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籍與小說同樣是醫療觀念的載體，在考察《金瓶梅》
與明末醫籍間的關係後，可以發現，就當時的歷史脈絡而 言，《金瓶梅》中對於「崩漏」的書寫，正能回應明代醫療 史的轉變。《金瓶梅》由兩個方向書寫疾病：它涉及醫學論
述的流變與其象徵意義，以及小說習於以天道因果解釋人生 際遇的世界觀。在小說情節發展的過程中，疾病原本被置於 醫療論述的語境下處理，由醫者道出李瓶兒的病因是鬱、
怒、悲等情緒因素，以及經期性行為；但自李瓶兒夢見花子 虛向她索命起（見繡像本第六十回，頁 794），以因果報應 解釋疾病的意圖，便逐漸滲透到小說敘事當中。以疾病形態 而言，崩漏是月水不調的表現，屬於女性生殖疾病之一，病 因不只一種；當《金瓶梅》選擇以經期性行為作為李瓶兒崩 漏的病因，將縱慾與果報、死亡相互連結，醫學論述遂與道 德教化合流，甚而成為道德教化的註腳。若考慮白話章回小 說常用的敘事技巧「對比」，對看西門慶與李瓶兒的疾病與 死亡，更可證實小說的書寫突顯了身體的雙重性質：生殖的 身體與道德的身體，無法判然二分。將小說中的現象置於歷 史脈絡中可以發現，一方面，有別於從前身體與季節之「風」
或「氣」相互聯繫的觀點，明代醫者（如薛己）吸收了朱震 亨(1281-1358)的相火論，傾向將疾病解釋為身體內部失常的 結果；這讓他們不僅將疾病的原因限於身體內，而且「關注 對於生殖相關的性功能加以道德上的約束的身體」。另一方 面，明代婦科轉向男女同治的理論體系，因此對女性疾病關 注的焦點，遂縮限至月水及產科一類與生殖有關的範疇。89 此一醫學論述上的轉變，正可作為閱讀小說的參照點，理解 何以《金瓶梅》將身體作為性與道德的角力場：由此可以察 知，在小說作者的「創作」之上，有一與時代語境相互交織
89 參見費俠莉，《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960-1665)》，頁 134。
又 見 於 Yi-Li Wu, Reproducing Women: Medicine, Metaphor, and Childbirth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 47.
的觀念體系，在小說的書寫當中留下蹤跡；醫籍中的論述，
也會在小說敘事的歷程中質變，二者之間的界線，不見得涇 渭分明。
除此之外，在《金瓶梅》與醫籍的對照中，也可以看出，
載體本身的性質如何影響知識論述。就白話章回小說而言，
其敘事形態摹倣說書場，以說書人為敘事者；說書人具有高 於讀者的權力，能站在綜觀全局的高度，為讀者總結歷史教 訓。在此一敘事形態中，道德教化不只是「明人倫、戒淫奔、
分淑慝、化善惡」的場面話，90 也構成區辨敘事者的標記，
以及白話章回小說獨有的講述程式；如此一來，道德教化或 因果觀念，即無可避免地成為解釋死亡的套語之一。亦即，
在論及《金瓶梅》中「生殖的身體」如何與「道德的身體」
相互連結時，不能不考慮敘事載體的影響，此一書寫現象是 觀念體系與載體特質共同作用的結果。
作者常會依據假想的閱讀受眾，採取不同的敘事策略；
觀察後代讀者的評論或回應，可以得知其策略是否奏效。雖 然就寫作型態看來，《金瓶梅》假想的受眾是一般民眾，而 非知識分子；91 但《金瓶梅》一開始並非在民間流傳，而是 在江南文人圈中傳鈔，92 可見它確實也受到文人欣賞。就其
90 見〔明〕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金瓶梅詞話》，頁 5。
91 欣欣子已經敘及，《金瓶梅傳》的寫作目的是「寄意於時俗」，因為 人有七情憂鬱，但上智之士能「與化俱生」，次焉者也能「以理自排」，
唯有下焉者「既不出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無法消解內 心鬱悶的情況之下，「不至於作病者幾希」，《金瓶梅》即能使觀者
「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一方面由此可以見出《金瓶梅》預想的讀 者是「下焉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中建構了情志與疾病間的關係。
參見〔明〕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金瓶梅詞話》，頁5。
92 參見戴健，《明代後期吳越城市娛樂文化與市民文學》（北京：社會
中「崩漏」的書寫而言，《金瓶梅》建立的隱喻，顯然是能 夠被後代文人辨識的敘事手法：丁耀亢(1599-1669)創作的
