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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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台灣史學報》第8期頁27-64 2015年12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二二八事件與國⺠黨政府在臺權力之鞏固

陳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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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中國統治者對處理反叛事件，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不具正當性的「暴力」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並非鮮事。因此，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看待。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 * 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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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28 ─ 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關鍵詞：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權力、暴力、臺灣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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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二八事件」之悲劇，對臺灣人而言，是個難以抹滅的歷史傷痛，然而，在某些中國本位史觀者眼中，此事件投放於中國歷史中，不過是個「小 case」；1 姑且不論這些史觀者對人權、人命的漠視令人咋舌，單就其將臺灣史放置於中國歷史中來理解，這樣的歷史詮釋並非無稽。歷來中國統治者，無論是從古代王朝君主、將相權宦，到近代軍閥、獨夫，或緣以西方民主外衣的「總統」、「總理」、「總裁」、「主席」等各式稱號，雖頭銜有所變換，但專制統治的本質經千百年而不變，每逢「權力」面臨威脅之際，無不對反叛者施以殘酷的鎮壓手段。二二八放置在這樣的中國歷史脈絡下，諸如「小 case」等這些被臺灣主體史觀視為荒謬的歷史詮釋也就不足為奇。社會學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對權力運作結構有此分析：「權力有其普遍性的能量，團體中的一些成員，會行使權力來確保具正當性的團體宗旨能被所有成員履行之義務。當遭遇反抗力量時，就將產生負面的制裁行動，而無論是由誰來執行這項制裁。」2 二戰後，國民黨政府代表盟軍行使戰勝國權力接收臺灣，以「國內法」形式，3 片面將臺灣納為中國領土，令其成為中華民國的新團體成員，隨即共同承擔「反共戡亂（履行團體宗旨）」之義務；然而，臺灣一隅僅是「中國復員計畫」中的一小部分，此際當局的注意力著重在佔領東北、華東、華南等廣大地區，以及如何與共產黨周旋；當 1 2014 年 2 月 28 日「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七週年座談會」，主持人王曉波回答問題時表示：蔣介石殺反對者不是從臺灣開始的，根據中共統計，蔣在大陸清黨就殺了四十幾萬人，「你臺灣二二八家屬主張（受害罹難）兩萬人，兩萬人相對四十萬人，小 case 啊！」；〈課綱召集人王曉波：228 殺 2 萬人小 case〉，《自由時報》，2014 年 2 月 28 日，電子版。 2

Talcott Parsons,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308. 3

1946 年 1 月 12 日，中華民國在國內法上完成了臺灣的編入措施而將臺灣視為其一個省；彭明敏、黃昭堂著，蔡秋雄譯，《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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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30 ─ 1947 年 2 月底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誠然是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權力挫折，但同時面對的危局在中國各地烽火四起，並不只臺灣一端，必然綜觀全局，將該事件視為是整體中國危機下的「臺灣省」危機。因此，其處理思維和解決危機的方式，仍不脫傳統「中國模式」的暴力鎮壓，4 以「確保『中國產權』」（臺灣人義務）無虞。此「中國模式」實係以「鞏固權力」為出發點，縱使以「永遠不會具正當性的「『暴力』」5 行之也在所不惜；徵諸中國歷史，暴力鎮壓所造成的人命傷亡對中國統治者而言真的是「小 case」；臺灣既是新進回歸的領土，自然不能任令其淪喪。從「權力」角度觀察，事件發展為國民黨政府（南京中央政府&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人菁英間的權力爭奪，雙方貌似有對抗或政治賽局的可能性。實際上，站在中國統治者觀點，臺灣是被中國所「光復」，所以，中國為主體，臺灣為附屬角色，雙方的權力基礎差距懸殊，焉有讓附屬方太多討價還價的空間。6 如果中國有所妥協或讓步，那就是「恩給」或潛藏某種「算計」，其前提依然是以服膺中國整體利益為主，以站在中國主體為考量下的「賞賜」；反之，若附屬方未安守本分，甚至表現出凌駕中國主體的僭越舉措，則必然遭受來自主體方強勢的鎮壓。二二八事件放置於中國歷史上來看，或許並非特例，7 使前述的一些中國本位者常冷 4 「屠殺鎮壓、秋後算帳」，均為中國歷代專制皇朝一貫的治平之道，不是國民黨政權專對臺灣人的歧視政策；徐鄂雲，〈看臺灣二二八問題在歷史的天平上〉，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389。 5 政治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對「暴力(violence)」的看法：「相較於權力，暴力是達成目的 之工具性的手段，然而永遠不會具備正當性」；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1970), p.52. 6 一般政治賽局基本的條件，即博奕雙方實力相當才有競賽的空間，如果實力差距過大，一方只能直接認輸，因此，這類型的賽局意義相當有限；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97）。 7 有論者認為，這種方式其實並不是專門用來對付臺灣這樣的新收復地者，甚至也不是中國一地的突顯現象，而是一般落後地區的政權體制的共通性，一種「強徵豪奪」式的施政措施。數十年來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機關的主要特性，隨著大戰結束收回失土的歷史機會很自然地延伸到臺灣來；林書揚，〈二‧二八事變六十周年有感──期盼從悲劇論到省思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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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待之，但以民主化後的臺灣主體思維者觀之，恐怕難以忍受這場悲劇被淡然詮釋。近年來，國民黨政府官方曾以「官逼民反」為此定調，8 淡化其中的省籍族群衝突成分固然可以理解，惟掩飾鎮壓下之屠殺暴行的企圖實為昭然，所以讓相當多的受難者家屬難以接受。9 直探事件本源，主因是權力不對等下，統治者對反抗者的武裝鎮壓，並蓄意清剿臺灣人菁英，以確保其政權；由於其中摻雜臺灣與中國今昔微妙的對應關係，使得「外來政權」、「省籍」、「族群」等浮面現象，有時凌駕於事件本質之上，不但窄化二二八的意義，也容易失焦。