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很多跡象，可以證成日治台灣小說的學習摹仿借鑒，多半是從中國方面 而來，且漢文（文言、白話）通俗小說在日治五十年間沒間斷過，即使新舊文 學在二○年代、四○年代期間爭論，甚至皇民化運動開始，中國文學作品依舊 充滿於《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崇聖道德報》、《孔教報》、
《南方》104。由於所刊登及改寫之作，除了《臺灣民報》外，其餘刊物幾乎不 交代出處，以致眾多的文言、筆記小說及上海小報、鴛蝴作家作品，像是隱形 人一樣，消失不見了，使得吾人在文學創作的辨識上產生了困難，究竟是誰的 文學作品？誰的文學歷史？誰的文學著作權？是轉載改寫中日的作品還是翻譯 摹寫的作品？這是討論日治台灣文學必需先確認的基本工作。
這些報刊雜誌、選集就如同一個文本聚合的舞台，舞台上的眾多文本，以 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側面共同言說著異域世界，如同磚瓦一樣，如果把它們 傳遞的資訊組合起來，將會構建出一個非常獨特的中國形象，而這個異域形象 中映射出來的，與其說是他者的影像，不如說是一種經過言說主體的意識及言 說策略的層層過濾之後的某物。
104 戟髯，〈臨邛沽酒〉即為接近白話的簡易文言小說，刊《風月報》91、92 期，1939 年 8 月。此篇即是轉載自《紅玫瑰》第 36 期（1927 年），作者王戟髯。〈漂流的紅葉〉為高 天棲之作，《風月報》轉刊。至1942 年尚刊載清人和邦額《夜譚隨錄》小說，署名為「劍 靜藏稿」，篇題亦改為〈崔秀才〉、〈香雲〉、〈蘇仲芬〉、〈蕭倩兒〉、〈余白萍〉、〈三官保〉、
〈韓越子〉、〈設計欺人〉、〈邱貢生〉、〈花豹子〉、〈韓越子〉、〈設計欺人〉、〈邱貢生〉。而 署名黃石書的〈鴛鴦雙塚〉，《風月報》106 期（1940 年 4 月）更是某生者體的才子佳人 小說，刊於戰爭期，亦是相當特殊的現象，足見文言、筆記小說即使在戰爭期間依舊未 斷絕。至於清人和邦額《夜譚隨錄》亦有多則為《臺南新報》主編三屋清陰轉錄，欄目 作「汴城奇話」、「支那小傳奇」、「禹城奇談」，並稍易題目，如〈梁生歷詆妍嗤〉、〈杜陽 重修陳寶祀〉、〈葛雄夙緣〉、〈韓越子入仙山〉、〈倩霞見機〉、〈伊吾怪術〉、〈段公子癡迷〉、
〈紅姑娘報恩〉、〈蘇仲芬侮道〉、〈香雲出山〉、〈梨花假妝〉、〈碧碧強婚〉、〈張五〉、〈詭 黃〉、〈崔元素友誼〉、〈米薌老獲佳麗〉、〈異類知人情〉等等，刊登時間集中在1923 年，
另「閑齋小傳奇：修麟 南柯之夢」則為清陰所改寫。
殖民地漢文小說生產的機制與意義，在官資的《臺灣日日新報》顯得疑點 重重，當所有論述重點朝向官方統治力量對漢文媒體、漢文生產機制介入及操 控時，中國文化（文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複雜現象，或許與「亞細亞主義」、
漢文同文的論述及日華親善的容許策略有關。「亞細亞主義」與其後來所延伸的
「東亞論」，都在闡明「東洋是東洋人的東洋」之概念，而日本必須肩負提攜東 洋的使命（實以東亞領導者自居），甲午戰爭的爆發即是日本亟欲「提攜」中國 的結果。這種本質上對外侵略的思想，卻因為包裝著「東洋一體」、「尊崇中國 文化」的糖衣，致使台灣傳統文人無意間接受了此一意識型態。正因如此，翻 讀《臺灣日日新報》或政府單位的其他刊物，我們感受不到中台日三方漢文的 緊張關係，也無法明顯看出台灣必須接受日本文化並且割除切斷與中國文化的 牽絆關係。這麼多的漢文作品似乎不是「國體論」就可以解釋的，我們或許可 以以另一個詮釋的視點「東亞論」來討論。東亞論的存在，使得台灣「新附民」
的文化身分在「國體論」中所造成的矛盾得以紓解，台灣人民對於中國的想像 與認同也得以透過「提攜中國」與「改造中國」的實際作為得到實踐105。而且 當時的「漢文性」在大部分傳統文人的認知裡亦包括了通俗、消費性等話語，
也可做為一種相對日本殖民話語的對抗，因而漢文學自始至終的產生，在殖民 統治下扮演了另類共容的想像，各自的自我表述。此外，日治末期的《風月報》
在 69 期復修訂主旨，第一條為：「因本島上有許多老年之輩不解國文（日文）
者，故以漢文提倡國民精神。」第二條：「養成進出大陸活動之常識，研究北京 話、白話文、對岸之風俗習慣。」第五條：「提倡東洋固有之道德。」亦可理解 台灣總督府特別通融漢文書寫之緣由，與殖民地「國民精神」內涵的陶冶，鼓 舞台民投入戰事，效忠天皇有關。
報刊雜誌在近現代日治下台灣的特殊時代裡，扮演了獨特而且影響深遠的 角色，既是新聞資訊的傳遞者，也引介了各樣新思想及文化文學，刺激帶動了
105 如 1906 年李逸濤翻譯田原天南之〈救俄策〉，他認為他翻譯的重點並不在於如何讓俄國 國勢起死回生、對症下藥，他感興趣之處在於，如何提供與俄國相似政體結構之清朝吸 取經驗，所以李逸濤翻譯〈救俄策〉背後最重要的母題之一即是對中國前途的關心，想 要探索積弱的中國如何向現代國家過渡的重要議題，中國成為〈救俄策〉中一個強而有 力的潛在文本（subtext）。又如二○年代的「中國改造論」論戰及其餘波。
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仔細分疏，中國好似看不見的手，扮演了不為人知的牽 動角色。如果研究者能深切認識到日治下各報刊雜誌上的各式各類文獻的移植 及移植後的摹寫變造依據，自然能對處於轉型（變）的台灣文學有進一步的認 識與理解。同時研究者也必須跨越區域的限制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文化與文學的 諸多資訊，尤其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與日本、中國、韓國、新加坡、滿州國的 關係，應盡可能地做好對它們的蒐羅整理和研究，這不僅可能在目前日治台灣 文學的研究格局中增加許多意外驚喜，得到許多細節上的豐富，同時也有利於 從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場拓寬台灣文學的研究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