第二次作者茶會的簽名單刊於《臺灣新生報•橋》百期擴大號，1948 年 4 月 7 日。楊逵認為相較於中國其他各省，台灣的特殊性除了文學創作需刻畫地方色彩、適當使用方言之外，還有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思想感情的差異，也談及省內外隔閡中有關文化高低的爭辯，都是肇因於對台灣民間的認識不足。楊逵並強調「對臺灣的文學運動以至廣泛的文化運動想貢献一點的人，他必需深刻的瞭解臺灣的歷史，臺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而與臺灣民眾站在一起」。楊逵，〈「臺灣文學」問答〉，原載於《臺灣新生報•橋》131 期，1948 年 6 月 25 日，收於《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 247。《臺灣文學叢刊》版權頁中載明，發行所為「臺灣文學社」，楊逵創辦的「平民出版社」負責總經售，「張歐坤」掛名發行人。由於楊逵主編的「中國文藝叢書」發行所為設址於「臺北市延平路二段五○號」的東華書局，發行者也是張歐坤，以此推斷《臺灣文學叢刊》出版資金的主要提供者為東華書局。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406。.

(27)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53. 然而在實踐兩人的合作計畫方面，揚風也並非毫無貢獻。創刊號中揚風的〈小東西〉以首篇的醒目位置予以刊載，可見楊逵對這篇小說的重視。第二輯的「文藝通訊」欄中，還有揚風以簡短文字報告的生活近況 69 ，楊逵對揚風未來動向的關注由此自然呈現。其中，〈小東西〉以小說形式重現聰明上進的十五歲台灣少女，最後不幸淪落風塵的真實際遇 70 ，符合第一、二輯版權頁內所揭示：「本刊歡迎反映臺灣現實的稿子，尤其歡迎，表現臺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的創作，報告文學，生活記錄等」的刊載原則。除此之外，揚風曾在《新生報》「新地」副刊連載，因二二八事件爆發而未能刊完的〈半月漂泊〉 71 ，以〈漂泊記〉修訂稿重新發表於由楊逵負責主編，作為重建台灣文學另一重要陣地的《台灣力行報》「新文藝」週刊 72。揚風取材自台灣社會現實的〈小東西〉，以及戰後從杭州到南京、上海間流浪求職的〈漂泊記〉，所體現的正是楊逵 1948 年間所提倡「真實的故事」的文學精神 73。揚風不僅以提供稿件的方式支持台灣文學的重建，也以此支援楊逵的文學志業。. 六、結論 1946 年揚風秉持在台灣從事文化工作的志願從大陸來台，以南京《新中華日報》記者的身分四處採訪時，親眼目睹台灣民眾在政權更迭之後，政治、經濟各方面遭受到的種種壓制，遂將台灣的社會實況逐一在上海披露。揚風對戰後台灣社會發展的忠實紀錄，了解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逐漸產生變化，對政府激憤不滿的情緒高漲到隨時可能產生重大變局的預言，恰恰與當局推諉二二八事 69 70. 71. 72. 73. 揚風，〈我已解聘了／另找工作中〉，《臺灣文學叢刊》第 2 輯，頁 13。 1947 年 12 月 20 日，〈小東西〉的初稿完成，揚風在日記中說：「這篇東西，我自信很成功，因為都是我生活過來的事，決沒有虛空架設的事」。連載於《臺灣新生報•新地》第 59-64 期，1947 年 1 月 27 日-2 月 25 日。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新地」暫時停刊，1947 年 5 月 1 日復刊，未完部分不再刊出。從 1948 年 10 月 24 日出刊的 14 期開始連載，至少連載至 11 月 15 日出刊的 20 期，因史料缺乏，刊完期號不明。 1948 年楊逵主編《台灣力行報•新文藝》時，於 9 月 20 日出刊的 8 期首度公開徵求「實在的故事」。楊逵在徵稿啟事中說：「客觀認真的態度，才是『新文藝』的出路，也是文藝大眾化的捷徑」。1948 年 10 月 11 日刊出的「新文藝」11 期中，楊逵還發表了〈「實在的故事」問答〉，藉由評論兩篇徵求來的故事說明自己的理念。〈「實在的故事」徵稿〉啟事與〈「實在的故事」問答〉收入《楊逵全集》「詩文卷」（下），頁 259-262。.