10 事實上，若鎖定中國統治集團11 對鞏固「權力」的迷戀與不惜代價，從其政權「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到展示權力的「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與「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為觀察點，並導入「統治者決策變遷」之過程──「從妥協到強硬」、「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則很多對「中國性」本質的迷思就可豁然開朗；此分析架構可表示如下：權力國民黨政府統治者決策變遷價值確保在臺權力地位從妥協到強硬平變機制武裝軍事力量從地方有限武力到中央軍隊入臺策略手段先鎮後撫再株連從血腥殘酷到表示寬容於陳映真總編輯，《2.28 六十周年特輯》（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頁 8-9。 8 〈馬：二二八是官逼民反〉，《蘋果日報》，2006 年 2 月 23 日，電子版。 9 〈228 定調官逼民反陳士魁：無法接受〉，《自由時報》，2015 年 2 月 26 日，電子版。 10 政治社會運動者林義雄認為，「外來政權」、「族群不和」，只是二二八事件微弱的助因。因為，外來政權並不必然專制腐化，本土政權也不必然民主清廉；引發二二八的主因，是統治者的專制腐化，與它是否外來並無必然的關係；慈林基金會，〈二二八的啟示和教訓〉，《南方快報》，2006 年 2 月 28 日，電子版。 11 本文係以「國政一體」的原則，分析國民黨政府之權力運作結構，因此指涉之「統治集團」或「統治者」包含南京中央與臺灣地方政府。雖然不同的權力運作層級在處理二二八事件中的權力位階有其上下與利害糾葛，但對臺灣人展現權力的強勢本質則是一致的；對當時被權力凌壓的臺灣人而言，無論南京中央或長官公署，甚至是從中操作的情治當局等，則皆為展示權力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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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32 ─ 本文試圖以國民黨政府鞏固在臺權力之思維為核心焦點，探究二二八事件從「官逼民反」到「民反官鎮」的惡化過程中，其政權面臨何等「自認」的挑戰與威脅，事件當下以暴力鎮壓來因應危機、處理危機的策略與心態，以及如何重整統治權威；透過對統治者權力運作及其「修辭」之解析，明瞭國民黨政府在處理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力求鞏固權力而不惜代價之統治思維。12

二、二二八事件對統治者權力之衝擊

臺灣人與中國的政治蜜月期，在戰後接收未及半年便隨著國民黨政府的連番失政而退潮，反轉為失望的湧現；誠所謂期待愈高，反彈的力道愈大，各地不滿的聲浪不斷高漲，矛頭最先無疑指向陳儀當局。面對這些反對的浪潮，缺乏民主思維之「前近代」式的統治者，自不知如何加以妥善疏導與應對，因此當 1947 年 2 月 27 日因為取締私煙引起騷動，28 日即爆發蔓延全臺的民眾暴動，對當局產生莫大之挑戰與威脅。此威脅最直接的關鍵，在於臺灣武裝力量的弱化。形式上和制度上，陳儀雖然獨攬大權，其實權力基礎非常脆弱，無法完全指揮黨和軍隊；13 加上為了減輕省庫對軍費的負擔，並消除軍紀不良所導致軍民間的緊張，遂將接收後即駐臺的六二軍全部調走；復因臺灣已獲准暫不施行徵兵，14 從而使軍力呈現青黃不接。1946 年間九成的軍隊撤離臺灣，比之 1940 年代初期的日本憲警力量只及百分之六；15 據警備總司令部統計，在事件前全臺總兵力不 12 若置於「轉型正義」的脈絡中，則會有對不同權力位階的統治者之分層與不同責任歸屬的歷史批判（專著可參見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本文限於篇幅，未專門處理此一課題。 13 戴國煇、葉云云，《愛憎二‧二八》（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2），頁 135。 14 臺灣青年也因此暫不捲入中國內戰的漩渦；丁名楠，〈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兼及陳儀的評價〉，頁 157。 15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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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5,251 員。16 從南京中央政府的立場來看，調動臺灣駐軍，主要基於對共產黨之「戡亂」，兩方輕重有別，自然無暇顧及在臺軍政事宜，致使臺灣防務空虛。17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適值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的關鍵時刻，18 臺灣軍力只有憲兵第四團團部及其所轄兩個營，和基隆、高雄、澎湖三個要塞司令部的守備部隊，此外就是警備總部一個特務團，和看守倉庫的步兵二十一師的一個步兵團。19 有論者認為此舉如同火災發生前解散消防隊和救火隊，20 更推論如果部隊沒有裁減，事件不可能升高到如此嚴重的地步。21 警力方面，戰後初期由中央警官學校派來數百學生，以及福建警官訓練所調來員警，接收警察機構，自然不敷調派，因此警務處臨時招收臺灣青年訓練補充。當事件發生時，臺籍員警多數規避回家，僅靠中國籍員警獨自支持，最後導致員警傷亡，許多警局被攻佔，22 槍械亦遺失，23 增加動盪蔓延的因子。軍、警數量、力量的嚴重不足，且後者尚有「陣前倒戈」的疑慮，遂使得當局掌控局勢的能力遭遇強大的挑戰。初期騷動本因街市群眾糾紛而起，後演變為集體鬥毆；施暴動粗者主要有兩種人，一為戰後由海南島、中國各 16 〈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收於魏永竹等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 391。 17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1。 18 何池，《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指導臺灣革命研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頁 176-177。 19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3。 20 丁名楠，〈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兼及陳儀的評價〉，頁 157。 21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287-288。 22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4。 2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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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34 ─ 省以及南洋各地回來之原日本「志願兵」、征兵、軍伕等，二為福建一帶及火燒島回來的浪人、流氓。又逢經濟惡化，這些人首當其衝，絕大多數失業，事件爆發前夕，物價波動、米荒發生，生活已瀕臨絕境，24 藉社會動盪以抒發忿懣，不難理解；後繼加入充滿熱血的學生，以及以「革命者」自居者。25 只是，無論其動機如何，行為有所差別，當局皆一竿子指控這些人「均係奸黨利用之對象」。26 早在接收之前，國民黨政府便懷疑日本方面是否誠心配合接收工作， 1945 年 9 月 22 日的一則情報：「日臺浪人組織暗殺團，準備阻止我赴臺接收人員及作種種破壞工作。」27 流露對日本人可能結合臺灣人反抗接收之疑慮。所以，當事態激化，有人穿著日本「國民服」與軍裝，足登日本木屐或軍靴，額頭上綁著白布巾，唱著日本軍歌（海軍進行曲）的「若櫻敢死隊」、「海南島歸臺者同盟」出現時，28 更坐實當局的指控。