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八〇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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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2015 年 12 月頁 113-152.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王惠珍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中文摘要本文採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運用文學社會學中文化生產的概念，以葉石濤的翻譯活動為具體實例，闡述他在八○年代的台灣文化場域中，如何藉由「翻譯」展開文學生產，進行跨語越界的翻譯實踐。首先，比較葉石濤翻譯松永正義和若林正丈論文的譯文版本，探討在譯本生產的過程中，翻譯者的政治性考量、意識型態如何影響譯作的生產，藉以說明翻譯的政治性。接著，探討葉石濤如何利用殖民地的遺產「日語」這項文化資本，透過翻譯日本推理小說累積他的經濟資本，釐清他如何配合大眾文學的商業運作模式，在報紙副刊、雜誌上譯介松本清張的作品，以滿足八○年代台灣大眾文學市場的譯本需求，說明翻譯的商業性。最後，以葉石濤的譯作《地下村》為例，說明他如何從日文譯本再「重譯」戰前朝鮮的短篇小說文本，強調寫實主義的文學觀，實踐具有自主性的文化再生產活動，說明他如何藉由「翻譯」的路讓八○年代的台灣「讀者」得以從戒嚴體系的縫隙中，窺見當時東亞多元的區域文化，及其譯業在戰後台灣文學場域中的特殊意義與文本貢獻。關鍵詞：葉石濤、翻譯者、翻譯、文化生產、版本. *. 2015 年 9 月 15 日來稿；2015 年 11 月 27 日審查通過；2015 年 12 月 10 日修訂稿收件。.

(2) 11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An Analysis of Yeh Shih-t’ao’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t the regional of East Asia W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e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ining research methods of positivism, using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sociolog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with Yeh Shih-t’ao translation activity as a specific example, to explain how he used “translation” expand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boundary cross-language translation practice. At First, to compare Matsunaga Masayoshi (松永正義) and Wakabayashi Mashahiro’s (若林正丈) article version that Yeh Shih-t’ao has been translated,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did it affect translated production by translator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ideology. It can illustrate the political translation. Secondly, how Yeh Shih-t’ao make use of Japanese this cultural capital, to accumulate his economic capital through translated Japan mysteries. Clarify how he fit business model of popular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tsumoto Seicho’s (松本張清) works in the newspaper supplements, magazin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1980s popular literature market of Taiwan. It can indicate the commercial translation..

(3)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15. Finally, the Yeh Shih-t’ao’s translation work “underground village” for example, Yeh Shih-t’ao was “re-translation” North Korea’s (戰前朝鮮) short story text from the prewar Japanese translation, showing his personal emphasize realism literature view, practice the significance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iterary production activities. It can explain how he let Taiwan “readers” of 1980s to get a glimpse of other East Asian regional multicultural, and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and text transl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postwar of Taiwan literary field. Key words: Yeh Shih-t’ao,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literary production, version.

(4) 11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一、前言八○年代台灣社會面對全球化經濟轉型，中產階級也隨著經濟成長而誕生，他們對政治民主的期待也為之提高，進入所謂「狂飆的年代」。人們試圖掙脫舊時代的枷鎖，新的事物與社會內容開始被放入舊結構與舊文化裡的時期1。台灣文學的發展亦邁向更自由、寬容、多元化的途徑。在翻譯方面也出現大量的西方文學理論的譯作，其中包括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左派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的中譯本也開始在學界流行2。但，台灣跨語作家卻有別於當時學院派的翻譯西方理論的文化活動，他們位居民間與文壇邊緣，利用殖民文化遺產「日語」，積極地譯介東亞區域內的文本，進行非學院派的翻譯活動，葉石濤（1925-2008）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翻譯者（the translator）。在七○年代末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後，鍾肇政等人積極譯介台灣日語作家的作品，並與遠流出版社合作出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系統性地整理戰前台灣新文學的成就，以提供八○年代本土論述有效的文化資源 3。 *. 1. 2 3.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跨語世代的譯介活動：以『北鍾南葉』為例」，計畫編號：NSC 102-2628-H-007-005 研究成果之一。期刊投稿過程中承蒙數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提供寶貴修訂意見，筆者受益良多，謹致謝忱。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收於楊澤編，《狂飆 80：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出版社，1999 年），頁 28-29。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603-604。王惠珍，〈析論七○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251-290。.

(5)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17. 然而，此時葉石濤卻未參與這項翻譯工程 4，只撰寫評論並閒談他與前輩作家們往來的歷史經驗，鋪陳戰前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若根據《葉石濤全集》的「翻譯目錄」5將可發現，葉石濤翻譯台灣文學相關的文章，最早是受吳濁流之託，於 1973 年翻譯了尾崎秀樹（1928-1999）的〈吳濁流的文學〉6。之後，他又零星地翻譯了幾篇日語文章，直到八○年代他才正式投入翻譯台灣文學的工作。他首先譯出戰後初期《中華日報》「日文版」的日語作品後 7，又陸續譯出日人關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或回憶性的文章。其中尾崎的〈台灣人作家的三篇作品〉8的譯文，影響了戰後台灣文學界對楊逵、呂赫若、龍瑛宗三人的評價。另外，由於他和西川滿（1908-1999）曾有過短暫的師生情誼，此時他也譯出了他的小說〈稻江冶春詞〉 9。葉石濤戰後藉由「日語」不斷地擴展翻譯範圍的邊界，以開闊的文學視野超越時空，橫跨戰前、戰後從台灣到東亞，甚至擴及至第三世界文學等。彭瑞金曾歸納出葉石濤譯業的範疇：葉老的文學相關翻譯，大致集中於兩個方向；一是日治時代台灣文學日文文獻作品、資料的翻譯，用以填實那個年代文學論述的缺口、空頁，一是翻譯早覺的日本台灣文學學者的論述、著作，為國內的台灣文學研究引光點燈。 10 以此肯定推崇葉石濤與台灣文學相關的譯業，但有關大眾文學等的譯業卻存而未論。若考量作家的文學活動與生計的關係，將無法低估翻譯大眾文學的經濟 4. 5. 6 7. 8 9 10. 根據〈葉石濤致鍾肇政書簡 1979.3.2〉：「遠景方面有跟我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全集』的事。說是希望能由你跟我負責編選的工作。並要我翻譯龍瑛宗氏的小說。可惜我對小說翻譯沒有信心，我也從來沒做過小說翻譯的事情。」收於彭瑞金編，《葉石濤全集》第 11 卷（台南：台灣文學館、高雄：高雄文化局，2008 年），頁 343。作者不詳，〈翻譯作品目錄及出處一覽表〉，收於彭瑞金編，《葉石濤全集》第 23 卷（台南：台灣文學館、高雄：高雄文化局，2009 年），頁 451-470。尾崎秀樹著，葉石濤譯，〈吳濁流的文學〉，《台灣文藝》10 卷 41 期，頁 77-90。《文學界》以「特輯」的形式刊出葉石濤翻譯王莫愁、龍瑛宗、吳濁流等人的譯作，刊於第 8 期（1983 年 11 月）頁 70-87 和第 9 期（1984 年 3 月），頁 77-124。尾崎秀樹著，葉石濤譯，〈台灣人作家的三篇作品〉，《自立晚報》，1985 年 2 月 2 日，第 10 版。西川滿著，葉石濤譯，〈稻江冶春詞〉，《聯合報》，1980 年 4 月 24 日，第 8 版。彭瑞金，〈為台灣文學點燈、開路、立座標〉，收於彭瑞金編，《葉石濤全集》第 21 卷（台南：台灣文學館、高雄：高雄市文化局、台南：國立文學館，2009 年），頁 45。.

(6) 11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效益對其文學活動的影響。在七○年代，他為了家計應友人之邀，翻譯了許多日本實用的書籍，例如：應林曙光之邀承接大舞台書店的翻譯業務。1974 年認識楊青矗後，又為他的「文皇出版社」翻譯許多日文書籍，從股票到服裝設計，從心理學到通俗科學等書 11。他戰後的中文創作雖被認為是罹患了「失語症」12，但在翻譯領域裡「日語」卻是他重要的謀生之技。因此，本文將從經濟效益的面向，重新檢視葉石濤譯介日本大眾文學的成就與貢獻。「翻譯」（ translation）是葉石濤戰後很重要的跨語書寫形式，雅克布慎（Roman Jakobson）由詩歌翻譯的角度提醒我們，「翻譯者是一背叛」者，抑或德希達建議以「變形」（transformation）的概念取代「翻譯」 13。因而筆者希望檢視跨語作家葉石濤身為「背叛者」在其譯本生產的過程中如何「變形」？他的翻譯實踐在當時的台灣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中又具有怎樣特殊的文化意義？即是在八○年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他的譯作變異及其生成方式（manner of becoming）。解嚴前後台灣政治環境變動劇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初刊的文章之間也出現與時俱變的問題，例如在初刊稿中雖屢次提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在單行本中卻將此論點一一剔除 14，這樣的改寫問題也同樣出現在他的譯本中。因此，在釐清譯作的生產過程中，應當關注譯者對台灣政治、意識型態等因素的權衡之「變」，以至於出現怎樣的「翻譯的背叛」。在文化生產的過產中，「出版社」扮演著譯本整理出版的重要角色，藉由書籍的出版延長了譯作影響的時效性，也提供譯者重新檢視譯作的機會。葉石濤的譯本生產亦是循此模式，即是先將譯作發表於報紙副刊或雜誌上，才由出版社集結成冊發行出版。因此，本文將以葉石濤收入於名流出版社「世界文庫」的《地下村》 15、「台灣文庫」的松永正義、若林正丈的解說論文譯本、志文出版社和林白出版社出版的譯本等作為題材，採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闡釋跨語 11. 12. 13. 14 15. 張守真主訪、臧紫騏紀錄，《口述歷史台灣文學耆碩》（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2 年），頁 146。楊照，〈「失語震撼」後的掙扎、尋覓─論葉石濤的文學觀〉，《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 年），頁 163-177。轉引自李育霖，〈第三章翻譯與主體技藝：台灣日本語文學中的翻譯書寫及其主體歷史〉，《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出版社，2008 年），頁 65。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頁 255。金東仁等著，葉石濤譯，《地下村》（台北：名流出版社，1987 年）。.

