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和個案晤談期間，個案不止一次提到，筆者為何願意聽她說話？她表 示，周遭的人只要一聽到她談到一貫道的事情，就覺得個案走火入魔，病況不輕。
她也提到，每次在家裡分配到的工作就是一些雜碎家務事或幫忙照顧弟弟的小 孩，好像她只能做這些事。個案雖然沒有明顯的性別意識覺醒，但個案認為女人
也可以成為優秀的道場講師，可以造福他者，這也一直是她的願望，而不願自己 就這麼被鎖定在廚房社群裡。治療期間，個案也認為她在晤談室內有一種被瞭解 的感受，過往她害怕「真的」發瘋的恐懼，亦可以逐漸消解與釋懷。個案在此期 間也拿出她在接受心理治療後的筆記給筆者看，這些筆記資料與敘說文本一再顯 示個案的故事，其實展演著一種被遺棄失落經驗的修補與撫慰過程7。以下，為 了回到本文的企圖，經由個案敘說的修辭成就，反思實證主義精神醫療異化烙印 計畫的侷限，並嘗試建構女性主體經驗，在呈現一位女性個案的田野聲音後，筆 者接下來將簡略引進主要為 Lacan 的精神分析觀點討論心理病理現象。這般用意 不在於試圖以精神分析學派解析個案的敘說資料，而是在於開啟另一個論述空 間，嘗試經由實徵資料與論理學說的交叉取徑，進一步指出實證主義導向精神醫 療的性別識盲，揭顯症狀話語的背後其實深蘊異質性的生命經驗，並回首省思心 理治療的意涵8。
Damisch(2000)認為精神分析是架構在兩個場景之間-「沈默」與「言說」；或 者「傾聽」與「敘說」之間。他以佛洛依德的《歇斯底里研究》為例指出，藉由 描述的歷程，（創傷的）影像將返回到個案的心靈；經由相同的證徵(by the same token)，當（創傷的）影像已經被述說了，立即就消失了。沈默不是無話可說，
有時反而是飽含無法言銓的更多話語，重要的是他者的傾聽。沈默關閉了個案所
7個案的生命故事，某個程度呼應著 Sedgwick(1993/2002)的自我病歷書寫，「現在，在我已經走 得夠遠，再回頭去看的時候，我發現一路上陪伴我的是沮喪，而不是精神病。」(1993/2002:
155)「我現在才知道，『我被遺棄了』比起『我很害怕』更容易感覺。」(1993/2002: 174) 因此，生命的苦痛故事，抗拒簡化的解釋，需要細膩的聽法，這樣的說法或許不證自明，
但作者卻從陪伴個案過程，觀察到個案的轉變，而有了更切身的體知。
8至於，一位評審問到，為什麼筆者會選擇 Lacan 的精神分析作為本文論述的基底？一方面，由 於筆者是臨床心理學的訓練背景，Lacan 本身也從事臨床的心理診療工作，故筆者對於 Lacan 論述的接觸機會較多，具選擇上的親近性；另一方面，Lacan 發表過一冊的精神病講 演集，在其概念挪用上也能貼近本個案的處境。是故，本文的主要概念工具是取材於 Lacan 的論點。
看見的，一旦述說了，所見的能見逐漸顯明開來，敘說參與了生活的見證。經由 治療過程中語言遊戲的解釋與建構，中介橋接了敘說（沈默）與傾聽的兩個場景，
也使得心理分析的治療成為可能。換言之，精神分析可說是一種「緘默性」
(muteness)與「能見度」(visibility)間的對話關係。無怪乎，Lacan(1977：40)認為
「精神分析只有一種媒介，亦即個案的話語；…只要有人傾聽，任何話語都會有 回覆。那怕是『沈默』，也是一種回覆。」由此，本論文個案在晤談過程中，善 於引用隱喻或語言遊戲描述自己的境況；也曾發生在筆者積極傾聽下，個案數度 的沈默不語或欲言又止的情況。個案在晤談過程中語文或非語文的訊息的呈現，
其實是一次次參與個案生命經驗重塑的見證行動，而非是一種未能療癒的症狀反 覆出現的意涵而已。
本論文個案每次被家人送往精神病院的時機，往往是個案又再度呈現所謂
「瘋狂的」或「憂鬱的」(melancholia)不穩定情緒。Wright & Owen(2001)透過文 獻回顧指出，所謂的「女性」與「心理疾病」/「瘋癲」的高度關連，其實是近 代歷史建構的產物，其透過「精神醫療作為一種社會性控制女性的方式」與「將 女性的不幸遭遇予以醫療化」的雙重手段，遮蔽了女性的受苦經驗。當代精神醫 療建制化的興起與專業化的鞏固，依靠的不是像外科醫師的手術刀，而是透過道 德處理的姿態，精心安排琢磨醫療院所裡的物理空間設備與家用例行活動，嘗試 規範、改變女性的偏差行為。在此狀態下，女性尋求專業協助，冀求的是希望「祛 除控制」卻反而被「再控制化」，到頭來還得感恩醫術高明，醫德可風。事實上，
專業精神醫療背後的權力機制運作，但見生物本質論的性別分工操演，卻忽視「性 別關係」(gender relations)的爭論議題，造成性別識盲的擴張與兩性間誤解的加深。
回頭省察本論文個案的憂鬱情緒，可以說是映射著一種愛戀對象的空蹈與求 道理想的失落，這是一種在性別關係/社會關係裡的生活事件，卻容易透過女性 為罹患憂鬱疾病的脆弱因子逕行予以病理診斷化，忽略所謂「異於常規」的生命 演出，其實可能正是個體建構批判式施為者(critical agency)的一種形態。事實上，
Freud(1957)認為，「悲悼」(mourning)與「憂鬱」(melancholia)的差別，在於前者