據當局觀察，包括「臺中市指揮部自治軍」、「嘉義市作戰指揮部」、「高雄市指揮部」、「屏東市參謀本部作戰部」、「臺東縣義勇隊」、「花蓮縣金獅隊、白虎隊」，以及、「暗殺隊」、「忠義隊」不一而足，行動也升級至奪取武器彈藥，並能抗衡當局殘餘的軍憲警力量。武裝對抗，一般以基隆要塞、高雄要塞及嘉義機場之攻防最為激烈；臺中方面則有整編鄰里壯丁隊。29 這類地方武裝組織化的態勢，多來自當局的視界，不免有誇大其事的可能。徵諸日治時期蜂起的臺灣社會運動，臺灣人趨向體制內改革路線，1915 年後武裝抗日行動更幾已絕跡。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以及戰爭期間權力遭到 24 戴國煇、葉云云，《愛憎二‧二八》，頁 219-220。 25 王君，〈臺灣之變〉，《大剛報》，1947 年 3 月 10 日，收於李祖基編，《「二‧二八」事件報刊資料彙編》（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頁 250。 26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8；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2-13。 27 〈軍事委員會為防備日本在臺活動致行政院快郵代墊〉，收於陳興唐主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頁 33。 28 戴國煇、葉云云，《愛憎二‧二八》，頁 222。 29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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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的長期壓抑，臺灣人菁英渴求權力已久，然而，戰後國民黨政府卻未以本地菁英為權力分享的優先對象，人才收編也侷限省籍籓籬，未能擴大權力基礎。所以，當事件失控，使當局統治權威搖搖欲墜，1947 年 2 月 28 日臺灣人菁英乃舉行會議，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陳儀提出交涉，30 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捕市民、軍警不許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由陳儀向全臺廣播等 5 項要求，陳儀皆表同意，並「續授寬大措施，不究既往，撫恤傷亡」，31 允許由「處委會」組織自衛隊負責維持治安，局勢得以暫時和緩。32 惟已見陳儀權力旁落，陷入被動的局面。時序至 3 月 5 日，處委會組織之宗旨已由「事件處理」擴及「政治改革」，以王添灯為代表的左翼勢力，基本上主導了該組織，背後似乎有中共「地下黨」運作的痕跡。33 其下設置「處理」、「政務」二局，實際上的職掌已取代政府行政機制。34 全臺各地國民黨政府統治權威呈現崩解，失卻統馭能力，紛紛被地方處委會接管，軍隊武裝及軍警武器面臨被收繳的危機。臺籍警察多攜械潛逃；臺中憲兵被繳械，官兵被囚禁；嘉義憲兵被包圍而無法救援；全臺鐵路改組為鐵路委員會，由臺灣人掌握。35 據特務傳達給中央的情報，臺灣人在接管過程中，不只揚言以武力相抗衡，且電告中央，要求撤調陳儀，改組長官公署，如 3 月 10 日前中央無答覆，決定 11 日再舉更大暴動。36 此情報之「限期暴動」的危言聳聽，正顯示當局可能已將局勢演變，認定是「叛國——奪取政權」之階段。37 30 陳興唐主編，〈楊亮功、何漢文關于臺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辦法建議案〉，頁 261。 31 陳興唐主編，〈陳儀致徐學禹電〉，頁 164。 32 張琴，〈臺灣真相〉，頁 154-155。 33 事後臺共證稱他們是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參謀，提供王添灯的發言、提案和廣播稿；蘇新，〈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頁 163-164。 34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77。 35 〈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五日報告〉，《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7-68。 36 此情報未必符合實情，但限期暴動的迫切感，可能會更堅定國民黨中央在期限內派兵來臺鎮壓的決心；〈中統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8。 37 〈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五日報告〉，《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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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36 ─ 稍早，1947 年 3 月 6 日處委會向中外廣播二二八事件真相全文，並提出「三十二條要求」，開宗明義第一條即要求：「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以及第二條：「政府武裝部隊武裝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擔。」38 處委會係由處理事件之善後而倡議政治改革，雖僭越政府職權，猶不忘申明除改革政治並無他圖，待「三十二條要求」之公布，性質急轉直下，已從政治改革面跨越到干涉軍事，所提撤消警備機關、國軍繳械、反對在臺徵兵等，已被視為自外於國民黨政府權力機制。39 雖然倉促間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之軍事方面的籌畫，未必是處委會全體成員的政治共識，甚至混亂中被增補通過為「四十二條」，還可能是國民黨府特務的構陷。40 無論實情如何，可以確定的是，有些菁英們急於消除來自於當局暴力鎮壓的陰影，而急於先行控制臺灣軍事資源，但以如此露骨之方式表現，顯示主其事者自認已掌握權力優勢，充滿掌控臺灣全局的自信；只是，類似要求軍隊繳械，全面接管政府的大膽訴求，形同讓陳儀——國民黨政府拱手讓出臺灣政權，不啻是天方夜譚。政治學者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權力與暴力處在對立面：當權力面臨危機時，暴力就應運而生；當權力消失時，暴力便愈形壯大。」41 在雙方權力拉鋸的倉促交鋒中，彼此皆有權力旁落的危機意識，無疑使暴力趨勢逐步向上。雙方權力爭奪中，尚牽扯到戰後以來微妙、緊張的族群關係，二二八事件初起時，也極為輕易地導引成族群間的鬥爭。事件當天，臺北車站前之中 38 _{陳興唐主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之卅二條件〉，頁} 190-193。 39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6。 40 蘇新，〈關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頁 16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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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旅行社，招牌上的「中國」二字已被打掉，其它地方冠有同樣詞彙的招牌，也被一一去除；42 有人在路上毆打外省人，聲稱是要打死中國人，43 使得一些外省人紛紛躲避至美國駐臺北的領事館。44 報社和廣播電臺也全部在「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的控制下發表排華言論，南部甚至有某聞人以極富煽動性的語調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45 顯見臺灣反中情緒的高漲。於是，各地的外省人極易成為不理性群眾抒發反中情緒的對象，遭到毆打、凌辱的事件頻傳，46 即使孩童也無法倖免。47 識別外省人與否的步驟，簡單化為以「福佬系臺語」或「日語」為標準，應對不上的就可能會遭遇不測，48 連客家籍臺灣人也險象叢生，只能用唱日本國歌的方式澄清身分。