(7)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19. 作家葉石濤如何在八○年代以「翻譯」為手段，進行東亞區域文化的知識跨界交流，以下分別就其翻譯的政治性、大眾商業性、自主性三個面向進行探討，藉以釐清他的譯業在戰後台灣文學場域中的特殊意義及其文本貢獻。. 二、翻譯的政治性：日本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的改譯日本學界在八○年代才逐漸關注到台灣，並吸引了一批年輕學者投入台灣研究。以下將探討八○年代日本的台灣文學譯介研究活動、名流出版社的選集出版的說明，進而闡釋葉石濤譯本的生成方式。. （一）八○年代日本的台灣文學的研究活動和翻譯戰後日本的台灣文學出版情況曾出現過兩個波段，第一波是五○年代，主要是戰前日語世代戰後仍以日語寫作，直接在日本出版的作品集。第二波是八 ○年代，主要是由東京研文出版社企劃「翻譯」刊行的「台灣現代小說選」系列，才又開啟了台灣文學的出版活動 16 。七○、八○年代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被稱為「誕生期」 17 ，八○年代初以交換教師身分來台的下村作次郎，曾憶及當年來台研究台灣文學的經驗 18 。下述的日人研究者松永正義、若林正丈亦是如此，他們直接進入台灣社會，進行田野觀察和取材，作為他們返日撰寫台灣研究的材料。除了個人的學術活動之外，他們也透過具有組織性的研究會進行日台的學術交流。在東京以戴國煇為首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8）和天理塚本照和的「台灣文學研究會」（1982）是組織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研究會。他們除了 16. 17 18. 下村作次郎，〈序章〉，收於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台灣近現代文學史》（東京：研文出版社，2014 年），頁 4-6。有關日本的台灣文學出版情況，可參閱赤松美和子，〈日本に於ける台湾文学出版目錄〉，《台湾文学と文学キャンプ：読者と作家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創造空間》（東京：東方書店，2012 年），頁 168-184。八○年代在日本出版的小說譯本尚有瓊瑤作品集全三卷《六個夢》、《白狐》、《窗外》（東京：現代出版社， 1984 年）、陳逸雄編譯《台灣抗日小說選》（東京：研文出版社，1988 年）。下村作次郎，〈序章〉，《台灣近代現代文學史》，頁 8-11。下村作次郎，〈龍瑛宗先生的文學風景：絕望與希望〉，收於王惠珍編，《戰鼓聲中的歌者：龍瑛宗及其同時代東亞作家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年），頁 10。.

(8) 12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聚集同人研究切磋之外，也發行學術刊物累積學術成果。前者的刊物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後者從《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1982 年 6 月-1985 年 7 月）改名為《咿啞》。同時也邀請台灣作家出席與談，前者曾接待從美國愛荷華大學返台過境日本的楊逵（1982 年 11 月），後者曾邀請鍾肇政前往天理大學演講（1984 年 9 月 11 日）。松永正義等人所編譯的選本《台灣現代小說選》（三冊）與「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舊稱：後藤新平研究會，1978 年 3 月 2 日-1987 年 12 月 23 日）的關係密切，由該研究會的成員完成譯文後，再委由研文出版社出版《彩鳳の夢》、《終戦の賠償》、《三本足の馬》三冊 19 ，這三冊對當時台灣現代文學在日本的宣傳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八○年代在台灣島內雖然大家開始提問「何謂台灣文學？」思索台灣文學主體性等問題，但戒嚴時期研究台灣文學仍有其政治顧忌。又，為了避免台灣文學因力主本土化而遭「自我封閉，格局太窄」之非，在當時日人的研究成果適時地提供台灣民族文化論者重要的國際研究視野和論述資源，他們也積極地藉由「翻譯」建構台、日之間相互流動回饋的「知識迴路」，葉石濤便在這個迴路系統中即扮演重要的「翻譯者」角色。. （二）葉石濤的改譯書寫前述的《台灣現代小說選》日譯選本出版後，名流出版社集結中文底本重新出版，逆向回流到台灣的讀書市場。名流出版社是一間一人出版社，根據社長李魁賢的回憶，當時他因參訪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時，看見中國雜誌《世界文學》雙月刊後，起心動念也想在台灣辦一本類似的雜誌，但由於辦雜誌的手續等較為複雜，轉而利用手上的五十萬資金創設名流出版社，成為他業餘兼差的工作。他為節省出版成本開支，從集稿、整稿、發稿、校對、聯絡打字和印刷. 19. 洪醒夫著，松永正義譯，《台湾現代小說選 I 彩鳳の夢》（東京：研文出版社，1984 年）、李雙澤著，松永正義譯，《台湾現代小說選 II 終戦の賠償》（東京：研文出版社，1985 年）、鄭清文著，松永正義譯，《台湾現代小說選 III 三本足の馬》（東京：研文出版社， 1985 年）。.

(9)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21. 廠聯絡皆由他一人包辦，為尊重作者，書一出版他即付清版稅。當時台灣與各國之間的著作權互惠保護條例尚未實施，因而在出版過程中獲得了某種便利。中文版的《台灣現代小說選》第一刷共刷了二千冊，因庫存問題未馬上再二刷，但由於趙天儀採用《台灣現代小說選》、《台灣詩人作品論》作為大學課程教材，才讓出版社在結束之際尚有十萬元的餘絀 20。葉石濤認為「日本的這三本《台灣現代小說選》正好能提供較客觀、公正的看法，使台灣作家有所警惕。」也是日本知識分子重新認識台灣重要的契機 21。 1984 年 4 月研文出版社一發行《彩鳳の夢》，7 月他就譯出松永正義的〈解說：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連載於《民眾日報》22之上。在國家檢閱制度的規訓下，譯者葉石濤在翻譯的過程中多有顧忌。但李魁賢為取信讀者，仍堅持全文譯出：第一、三冊的解說已由葉石濤譯成中文在國內發表過，足見立論受到方家肯定，惟因台灣當時仍然處在白色恐怖陰影未消狀態下，比較敏感的語句被譯者自動刪節，尤以第三冊刪除字數最多，為求原貌，特商請葉老重新校閱補訂。 23 然而經筆者的查閱，實際改譯的情況並非如上所言，留待下文詳述。雖然「特商請葉老重新校閱補訂」但兩種譯本竟都未「忠於原文」譯出。「名流版」雖然較接近原版，但未放入「譯者前記」的說明，譯文仍出現譯者自覺不妥和不同意而「故意漏譯」的文句，例如：此期間在大陸承繼三○年代革命文學的成果，有四二年延安座談會和毛澤東的「文藝講話」，逐漸形成人民文學，也接續重慶和昆明在抗日戰爭中的文學活動。 24（筆者按：筆者自譯，粗體字為葉石濤漏譯）. 20. 21 22. 23 24. 李魁賢，《李魁賢回憶錄：人生拼圖》（新北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2013 年），頁 625-638。本文撰寫過程承蒙李魁賢先生不吝提供諸多相關資訊，謹此致謝。葉石濤，〈《台灣現代小說選》序〉，《彩鳳的心願》（台北：名流出版社，1986 年），頁 11。松永正義著，葉石濤譯，〈解說：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民眾日報》，1984 年 7 月 9-14 日，第 12 版。同註 20，頁 629。松永正義，〈解說：台湾文学の歴史と個性〉，《台湾現代小說選 I 彩鳳の夢》，頁 194。.

