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但未成書。唯有梁詩五、饒集蓉、梁國璿和溫仲和，將方言作為方志的 一分卷來編寫，纂輯客語詞300 多條逐一考據證解，卷末溫仲和再提綱 挈領以證明客家為中原衣冠之遺，這突破了古人專注考證方言本字的窠 臼，他們對客方言以考古音為主，兼之論古語之流傳、古義之相合，如 此一改地方史之體例，開啟了方言研究新風。小學是經學之一科，方言 卷用小學考據方式證明客家為中原衣冠之遺，方言卷的成功，從經學
（最高學術層次）為「客家中原論」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後世客族子弟 屢屢引用複述、念茲在茲客人為中原遺民之「鐵證」。清末以來三十年 中，「（客人）以言語異廣東諸縣，常分主客偏心者或鄙夷之，以為蠻 俚，播之書史」，1920 到 1930 年代興甯羅翽雲在黃釗、溫仲和等前輩 的基礎上，撰《客方言》十卷，讓所記比《嘉應州志》方言卷更完備，
繼續表彰客語為客人沒有被土著同化、保其舊貫（中原）聲音之明證，
使「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章炳麟 1932：客方言序）至此，「客 家中原論」工程，由林達泉定位起基，到黃遵憲設計描圖、支起樑柱，
再到溫仲和、梁詩五等施工夯實，其工程已然初步砌築而成，後人羅翽 雲、羅香林等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發揚光大。
五、「客人中原論」成為民初梅縣的制度化知識
黃遵憲作為晚清維新運動的主將，視啟蒙宣傳為急務，出資創辦
《時務報》，大造變法聲勢。又在湖南籌辦時務學堂，培植變法人才。
被革職回鄉之後，黃遵憲仍然不忘要富強必興學的信念，先開師範學 堂，為了培養師資，派子弟（其中有楊徽五）留學日本，其創辦的東山
師範為梅州最早的新式學堂。與此同時，丘逢甲、溫仲和等亦在潮州、
嘉應辦新式教育。這一代士大夫為粵東教育近代化變革開闢了道路。由 此梅縣得風氣之先，教育發達，民國時期中小學校之多，在全國各縣居 於首位。清末廢科舉興學校，嘉應自編鄉土教材之風盛行。劉禹輪（原 豐順縣縣長，跟隨國民政府遷臺後任苗栗商職補校校長）回憶說：「遠 見之士，為使下代不忘民族源流，文化傳統，並對當地環境，得有充分 認識，以激發其愛鄉愛國思想，鄉土教材應運而生」。他十歲讀《大埔 鄉土教材》，「讀得滾瓜爛熟」，「滿覺得以做一個大埔人為榮」。「梅 縣向為客屬文化中心，清末宣統年間，就已將梅縣鄉土教材（書名鄉土 地理與鄉土歷史共兩冊），列入各小學授課」（劉禹輪 1975：17）。
宣統的梅縣鄉土教材筆者未得目見，僅將民國元年和民國七年《最 新梅縣鄉土歷史教科書》作討論。民國七年鄉土歷史教材由梅縣教育會
「議決為初等小學必課」，共40 課，每課約 40、50 字到 70、80 字，
規定為國民學校第三四年級之用，「不惟可以輔助國文進步，且可增長 兒童知識，並引起其愛鄉土愛國之心」（張國堯 1978：37）。茲臚列 有關客屬源流和風俗的幾課作討論，如下：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
第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
72
物，也可說是縣志的精華和昇華。」（劉禹輪1975：17）這部七年的鄉 土教材，梅縣教育會指定「為國民學校三四年級之用」，「不惟可以輔 助國文進步，且可增長兒童知識，並引起其愛鄉土愛國之心」（張國堯 1978：37）。可以推算此時正在家鄉讀小學的羅香林是這套教材使用者。
梅縣鄉土教材如此宣導「客家中原論」，影響自然是深遠的，侯蔚 萍說：「在童年，接受灌輸了『鄉土教材』的教育，認識了故鄉人文風土，
是那麼可愛可貴，那麼值得戀念，因而愛鄉愛國的觀念，也就深植在我 的腦海中，直到今日依然不變。」（侯蔚萍 1975：17）無論身在何鄉，
總是數典不忘祖，猶「知水源木本氏族所目出」。梅縣客家人甚至漂泊 海外之時也帶著《嘉應州志》、帶著鄉土教材，將「客家中原論」傳佈 海外。遷臺的劉禹輪等客家人，將原鄉傳統複製到海外以圖發揚光大，
根據苗栗縣志編寫了《苗栗縣鄉土文化》（陳槃特為教材作序指出客人 之中原源流）11。黃遵憲、溫仲和等如地下有知，應當對後繼有人感到 欣慰。
從上所述，林達泉、黃遵憲、溫仲和等士大夫接力建構 的「客家中 原論」，從清末廢科舉興學校以來，就開始寫進嘉應（梅縣）鄉土教材，
為子弟所必修誦讀，也就是說，「客家中原論」被推廣普及，成為制度 化的知識。民國一代客家學子自童年起就開始接受灌輸客家人是中原漢 族的精華，以做一個客家人為榮。這種族群自信和文化自豪感深植在他 們心中，隨著他們漂洋海外而擴散流傳。羅香林就是在「客家中原論」
盛行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子弟，日後他著書立說反擊一些書刊攻
11 詳見苗栗縣鄉土文化委員會編（1968）。隨著遷臺客家人與鄉土教材的資料搜集和整 理，筆者另撰專文討論從梅縣到臺灣客家鄉土歷史地理教材傳承。
擊客家「非漢種」，奮力捍衛鄉土、捍衛我群，繼承鄉土前輩的衣缽，
將「客家中原論」體系化、歷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