49 其中，衝突、受害最嚴重的場所，係各縣市開進臺北之公共汽車上的外省人；50 後續的交通運輸業員工之消極罷工，讓散居各區的外省籍公教人員及眷屬備感焦急，生命威脅的壓力加重。51 再者，也有外省人被以「集中保護」的名義集體監禁，52 飲食採取配給；具公職身分者也同等境遇，53 包括臺南縣曾 42 _{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二二八事變的回憶：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 《口述歷史》2（1991 年 2 月），頁 227。 43 魏永竹等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檔案－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臺灣事變處理辦法」案〉，頁 376。 44 〈駐中國大使館公使巴特華茲致國務卿電（414 號）：1947 年 3 月 1 日晚 11 時於南京〉，王景弘編譯，《第三隻眼睛看二二八：美國外交檔案揭密》（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2），頁 40-41。 45 林衡道口述，卓遵宏、林秋敏訪問，林秋敏紀錄整理，《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1999），頁 252。 46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0；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6。 47 戴國煇、葉云云，《愛憎二‧二八》，序頁 3。 48 丁名楠，〈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兼及陳儀的評價〉，頁 150。 49 戴國煇、葉云云，《愛憎二‧二八》，序頁 3。 50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7。 51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6。 52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0。 53 張琴，〈臺灣真相〉，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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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38 ─ 文區區長丁名楠遭到軟禁，54 花蓮縣長及縣府外省人員暨憲兵隊等，均被集中在花蓮兵營。55 對外省人「集中保護」或「集體監禁」之差異，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分寸著實難以拿捏，縱使初衷出於善意，但攸關生命自由權的情事，自易引來猜忌、謠言，海外媒體即傳言：「高雄及左營一帶外籍公務員住宅，被搜刮殆盡，一遇口操外音者即遭槍殺，僅高雄一地已死一千餘人。炮臺要塞司令之妻子均遭剖腹分屍……」56 在資訊封閉、不及證實的情況下，明顯有誤的訊息已眾口鑠金，遑論特務情治系統「自導自演」57 的反間工作。58 當局事後乃以「殘忍與恐怖，實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情形」59 渲染臺灣人苛待外省人的舉措，未始不是意圖強化國民黨政府採取暴力鎮壓的道德正當性。面對國民黨統治者後續的可能手段，適時地引入國際力量支援，實為臺灣人菁英不得不的政治手段。縱然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一事，在國際法律要件上始終爭議不斷，但戰後初期真正提出挑戰的聲音並不顯著，臺灣人被動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60 起先倒也相安無事。但在中國情懷破碎後，以林茂生為例，他於 1946 年 5 月底已經對時局不滿，感歎臺灣缺少李承晚，可以如同朝鮮般走向獨立建國之路。61 臺灣人「變心」的政治動態，連上海媒體也捕捉到這類訊息，諸如質疑陳儀當局對臺灣人採取「殺雞取卵」的壓榨， 54 丁名楠，〈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兼及陳儀的評價〉，頁 150。 55 〈保密局呈蔣主席三月十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41。 56 梁毅夫，〈訪問臺灣歸來人〉，《福建時報》，1947 年 3 月 13 日，頁 268。 57 〈機密資料首度證實陳儀利用流氓滲透擴大二二八衝突〉，《中國時報》，2001 年 2 月 28 日，電子版。 58 _{特務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反間工作，可參見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 究》21∶ 3（2014 年 9 月），頁 26-42。 59 〈協助政府完成綏靖工作〉，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1991），頁 369-370。 60 1946 年 1 月 12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發布訓令，謂臺灣人民回溯至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彭明敏、黃昭堂著，蔡秋雄譯，《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頁 62。 61 林宗義口述，〈我的父親林茂生〉，收於胡慧玲，《島嶼愛戀》（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199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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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過往日本的「擠奶剪毛」更不堪，讓臺灣萌生分離意識而可能變成「中國的愛爾蘭」。62 更因中國治臺不如日本時期，傳言日本將重回臺灣，甚至日本國會選舉，有議員竟以「收復臺灣」作為競選宣傳。63 上海媒體尚引述美國人說法，謂：「如果臺灣舉行公民投票，那末，臺灣第一個願歸美國，第二是日本。」64 臺灣人轉向傾慕美國或日本的政治態度，雖然多數僅屬傳言，但對於在臺統治權力逐步走下坡的國民黨政府，依然感受到一定的政治壓力。尤其在國共內戰不休，東亞局勢未明，戰時的同盟國關係早已瓦解，過往列強對臺灣歸屬的承諾未必能兌現，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或是殘存在臺的日本遺緒，皆成為國民黨政府能否持續保有臺灣的變數。戰後初期的日人遣送問題，時時成為爭議，許多日軍均已化為民籍，被懷疑將待機再起；確實應該遣返的人數如何掌握，始終困擾著陳儀當局，65 短差的日僑若未能確實遣回，有輿論擔憂日人依然能以「副統治者」之地位，掌握各項產業命脈，作威作福，繼續壓迫臺灣人民，成為民怨沸騰的源頭。66 此外，在接收日方軍資用品上，時有武器全無或數量稀少的反常現象，當局根據資料，合理推測包括重裝武器均被藏匿，未行繳出。67 這些隱匿日方軍火的情形在全臺一再發生，不免令當局懷疑日方另有所圖，仍對臺灣懷抱野心。68 對日本的疑慮，延伸到二二八事件的族群認同關係中，當局將臺灣人反叛的原因，直接導向日本帝國主義汙衊中國之毒素，以及奴化教育侵蝕臺灣 62 北庚，〈臺灣——中國的愛爾蘭？〉，《文匯報》，1946 年 11 月 1 日，頁 146。 63 楊奎章，〈念祖國，看臺灣〉，《大公報》，1946 年 11 月 17 日，頁 160。 64 李祖基編，〈臺胞離心問題〉，《僑聲報》，1946 年 12 月 3 日，頁 188。 65 李祖基編，〈旅渝閩臺各團體群起譴責陳儀——對陳氏治臺黑案內幕揭露無遺〉，《僑聲報》，1946 年 6 月 8 日，頁 32。 66 李祖基編，〈旅渝閩臺各團體群起譴責陳儀——對陳氏治臺黑案內幕揭露無遺〉，頁 33-34。 67 李祖基編，〈旅渝閩臺各團體群起譴責陳儀——對陳氏治臺黑案內幕揭露無遺〉，頁 33。 