是一種對失去所愛的人所作的正常反應，或者是對一種抽象東西的失去之常態反 應。後者則指失去自我指認的能力，也指涉一種關愛的能力的失去，但憂鬱的主 體並沒有能力去看清楚到底他自己失去的是什麼。換言之，憂鬱的主體會失去對 自己的尊重，於是這種對失去客體的感受便逐漸地轉變為自我的失去(ego-loss)。
故 Freud(1957)認為，憂鬱的對象正是主體自身(ego)。Freud 認為「一旦悲悼的工 作完成之後，自我(ego)便自由了，並且也不再受到禁止。」Freud 所欲指出的是，
當存活者與失落客體之間的依附感太強，無法切斷鍵結，或者，已然可以祛除依 附，可是個體卻未將心理能量(libido)投資於他者客體，因而將其內化，轉向自己，
導致存活者對亡者的過度投射性認同，將失去的客體視為自己的一部份，則易形 成自我的失落。因此，悲悼雖然涉及生命態度上重大的分離，但其從來不會被視 為是一種病理學上的意義，也不會因此被安排治療。由此，本論文個案認為一天 不修道，或者無法將修道心得化渡他者，就是在虛度光陰，耗損生命。個案指出，
一個躁鬱症患者就像是一個空轉的馬達，一直不停地旋轉，對照著個案所表述的 胡思亂想狀態，個案甚至也不能確定失落的到底是「她的什麼」，因著沒有依附 目標的具現，像宗教場域心理能量投資的空轉，日常生活愛戀對象的落空失所，
都可能是一種象徵上或實質上的失落意涵。個案未將依附關係的心理能量予以轉 化，反倒將之內化之後形成一種喪失的/失落的投射性認同，因而自我流於感到 沒有意義，加上求道化渡理想的難行空蹈，如此的心理社會反應歷程可能形構著 個案的憂鬱狀態。
本研究個案除了憂鬱狀態外，宗教妄想亦構成其生活故事的主軸線。
Lacan(1993: 321)從「排除」(foreclosure)的觀點提出了空洞片語(holophrases)和造 新詞(neologism)（特別是基本詞語）的問題，闡述了被象徵界拒絕的/排除的事 物再次出現在現實界的現象，Lacan 指出這般被拒絕的/被排除的事物從外部回歸 所涉及的「排除」與「回歸」，是解釋精神病的中心機制。他說：「遲早，被排除 的以父之名(Name-of-the-Father)會再現於現實界，然而，主體無法同化它。結果，
因為主體和這個未能同化的能指(inassimilable signifier)的碰撞，導致個體呈顯幻
覺或妄想的精神病特徵」（1993: 321）。其實，關於妄想型精神病的討論，Lacan 曾以 Freud 的經典個案 Schreber 重加探究。Schreber 是一位法官，長年為妄想所 苦。Lacan 認為 Schreber 因為無法擁有自己的孩子，加上在一場重要的法院職位 選舉中失利，這些失敗因素導致他在真實界的經驗裡，必須面臨關於權威的問 題。因為「以父之名」的召喚被排除在象徵秩序外，以父之名的功能喪失，也意 味著大對體(Other)的能指(signifier)作為一種律法所在(locus of the law)的失效 (Lacan, 1977: 221)。如此能指所在的失效，致使象徵秩序出現一個空洞/無(hole)，
因而喪失了父親隱喻(paternal metaphor)的功能。於是，父親隱喻的象徵功能被化 約停留在想像界，主體被想像界禁錮了。事實上，Lacan（1977: 217）經由 Schreber 的案例分析，說明在精神病方面，因為它跳躍，所以能指與所指分離了，處在精 神病根底的能指遲滯了，能指無法真正的象徵化。職是之故，因為精神病人拒絕 接受本源性缺失，客體的匱乏卻又是永恆的命定，「客體缺乏的匱乏」致使病患 的惶然不安，主體也逐漸失去了呈現自己的印記，故其存活的情感紐帶遭受扭 曲，從世界上失去了自己的居所。
進一步言，對 Lacan 來說，父親功能形構的匱乏，是診斷一個人是否為精神 病的重要標準。父親功能並不是指血肉之軀的父親角色的扮演，而是一種語言隱 喻的父親形象的生活實踐，Lacan 將它稱為象徵秩序中的父之隱喻(Lacan,1977:
200)。象徵秩序「以父之名」的召喚，意味著孩子進入社會化歷程的通過儀式。
孩子對於父親意義的認識，往往是透過母親話語的元素來達成，例如：「如果你 的爸爸還在，你這樣做，他會怎麼想呢？」「如果你爸爸回來了，你就會被他處 罰」等。因之，父親的名字，就不再是孩子語言發展的發音練習，而是一種能指，
指向衍異的所指(signified)。一般來說，論者多以「現實感」(reality)的測試，作 為鑑別診斷精神病和精神官能症的指標，但 Lacan 認為「確定性」(certainty)是一 更廣泛的有用概念，精神病患的妄想或幻覺現象，就是他（她）們在缺乏證據下，
仍然確定肯認其所聽的或所見的，正是別人所未能察覺的(Fink, 1997: 84)。
Lacan(1993: 106)認為，「在做精神病診斷之前，我們必須確定語言困擾的存在。」
他（她）們不像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來自象徵父親的道德律法的威脅，而產生
他（她）們不像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來自象徵父親的道德律法的威脅，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