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針對葉石濤的翻譯活動進行個案研究，具體地勾勒出跨語作家葉石濤 在八○年代的文化場域中，如何利用舊帝國的「日語」展開東亞區域內的翻譯 實踐，闡釋他翻譯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ion）的三種主要的譯本類型及 其文化意涵，重新評價他的譯業在戰後台灣文學場域中的特殊意義與文本貢 獻，說明葉石濤如何在他戰後的翻譯書寫中闡明自身。
八○年代葉石濤為因應台灣本土文化論述之需，譯介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 成果藉以累積本土論述的文化資源。在戒嚴期間他改譯了松永正義和若林正丈 的論文，之後因出版社主編李魁賢的要求重新修訂譯文，但最後還是未能如實 譯出。筆者在比較譯文版本的過程中，發現除了部分內容因譯者和編者的技術 性問題而出現漏譯現象之外，譯者因政治性的考量和主觀的意識型態，也影響 了譯文版本的變異。在戒嚴時期譯者因國家檢閱制度的規訓而進行自我檢閱，
但不能忽略的是，譯者在翻譯「台灣文學」時，其翻譯行為的本身就展現了譯 者對官方壓抑台灣文學論述的反抗姿態。
葉石濤戰後飽嚐跨語的窘境和經濟上的困頓，「日語」竟成為他重要的文化 資本，他以翻譯日本推理小說為副業，進入台灣大眾文學的消費閱讀市場，累
100 金龍雲，葉石濤譯，〈磨損的男人〉，《自立晚報》，1986 年 9 月 12 日，第 11 版。
101 柳周鉉著，葉石濤譯，〈誕生〉，《台灣時報》，1986 年 10 月 29-30 日，第 8 版。
積經濟資本支撐家計。他配合大眾文學的商業運作模式，譯介副刊、雜誌主編 所需的日本推理小說，藉此練就自己的譯筆，並增加家庭的經濟收入。由於八
○年代台灣出現了松本清張翻譯熱，因此他譯介了相當多松本清張的短篇作 品。但，他並未如陳國偉所言，台灣菁英們的閱讀多侷限於推理小說作品，只 將松本視為推理小說家而已102。綜觀葉石濤的譯作可發現，他節譯松本的古代 疑史和自傳性的《半生記》，且在譯者後記中提及他榮獲純文學大獎芥川賞的紀 錄等，肯定他短篇小說的文學技巧，和他在小說中所流露出的人道主義關懷和 真實人生冷靜的寫實103，企圖多元地介紹這位日本昭和時代的最後一位文豪。
最後，《地下村》翻譯底本經筆者確認，應是選自岩波書局的《朝鮮短篇小 說選》。由於葉石濤當時身處文壇邊緣，即使這些作品都是韓國文學史上的代表 性之作，但它們卻仍無法在主流媒體之上刊出，只能刊於具本土色彩的報紙副 刊中。之後，名流出版社再集結成冊延長了這些譯作在台灣文化界閱讀的時效。
葉雖然是在日人選編者的基礎上進行重譯，但從選譯的結果卻折射出他個人的 文學偏好，及譯者如何想像讀者配合大眾副刊的發展趨勢，進行具有在地性意 義的翻譯活動。他在翻譯日人台灣文學研究時有其政治性的顧慮，翻譯日本推 理小說需要配合報刊商業的大眾性，但擇譯朝鮮文學的過程中，在異國情調的 修飾包裝下，似乎顯現出多一點譯者選擇的自主性。相較於鍾肇政七○年代末 的譯作《朝鮮的抗日文學》，順應島內「抗日」文藝觀，八○年代的葉石濤卻展 現忠於譯者意志和文學品味的翻譯風格，擇譯以描寫韓國鄉土和庶民生活的寫 實主義的作品為主，回應當時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邏輯。
葉石濤所擇譯的內容既非菁英式的經典文學，亦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經典文 本，而是在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大眾文學、日譯的朝鮮短篇小說等東亞區域 內的文化知識。他藉由「翻譯」篩選、傳播這些東亞區域內的文本，以改譯、
選譯作為策略，讓它們得以歸化順利進入八○年代台灣社會的文化脈絡中，進 行文化再生產（reproduction），讓台灣讀者從戒嚴的縫隙中窺見當時東亞區域 內其他多元文化的存在。
102 同註 57，頁 207-223。
103 同註 71，頁 1-5。
葉石濤翻譯活動的研究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的翻譯發展史與東亞政經情 勢轉變的相對應關係。當戰後世代積極翻譯西方英美現代文學理論時，像葉石 濤這樣具有殖民地經驗的跨時代跨語作家們，卻另闢「市場」，展現他們這個 世代特殊的文化能動性。他利用舊帝國的語言「日語」，以「翻譯」為手段，
獲取戰後台灣文學復權的文化資源，透過譯介日本推理小說增添台灣大眾文學 的文本，藉由譯介文學文本，與舊殖民地韓國進行歷史文化經驗的橫向連結。
這樣跨時代跨語際的翻譯模式有別於全球化下的跨語際的翻譯活動，它是台灣 跨語世代在東亞區域內發展出來的另一種戰後東亞舊殖民地雙語者的特殊翻譯 型態。
葉石濤的譯業一直延續到九○年代初期，為報紙副刊翻譯日本文學的譯稿 費一直是他重要的經濟來源，但翻譯的內容隨著台灣社會的轉變，又進入另一 個百花齊放的階段，其中包括長期被視為禁忌的西川滿文學及其他在台日人的 作品等。這些譯本在台灣文學翻譯發展史中又有何文化歷史意義，與葉石濤的 文學創作中產生怎樣的內在連結？翻譯家葉石濤的縱深研究，限於篇幅將有待 另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