(10) 12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同時台灣回歸中國。台灣以戰勝國中國的一員參與戰後重建。當初可看到台灣人狂熱的解放的喜悅，作為中國的一員對於新台灣的建設有很大的期待。25（筆者按：筆者自譯，粗體字為葉石濤漏譯）或改譯之處，如：原文：魯迅など国民党に批判的だった作家や、大陸に残った作家葉譯：像魯迅這樣反體制傾向強烈的作家或者靠攏中共留在大陸的作家筆者自譯：魯迅等批判國民黨的作家和留在大陸的作家另外，「名流版」的譯文則有三處脫落，其原因卻令人費解。以下是葉石濤在兩個版本皆未譯出的兩個小段落：在這期間，只能留在台灣的民眾，在游擊武裝攻擊和嚴酷的鎮壓中，逐漸被編入殖民地的奪取機構裡。日本一方面徹底鎮壓武裝抗日，一方面舉辦饗老典和揚文會，歷屆總督與台灣詩人們進行漢詩唱和等，致力於對緩衝人才的仕紳層、舊知識分子展開懷柔。 26 如上一直擁有各種面向，紮根於台灣的土地、人民、歷史，他們描寫這些現實的文學，不久便被稱為鄉土文學。 27 引文內容似乎無關政治禁忌或個人意識型態的問題，漏譯原因應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技術性疏忽。令人意外的是，「民眾版」已譯出的內容卻在「名流版」闕漏，該內容只是陳述的文學事實，並未觸及敏感議題，這顯然又是在謄寫編排時技術上的疏漏，總之，這篇日文全文尚未被完整譯出。相對於「名流版」的力求「全譯」，在「民眾版」上卻展現葉石濤「忠於意志」（國家意志和個人意志）的一面。他刪改了大篇幅的原文，將十三段改譯成. 25 26 27. 同註 24。松永正義著，葉石濤譯，〈台灣文學的歷史與個性〉，《彩鳳的心願》，頁 181。同註 26，頁 213。.

(11)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23. 十二段，分段方式也依譯者的判斷裁剪成文。但，譯者在譯文生成的過程並非恣意為之，其原則仍有跡可循。誠如《民眾日報》「譯者前記」 28的說明：譯者並不十分贊同松永先生的見解，不過台灣文學具有屬於中國大陸的、屬於台灣本土的雙重結構，以及台灣文學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文學的主流，這一個看法，相當令人注目。特別要向松永先生致歉的是我大膽地刪除許多不合國情的有關政治情勢的分析；當然誤譯和意譯也不少，這也是深深引以為遺憾的。前者所指的是松永有關「中國新文學影響台灣新文學」的論述，葉石濤因不同意「台灣的白話文運動開始對大陸動態產生壓倒性的共鳴」 29 ，因而將有關張我軍引發的「新舊文學論戰」的段落說明整大段刪除。後者所謂「有關政治情勢」的分析是指敏感的政治事件和批判國民黨獨裁、蔣氏政權的內容等，文中只要觸及當時的「政治禁忌」的內容一律被刪除，例如：雷震案、彭明敏案、戰後初期台灣社會情勢、二二八事件、土地改革問題、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保釣事件等等，譯者甚至將部分段落順序調換和採「意譯重寫」的方式處理。一年後，若林正丈的第三冊《台湾現代小說選 III 三本足の馬》（簡稱：研文版）相繼出版，解說〈語られはじめた現代史の沃野〉 30 一發表沒多久，葉石濤也將它改譯成〈歷史與文學〉，發表於《台灣文藝》（簡稱台文版）。原文內容分成十大段，譯者依序將這十段譯出，雖未大幅刪改，但部分原文亦遭刪除，根據「譯者前記」：原文中談到台灣現實政治狀況歷歷如繪，可惜這又犯了此地的禁忌，所以只好任意割愛，隨意連綴而成，這也是對作者的大不敬，心裡深覺不安，而且不知能保留多少風貌，這我也沒有多少把握。 31. 28 29 30. 31. 葉石濤，〈譯者前記〉，《民眾日報》，1984 年 7 月 9 日，第 12 版。同註 24，頁 184。若林正丈，〈解說語られはじめた現代史の沃野〉，《台湾現代小說選 III 三本足の馬》，頁 169-203。若林正丈著，葉石濤譯，〈歷史與文學〉，《台灣文藝》第 96 期（1985 年 9 月），頁 22-47。.

(12) 12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李魁賢在出版中文選集之際，同樣要求「忠於原文」，促請葉石濤將標題改譯成原題：〈現代史沃野初探〉 32 （簡稱：名流版），但譯文還是出現「有意漏譯」的問題，在核對原文版後大致可歸納他在「台文版」中漏譯的三種情況：其一，文獻出處未確實標出，若林是位歷史學者言必有據，著重歷史事件與小說之間的關係。在行文中他會以括弧標註文獻史料的出處，譯文中卻未確實標出。其二，逕行刪除某些歷史事件的轉引內容，譯者為避免觸犯當局禁忌重蹈《台灣文藝》被禁的覆轍 33 ，例如在第一段中大量刪除若林轉引傑克‧貝登〈中國震撼世界〉中的報導、鄭洪溪的〈回憶台灣「四六事件」〉，及亞細亞經濟研究所製作的〈戰後台灣關係年表〉的 1950 年相關拔粹資料 34。其三，刪除作者對政治事件的陳述，例如：第十段中有關「林義雄滅門慘案」、林義雄與林奐均父女的對話、高雄事件內容等皆被刪除。又，原文第？段「在四月，全員有罪，從十二年到無期徒刑的判決」，全段被刪除。相較於松永的論文，這篇譯文漏譯的篇幅不算多。比較譯作與原文的差異後，可發現非如李魁賢所述，實際上第一冊松永的論文被刪的篇幅較多，而非第三冊若林的論文。葉石濤之所以未能完整地譯出這兩篇論文，除了譯者主觀有意的刪除與無意的漏譯之外，最大的關鍵應是戒嚴時期國家檢閱制度的規訓。外國學者因其身分的豁免，得以肆無忌憚論述戰後台灣社會政治的種種現象，特別是戰後國民黨統治台灣種種的社會政治事件，但當這些資訊藉由「翻譯」回流到台灣時，譯者還是得先進行「譯者的自我檢閱」裁剪清理內容，以免遭到禁刊的處分。對跨語作家而言，無論殖民統治時期、戒嚴時期他們都是曾受到國家檢閱制度的嚴格的規訓。曾經歷牢獄之災的葉石濤對於政治禁忌特別敏感，他也拒譯過張良澤在日本發表的〈苦惱的台灣文學，蘊含「三腳人」之聲的系譜，強. 32. 33. 34. 若林正丈著，葉石濤譯，〈現代史沃野初探〉，《台灣現代小說選 III 三腳馬》（台北：名流出版社，1986 年），頁 103-132。國民黨政府曾以「內容不妥，扭曲事實，混淆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感情」為由，查禁《台灣文藝》第 91 期。作者不詳，〈台灣文學研究會聲明〉，《台灣文藝》第 92 號（1985 年 1 月），頁 2。上述文獻轉引自若林正丈的〈解說語られはじめた現代史の沃野〉，同註 30，原文未見。.

(13)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25. 烈反應迂迴曲折的歷史〉一文，理由是「其中會碰到禁忌。」 35 如今，我們重新檢視葉石濤這兩篇譯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質疑譯文的正確性，而是在重新檢視譯作時，釐清戒嚴時期國家的政治規訓和譯者的意識型態如何影響譯作的生成。翻譯者葉石濤在戒嚴時期面對「台灣」文學的相關論述時，為達到翻譯的「目的」又如何謹慎以對。六○年代葉石濤的小說〈葫蘆巷春夢〉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是作者對時代空氣的過敏，他有意以刻意裝扮的不正經、突梯滑稽，沖淡白色恐怖的凝重空氣。」即使到了八○年代他仍舊「對時代空氣的過敏。」36 葉曾自嘲是膽小怕事的人，只想當一個旁觀者，「謹慎行事，畏頭縮尾，偷偷苟活，姑保平安。」 37 然而，從這兩篇「不完整」的譯作雖可見他面對政治禁忌的戒懼恐懼，但在其翻譯行為中卻隱藏著另一種悖逆與挑戰，換言之，翻譯此時已非是純然地追求文意正確的轉譯，而是譯者試圖藉由譯作展示他高度的政治意識和企圖以「翻譯」的手段贖回台灣文學詮釋權的積極性意義。台灣跨語作家面對「再殖民」政權的文化霸權時，自我演繹的翻譯行徑，實難套用當前的後殖民理論。該譯作既非呈現殖民地複雜的語言交混關係，亦非東西文化間的跨語際的翻譯關係。葉石濤只是想藉由翻譯日人研究台灣文學的成果，解放「再殖民者」在台長期被壓抑的台灣文學論述，將日人的文論「變形」成為台灣文學者自我論述的材料，藉由版本的比較讓譯者糾結而隱晦的政治性目的得以彰顯出來。. 三、翻譯的大眾商業性：日本推理小說的譯介八○年代台灣進入另一個快速發展的消費型社會，在戰後台灣大眾文學的讀書市場裡，外文翻譯引介的作品形成另一個閱讀世界。當時推理小說有其一定的影響力，出現不少喜愛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群。由於當時台灣尚未發展出完善的創作條件與環境，因此養成大量依賴、消費日本作品的習慣 38 。為了滿 35. 36 37 38. 葉石濤，《鍾肇政全集書簡集（七）情純書簡》（桃園市：桃園縣文化局，2002 年），頁 331。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年），頁 173。同註 36。楊照，〈四十年台灣大眾文學小史〉，《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頁 443。.