68 李祖基編，〈旅渝閩臺各團體群起譴責陳儀——對陳氏治臺黑案內幕揭露無遺〉，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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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40 ─ 人愛國、民族意識，以致輕視中國政府、人民和軍隊所致。69 不惟如此，前所質疑潛藏在臺的留用、逃匿日人，也被當作乘機擾亂者，70 且結合反叛者，運作「臺灣人治臺」或「國際共管運動」等情事。71 然而，更為國民黨政府忌憚的國際力量，實為美國之介入臺灣歸屬問題。因此，當 1946 年 3 月美國駐臺記者紐頓（William Newton）對陳儀當局不得民心之嘲諷：「臺民臺記者稱美國對待日本較臺灣為仁慈，何以對日本僅使用原子彈，對臺灣竟使用華軍也。」72 事隔三個月後，陳儀還不忘發電文反駁紐頓，係因其受到「桃色誘惑」，以及只聽日人臺人一面之詞的不實報導；73 希藉此「澄清」與表態，能夠排除美國力量介入臺灣政情的任何可能。美國力量的重要，同樣也被二二八事件中的臺灣人菁英視為「救星」。「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即透過美國領事館轉電蔣介石勿派兵來臺，74 正是期待透過美方施壓國民黨採取較和緩的手段。可是，值此敏感時刻，此舉極易被國民黨政府解讀為「告狀」而罪加一等，75 因此蔣不惟無動於衷，更確信美國領事館與「反動份子」密切往來，發表對當局不利的言論。76 同時間南京中央「國防最高委員會」召開常務會議應對二二八事件時，田崑山和于右任委員也擔心，臺灣問題之嚴重性，「可能」及「可以」引起國際干涉。77 事實上，臺灣人菁英企圖引起美國或國際干涉的動作不斷，處委會在與陳儀周旋的同時，1947 年 3 月 3 日即透過美國駐臺領事館轉交陳情書給國務卿，內容提到：「領事館收到一份致馬歇爾將軍的陳情書，計有 141 簽名， 69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7。 70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4。 71 〈中統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8。 72 陳興唐主編，〈美國記者報導臺灣接收之後行政腐敗混亂情形〉，頁 65。 73 陳興唐主編，〈陳儀為美國記者報導臺政腐敗情形致行政院秘書處電〉，頁 68。 74 〈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3-95。 75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頁 410。 76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虞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6。 77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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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代表 807 人。其總結：改革臺灣省政府最迅速的方式，即是由聯合國託管臺灣，並切斷與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牽連，直到多年後臺灣能獲致獨立。」78 似隱含臺獨的政治意向，惟當時國民黨政府未必清楚該陳情書內容，也不知簽署者完整名單，79 只是透過外電、傳媒的報導，在當下已然被公諸於世，令幾位處委會委員急欲撇清關係、澄清臺獨「謠言」；80 所以，處委會的多方交涉，難免會引來外界對其「兩面手法」的質疑。81 畢竟，陷入孤立無援的臺灣人菁英，若無國際強權介入，與掌握權力機制的中國統治者之鬥爭，在面對絕對優勢的鎮壓下，其勝算將是微乎其微。

三、鎮壓之策略與心態

二二八事件爆發未久，1947 年 2 月 28 日午後，蔣介石即派專機來臺，攜來手諭，詳示處理原則：「一、查緝案應交由司法機關公平訊辦，不得寬縱。二、臺北市可即日起實施局部戒嚴，希望迅速平息暴亂。三、政治上可儘量退讓，以商談解決糾紛。四、軍事不能介入此次事件，但暴徒亦不得干涉軍事，如軍事遭受攻擊，得以軍力平息暴亂。」82 依此蔣手諭第二條，陳儀隨即以「臺省防共素嚴，惟廿七日奸匪勾結流氓，乘專賣局查禁私烟機會，聚眾暴動，傷害外省籍人員」為由，於 28 日宣布臨時戒嚴；83 之後陳同意「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成立，亦不違背 78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429-430.

79 此簽署名單人員始終無法被確認，經手的美國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更以「公開連署請願者姓名，將會危及簽名者及其家人」為由而不願透露；蘇瑤崇主編，《葛超智先生相關書信集（上）》（臺北：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2000），頁 305。 80 林德龍輯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臺北：自立晚報，1992），頁 74。 81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486-487。 82 柯遠芬，〈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像〉，頁 18。 83 〈陳儀呈蔣主席二月儉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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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42 ─ 蔣手諭第三點；然而，處委會「卅二條要求」之軍政措施，似乎踩到國民黨政府第四點原則之紅線，也為之後派兵來臺鎮壓埋下伏筆。事件危機之蔓延，既然起於臺灣軍力的薄弱而無力控制，統治者處理危機最簡單的思維，當是增強武力作為首要的因應手段。影響南京中央派兵臺灣的決定，主要根據各項情報，包括臺灣當局、軍統局（國防部保密局）、中統局、憲兵司令部、中央通訊社等來源，84 其中陳儀與蔣介石間的聯繫，為地方與中央最直接的溝通渠道；中央通訊社臺北分社所發的電文，係新聞媒體所提供的消息；而情治單位以其特定立場，往往渲染事件的嚴重性，指稱參與者懷有叛國、獨立、奪權等之陰謀，並誇大外省人之傷亡，以及參加暴動者之人數，恐有誤導當局之嫌；85 然未及詳察，凡此皆使國民黨政府中央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出派兵臺灣的決定。嚴重性與否實無法以科學量測，此際中國內戰熾烈，各地騷動不斷，傳統中國統治者之思維，不可能獨對臺灣的反叛者仁慈，自是以最壞情況處理。有媒體誤傳，南京中央派出的增援部隊已於 1947 年 3 月 3 日抵達基隆，86 惟 3 月 5 日蔣介石主席才正式告知陳儀當局，首支援軍將在 3 月 7 日從上海啟運，87 隨即由陳誠統整派兵事宜。88 陳儀在請兵之初便聲明，將以軍事實力，對付奸黨，消滅獨立等叛國運動；89 易言之，暴力鎮壓的決定，早在請兵之時即已決定，而不論後續情勢緩和與否，甚且，陳儀擔心「戡亂」之軍力不足，要求加開軍力至兩師，急於在短期間內肅清反叛勢力，90 先前對臺灣人的「隱忍」，原係鎮壓力量不足；陳儀認為和平解決會有後遺症，因為將造成「奸黨亂徒更無忌憚，仍作種種破壞活動。此次事情即使完全解決，但禍 84 侯坤宏，《研究二二八》（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 112-118。 85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頁 441。 86 林德龍編，《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頁 31。 87 〈蔣主席致陳儀三月微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0。 