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全球化趨勢下，文化疆界漸次模糊、混雜及多樣，對於精神醫療 的體質勢必帶來質變。一般而言，全球化對精神醫學的衝擊，大體可以分成三個 層面。（1）對個體及集體的認同形式與社群生活產生效應，進而與心智違常相互 影響。（2）經由經濟資源的不平等發展與分配，影響心理健康。（3）對於精神醫 學知識自身的形塑與擴散，產生影響（Kirmayer & Minas， 2000）。不過，全球 化現象產造歷史效應之際，同時也會製造抵抗的「反」作用力。全球化是一個異 質的概念，全球化的分殊性不亞於其統合性；它在統合的同時也分化了，分化的 原因也正是那些促進全球化一致化的因素(Bauman, 1998/2001: 2)。所以，未來文 化精神醫學的發展，應置身開放系統，走向多重認同多元民主的混血兒式(mestizo) 療癒模式，一方面，展現「文化生物化」(biologize culture)，人類具備在文化世 界理生存的能力，是生物有機體組織的一部份。一方面，顯示「生物文化化」
(culturalize biology)，我們的生物模式與隱喻，是被文化價值與基本預設所塑造 (Kirmayer & Minas, 2000)。
走出性別識盲的心理病理羊腸小徑，邁進文化視野的陽關大道，我們領略到 Lopez 與 Guarnaccia(2000)在一篇整理文化心理病理學相關研究的論文裡所指出 的，文化社會歷程與心理行為歷程之間並非單向道，而是彼此間具相互影響性的 雙軌運動路線。在這樣的思維下，文化不再被視為一種獨立變項或控制因子，而
羞恥的行為，而這意味著瘋狂被視為一種失落，失去「我們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核心層面。
因此，Garfinkel 認為當代精神醫療的發展，需要從消費者運動、社區意識覺醒與專業知識 成長的互體結盟，形構一股與主流科學論述相互抗衡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方能落 實人類受苦倫理的關照。
是文化自身融入於心理病理研究的社會脈絡裡。無論從研究問題意識的形構、研 究設計與測量工具轉譯、概念模式引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人際互動、乃至 症狀語彙的界定、解釋，以及圍繞個人心理健康問題的社會世界之結構，文化在 這些面向裡都扮演著重要角色。Lopez 與 Guarnaccia(2000)總評認為，文化心理 病理學的研究已成為注目的焦點(on the map)，其發現了心理疾病的社會世界，終 極目標是寬解人類苦痛，改善人類生活。心理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諸變項是互文 交織於心理病理論述理路間，彼此共變影響，而非何者具優位性的組合。是故，
以尊重文化多樣性作為前導，精神醫療的發展才會瞭悟種族/族群/階級/性別/性取 向的異質性，如此才能規避性別識盲的嵌陷，發現女性主體的聲音影像，心理病 理論述方可擺脫科學帝國主義的象徵殖民與語言暴力。
Katz & Shotter(1996)指出診斷晤談過程中，除了病名診斷術語外，更涵蘊「社 會詩學」(social poetics)的時空。在醫療時空裡，當病人對著醫生敘說有關生病的 任何故事或訊息時，病人所回憶的，並非僅是其所經驗過的，同時也是這些經驗 對他（她）們的意義。經驗的意義建構，映射著文化往復的過程，敘說著個體如 何與疾病共存的故事，而不是談論有關疾病的事件。由此，社會詩學的晤談是從
「談論有關」(talking about)移轉為「談論自身」(talking of)和「與之共談」(talking with)的歷程，使個體重新安置於一個特定的、持續運轉的、開放的與對話的時 空裡，修繕自身的生活世界與社會關係。藉由「社會詩學」的概念提出，病人就 不至於被擠壓到醫療論述的邊緣，僅能佔有固定的位置，而是一個具能動性的施 為者，得以不斷地揭顯疾病世界(world of illness)的本性，及其與疾病世界關係的 置身所在。