(28) 5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件的責任於台人奴化或共產黨作亂形成強烈的對比，也間接成為台灣人在官逼之下民不得不反的有力證詞。 1947 年間再度來台後，揚風兩度投入《新生報》的文學論戰，積極參與有關台灣文學的討論。1948 年 3 月底，在「橋」副刊的作者茶會與楊逵結識之後，基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理念，希望透過批判現實的文學達到改造社會，以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兩人決定經由合辦刊物的方式，共同推動戰後新一波的台灣新文學運動。面對兩岸人民同樣在國民黨專政之下被支配的命運，楊逵與揚風的攜手合作，無疑是〈送報伕〉中被壓迫階級不分族群的團結抵抗，以推翻壓迫階級這一理念的付諸實踐。其間之異，僅僅在於日治時期創作的小說〈送報伕〉最後所暗示，藉由經濟弱勢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大團結，協助被日本殖民的台灣人對抗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雙重壓迫，將結局同時指向台灣人的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戰後初期楊逵與揚風所共同關切的對象，則是威權體制之下全中國的被統治階級。另一方面，在復併入中國領土的台灣重新開展其文化建設之際，揚風雖然成為楊逵重建台灣文學時的重要夥伴，彼此的文學立場卻存在著差異。做為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揚風，期待台灣文學以中國新文學為師，曾經公開表示不支持發展台灣話文；台灣本地知識菁英的楊逵，則是一再強調台灣有別於中國的新文學傳統，1948 年間也以歌謠體再度嘗試台灣話文創作。當時的楊逵對「台灣文學」名稱的堅持，曾經引來《中華日報》上國民黨陣營的大肆攻擊 74 ，站在同一陣線上的揚風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方向，又有著與楊逵不盡相同的規劃藍圖，戰後初期台灣文壇的複雜情況可想而知。 1948 年 8 月 10 日，揚風與楊逵預定合辦的雜誌《臺灣文學叢刊》正式發行，收錄作品傳達出台灣人對於自由解放的憧憬，以及揚風與楊逵對於民主自. 74. 《中華日報》是國民黨經營的報紙，對楊逵的攻擊主要是質疑台灣文學的討論，有要將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獨立的動機。其目的則是要將台灣文學導引到書寫過去的歷史或特殊的風土民情，不批判當前的政治現實。發表這種論點的有三篇文章：杜從，〈所謂「建設臺灣新文學」臺北街頭的甲乙對話〉，《中華日報•海風》第 311 期，1948 年 6 月 23 日。段賓，〈所謂「總論臺灣新文學運動」臺北街頭的甲乙對話〉，《中華日報•海風》第 313 期，1948 年 6 月 26 日。夏北谷，〈令人啼笑皆非〉，《中華日報•海風》第 313 期， 1948 年 6 月 26 日。.

(29) 揚風與楊逵：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作家與台灣作家的合作交流 55. 由的追求與嚮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篇台灣話文歌謠的編輯策略，展現了台灣文學多音（語）交響的特殊性格，也彰顯了楊逵在推動台灣文學重建時的主導權，使得該刊不僅成為楊逵有關「台灣文學」定義與內涵的實踐園地，楊逵也藉此具體回應執政當局亟欲將台灣全盤中國化的時代氛圍 75。1948 年 8 月間揚風離台之後，楊逵持續著手《臺灣文學叢刊》的編輯與出版。然而原訂每月出刊一至兩本的計畫 76，1948 年 9 月 15 日出版第二輯後，在通貨膨脹的艱困環境中遲遲未見新刊發行。拖延三個月後的 12 月 15 日，第三輯終於出版，但該刊也就此走入歷史。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的政權轉換，促成了兩岸新文學運動在台匯流，締造了接受過東南文藝運動洗禮的新進作家揚風來台，和曾經參與領導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楊逵之間合作交流的機會。後來分隔兩岸的這兩位文友在詭譎的政治局勢下，居然有著極為相似的命運。1949 年間楊逵與外省籍的編輯朋友們共組文化界聯誼會，由楊逵負責起草〈和平宣言〉。這篇刊載於 1949 年 1 月 21 日上海《大公報》上，以「台灣人關心大局／盼不受戰亂波及／台中部文化界聯誼會宣言」為標題，呼籲政府防止大陸上的國共內戰波及本省，使台灣成為和平建設示範區的文章，觸怒了即將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 77。4 月 6 日，當局對異議人士展開思想的整肅，楊逵遭到逮捕，判刑十二年，〈和平宣言〉成為唯一的罪證。文學生涯不僅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所推動的台灣新文學重建也因為政治力的介入劃下句點。五○年代韓戰爆發後，遠在北京的揚風被送往新疆勞改，從此音訊全無 78 。曾經攜手共同奮鬥的兩位文友，竟分別獻祭於戰後瞬息萬變的政治鬥爭之上。. 75. 76 77. 78. 詳情請參閱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頁 398-419。《臺灣文學叢刊》第一輯版權頁「歡迎訂戶」下曰：「本刊予定每月出一本至二本」。楊逵口述，王麗華記錄，〈關於楊逵回憶錄筆記〉，原載於《文學界》14 集（1985 年 5 月），收於《楊逵全集》「資料卷」，頁 75。吳克泰（1925-2004），本名詹世平，宜蘭人，二二八事件後逃往大陸。1946 年間先後擔任《自由報》與《人民導報》的記者，因在採訪中常常遇到而認識揚風。見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頁 171-176。筆者 2006 年 10 月 27 日在日本福岡請教橫地剛先生有關揚風的下落時，橫地先生表示聽吳克泰說過，五○年代韓戰爆發後，吳克泰曾於北京巧遇揚風，揚風告知以即將被遣送新疆勞改，此後音訊全無。.

(30) 5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1948 年 6 月 2 日，「橋」副刊的台灣文學論爭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揚風在日記中寫下：「我在台灣一天，我總得替台灣的新文學運動盡一番力，這是一個忠實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有的態度。」儘管對於台灣新文學的建設滿懷熱忱，遭到宜蘭農校解聘之後離開台灣，《臺灣文學叢刊》在混亂的政經局勢下，成為僅發行三輯的短命雜誌，揚風與楊逵的合作計畫終究未能臻於圓滿。戰後初期跟揚風一樣，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的大陸來台作家為數不少。後來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有人離開，有人留下；在台停留的時間或長或短，各不相同。置於台灣文學的歷史長河中來看，揚風滯台時間兩次相加還不滿兩年，可說是歷時短暫的一位過客。勾畫揚風在台的文學活動及與台灣作家楊逵的合作交流，除了用以填補台灣文學史的罅隙之外，大陸來台作家在台灣文學史上如何定位，或許揚風的例子可以引發重新思考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