88 〈陳誠呈蔣主席三月五日代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68-69。 89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8。 90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陽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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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存在，隨時可以竊發。」91 欲圖將「禍根」剷除，並堅稱叛亂「此毒遲早必發」，若能藉此次事件之爆發而「引蛇出洞」，徹底剿滅，也許可算是「因禍得福」。92 就不知是誰的福、誰的禍就是了。臺北、南京往復交涉派兵事宜之際，3 月 5 日「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透過臺北美國領事館傳達，懇請蔣介石勿派兵來臺，代之以派遣高層官員前來「調解」，93 避免情勢愈形嚴重，但蔣收到訊息後卻置之不理。94 為確保出兵臺灣一事能夠順利，陳儀保證美駐臺領館和外僑的安全，95 惟希望美國大使顧及國際信義，節制駐臺領事干涉臺灣事務。96 陳儀反駁：「政府正在調兵，將大肆屠殺，臺民不以之抵抗，將無噍類」之說，斥之為謠言，97 然而，後面派兵來臺的演變豈不照著「謠言」所擔憂的情勢上演？陳儀既將此視為「反動分子」的詭計，但之後的鎮壓，豈不坐實指控。前後言行自打嘴巴，可謂自欺欺人。 1947 年 3 月 8 日增援部隊陸續從基隆、高雄登岸後，毫無意外的，軍情捷報連連，98 並會同保密局（軍統）等，協助當局，平息風潮。據目擊，以臺北為場景，血腥鎮壓持續了一週，且 CC 派跟軍統人員也參與其事。99 雙方武力的懸殊，短短的九天之中叛變就被弭平，100 如此迅速，有論者比喻「如同撥一下開關就把燈泡熄滅那般輕鬆。」101 91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6-77。 92 〈陳儀致徐學禹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6。 93 〈美國國務院有關蔣渭川資料——國務院文件之一〉，收於陳芳明編，《蔣渭川和他的時代》（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 317-319。 94 〈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3-95。 95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佳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25。 96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虞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6-97。 97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虞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6。 98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陽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0。 99 吳克泰，〈比較、分析、去偽存真——在南京看到的「二‧二八」檔案〉，頁 26。 100 現代化武器、交通與訊息傳播大幅進步，使得民眾反抗力量遇到有組織的武力時，根本不是對手。1789 年的法國民眾可以「攻進」步兵隊的防守據點，但在 1917 年的俄國，無論反抗的民眾數量再多，決心再堅定，也必然會在「現代」自動武器前倒下；愛德華 ·魯瓦克（Edward Luttwak）著，王亦穹譯，《完全政變手冊》（臺北：木馬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 93。 101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28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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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44 ─ 擁有懸殊的武力為後盾，陳儀對事件中有貳心的鐵道、電力公司的臺灣人員工，作最後的隱忍，一待廿一師全部抵達後，「當收斧亂之效」。102 同樣的隱忍，也適用於對待處委會眾人；當 1947 年 3 月 7 日晚，不知禍患將至的處委會代表，尚與陳儀交涉「卅二條要求」，旋遭陳嚴詞訓斥。3 月 8 日午前，處委會似知情勢有變，復派代表到公署謝罪，103 隔日且公開發表聲明「絕非省民公意」，反遭陳儀方面諷為「自批面頰，恬不知耻」。104 可見情勢演變至此已時不我予，攻守易位，最後端看勝券在握的陳儀如何發落。事件的發展可以說是按照雙軌在進行，處委會的條件愈來愈激進，而長官公署及中央政府的態度卻從妥協和解，轉變為暴力鎮壓；無論陳儀的姿態是否誠意，處委會眾人提出日趨激進的條件本身，就使雙方和解的可能性愈來愈低。105 當政治訴求一旦逾越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106 且其本質具備「革命性」——威脅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權力，交涉自然會破裂。 1947 年 3 月 8 日，陳儀認為臺北秩序尚好，處委員會內部卻起衝突，產生分化，將待廿一師之一團開到臺北，就可著手清除反叛者，不容其遷延坐大。107 至此，既然都評估臺北秩序穩定，可見整體情勢趨緩，何以當局仍堅持採取此武裝鎮壓手段？「為鎮而鎮」的權力濫用，已預見悲劇的難以落幕。此鎮壓行動係屬「由上而下的暴力（violence from above）」，是當權者在權力受到侵害時，為免於威脅所進行的暴力攻擊，其動機基本上是為了保護或恢復權力現狀。108 102 〈蔣主席致陳儀三月虞電第一○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92。 10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庚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10。 104 陳興唐主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臺灣暴動事件紀實」〉，頁 256。 105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羅珞珈譯，《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頁 295。 106 〈蔣介石在中樞紀念週上的講話〉，1947 年 3 月 10 日，收於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頁 368。 107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庚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10。 108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3），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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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鎮壓如火如荼進行時，1947 年 3 月 10 日蔣介石在中樞紀念週上提及：「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範圍……中央已派軍隊赴臺灣維持當地治安，據報所派部隊非但已在基隆完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109 言下之意，蔣似乎是把派兵鎮壓與處委會提出「卅二條要求」的舉措搭上因果關係。