(14) 12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足這群讀者閱讀消費的需求，日本推理小說的跨國譯介出版活動亦隨之熱絡起來，據說這股熱潮大致從 1986 年到 1988 年維持了三年的時間，各家出版社約莫出版了二百萬本 39 。當時的書店裡陳列不少日本文學的中譯本，商業氣息很重，大眾化的作品除外，只有諾貝爾獎得主川端康成、芥川賞著作才有人翻譯，一窩蜂現象以推理小說最為明顯 40 。可見當時日本大眾文學譯本曾風靡八○年代台灣大眾文學的讀者市場。. （一）報紙副刊與大眾文學葉石濤的文學活動與當時「非主流」報紙副刊關係較密切，他的文學作品在七○年代之前鮮少被報紙副刊採用，直到鍾肇政擔任《民眾日報》副刊主編的期間，他才有較多「見報」的機會。好友許振江接任《台灣時報》副刊主編時，他的作品在報紙副刊上的刊登率才逐漸提高。他認為當時除了南部的副刊之外，其餘各地的副刊卻仍未卸下武裝，「整個八○年代的報紙副刊，仍缺乏公正、公平的取稿水平，相當歧視本土作家的創作活動。」 41 因此，他的譯稿大都發表在南部地方性等非兩大報的副刊版面上，例如：「民眾副刊」、「台時副刊」、「自立副刊」、「西子灣副刊」等。雜誌則是以《台灣文藝》、《文學界》、《推理雜誌》等為主。《台灣時報》與《民眾日報》同屬高雄地區的報刊，這兩個報紙的副刊風格深受該媒體特性的影響。解嚴後，以《自立晚報》以「台灣本土論」為前導，《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自由時報》副刊企劃一連串有關台灣文學的本源探討、台語文學、客家文學、原住民文學研究等。這些副刊除了提供他們對主流文壇的批判之外，有別於兩大報的編輯方向，似乎更貼近「大眾」42。因此，在戰後台灣大眾文學的文化生產（culture production）過程中，這類型的報紙副刊的傳播影響力不容小覷。 39. 40. 41 42. 陳瀅州，〈推理小說在台灣傅博與林佛兒的對話〉，《文訊》第 269 期（2008 年 3 月），頁 72-79。黃美惠整理，〈面對面書市日本現象就是文化真象？翻譯一窩蜂，好書難得見！杜國清、陳明台下針砭論使命〉，《民生報》，1988 年 1 月 11 日，第 9 版。葉石濤，〈我的副刊經驗〉，《舊城瑣記》（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頁 31-37。封德屏，〈花圃的園丁？還是媒體的英雄？〉，收於瘂弦、陳義芝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 343-387。.

(15)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27. 葉石濤在 1965 年發現戰後有一群省籍作家活躍於台灣文壇驚異不已，激起他重新寫作的慾望，但他重返文壇的過程並不順遂，經常陷入投稿無門的窘境。他為了家計曾氣餒地說：「你我都應該放棄台灣文學，靠翻譯偵探小說苟延殘喘。」 43 顯然這個時期譯作的刊出機會遠比創作、評論還多。根據他與鍾肇政往來的信件可知，當時報紙副刊的計費方式，《民眾日報》是每千字四百元、《成功時報》是每千字三百至四百，發行量不大的嘉義《商工日報》卻是每千字五百。他為了提供兒子的大學學費，得拼命地寫稿籌錢 44 。他總是得在現實經濟與文學理想中取得平衡鬻譯文維生 45 ，要是譯文能獲得副刊主編青睞，連載日本推理小說的譯稿費將成為他穩定的經濟來源。因此，他一直期待能夠翻譯松本清張的「長篇」小說。另外，除了經濟的理由之外，翻譯日本推理小說也是他創作投稿受挫時的一線「生機」。 46 1987 年解嚴報禁解除後，副刊的內容隨著報業競爭、報紙張數增加而內容產生多元而複雜的改變，「文化副刊」也逐漸往「大眾副刊」的方向進行調整 47。但，在此之前副刊主編其實已敏銳地掌握時代副刊發展的趨勢，以《自立晚報》為例，早在 1985 年 4 月 11 日起便增設第 11 版「大眾小說」版刊載大眾文學，其理由：大眾文學以其內容的貼近生活，對於社會大眾的確具有撫慰功能，不管是「行之有年」的武俠、言情，或近年崛起的科幻、推理，都擁 43. 44 45. 46. 47. 〈葉石濤致鍾肇政書簡 1987.6.14〉，《葉石濤全集》第 12 卷，頁 72。根據〈葉石濤致鍾肇政書簡 1986.4.9〉：「今後或許譯些翻譯小說度此餘生吧！」「過去我拼命幫忙而當了副刊主編的傢伙竟然杯葛我的作品。一個月也不肯替我刊出一篇。我只好靠著寫日本電影明星或歌手的花邊新聞，一篇只五十元過活。這樣的現實世界，我夫復何言？今後我是絕對不再跟台灣文學掛鉤了。」收於彭瑞金編，《葉石濤全集》第 12 卷（台南：台灣文學館、高雄：高雄文化局，2008 年），頁 64。葉石濤，《葉石濤全集》第 12 卷，頁 31-32。根據〈葉石濤致鍾肇政書簡 1980.2.2〉：「你的生活不會成問題吧？我今後也想做做可以賺錢的翻譯工作。」《葉石濤全集》第 11 卷，頁 383。又〈葉石濤致鍾肇政書簡 1980.2.10〉: 「我目前在蒐集翻譯的資料，待身體好些了，我想或許要靠翻譯來換飯吃。」《葉石濤全集》第 11 卷，頁 385。根據〈1985 年致鍾肇政書簡 1985.12.17〉：「在這一期《台文》中，宋澤萊把我罵得狗血淋頭。我也是氣得不得了。從今以後，我打算就靠翻譯推理小說或寫雜文度此餘生。」（《葉石濤全集》第 11 卷，頁 57）。林淇瀁，〈「副」刊「大」業─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與分析〉，收於瘂弦、陳義芝主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 年），頁 117-135。.

(16) 12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有階層廣泛的讀者，一方面，大眾文學提供了喜愛她的讀者心靈的滋潤和慰藉；一方面給讀者也以實際的閱讀行動支持了大眾文學的存續。 48 另外一個理由是，基於報刊對於大眾文學，特別是小說的期待與鼓勵。報社一方面希望培養副刊的讀者群，一方面也希望提供大眾文學家發表園地，以培養在地的新人作家。在八○年代台灣大眾文學的文化生產過程中，報紙副刊顯然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該版除了連載台灣本土的推理小說家林佛兒、杜文靖等人的大眾小說之外，也陸續連載了日本著名推理小說家的譯作，例如：赤川（葉石濤譯）50 次郎的〈小花貓推理記〉（鍾肇政譯）49和松本清張〈大臣之戀〉等作品，以此培養報紙固定的閱讀群。主編為了補足「大眾小說」版面，「千山林」還特意編選台灣純文學作家「小說中的愛情」，節錄了其中有關「愛情」的描寫，橫跨戰前戰後世代例如：龍瑛宗、張文環、鍾肇政、吳濁流、葉石濤、郭松棻等人的作品。在「大眾小說」版中主編似乎有意模糊「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界線，以報紙的閱讀消費大眾作為主要訴諸的對象。刊出葉石濤譯作的報紙副刊除了「自立副刊」之外，尚有《台灣新聞報》的「西子灣副刊」、《台灣時報》的「時報副刊」、《民眾日報》的「民眾副刊」、《大華晚報》的「淡水河副刊」等。其中，「西子灣副刊」最常刊出他的日本推理小說的譯作。《台灣新聞報》1961 年創刊，原為《台灣新生報》的南部版，屬台灣省政府經營的報刊，社址位於高雄市。當時「西子灣」副刊的主編由魏端（在職期間：1976 年-1988 年 12 月）和鄭春鴻（在職期間：1989 年-）擔任。根據筆者的管見，該副刊內容以刊載大眾文學為主，刊出日本大眾文學的譯作其實並不多，但所刊出的作品卻幾乎都是葉石濤和鍾肇政兩人的譯作。. 48. 49. 50. 參考同註 45：向陽當時擔任「自立副刊」（1982 年 7 月-1986 年 5 月）的主編，之後改由劉克襄接任（1986 年 6 月-1987 年 12 月）。赤川次郎著，鍾肇政譯，〈小花貓推理記〉，《自立晚報》，1986 年 7 月 14 日-12 月 23 日。除了第一回刊於第 10 版「自立副刊」之外，第二回起刊於第 11 版「大眾小說」版。松本清張著，鄭左金（葉石濤）譯，〈大臣之戀〉，《自立晚報》，1985 年 12 月 23、26， 28-29 日，第 11 版。.

