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限於先天人力物力條件，歷史上始終難以擺脫大國的宰制，在追求
「權力主體性」的過程中，臺灣人屢遭暴力磨難，並非一條坦途。戰後初期，
173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8。
174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40-241。
175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41。
176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44。
177 陳興唐主編，〈丘念台建議書〉，頁 801-809。
師大 學報 第8期
除了上帝所刻意創造的魔鬼之外，沒有人或團體或政權國家組織，會以 行使「罪惡」為己身職志，同樣地，國民黨政府在歷史偶然中得到了主導臺 灣的權力，當然也不會有動機要在臺灣肆行罪惡，然而，歷史動盪變亂間，
當中國統治者面臨政權威脅時，真正束手就擒者聞所未聞？毫無例外地都企 圖力挽狂瀾，近代化的民主體制或許可充當多方權力爭鬥間的博弈機制，但 前近代式、傳統中國式地在處理權力危機——「無力（powerlessness）」時，
因缺乏前述機制，斷然使用暴力總是最廉價迅捷的解決之道。178 很不幸地，
國民黨政府與臺灣及臺灣人，在錯置的年代以錯落的方式解決彼此的權力對 應關係。正如鄂蘭提到：「暴力能夠摧毀權力，造成立即且完全的服從關係，
但暴力終究不會誕生權力。」179 根本否定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權力正當性，二 二八事件的暴力悲劇，固然讓國民黨政府藉此確保權力，可是，其堆積眾多 臺灣人血淚的權力根基，不僅埋下仇恨，而且不義，縱使一時扼殺臺灣人對 權力主體性之追求，但終究會有權力反轉、天光的降臨。
有論者言，二二八事件是一個「悲劇性」的開端，但戰後臺灣的發展演 變，並沒有形成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180 如同有觀察者評斷，在當年國民黨 政府高層意識中，未始不把平服二二八事件當作它在社會安寧與政權穩定方 面發生了莫大之「貢獻」，亦成就國家施政的「得意之作」。181 這兩種說法，
都是典型的「事後諸葛」，然而，歷史詮釋往往不多是「後見之明」嗎？
當然，沒有人應當為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失當、濫行屠殺菁英、株連無數 無辜者的暴行作辯護，然而，國民黨政府是否從二二八事件的權力危機中，
刺激其對臺灣作重新的規劃與思考？誠然治臺的挫折，令蔣介石在事件平息
178 心理學者羅洛·梅（Rollo May）認為，依據人性心理，當人陷入「無能」或「無力」時，正是 鼓動而非控制暴力，無論其動機有多偏差，是如何被誤用，或是展現何等的破壞性，「暴力」
仍舊是人際需求的正向呈現；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頁 3-8。
179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1970), p.53.
180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9。
181 徐鄂雲，〈看臺灣二二八問題在歷史的天平上〉，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 事件選輯（二）》，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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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曾想放棄對臺「排他性」的統治局面，而有意與美國共管臺灣；182 但當 1949 年後國民黨政府濃縮整個中國統治權至此一隅，使臺灣擔當起中華民國 存亡之關鍵地位時，兩年多前的殷鑑，難道不會為其提供歷史鑑戒？使其更 加小心翼翼，以避免重蹈歷史覆轍。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後，重新鞏固 其在臺灣權力的根基，為 1949 年內外部環境皆更為凶險的權力之鞏固，鋪 成一條相對來講較為順遂的駕馭之道；若說，這是二二八給予國民黨政府的 最可貴的歷史教訓與代價，其實也不為過。
另一方面，二二八給臺灣人的教訓，不光僅是徹底看清以國民黨政府為 代表之中國統治者的權力本質而已，也當對己身處境有所反思。既是反思，
光是突顯加害者暴行或要求賠償，諸如建碑、建紀念館、立賠償法案等這類 轉型正義的事項猶嫌不足；畢竟，逝者已矣，逝者的犧牲要能換得臺灣人正 視與強者的關係——當處於權力懸殊的劣勢中，錯估情勢、低估對手所會造 成之殘酷下場；進而能更謹慎處理與強者間的權力關係，避免永遠陷入弱者 的悲遇，則這樣經歷慘烈犧牲的二二八歷史代價，才算值得。
182 U·S·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 p.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