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創方言一卷

四、溫仲和、梁居實等通儒編修州志，

林正慧（2013：91）認為：「1898 年（光緒 24 年）《嘉應州志》

的出版，則明顯是客家士子利用官方史志，建立起自己認同的文化和歷史陳述的一個典範」，是客人的自我定位。《嘉應州志》編纂局1893 年成立，但是總纂、分纂不能駐局，而是「各處一方，往返寄稿，動逾累月」（梁國瑞 1933：後序），「又此書經時雖久，而每類所編皆由忙迫而成，隨編隨刊」，大致於1898 年開雕， 1901 年告成，黃遵憲認為此志「出舊志之上」（溫仲和 1928：13）。楊徽五認為「是書善於前志者夥矣，要其（指溫仲和）所特創標目，一手撰述者，厥編有四。一曰方言，二曰禮俗」，「三曰敘志」，「四曰叢談」（楊傭子 1943：榕園續錄自序）。方言卷是《光緒嘉應州志》的第一大亮點，匯輯了334 條客語詞匯的解說和14 條諺語，卷末溫仲和的按語指出「舊志無方言」，

「此篇為特創，前無所因」（溫仲和 1933：90）。此言不虛，不僅此前的嘉應州志無方言分卷，纂輯於清道光、同治、光緒、宣統年間的廣東各府縣方志，均無方言分卷。

可是，方言卷非溫仲和一人之力深思博考而成，是廣集通儒而成，

初輯者有梁居實、饒集蓉和梁國璿三人，溫仲和擔任復輯（總纂），而這四人都與黃遵憲關係匪淺。

梁居實（1843-1911，字詩五），嘉應水南人，1889 年中舉之後掌教於廣州之羊城、應元兩書院，1903 年被奏派日本使署參贊兼商務委

員，1905 年調兼駐日本長崎正領事官，1906 年奏派德國使署參贊官。

黃遵憲與梁居實是親戚（稱他為「詩五大舅」），「我家與君家，十裡隔山林，每一相從過，眷眷惜分陰。……豈自無他人，惟子知我深。」

（黃遵憲 2005：203-204）兩人是三十年老友，黃遵憲請他修改鑒定和梓印《日本國志》（梁辟村 1976：263-264；黃遵憲 2005：401、406-407 ），還帶梁居實的嗣子到湖南常寶道任上讀書，今尚留存的黃遵憲寫給梁居實的詩作37 首。他的《客話獻征錄》和山歌手稿梁居實應該也讀過。梁居實還未考得功名之前，足跡已至東南亞，1870 年代有南洋之行（黃遵憲 2005：204），1880 年被黃遵憲推薦到日本使館任職。

（黃遵憲 2005：704-705）梁居實跟丘逢甲也是好友，相助丘逢甲辦嶺東同文學校，丘逢甲每到廣州均與他詩酒聚會，他們結成兒女親家，其五女梁筠端適丘逢甲之子丘念臺（梁筠端 1976：230-231）。

饒集蓉（1856-1941），又名芙裳，嘉應松北人，1885 年舉人，與黃遵憲、溫仲和一起在家鄉興辦新學，主張推翻帝制。1907 年，他因避革命嫌疑，南渡檳榔嶼，得客籍富商的大力支持，開設客家子弟學校崇華學堂，推助孔教傳播。（黃賢強 2012：167-188；賴郁如 2013：286-303）辛亥革命之後，曾任廣東教育司司長，當過議員，還曾任廣東瓊崖道尹。在《光緒嘉應州志》32 卷中，他和梁詩五一樣都各自分擔了其中15 卷的初輯工作。

梁國璿，嘉應城內西街人，縣學生員（附生）。他不僅參與分纂《光緒嘉應州志》的方言一卷，還負責全書的校對。他跟黃遵憲有多重姻親關係，是黃遵憲的妹夫，他的女兒嫁給黃遵憲的侄子。他的兄長梁國瑞，

字輯五，舉人，任《光緒嘉應州志》倡理，不僅負責籌款，還駐局統籌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

斡旋志書的編印工作。¹⁰梁國瑞與黃遵憲的關係也很深厚，其兒女分別與黃遵憲的兒女結親，所以黃遵憲「嘗語梁輯五」州志中「別編列女傳」。梁國瑞與溫仲和交好，詩詞酬唱和書信往來頻繁。

溫仲和（1849-1904），嘉應松口人，字慕柳，一字柳介，1889 年丙戌科進士，翰林院檢討。他是陳澧的入室弟子，曾任潮州金山書院院長，潮州中學堂總教習，「兼通諸經，而尤長於三禮」（溫廷敬 1928：

求在我齋集序）。時人「咸服其訓詁考據之精，詞章之美」（饒芙裳 1928：求在我齋集序）。其小學造詣不低，他將小學考據之風帶到粵東。

他與丘逢甲是莫逆之交，同在潮州執教「無數月不相見，輒商榷古今中外利病是非，齗齗連日夜」，丘逢甲讚賞他為「舊學界之經濟家、新學家之教育家」（丘逢甲 1928：誥授奉直大夫翰林院檢討加四級柳介溫公墓誌銘）。他亦通西學，致力於興辦新學教育。丘逢甲在汕頭創辦東山同文學堂，請他任教。他跟梁詩五、黃遵憲、饒芙裳交誼亦深厚。1867 年溫仲和與黃遵憲同應院試入州學，他還比黃遵憲早一月病逝，黃遵憲寫輓聯祭奠他：「少年同志，卅載故交，寥落數星辰，傷哉梁木材頽，