但其實南京、臺北間在 3 月 5 日已籌備派兵，鎮壓心意早決，即便是 6、7 日此政治訴求未被提出，諒必也無法改變中央派兵的鎮壓決策；7 日之說，不過是強化派兵正當性的藉口。既然採取武裝鎮壓，就難以避免血腥屠殺的結果。當 1947 年 3 月 7 日處委會之政治訴求公布，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竟視之如獲珍寶，謂：「現在奸偽全部陰謀均暴露無遺了，目前是力量的問題，和平解決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們苦守了八天，今天我們才爭得了主動，黑暗的日子快去了，光明就在前面。」還以「談笑風生」的心情與劉雨卿等將領歡度晚餐，以籌謀隔日的暴力鎮壓。110 這般執行鎮壓的輕率心態，無怪乎柯遠芬會被視為「屠夫」、「劊子手」；使原來應該保護民眾的力量產生變逆，政府本身竟降格成為殺戮民眾的戰鬥部隊。「由上而下的暴力」通常比其他暴力更具破壞力，一方面是其專業化、組織化的動員和配備，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內在蓄積了大量的個人怨恨」；111 即便是國民黨情治單位的情報：「九、十兩日國軍陸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臺民恐慌異常。」112 都在在顯示報復行動伴隨著武裝鎮壓而生，已令全臺陷入一片恐怖氣氛。113 況且， 109 鄧孔昭編，〈蔣介石在中樞紀念週上的講話〉，頁 367-368。 110 柯遠芬，〈事變十日記〉，《臺灣新生報》，1947 年 5 月 13 日，版 2。 111 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權力與無知》，頁 232-233。 112 〈憲兵司令部中統局呈蔣主席三月十二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46。 113 時任臺灣高等法院推事的吳鴻麒對這幾日的鎮壓恐怖氛圍，其日記有如下記載：「三月九日… 早朝起槍聲不斷，人心不安」、「三月十日…時聞槍聲，再現出恐怖時代」；《吳鴻麒日記》（未刊本），1947 年 3 月 8 日、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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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46 ─ 臺灣省黨部調統室建議應「乘時」消滅「歹徒」，並提供名冊，讓警備部順利肅清「市內奸徒」。114 此令人質疑，省黨部「乘時」之建議，難脫輕忽、草菅人命之責；此短時間內所提供的「歹徒」名冊，不惟草率，造成株連、冤捕的機會頗大。而且往往未經審判，即以「罪行確鑿」，用前近代式的行刑手段逕行在公眾場所處決，甚至曝屍示眾，115 既野蠻又殘酷。蔣介石自不願擔負罵名，在前述的報復情資中，同意幕僚「擬飭陳兼總司令切實制止報復行為」之建議。116 然而，這類報復行為依舊層出不窮，還傳來鎮壓主力軍紀敗壞的訊息：「二十一師部隊抵臺後，有使用法幣者，頗引起商民之惡感」，幕僚照例建議：「擬飭劉師長糾正，并通令所屬嚴守紀律，以爭取民眾。」蔣照例批示「如擬」了結。117 或許是報復事件日趨嚴重，致使蔣介石不得不在 1947 年 3 月 13 日再對陳儀下手令：「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118 陳儀同日回應：「已遵命嚴飭遵照。」此時已是武裝鎮壓行動的第六天，手令不只下得有點晚，對之後的報復行動是否有所遏止，其誰能知？諷刺的是，蔣介石同一天還對劉雨卿雷厲的軍事行動大力支持，要求陳儀當局配合其鎮壓，119 足見其制止報復行動口惠不實。最簡單、有效之防止報復，不就是停止或減緩軍事鎮壓行動？ 1947 年 3 月 22 日，由情報：「陳長官已密令停止逮捕人犯。」120 或許顯示陳儀表面上執行蔣「嚴禁報復」的命令，然而，報復、株連的恐怖氛圍依舊籠罩。主因在於陳儀善後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畏懼當局追捕的學生，不 114 〈憲兵司令部中統局呈蔣主席三月十二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46。 115 〈黃仁里致電林振藩報告臺南市「二二八」事件經過情形（民國 36 年 3 月 25 日）〉，收於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6），頁 15-19。 116 〈憲兵司令部中統局呈蔣主席三月十二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46。 117 〈憲兵司令部呈蔣主席三月十二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46。 118 〈蔣主席致陳儀三月元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3。 119 〈劉雨卿呈蔣主席三月元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5。 120 〈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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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復課回校，乃逃避至山間的原住民領域，聚集武器糧食，自求生路；對此，警備部竟公開組織特務團體對民眾濫殺，使人恐懼萬分；121 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事後對此情況之描述：「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繫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逃竄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首，奔走駭汗、啜泣閭巷。」122 以李之權力位階，初期為贊成派兵來臺鎮壓的加害者身分，尚不忍卒睹此株連慘狀，或許可謂殘存的良心吧。然而，李翼中卻不忘替蔣介石開脫，謂：「主席蔣公憫臺民之無知，處理一本寬大，而地方政府竟肆其殘酷如此過矣。」123 將株連、濫殺的責任推向陳儀當局，是最廉價的卸責，未必可以澄明責任歸屬。1947 年 4 月 11 日陳儀對這些指控提出澄清：「各部部隊除迎擊攻擊機關要塞等暴徒外，絕無殺戮無辜之事。……多人被殺及不問情由槍决格殺各節，純屬奸徒憑空捏造，希圖浠惑聽聞之慣技，除發表新聞糾正外，謹復。」蔣介石對此未置可否，僅批示：「交行政院核議。」124 實際上，據保密局臺灣站傳達給南京的訊息，直到 4 月下旬，全臺各地仍然充斥各種牽連無辜的報復行動，致使「怨聲載道，聞者髮指」。125 從上可以顯見，蔣介石依然未正視國民黨政府在事件中的鎮壓失策。事件過後，白崇禧建議嘉獎彭孟緝、史宏熹等鎮壓有功者，幕僚提醒蔣，如果公開表揚此不幸事件之主事者，恐引來臺灣人反感，但蔣不顧幕僚婉言，批示：「交國防部敘獎可也。」126 等於為此鎮壓得當作背書；即使連白崇禧具 121 〈葉秀峯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七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30。 122 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9。 123_{李翼中，〈帽簷述事〉，頁 389。} 124 〈陳儀呈蔣主席四月真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34。 125_{〈張秉承致電南京言普誠告知已調查各地顯貴包庇叛徒情形（民國 36 年 4 月 29 日）〉，收於許} 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5），頁 71-72。 126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七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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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48 ─ 政治技巧性地欲把柯遠芬當成「替罪羔羊」，127 撤職處分，128 以紓解鎮壓失當所累積的民怨，蔣介石依然僅批示：「應先調回候審」129 而不願自此共犯統治結構中切割；如此展示權力的政治傲慢，如同「狂妄症候群」般產生一連串的「愚行」，130 無怪乎蔣介石總是被目之為事件「元凶」而難以卸責。131