(17)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29. （二）葉石濤與松本清張的譯介在眾多的日本推理小說大家中，葉石濤翻譯松本清張（1909-1992）的作品最多。松本清張（Matumoto Seichou）本名清張（Kiyoharu），1909 年生於福岡縣企救郡板櫃村大字篠崎。由於家境貧寒在青春期嚐盡了人生各種辛酸，因此對於貧窮欲振乏力的庶民生活深有同感，以反強權的視點，關注社會運作中出現的各種黑暗勢力，也對此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他的小說觀拒絕日本傳統的私小說，強調虛構的趣味性，同時又追究在非虛構下所隱藏的真實性，並對此保持高度關心，而這些文學特質都是源自於他嚴苛的生命體驗 51 。相較於其他日本文學大家，松本大器晚成，四十一歲任職朝日新聞社的記者時，才以處女作《西鄉札》入選《週刊朝日》「百萬人的小說」徵文比賽的第三名進入文壇，但之後卻獲獎連連 52 。他的書寫題材多元而豐富，跨足純文學、歷史小說、推理小說、告發文學等類型。松本的推理小說熱透過「翻譯」也直接影響東亞各地大眾文學的閱讀流行。以韓國為例，松本在 1944 年曾以衛生兵的身分屯駐於朝鮮的龍山，1945 年日本戰敗後在全羅北道井邑除役，被遣返後重返朝日新聞社上班，在朝鮮的戰爭經驗和殖民地經驗，成為他日後寫作很重要的創作題材。根據統計，韓國自 1961 年到 2009 年之間至少譯出 85 冊松本清張的作品，韓國著名的推理小說家金聖鐘也深受他的影響。但，韓國和台灣一樣在學術界直到近幾年才逐漸將大眾文學領域納入學術研究的範疇中，因此目前有關松本清張的研究成果並不多 53 。香港在八○年代也因當地媒體和流行文學的推波助瀾，同樣出現松本清張的翻譯熱潮 54 。總之，八○年代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東亞各地的大眾文學也為之蓬勃發展，經由「翻譯」的路徑出現所謂的松本清張熱。. 51 52. 53. 54. 權田萬治，《松本清張》（東京：新潮社，1998 年），頁 2-19。作者不詳，〈松本清張略年譜〉，《松本清張：昭和と生きた、最後の文豪》（東京：平凡社，2009 年），頁 156。南富鎮、鄭惠英，〈松本清張の朝鮮と韓国における受容〉，《松本清張研究》第 12 號（2011 年 3 月），頁 62-75。關詩佩，〈メディア、流行文学として：香港一九八○年代における松本清張翻訳ブーム〉，《松本清張研究》第 14 號，（2013 年 3 月），頁 182-206。.

(18) 13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但，葉石濤最早譯介松本的作品並非是推理小說，而是從《古代史疑》中節譯〈日本的先史時代〉 55 ，並在文末的「譯者按」中肯定他在日本古代史的造詣。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之所以被大量引進台灣的讀書市場，主要歸功於林佛兒的推動。林在 1968 年創辦林白出版社，該社最早在 1969 年便出版松本清張初期的作品《零的焦點》 56，他從 1977 年代末到 1990 年有系統地出版過 19 冊以上松本的作品，其他出版社也陸續跟進，帶動台灣翻譯松本清張作品的熱潮 57。在 1984 年 11 月林佛兒進一步創辦《推理雜誌》希望藉此培養本土的推理小說家。跨語作家鍾肇政、葉石濤也曾受邀為該誌的「日本推理小說」專欄中譯介作品，並和鄭清文一起擔任該雜誌社創設的「林佛兒小說獎」第二屆的評審。林白出版社為何選擇社會派的松本清張作為推理敘事的典範，陳國偉認為這與八○年代台灣社會發展關係密切，由於松本所主張的寫實主義導向，以及對國家政治與社會問題採取更嚴厲批判的文學觀，較易為解嚴前後台灣的讀者接受 58。葉石濤參與八○年代台灣日本推理小說譯本的生產方式，主要是先以「鄧石榕」、「鄭左金」、「葉左金」、「羅桑榮」等筆名，將譯稿投至上述的報紙副刊或《推理雜誌》等，累績到一定的文量後再集結成書出版 59 。例如：他以「羅桑榮」的筆名先在「自立副刊」上發表松本清張的〈溫泉風景〉 60 的譯作，進而再收入於新潮推理系列日本推理短篇系列之一《紅籤》 61 ，並為該書撰寫序文〈締造紀錄奇蹟的松本清張〉 62 。以「鄭左金」發表〈大臣之戀〉後，再收入於《女囚》 63 之中。又，松本的〈紅顏薄命〉先刊於《推理雜誌》後再收入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松本清張著，葉石濤譯，〈日本的先史時代〉，《台灣時報》，1983 年 4 月 7 日，第 12 版。松本清張著，邱素臻譯，《焦點》，（台北：林白出版社，1969 年）。陳國偉，〈「歪んだ複写」：198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松本清張の翻訳と受容〉，《松本清張研究》第 14 號（2013 年 3 月），頁 207-223。陳國偉，《越境與譯徑：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的身體翻譯與跨國生成》（台北：聯合文學， 2013 年），頁 42-50。由於葉石濤的譯作分散各家非主流報紙副刊，目前保存狀況不佳，整理譯作的初刊之處仍有待克服之處。松本清張著，羅桑榮（葉石濤）譯，〈溫泉風景〉，《自立副刊》，1985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 日。松本清張著，葉石濤譯，〈溫泉風景〉，《紅籤》（台北：志文出版社，1987 年），頁 171-183。葉石濤，〈締造紀錄奇蹟的松本清張〉，《紅籤》，頁 1-4。松本清張著，葉石濤譯，《女囚》（台中：晨星出版社，1986 年）。.

(19)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31. 《紅顏薄命》 64 。同時，他也受林白出版社之託，翻譯戰後日本知名的女流推《黑色緞帶》66等作品。理作家先驅仁木悅子（1928-1986）的《黃色的誘惑》65、葉石濤在取得松本清張的自傳《半生記》後，翻譯部分篇章發表於南部報紙副刊之上，之後又毛遂自薦希望轉手將譯稿賣給張清吉的志文出版社 67 。同時，他也為志文出版社翻譯了松本清張短篇小說集《紅籤》 68 ，與其他譯者合譯《詐婚》 69 等作品。在這波大眾文學出版景氣中，葉石濤也陸續發表有關日本推理小說的評論，例如：〈日本推理小說在台灣〉70和〈在推理小說中樹立社會正義觀點的作家松本清張〉71。其中，「寒士」葉石濤對於清張優渥的稿酬收入特別羨慕，因為清張從 1961 年到 1976 年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所得，都維持在日本作家中的前三名，其中有十年都是第一名，稿費之豐是純小說家的七倍 72。置身於社會的作家都得面對經濟財源的問題，一是內部財源，以著作權版稅為收入。二是外部資助與自籌財源 73。但，葉石濤內外皆「空」，只能發展他的「翻譯副業」，支持他的文學理想與家庭經濟。他之所以譯介松本清張的作品，除了個人對作家文學風格的偏好之外，主要還是受惠於這波台灣翻譯日本大眾小說的熱潮，以其與原著作者不成比例的譯稿費維繫生計，支撐並行的《台灣文學史綱》寫作工程，同時以「翻譯」活動在文壇邊緣介入八○年代台灣大眾文化的譯本生產活動。.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松本清張等著，葉石濤譯，《紅顏薄命》（台北：林白出版社，1986 年）。仁木悅子著，葉石濤譯，《黃色的誘惑》（台北：林白出版社，1988 年）。仁木悅子著，葉石濤譯，《黑色緞帶》（台北：林白出版社，1988 年）。根據〈葉石濤致鍾肇政 1986.5.16、7.19〉的內容，《半生記》的譯稿費足夠葉兩個月的生活開銷葉石濤。參考《葉石濤全集》第 11 卷，頁 65-66。松本清張著，葉石濤譯，《紅籤》（台北：志文出版社，1987 年）。松本清張等著，葉石濤等譯，《詐婚》（台北：志文出版社，1987 年）。葉石濤，〈日本推理小說在台灣〉，《民眾日報》，1983 年 3 月 11 日，第 11 版。葉石濤，〈在推理小說中樹立社會正義觀點的作家松本清張〉，《台灣日報》，1983 年 8 月 10 日，第 8 版。山本芳明，〈「純文學」と「家計小說」〉，《文学》15 卷 3 期（2014 年 8 月），頁 2-21。 Robert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社，1990 年），頁 56。.