藉由筆者尊重同理積極傾聽他者及透過個案敘說重現的現象還原所給出的
「社會詩學」空間發聲，同時經由精神分析論述的援用，顯示個案在罹患精神病 的意外旅途裡，處處看似破碎的敘事文體，其實飽含著黏稠密實的生命肌理及關 照悲憫他者的生活倫理，這是充滿性別識盲的精神醫學所無法涵蓋的層面。個案 從生活異樣的「追因究果」，到置身被污名孤立的他者脈絡，個案長期身處「受
苦世界」裡，再到期待化渡眾生宗教修持的「經驗轉化」，直至想望脫困而出，
歸返自我認同的「重建生命」歷程，個案的經驗世界其實是一種動力性的生活故 事再湧現與再書寫樣態，絕非只是實證主義精神醫療論述所指涉的心理症狀發作 或精神病殘跡復現的意義而已。
其實，治療（therapy）的希臘字源為”therapeia”，原意含有服務(service)、
看護(attendance)與療癒(healing)的意思。進一步說，therapy 的意蘊，連結著一種 服務的行動，亦即對他者提供自由的、忠實的選擇，而非強迫的、推銷的強行給 予（參考自 Gantt, 2000）。因此，Gantt(2000)認為，心理治療需從「去人道化」
的二元論，以及當代醫療模式的機械化約論泥淖裡出走，移動轉向回應和受苦他 者此時此刻的不幸遭逢共苦如苦的倫理義務之召喚。共苦如苦不是一種技術頻道 的修通，而是承認他者的絕對性。是故，受苦是一種呼喚社群性的、道德性的狀 態，治療者重要的是真誠的回應，而非以技術導向的策略，逕行將受苦等同症狀，
嘗試予以醫學意義上的診療。
Frank(2001)感同身受地道出，受苦指涉著個體「置身於生活理當如斯的對岸」
(on the other side of life as it should be)，生活體驗的一切並非那麼理所當然，而受 苦狀態是沒有任何事物或資源可以橋接如此的對岸隔離。受苦是無法言說的、難 以界定的、未能理解的狀態，受苦其實是一種召喚，召喚抵抗任何象徵暴力或支 配關係的回應。所以，探討受苦經驗的研究者，當宣稱傾聽病者的聲音時，卻不 時製造論述分析的類別，將病者的話語安置於既定的概念架構下，如此將他者類 籌化，其實也是一種象徵的暴力。Frank（2001）認為當研究者與受苦者遭逢，
需要的是打造一個使不同病者得以發聲的空間，使病者少一點思考關於自己的故 事，多一點與自己故事的共處感知體驗，同時傾聽沈默的聲音。是故，假若研究 者的學術生產是服膺布希亞式的消費社會邏輯，順服於一切是歡愉的慾望享樂，
將無法滿足誘惑的物件逕行排除於物體系之外，則任何形式的研究只會靠往自身 正向滿足的視域，任何不可言說的、模糊不清的、邊緣異質的、難以界定的經驗，
會因為被誘惑滿足的自身機制所檢查監控，因此，就容易被棄卻排擠在文本/論
述/期刊/報告之外。如此徑路，將更無法回應受苦他者的召喚，這是作為一個研 究者/治療者所必須基進反思的環節。
Abma(1999)認為置身精神病院的患者發聲，在醫師專家角色的反覆要求 下，往往只是進一步鞏固醫生與病人間的階層關係，因此維持了精神醫療的專業 實踐。然而，若我們可以打造一個信任傾聽的、社會詩意的、具性別意識的文化 空間，瞭解心理重建的每一段旅程都是充滿著模糊、苦痛與挫折，則每一個故事 都是一項詮釋，具象化個體的生活經驗，映現個體自我決策生活定錨的方向。因 此，心理病理的故事也具備詰問醫療專業權力，並轉化生命基調的功能。本論文 所呈現的心理治療敘說文本選段及其相關的討論分析，亦當作如是觀。
致謝
作者首先感謝本論文案主，沒有她參與這段心理重建的旅途，本文無法完 成。個案在文內的現身是匿名的，卻無損作者對其的敬意與謝意。另外，兩位審 查人對本論文的指正與建議，中肯犀利，作者獲益良多，也充分體會投稿是一種 學習的過程，謝謝您們。最後，申謝女學學誌編委會，以及編輯助理對本論文校 稿與編排作業的協助，以及許多未能一一點名的朋友之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