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鎮壓行動尚未開啟前，各界似乎仍在運作，讓事件能夠獲得和平圓滿 的落幕。在上海，1947 年 3 月 5 日有六個旅滬臺灣人團體發表〈告全國同胞 書〉，要求查辦陳儀，呼籲改革臺灣省政、懲兇、撫卹、釋放被拘民眾，以 平息民憤，安定人心；並將組織「事件調查慰問團」，且定於 12 日進京向 中央政府請願。132 在臺北，3 月 6 日，被上述團體視為箭靶的陳儀已向中央 提出改組長官公署、地方自治、擴大臺灣人政治參與的構想，133 並透過廣播 向民眾宣達，134 正面回應各界要求改革的呼聲。
同一時間，陳儀和「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分別繼續向中央發出電函，
同樣商請中央派出「大員」來臺處理。前者強調須以「得力軍隊」為先導，中
127 白崇禧將柯遠芬描述成「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之野蠻性格者，與他 劃清界線，正可反差自己的理性與人道。
128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567-568。
129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七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50。
130 醫學政治家大衛‧歐文（David Owen）以其親身政治經歷與臨床研究發現，狂妄症的行為在政 府首腦身上出現的情況，遠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常見得多。他引用「愚行」的定義為：「即使是 一個被證明不可行的或者會產生反效果的政策，還是要變態地堅持到底。」而狂妄症正是構成 愚行的主要因素；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 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 20-21。
131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 475-477。
132 李祖基編，〈臺灣旅滬六團體要求 實行自治並嚴懲「二·二八」慘案兇手〉，《益世報》，
1947 年 3 月 6 日，頁 244。
13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8。
134 〈長官公署將改稱省政府 各廳處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士〉，《臺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7 日，號外。
央大員方能行使權力，使中華民國仍能繼續保有臺灣的統治權；135 後者的立 基點在於能盡速穩定臺灣局勢，「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136 簡言之，
多日間多次向中央交涉鎮壓事宜的陳儀，焦點集中憑藉強大武力為後盾，藉 中央威勢掃平叛變，黃朝琴則期待代表中央權威的「大員」，能直接向臺灣 人宣示平服人心的治臺良方。
黃朝琴長期在國民黨政府體系內擔任重要職位，此刻又擔當為臺灣人喉 舌的民意代表，在事件當中的角色其實頗為尷尬。不過，至少他期待局勢可 以真正和平落幕，而非如同陳儀窮兵黷武般的鎮壓武嚇。然而，陳儀的思維 才是國民黨政府的最終決策取向，得到蔣介石的鼎力支援，後續的鎮壓行動 如前所述，其中株連、濫殺頗為廣泛，令黃朝琴也不禁上電懇求陳儀「勿再 拘捕殺戮」。137 局勢的確很迅速地受到控制，達成陳儀所設想之臺灣仍為中 華民國所保有的「淨土」。
在南京，臺灣變局成為 3 月 5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224 次常務會議 的討論焦點，為免事態延長擴大，會中決議：「（一）政府應派大員前往該 省宣慰；（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應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組為臺灣省政府；
（三）改組時應盡量容納當地優秀人士」；3 月 8 日此決議案即送呈蔣介石 裁奪。138
鎮壓展開前夕，南京中央的黨政高層便達成此三項決議，表示其並非昧於 情勢，對臺灣人的政治要求亦有所回應，且讓步不少，可惜的是，蔣介石兩天 後才批示同意：「已照決議三項原則進行，但此時不宜公開宣布，待派定宣慰 人員出發時再發表此消息可也。」139 而對臺灣的暴力鎮壓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135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9-80。
136 〈黃朝琴呈蔣主席三月魚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89。
137 〈黃朝琴等致電陳儀 請求勿再捕殺臺灣人〉，《剪報 04 二二八事件》（典藏單位：清華大學 圖書館），典藏號：NTHU-LIB-001-120100040163。
138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0。
139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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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文中原有「但此時不宜公開宣布」的字句，被蔣介石筆墨畫線刪掉，
不過，已流露其決策意向的轉折。蔣雖同意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集體決議方向 卻不願意立刻公布，此間考量頗值得推敲。事實上，如果能及早公布這些對 情勢發展有正面性的決議文，必可緩和臺灣內部沸騰的情緒，臺灣人菁英們 也可得其所望，對舒緩雙方對立的情勢絕對有幫助，但蔣選擇不立即公布，
想必另有盤算。最直接、立即的政治算計，當然與其已派兵鎮壓臺灣有關；
鎮壓行動既已不可挽回，與其先釋出這些善意，徒留話柄，不如待收拾善後 時再言，反而比較可能得到「災後重建」統治權威的顯著成效。
「國防最高委員會」之組成，包括各個國民黨黨政要員，均大有來頭；當 天會中發言者包括姚大海、李敬齋、田崑山、張厲生、鄒魯、于右任、張繼、