(20) 13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四、翻譯的自主性：韓國短篇小說選集的擇譯東亞的韓半島和台灣海島雖然分置於東亞的南北，但卻同遭日本帝國殖民支配，在日帝侵略東亞各地時，兩地分別被當作「北進跳板」和「南進基地」，兩地文化人士也因而關注到彼此的殖民處境。在帝都東京的左翼運動中，兩地的知識青年彼此互通聲氣，甚至還會在看守所不期而遇 74 。在日本帝國的支配下兩國既同病相憐，但卻又存在著某種競爭關係，這層關係似乎一直延續至今。以下將先說明戰後韓國文學在台翻譯的情形，再探討葉石濤透過「日語」如何重新擇譯日與譯本，在其譯作生產的過程中展現怎樣譯者的文學自主性？. （一）在台譯介的韓國文學戰前台灣人最熟知的朝鮮文化人，莫過於「半島舞姬」崔承喜（1911-1969）和在日朝鮮作家張赫宙（1905-1997）兩位，他們是當時日本帝國對外宣傳殖民統治的活看版和報章媒體的寵兒。但是戰後台、韓兩地的作家交流便不似戰前頻繁。陳千武在六○年代率先翻譯出版《韓國現代詩選》 75 。選集中除了韓國兒童詩的作者之外，選錄的二十九位詩人皆是戰前出生的詩人，書中未有譯者序文說明譯介動機與翻譯底本。戰後 1970 年亞洲作家大會在台灣舉辦時，韓國作家安壽吉（1911-1977）曾代表韓國作家訪台。1981 年政大韓語系教授金相根改譯他的代表作〈第三人間型〉（1953）為〈戰爭的雕像〉發表於《台灣文藝》上 76。隨之，鍾肇政也在 1979 年翻譯高麗大學國文系教授宋敏鎬著，金學鉉編譯的《朝鮮の抵抗文学─冬の時代の証言》 77 ，重新改譯為《朝鮮的抗日文學》出版 78。在〈譯序〉中他也提到曾譯過 1972 年獲得芥川賞的在日朝鮮作家李恢成（1935- ）的短篇小說〈搗衣的人〉（〈砧をうつ女〉） 79。. 74. 75 76 77. 78. 王惠珍，〈日本における呉坤煌の文化翻譯活動について─1930 年代の日本左翼系雑誌を中心─〉，《天理台灣學報》第 23 號（2014 年 6 月），頁 31-52。陳千武，《韓國現代詩選》（台中：光啟出版社，1965 年）。安壽吉著，金相根譯，〈戰爭的雕像〉，《台灣文藝》第 72 期（1981 年 5 月），頁 67-104。宋敏鎬著，金學鉉編譯，《朝鮮の抵抗文学─冬の時代の證言》（東京：柘植書房，1977 年）。鍾肇政譯，《朝鮮的抗日文學》（台北：文華出版社，1979 年）。筆者雖然曾在 2007 年 12.

(21)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33. 1981 年 5 月鍾肇政與尹雪曼、林秋山等一行人以「中國筆會代表」的名義出訪日、韓兩國。返國後鍾肇政在他主編的《台灣文藝》9 月號上策劃編輯「韓國文學特輯」 80 。楊碧川亦在《台灣文藝》上發表〈韓國的良心─詩人金芝，他的詩精神似乎與戒嚴時期台灣河〉81，介紹南韓抗議詩人金芝河（1941-？）社會追求民主的社會氣氛有其相呼應之處。除此之外，台北的新文豐出版社也在八○年代重新出版 1946 年范泉為上海永祥書局編譯的張赫宙的《朝鮮風景》82。但，直到 1984 年葉石濤才藉由「日語」系統性地譯介韓國短篇小說選集。綜觀八○年代在台的韓國文學譯介出版現象，似乎間接地反映了在冷戰結束後東亞區域內部經濟轉型，台、韓兩國同時進入經濟快速成長期，導致東亞社會區域內部的往來交流更形熱絡，台灣文化界也再度關注到「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及其社會文化的發展近況，跨語作家們便成為台韓文化交流重要的譯介者。. （二）八○年代葉石濤譯介的韓國文學不僅前述來台的日人研究者，八○年代開始研究殖民地朝鮮的日人研究者當中，有不少人前往南韓教授日語之後，在文學研究上因田野調查找到新的視野和嶄新的研究方法 83 。八○年代初大村益夫、長璋吉、三枝壽勝因岩波書局的企劃案而編譯《朝鮮短篇小說選》 84 上、下兩冊。這套書與研文出版社出版推出《台灣現代小說選》同一年發行，可見當時日本的出版界已開始關注到戰前舊殖民地的文學。根據選集的編譯者之一的大村益夫教授的回憶：. 79 80. 81 82 83 84. 月 13 日於靜宜大學圖書館蓋夏廳的座談會「鍾肇政口述歷史」的會後請教過鍾肇政先生，當時他翻譯此書的動機，據他的說法是：「當時他受中國筆會之託，為 1981 年的參訪活動暖身的翻譯之作」。鍾肇政，〈譯序〉，《朝鮮的抗日文學》，頁 1-4。《台灣文藝》第 74 期（1981 年 9 月）中收錄的篇章如下：鍾肇政，〈韓國文壇一片蓬勃氣象〉，頁 261-268；趙演鉉著，楊人從譯，〈韓國現代小說概觀〉，頁 269-280；李孝石作，江銘煜譯，〈燕麥花開時〉，頁 281-290；金東里著，詹卓穎譯，〈花郎的後裔〉，頁 291-304。高伊哥，〈韓國的良心─詩人金芝河〉，《台灣文藝》第 85 號（1983 年 11 月），頁 210-217。張赫宙著，范泉譯，《朝鮮風景》（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2 年）。下村作次郎，〈序章〉，《台灣近代現代文學史》，頁 10。大村益夫、長璋吉、三枝壽勝編譯，《朝鮮短篇小說選》（東京：岩波書店，1984 年）。.

(22) 13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在此之前岩波文庫出版的朝鮮相關出版品大都是韓國人的著作，所以編輯部希望出版由日人主導的書籍。當時沒有特定的選材標準，但有顧及文學史發展的問題，如普羅系和民族主義系作品的平衡等，也迴避在日本已譯出的作品，共同決議應該譯出的文學者，至於作家個別的作品則由譯者依其個人喜好選擇。當時據說約刷了三萬本（自己手邊的是第七刷）。曾改版過一次，封面也改過，李箕永的〈民村〉後來又改譯過。 85 這兩冊《朝鮮短篇小說選》的出版意味著，日本出版社試圖以「日本人」的立場和觀點重新認識韓國文學。該選集四月甫在東京出版，九月葉石濤就將此選集作為翻譯底本，在《成功時報》（晚報）的副刊上發表〈朝鮮近代小說的變遷〉86 和金東仁〈甘藷〉（1984 年 9 月 21-24 日）的譯作。根據《成功時報》副刊的編按：〈甘藷〉是韓國已故名作家金東仁的作品，故事是敘述一名女子嫁了一位貧窮、年老的漢子的心路歷程，作者筆觸細膩，寫作技巧高明，讀來不禁對此女的遭遇倍生憐憫，本刊特邀名作家葉石濤翻譯，以饗讀者。 87 葉選譯此書的最初動機應與副刊主編的邀稿有關。之後，如文末附錄 88 他又陸續以葉石濤或葉左金之名，翻譯其它作品發表於各報紙副刊之上，於 1987 年 2 月才由名流出版社編訂成冊，成為該社「世界文庫」的第一本譯作。當初之所以選擇姜敬愛的小說〈地下村〉為書名，根據李魁賢的回憶，當時他認為這篇的篇幅最長，且富有反抗文學的隱喻。又，1986 年他參加漢城亞洲詩人會議，順道參訪韓國民俗村時購得的明信片中有「地下女將軍」和「天下大將軍」木雕圖像，因此擇以「地下村」為書名 89。. 85. 86 87 88. 89. 大村益夫教授於 2014 年 9 月 18 日接受筆者諮詢後所回覆之內容，謹此誌謝。據大村所述這套書的出版計畫與 1988 年奧運在漢城（首爾）舉辦的時代背景多少有關。在《朝鮮短篇小說選》出版後，這個翻譯團隊隨之又翻譯了《韓國短篇小說選》（東京：岩波書局， 1988 年），但銷售狀況卻不如前者。葉石濤，〈朝鮮近代小說的變遷〉，《成功時報》，1984 年 9 月 11 日，第 11 版。作者不詳，《成功時報》，1984 年 9 月 21 日，第 5 版。本文中提到有關葉石濤收入於《地下村》的九篇譯作詳細的出版資訊，請參閱文末附錄，將不另詳註說明。同註 20，頁 634。.