《續金瓶梅》，即借用《金瓶梅》中的描述，同樣以崩漏出 血，作為性慾過當的病徵。93 在《金瓶梅》納入當時的醫療 敘述之後，《續金瓶梅》沿用的並非關於病症的醫學論述，
而只留存病徵及隱喻。由此可見，當醫學敘述中關於身體的 設想被置入小說之中，不但可能構成虛實交錯的隱喻，它也 成為一種開放的想像，可能被再次引用或改造，型塑另一個 文本環境或時空脈絡下的身體觀。
語境及敘事時空的差異，也會影響小說與醫籍的閱讀策 略與讀者的價值判斷。醫籍描述的是對身體的普遍構想，試 圖為千百個不同的病患，盡可能歸納出有限的、可操作的醫 療原則；也可以說，醫籍語言必須致力弭平個人及時空的差 異，才能予醫者判斷的依據。至於對個別患者的綜合診斷，
除了依賴醫者本身的學識，醫案的記載，也能在普遍的原則 之上，增添特定的時空條件，輔助醫籍所敘的不足。就敘事 型態而言，醫案與小說相似度較高：二者同是以故事形式建 構經驗的文體，不僅令人容易理解，也能藉情節敘述揭示病 人的困境及心理狀態。醫案彰顯的是醫者的高度技能，突出 其特殊的診斷策略，也將醫籍中的抽象語言運用在實際情 境，背後隱含了治療的社會關係。94 然而，即便醫案記錄的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270-272。
93 《續金瓶梅》第四十四、四十七回均敘及金桂因情慾未獲滿足，致使 夢與鬼交，犯了「淫根」，淫精四散，崩漏不淨。參見〔清〕丁耀亢，
《續金瓶梅》，收入李增坡主編，張清吉點校，《丁耀亢全集》（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卷中，頁 340、362。
94 關於醫案的性質及功能，請參見費俠莉，《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
時間很可能長達數年，其內容仍然只取患者生活中與疾病相 關的某些切面，對讀者而言，從中獲取的資訊相對單純。小 說則不然。相對於小說整體，小說人物患病的段落，只是眾 多情節鋪陳其中之一；因此，當讀者閱讀這段文字時，已經 無可避免地帶著對小說人物的認識，以及對敘事情境的理 解，去判斷人物的病況及命運。對長篇小說來說，情節及人 物關係相對複雜，讀者能得到的資訊更多，這種情況便更加 明顯。也就是說，不只可以由醫籍理解小說作者書寫疾病的 知識結構，小說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體驗及價值判斷，也在 為疾病建構情境脈絡。如此一來，當《金瓶梅》描述李瓶兒 患病時夢見前夫花子虛向她索命；描述潘道士為她作法驅邪 無效；描述她起不了身，只好在床褥上鋪墊草紙，焚香，為 的是怕人嫌穢惡；描述她從「花朵般人兒」到胳臂「瘦得銀 條相似」；「崩漏」便不再是抽象的病理敘述，而是糅雜了 恐懼，愧疚，果報，污穢，耗損的示現圖。亦即就閱讀而言，
一方面醫療常識會左右讀者對小說的認識，另一方面，小說 敘述也讓讀者賦予疾病寫實脈絡以及道德評價。
由上述觀點看待小說中的醫療敘事可知，雖然同一時代的 醫籍語言和小說敘述，有其共通的隱喻及相似的身體觀；但唯 有兩相對照，方能得知小說並非完全挪移醫籍中的觀念，有其 特定的轉換手法及寫作目的。或者也可以說，醫籍呈現的只是 切面之一，要瞭解一個時代的身體觀，還有許多可以參照的面 向。瞭解《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以藝術構思重新詮釋醫療敘述，
使小說除了可以呈現時人的意識型態，也能指涉現實與虛構之 間幽微的對比。從這個角度看來，若謂《金瓶梅》擅於「寫實」，
的性(960-1665)》，頁 204-205。
這之中其實有兩種意涵：其一，它所描述的種種細節，確實能 反映明代的生活樣貌；其二，雖然小說也可能為了寫作目的，
改動既有知識，但細究其改動與當時知識結構的關係，也可能 得知「思想上的真實」。敘述李瓶兒的「崩漏之疾」，同時呈 現了上述兩種意蘊：它是作者藉著精確運用醫療知識，與具有 同樣背景的讀者對話的表現，使讀者得以在既有的思維框架中 尋得言外之意。詳細敘述疾病的用意，也不只限於增添令人有 如身歷其境的細節，還在於賦予疾病深刻的隱喻，使醫學敘述 背後的哲學思維，成為理解小說及時代環境的要件之一。如此 一來，小說中的「崩漏」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單一的女性身體，
還是不同女性間共同的情緒、生活處境以及道德認知等層面交 融而成的，具體而微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