賀耀組、賴璉、張道藩、朱家驊等 11 人，發言多為反省國民黨政府治臺政 策的失當，斥責陳儀失政，語多同情臺灣人處境。140 三項決議重點並不在派 兵鎮壓臺灣事變，而是以派大員宣慰列為首先要務。因此，鎮壓一事，顯然 國防最高委員會事先未被徵詢，事後亦未立即被告知；141 此決策未必是國民 黨最高權力機制的集體意志，而可能是蔣介石個人的獨斷。
與鎮壓行動同時進行的善後處理措施，在確立執行方向後，1947 年 3 月 10 日由李翼中草擬，經陳立夫、白崇禧研析後，提出「處理臺灣事件辦法」，142 以不損害中央威信為大方向的原則方針，可採納人民合理要求，交由中央所 派大員赴臺時宣布施行。在宣布後必須做到：「（一）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 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組織應即自行宣告結束。（二）地方政治常態，應立即恢 復，其參與此項事件有關之人員，除共產黨煽亂暴動者外，概不追究。」143
140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1-104。
141 吳文星，〈「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政府的因應與決策之探討〉，收於賴澤涵主編，《臺灣光 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 117。
142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十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29。
143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十日簽呈第二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30-132。
可以發現，這些從上海、臺北、南京等各方，對如何解決事件危機的想 法，多有雷同，方向上有相當大的一致性。既然中央、地方與臺灣人皆有共 識，咸認臺灣應朝政治改革的方向前進，國民黨政府高層也的確願意正面回 應臺灣人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爭取更多權力的呼聲，事件發展是有條件可以 和平落幕，孰料，過於急迫的派兵鎮壓之舉，讓局勢無可轉圜而迅速造成更 大的悲劇。
1947 年 3 月 17 日，各方所共同期盼，擔當宣慰、宣撫重任的中央大 員——國防部長白崇禧在鎮壓進行中抵臺，處理善後事宜，正符合中國歷代 對付反抗人民的基本原則：「先用兵後安撫。」144 除了遵循前述中央指示的 基本方針外，白崇禧透過廣播，向一般民眾、學生、145 原住民、憲警等不同 階層與族群作宣達，自稱將秉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個人原則，即便 對犯罪者，也要依法公開逮捕，公開審判。146 3 月 22 日白崇禧至臺中市政 府召見地方菁英，再度重申基本處置方針，令與會的林獻堂對白之「寬大為 懷，不勝感激之至」。147 其實，觀察白崇禧此際的作為與發言，除了讓無差 別的殺戮回歸法律的審判，並無留下更為高明的見解；148 白的故示開明之
「宣慰」，貌似追求和平之「止痛療傷」的手段，雖使殺戮稍微可以得減，
也拯救了一些臺灣人，149 卻不能掩飾其統治者隱藏的殘酷本質。
144 當時親身在臺北之汪彝定（時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職員）之觀察；汪彝定，《走過 關鍵的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出版社，1991），頁 64-65。
145 3 月 27 日在臺大校長陸志鴻的陪同下，白崇禧至臺大法商學院廣場向現場約八千名之臺北各 校教職員與學生勸導回校上學，惟學生疑信參半，仍舊畏縮；〈高登進向柯復興報告白崇禧至 臺大勸導學生（民國 36 年 3 月 28 日）〉，收於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
（一）》，頁 146。
146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 559-560。
147 〈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3 月 22 日，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 179。
148 陳令洋，〈循線：字符背後的家族史〉，收於共生音樂節論述組╳海嶼暗潮編著，《走過：尋 訪二二八》（臺北：前衛出版社，2015），頁 90。
149 白 先 勇 、 廖 彥 博 合 著 ， 《 止 痛 療 傷 ： 白 崇 禧 將 軍 與 二 二 八 》 （ 臺 北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 2014），頁 2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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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宣傳上，所特意號召回校的學生為例，直到 1947 年 3 月 25 日，臺 大學生依然有一半以上學生逃走，延平學院全體逃光，其他中學校學生也逃 離十分之三四，全體學校幾乎不能復課，150 尤其是「較殷富之子弟均抱畏縮 心理，未敢自動入學」，151 可見才不久前的鎮壓餘悸猶存，青年學子們不再 敢相信統治者的話術；所以，有些參與事件之青年學生逃入原住民地區，與 原民串聯，組織武裝團體以求自保。僥倖逃亡的幾位臺灣人菁英也遁入山地，
以其宣傳上，所特意號召回校的學生為例，直到 1947 年 3 月 25 日，臺 大學生依然有一半以上學生逃走，延平學院全體逃光，其他中學校學生也逃 離十分之三四，全體學校幾乎不能復課，150 尤其是「較殷富之子弟均抱畏縮 心理，未敢自動入學」，151 可見才不久前的鎮壓餘悸猶存，青年學子們不再 敢相信統治者的話術；所以，有些參與事件之青年學生逃入原住民地區，與 原民串聯，組織武裝團體以求自保。僥倖逃亡的幾位臺灣人菁英也遁入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