(23)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35. 岩波日文底本的編排方式，是在小說正文之前先放入漫畫風作家素描相和作者簡介。葉石濤也節譯「作者簡介」的部分內容，但因報紙副刊編排之需，分別在文前先附上「譯者的話」，或在文末才附上作家簡介。但，最後集結成冊時，編者卻將作者簡介全部擺置書末。《地下村》出版後，李喬特地撰寫書評進行介紹宣傳，他以第三世界文學的觀點，針對這本韓國殖民地時期的作品選集進行評述，肯定這些小說的「歷史性」與「告發精神」 90。根據筆者的查閱可知，日文選本主要擇譯了 1920 年代至 1940 年代共 19 位作家、22 篇韓國短篇小說（韓文），並附上三枝壽勝的〈解說〉（《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395-421）。但，葉石濤卻只擇取其中發表於 1925 年至 1937 年期間的 8 位作家的 9 篇作品，前 5 篇選自上冊，後 4 篇選自下冊。葉石濤在〈序文：朝鮮近現代小說的變遷〉 91 中，並未說明選譯的標準為何？若根據他擇譯的結果，可知他完全刪除了四○年代所謂「黑暗時期」的作品。以下將依序說明作中譯作品的梗概，藉以釐清葉石濤選譯的傾向，說明他如何配合八○年代媒體副刊之需與個人的文學偏好進行文本的重譯。日文選本的第一篇作品選擇了金東仁（1900-1951）少數處理民族主義的作品〈笞刑〉（長璋吉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9-40），另一篇是具自然主義風格的〈甘藷〉，但葉卻只選譯後者。這篇作品主要是描寫「曾是成長於家教嚴格的正直農家」的主角福女走向墮落的過程，探討人的行為究竟是為道德，還是為環境所左右？然而，人最後似乎只能依其生存本能，屈服於金錢的誘惑 92。接著，葉又選了玄鎮健（1900-1943）的〈運氣好的日子〉，這亦是篇寫實主義的作品，透過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力車夫的形象，呈現被金錢所支配的社會，為人所帶來的不幸，其中充滿著諷喻。作者使用反寫的方式，〈運氣好的日子〉實際上是最悲慘的日子，藉此來諷喻殖民地統治下朝鮮民族的生存現實（《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132-135）。. 90. 91 92. 李喬，〈歷史與文學之間：評朝鮮短篇小說選「地下村」〉，《聯合文學》第 36 期（1987 年 10 月），頁 220-221。葉石濤，〈序文：朝鮮近現代小說的變遷〉，《地下村》，頁 7-10。權寧珉著，田尻浩幸譯，《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東京：明石書店，2012 年），頁 104-108。.

(24) 13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葉石濤依序譯出羅稻香（1902-1927）的〈桑葉〉，這篇作品和〈甘藷〉同樣是自然主義的作品。作者細緻地刻劃出為金錢和本能所支配的小人物形象，描寫喜歡賭博的丈夫金三甫，和為了生存出賣身體換取所需物資的妻子安香普，作者以寫實的技法描寫這場愛慾的悲劇。無論金東仁〈甘藷〉的福女、羅稻香〈桑葉〉的安香普皆是描寫女性以「身體」換取生存的經濟資本的過程，但小說女主角為維護個人的尊嚴不惜採行激烈的反抗行動，如此「強悍」的女性形象在同時期的台灣小說實屬少見。二○年代中期到 1935 年「朝鮮普羅藝術同盟」（簡稱：卡普）解散為止的十年間在韓國文學史中被稱為「傾向文學」的時代，日文選集《朝鮮短篇小說選》中收錄了不少這個階段的作品，如李箕永（1895-1984）的〈民村〉（大村益夫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117-180）、崔曙海（1901-1931）的〈白琴〉（三枝壽勝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181-212）、趙明熙（1894-1938）的〈洛東江〉（大村益夫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211-238）。這些小說皆基於階級意識對殖民地社會提出強烈控訴批判的作品，葉石濤或許考量報紙「大眾副刊」的性質和意識型態等問題，並未選錄這些傾向派男性作家的作品。但，他卻完整地譯出日文選集中兩位「傾向派」的女性作家朴花城（1904-1988）與姜敬愛（19071943）的作品。以這兩位同伴作家代表朝鮮女性作家雖有疑義，但在那個時代，的確出現過如此具有男性傾向的女作家，他們在當時被評為「普羅陣營中很有價值的兩位作家」（《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54）。朴花城出生於全羅道木浦，1925 年發表〈秋夕前後〉 93受李光洙賞識而進入文壇。她曾參加過朝鮮普羅藝術同盟，戰爭末期因拒絕以日文寫作親日作品而輟筆，1946 年才重新執筆至 1985 年持續發表作品（《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312-313）。三○年代她開始關注農民，熱衷閱讀農村問題的書籍 94 。〈旱鬼〉以羅州為舞台（全羅南道是朝鮮半島最大的產米之地），描寫農民在經歷水災後又遇乾旱，而陷入絕望的窘況。這篇作品較為特別的地方是，作者在小說中深. 93 94. 筆者因不諳韓文，韓語作品皆轉引自參考資料的文獻，原文未見。山田佳子，〈朴花城の植民地期の作品と舞台について〉，《朝鮮學報》201 輯（2006 年 10 月），頁 89-126。.

(25)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37. 入探討在天災中，人與信仰之間的關係，細膩地描寫出人在面對天災時，所顯露的種種非理性的荒謬行徑。姜敬愛與朝鮮普羅藝術同盟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她卻寫實地描寫出殖民地的矛盾與糾葛，和其中所顯露的階級意識。她的長篇小說《人間問題》在八○ 年代被評價為日本殖民地時期寫實主義作品中最有成就的作品（《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54-56）。〈地下村〉主要是描寫以主角狄遜一家（無父）的慘狀，他幼年因病而殘疾，求告無門，不得不靠行乞維生，而飽受嘲笑欺凌，卻暗戀隔壁眼瞎的昆娘，忍受種種身心的苦痛，最後因昆娘竟遠嫁他方，自己的大弟龍溪眼疾無法醫治，小弟因長期的營養不良而病逝，一切婚戀的空想隨之幻滅。作者對主角的心理描寫甚為細膩，極致地表現出窮人在黑暗的現實中，所顯露的絕望感。綜觀上述的作品，不難發現葉石濤對自然主義寫實主義作品的偏好，及對這些因貧窮而陷入不幸與絕望的主人公們的人道關懷。日文選集上冊的最後一篇是俞鎮午（1906-1987）的〈金講師與 T 教授〉（大村益夫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337-386）。這篇作品是他 1935 年發表於《新東亞》的短篇小說，以細緻的手法描寫不知道與現實妥協的知識分子的樣貌。在日文選集下冊中又選錄他另一篇連載於《東亞日報》的〈滄浪亭記〉（大村益夫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167-199），主要描寫作者自身童年的故事，是篇描寫從先進的現代物質文明中，感受到人生的無常與鄉愁的作品（《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343-345）。但，葉石濤竟未選譯他任何一篇作品，這或許與小說題材較為嚴肅偏向知識分子的思想性題材有關。日文選集下冊葉石濤選譯了李孝石（1907-1942）的〈蕎麥花開的時候〉（1936），雖然江銘煜已在《台灣文藝》上譯過這篇作品 95，但他仍重新譯出。李孝石的小說的類型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同伴者作家的傾向、情愛小說、異國情調。〈蕎麥花開的時候〉是他褪退左傾色彩時期的作品，是他情愛小說的代表作。在作品中他將自然與性恰如其分地對比融合，呈現詩化文體、精煉的語言和抒情性的氛圍。李孝石被評為三○年代朝鮮純文學中，帶給人最大藝術感. 95. 李孝石著，江銘煜譯，〈燕麥花開時〉，《台灣文藝》第 74 期（1981 年 9 月），頁 281-290。.

(26) 13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動的小說家。〈蕎麥花開的時候〉主要描寫主角許生員與同為趕集商人的趙先達、童伊在坪蓬擺攤結束後，預計隔天到大和的五日市行商，在蕎麥花綻放的景況中，三人連夜趕集的過程。在李孝石的小說中人與動物並非全然不同的存在，人乃是自然的一部分，透過老驢和小驢的關係，隱約透露出童伊的身世秘密和尋父的神話原型。作者採以由「現在」父子的邂逅，談「過去」的回憶，進而預見「未來」的喜劇結構。將實際的故事作品化，表現出完整的敘事結構和設定、優美的描寫和抒情的美學意識等。因此，這是篇充滿情節性，溫馨良善的庶民故事，被評為詩化的小說作品（《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364-368）。葉石濤在擇譯的過程，將日文選集中金裕貞（1908-1937）的小說〈山茶花〉和〈春‧春〉這兩篇作品全譯出，可見他對金裕貞小說風格的偏愛。金裕貞的每篇作品幾乎都是以他獨特優秀的諧謔精神撰寫而成。他的作品所引發的「笑」，並非是耽溺在苦痛的生活中，虛無主義的敗北感和鬱抑悲憤，而是希望從現實生活的痛苦壓力中尋獲自由，其中顯露出含蓄的諧謔精神。雖然許多人物的行為滑稽，看來愚鈍沒品，但他們並未全然屈服於令人痛苦的外在世界和嚴酷的周遭環境，作者藉此詮釋那是下層民眾強韌的生命力與自信的表現（《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122-124）。這樣的戲謔精神與葉石濤八○年代的文學風格似乎有其相呼應之處，因為當時他的人生哲學從六○年代的「黑色幽默文學」逐漸轉化以「苦微笑」來看待眾生怪象、世間縮影，雖然現實並不美好，但他卻可以「笑」看一切，期待從中「獲得自由」 96 。在七○年代末受到鄉土文學論爭洗禮之後，讓他對於這樣具鄉土氣息的小人物的故事多了一份親切感。〈山茶花〉（1936）當時以「農民小說」為標題發表，諧謔地描寫農村純樸的少女與少男情竇初開的戀愛故事。兩位的階級關係非常清楚，一位是佃農的兒子，一位是管理佃農者的女兒，儘管他們有其階級和身分上的矛盾，但卻很自然地萌生對異性的愛意，作者以綻放的山茶花作為小說背景，顯現純粹之美。小說主要描寫女主角蔣順妮主動追求心儀的少男「我」，藉由鬥雞逗弄「我」，. 96. 葉瓊霞，〈文學主體性的建立─葉石濤白色文學的探索〉，《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年），頁 1-21。.