又弱一個；舊學商量，新知培養，評論公月旦，算到松江名德，同列二何。」（黃遵憲 2005：236）筆者在黃遵憲故居人境廬之藏書《支那通史》

封底看到他親筆寫給溫仲和的殘片，內容為：

今年始見日本人那珂通世所撰此書，其破盡崖岸，不受史家通

10　在《光緒嘉應州志》（第 1 冊）卷首有〈修光緒嘉應州志職名〉一覽表，梁國瑞任倡理，梁國璿任分校，（第14 冊）卷末有梁國瑞的〈後序〉，提到修志成書幾經艱難，

「蓋深慮此書幾幾不克有成」。在溫仲和的《求在我齋集（卷五）之〈與黃京卿公度書〉

（六）和（十）中，提到「未知已付剞刻否，問輯五便可知也」，（輯五）「催志稿甚緊」。

梁國瑞對修志貢獻厥偉。

例之縛束，所見乃勝於史餘，然所采疏略，於古今犖犖之大事，

亦由未厭人意之處。要之，中國通行之史，未有能遇之者也。

執此一編熟誦之，用力少而收效立易矣。辛丑十月書此以給和兄。

黃遵憲將最新出版並且體例嶄新的史著《支那通史》贈給溫仲和，

還在封底寫下自己對此部史著的贊評：「其破盡崖岸，不受史家通例之縛束」，以見他以日本史家的新著來影響修州志的溫仲和。從留存至今的溫仲和的〈與黃京卿公度書〉18 通來看，修志期間他與黃遵憲密集通信，交流修志的看法，不時採納黃遵憲的意見；並且由於身處潮州，

他跟南洋僑領張弼士、張榕軒、謝夢池等也有聯絡和見面，而張榕軒與其弟張耀軒正是當時慷慨出資州志出版的客僑。

以上四人，除梁國璿外，梁詩五、饒集蓉和溫仲和三人都掌教於嶺南各書院，他們應當是彼時粵東一流學者，代表著粵東學術的最高水準。梁詩五、饒集蓉、溫仲和以及梁國瑞、梁國璿兄弟等參與修志的五人，與黃遵憲在同一個嘉應菁英的社會網絡中，彼此有血緣、學緣、地緣以及政治理念上同聲氣求等多重因素的連結。他們與外洋客僑張弼士、張榕軒、謝夢池等人交集互動密切，客僑的贊助期許是他們編纂州志的一個動力。雖然黃遵憲未列名參與編纂《嘉應州志》，編纂局成立的時候（1893 年），他遠在新加坡，但是他與州志編印團隊內外都有密切的聯結，並且以他的海內外聲望，編纂局同仁也不會不重視他的意見。州志編印期間，黃遵憲因貶謫回到家鄉，與溫仲和等過從甚密。從饒集蓉、梁居實確實在《嘉應州志》（卷二十六）中「別編列女傳」，

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

溫仲和也遵照黃遵憲的囑託將將南漢修慧寺千佛鐵塔銘文補入州志中，

可見州志編纂一定程度上有體現黃遵憲的意志，為黃遵憲召約家鄉士夫蒐集文獻給「鄉之後進知水源木本氏族所目出」之體現。

《嘉應州志》有關「客家中原論述」內容分佈在方言、禮俗、列女傳分卷中，然而方言卷最重要，而客方言是最容易辨識客人族群的表徵。方言卷除了有客語和諺語辭條之外，卷末有溫仲和按語（總共3,100 字），前人研究皆重視按語的開頭部分，開頭部分（約1,000 字）先由客家的分佈講起，指出「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引述了林達泉的觀點：「大埔林太僕著〈客說〉，謂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佔據，故客家所居地多磽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其說皆有所考據」，接著引用《輿地紀勝》《太平寰宇》《九域志》《宋史》和《元史》的記載，來論證梅州之地客戶變遷情況，加上自己訪問得到的情況

（「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和「父老相傳皆雲未有梅州先有楊古卜」），提出觀點：嘉應南宋以前地廣人稀，土著少，元末明初汀贛之民遷居於此，元朝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矣。特不知當時所謂主者，其土音有異於客否，而今皆客話，人亦概視之為客家，並無所謂主矣。」然後，說明本卷的要旨並作客觀實證的考察（約2,100 字），

節錄如下：

今所編方言，即客話也。仲和昔侍先師番禺陳京卿，嘗謂之曰：

嘉應之話，多隋唐以前古音，與林太僕所謂合中原音韻者，隱相符契。故今編方言以證明古音為主，古語之流傳、古義之相

合者亦一一證明之。……夫昔之傳經者，既以方言證經，則今 考方言，自宜借經相證，其間相通者，蓋十之八九，以此愈足 證明客家為中原衣冠之遺，而其言語皆合中原之音韻，林太僕 之說為不誣。而先師所謂多隋唐以前之古音者，實有可征也，

其已見於所編者，今不復贅錄，而有不可不證明者，今附見於此焉。如庚耕清部中之字與真淳臻部，近人考古音者，固謂其不相通矣，今土音讀貞之與真、成之臣、清之與親、蘋之與蘋，

皆不能別……舊志無方言，此篇為特創，前無所因，惟黃香鐵

《石窟一徵》有方言一門，鎮平本州地分建，其聲音皆同，然其旨不以古音為主，今酌擇可用者入之，其他服物器用鳥獸草木蟲魚之名，多因時因地而異，今皆略之。編已成為述，所以 編之意，俾覽之者知客話源流之所自焉。（溫仲和 1933：86-90。重點為筆者所加）

溫仲和的按語顯然比〈客說〉詳實嚴謹許多，開頭以「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來糾正林達泉過於武斷的說法（客語「易地如一」），接著引用史志和結合實地訪查討論客名之由來，最後借經考證客語合中原音韻。

在文檔中晚清客家中心區的「客家中原論」：以嘉應菁英的族群論述為中心 (頁 2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