(27)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39. 「我」卻難以理解，反而想與她一爭高下的過程，作品中因為「我」的單純傻勁而展現另一種特殊的趣味性。〈春‧春〉（1935）一樣是由「我」與蔣順妮為主角，「我」雖接受招贅的條件，提供婚前的勞動服務，但蔣順妮的父親卻充滿算計，以蔣身高不夠高（其實她早已停止長高）為由拖延婚期，其中帶出朝鮮農村招贅的風俗。日本殖民時期韓國和台灣相似，農村是小說重要的舞台，但金裕貞的農村與一般普羅作家從批判控訴或啟蒙的角度描寫農民不同，在他的作品中的農民雖然是群貧窮受虐、質樸又愚直的眾生，但他們的生活中卻仍散發出一種滑稽的哀愁感。李箱（1910-1937）的詩和小說同為三○年代朝鮮現代主義前衛代表之作。他的詩展現現代人荒涼的內在風景，代表作之一的〈鳥瞰圖詩第一號〉即是以反寫實主義的技法展現人的不安與恐懼。他的小說則是透過解構傳統小說形式，顯現現代人的生活條件。在日文選集收錄的作品〈翼〉（長璋吉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69-107）中，他展現意識流的書寫技法，呈現人無法與日常生活結合的片段、遭物化的現代人的疏離感。因此這篇作品被認為是韓國文學最早的現代主義的小說作品（《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347-377）。雖然六 ○年代復出文壇之初葉石濤也曾創作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現代主義或帶異國風味的歷史小說，但他卻未擇譯出這篇具現代主義的代表作，這與葉石濤在八○ 年代強調寫實主義抑或與大眾副刊的發展趨勢有關。殖民地末期的親日作家與戰後前往北韓的越北文人研究，在八○年代的南韓學術界仍被視為禁忌。但日譯本卻未受國情影響，編者選譯了不少越北作家的作品。日文選本選譯了朴泰遠的〈五月的薰風〉（長璋吉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149-166）、韓雪野的〈泥濘〉（長璋吉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201250）、金史良（1914-1950）的〈在看守所遇見的男子〉（大村益夫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251-276）、李箕永的〈民村〉、李泰俊的〈狩獵〉（三枝壽勝譯，《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277-295）的作品，但葉石濤卻只擇譯其中金南天的〈少年行〉。在 1935 年「藝術同盟」瓦解後，朝鮮作家面臨得重新找尋新的創作方向的問題，金南天（《韓國近現代文學事典》，頁 116-118）也同樣面臨如此的創作困.

(28) 14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七期. 境。在這個階段他深受「告發精神」所影響。所謂「告發精神」就是在這個時期對作家的迷失方向或自我分裂，無論是自己或他人絕不饒恕、毫不同情、不作妥協的批判精神，卡普的文學精神貫穿其中，並主張予以發展，可說是一種非轉向的精神 97 。葉石濤選譯的〈少年行〉即是這類型的作品。小說中主要是描寫姐弟兩人的故事，姐姐桂香因家貧而當妓生，除了愛人之外並不賣身，弟弟鳳根將她視為聖潔的象徵，是他心靈唯一的寄託。但，鳳根個性彆扭頑固與前述的「告發精神」有其契合之處，作者假借鳳根之口，批判左翼轉向者。在〈少年行〉之後的 7 篇作品皆未被譯出，其中的理由究竟是，因譯者葉石濤主觀的選擇而捨棄？還是因譯者心有旁騖，因為他發表這些譯作刊出的同時，亦在《台灣時報》的副刊上連載〈台灣文學史綱（前篇）〉 98，而未能繼續譯介完成。《朝鮮短篇小說選》所選譯的作品約略可分為：強調階級意識的左翼文學、現代主義派（含私小說）、處理朝鮮傳統世界的鄉土題材。葉石濤似乎有意在三類之間取得平衡，但限於個人的時間和心力，他最後仍「忠於譯者意志」擇其所好，以寫實主義和具有鄉土色彩的作品為主，選譯其中的九篇，其初刊處都是報紙副刊，由於八○年代報紙副刊朝向大眾副刊發展的趨勢，因此譯作的故事性和韓國的異國特色，成為副刊主編選材考量的要素之一。例如：《商工日報》的副刊主編李瑞騰特意為〈旱鬼〉譯文標上「域外小說」，以強調小說的異國風。《成功時報》的副刊主編則將金東仁的〈甘藷〉以「生活的故事」的副標定調。但，在譯本的生產過程中，葉石濤除了考量副刊的特性之外，剔除日文選集中現代主義派強調文學藝術性、傾向派作家強調階級性的作品之外，多擇取寫實主義的作品，主要描寫二、三○年代在韓國社會底層努力掙扎過活的鄉土小人物、貧無立錐之地的弱勢者。從這些譯本的文學風格與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後，葉石濤所主張的鄉土文學（台灣文學）的鄉土經驗似乎有其內在連結關係，又與八○年代台灣重要的現實主義的文學現象有其相呼應之處 99。. 97 98 99. 三枝壽勝，〈解說〉，《朝鮮短篇小說選》，頁 407。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前篇）〉，《台灣時報》，1984 年 10 月 25 日-12 月 5 日，第 8 版。呂正惠，〈七、八○年代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9-73。.

(29) 析論八○年代葉石濤在東亞區域中的翻譯活動. 141. 葉石濤除了譯介戰前朝鮮作家的作品之外，也譯出韓國當代文學的作品。在譯作〈磨損的男人〉的文末標註：「譯自一九八六年五月漢城文藝社發行的夏季號《韓國文藝》」100，但他的底本是否真的是韓文雜誌令人存疑。除了金龍雲的〈磨損的男人〉之外，他也從這本雜誌中選譯了新銳作家柳周鉉的〈誕生〉101。葉石濤是同時代作家中少數累積這麼多韓國小說譯本的譯者。總之，他在八○ 年代透過日語再生產譯本，為當時的台灣讀者開啟閱讀韓國小說的一扇視窗，為當今台韓文學交流奠下重要的文本基礎。同時也藉由翻譯韓國文學的他山之石，重新思索台灣文學發展論述的方向。. 五、結語本文針對葉石濤的翻譯活動進行個案研究，具體地勾勒出跨語作家葉石濤在八○年代的文化場域中，如何利用舊帝國的「日語」展開東亞區域內的翻譯實踐，闡釋他翻譯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ion）的三種主要的譯本類型及其文化意涵，重新評價他的譯業在戰後台灣文學場域中的特殊意義與文本貢獻，說明葉石濤如何在他戰後的翻譯書寫中闡明自身。八○年代葉石濤為因應台灣本土文化論述之需，譯介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藉以累積本土論述的文化資源。在戒嚴期間他改譯了松永正義和若林正丈的論文，之後因出版社主編李魁賢的要求重新修訂譯文，但最後還是未能如實譯出。筆者在比較譯文版本的過程中，發現除了部分內容因譯者和編者的技術性問題而出現漏譯現象之外，譯者因政治性的考量和主觀的意識型態，也影響了譯文版本的變異。在戒嚴時期譯者因國家檢閱制度的規訓而進行自我檢閱，但不能忽略的是，譯者在翻譯「台灣文學」時，其翻譯行為的本身就展現了譯者對官方壓抑台灣文學論述的反抗姿態。葉石濤戰後飽嚐跨語的窘境和經濟上的困頓，「日語」竟成為他重要的文化資本，他以翻譯日本推理小說為副業，進入台灣大眾文學的消費閱讀市場，累. 100 101. 金龍雲，葉石濤譯，〈磨損的男人〉，《自立晚報》，1986 年 9 月 12 日，第 11 版。柳周鉉著，葉石濤譯，〈誕生〉，《台灣時報》，1986 年 10 月 29-30 日，第 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