四、統治權威基礎之重整

當鎮壓行動尚未開啟前，各界似乎仍在運作，讓事件能夠獲得和平圓滿的落幕。在上海，1947 年 3 月 5 日有六個旅滬臺灣人團體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要求查辦陳儀，呼籲改革臺灣省政、懲兇、撫卹、釋放被拘民眾，以平息民憤，安定人心；並將組織「事件調查慰問團」，且定於 12 日進京向中央政府請願。132 在臺北，3 月 6 日，被上述團體視為箭靶的陳儀已向中央提出改組長官公署、地方自治、擴大臺灣人政治參與的構想，133 並透過廣播向民眾宣達，134 正面回應各界要求改革的呼聲。同一時間，陳儀和「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分別繼續向中央發出電函，同樣商請中央派出「大員」來臺處理。前者強調須以「得力軍隊」為先導，中 127_{白崇禧將柯遠芬描述成「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之野蠻性格者，與他} 劃清界線，正可反差自己的理性與人道。 128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567-568。 129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七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50。 130 醫學政治家大衛‧歐文（David Owen）以其親身政治經歷與臨床研究發現，狂妄症的行為在政府首腦身上出現的情況，遠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常見得多。他引用「愚行」的定義為：「即使是一個被證明不可行的或者會產生反效果的政策，還是要變態地堅持到底。」而狂妄症正是構成愚行的主要因素；大衛·歐文（David Owen）著，區立遠譯，《疾病與權力：診斷百年來各國領袖的疾病、抑鬱與狂妄》（臺北：左岸文化事業公司，2011），頁 20-21。 131 張炎憲等執筆，《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 475-477。 132 李祖基編，〈臺灣旅滬六團體要求實行自治並嚴懲「二·二八」慘案兇手〉，《益世報》， 1947 年 3 月 6 日，頁 244。 13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8。 134 〈長官公署將改稱省政府各廳處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士〉，《臺灣新生報》，1947 年 3 月 7 日，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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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大員方能行使權力，使中華民國仍能繼續保有臺灣的統治權；135 後者的立基點在於能盡速穩定臺灣局勢，「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136 簡言之，多日間多次向中央交涉鎮壓事宜的陳儀，焦點集中憑藉強大武力為後盾，藉中央威勢掃平叛變，黃朝琴則期待代表中央權威的「大員」，能直接向臺灣人宣示平服人心的治臺良方。黃朝琴長期在國民黨政府體系內擔任重要職位，此刻又擔當為臺灣人喉舌的民意代表，在事件當中的角色其實頗為尷尬。不過，至少他期待局勢可以真正和平落幕，而非如同陳儀窮兵黷武般的鎮壓武嚇。然而，陳儀的思維才是國民黨政府的最終決策取向，得到蔣介石的鼎力支援，後續的鎮壓行動如前所述，其中株連、濫殺頗為廣泛，令黃朝琴也不禁上電懇求陳儀「勿再拘捕殺戮」。137 局勢的確很迅速地受到控制，達成陳儀所設想之臺灣仍為中華民國所保有的「淨土」。在南京，臺灣變局成為 3 月 5 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 224 次常務會議的討論焦點，為免事態延長擴大，會中決議：「（一）政府應派大員前往該省宣慰；（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應依照省政府組織法改組為臺灣省政府；（三）改組時應盡量容納當地優秀人士」；3 月 8 日此決議案即送呈蔣介石裁奪。138 鎮壓展開前夕，南京中央的黨政高層便達成此三項決議，表示其並非昧於情勢，對臺灣人的政治要求亦有所回應，且讓步不少，可惜的是，蔣介石兩天後才批示同意：「已照決議三項原則進行，但此時不宜公開宣布，待派定宣慰人員出發時再發表此消息可也。」139 而對臺灣的暴力鎮壓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135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9-80。 136 〈黃朝琴呈蔣主席三月魚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89。 137 〈黃朝琴等致電陳儀請求勿再捕殺臺灣人〉，《剪報 04 二二八事件》（典藏單位：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號：NTHU-LIB-001-120100040163。 138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0。 139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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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50 ─ 批文中原有「但此時不宜公開宣布」的字句，被蔣介石筆墨畫線刪掉，不過，已流露其決策意向的轉折。蔣雖同意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集體決議方向卻不願意立刻公布，此間考量頗值得推敲。事實上，如果能及早公布這些對情勢發展有正面性的決議文，必可緩和臺灣內部沸騰的情緒，臺灣人菁英們也可得其所望，對舒緩雙方對立的情勢絕對有幫助，但蔣選擇不立即公布，想必另有盤算。最直接、立即的政治算計，當然與其已派兵鎮壓臺灣有關；鎮壓行動既已不可挽回，與其先釋出這些善意，徒留話柄，不如待收拾善後時再言，反而比較可能得到「災後重建」統治權威的顯著成效。「國防最高委員會」之組成，包括各個國民黨黨政要員，均大有來頭；當天會中發言者包括姚大海、李敬齋、田崑山、張厲生、鄒魯、于右任、張繼、賀耀組、賴璉、張道藩、朱家驊等 11 人，發言多為反省國民黨政府治臺政策的失當，斥責陳儀失政，語多同情臺灣人處境。140 三項決議重點並不在派兵鎮壓臺灣事變，而是以派大員宣慰列為首先要務。因此，鎮壓一事，顯然國防最高委員會事先未被徵詢，事後亦未立即被告知；141 此決策未必是國民黨最高權力機制的集體意志，而可能是蔣介石個人的獨斷。與鎮壓行動同時進行的善後處理措施，在確立執行方向後，1947 年 3 月 10 日由李翼中草擬，經陳立夫、白崇禧研析後，提出「處理臺灣事件辦法」，142 以不損害中央威信為大方向的原則方針，可採納人民合理要求，交由中央所派大員赴臺時宣布施行。在宣布後必須做到：「（一）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組織應即自行宣告結束。（二）地方政治常態，應立即恢復，其參與此項事件有關之人員，除共產黨煽亂暴動者外，概不追究。」143 140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三月八日呈第一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01-104。 141 _{吳文星，〈「二二八事件」期間國民政府的因應與決策之探討〉，收於賴澤涵主編，《臺灣光} 復初期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 117。 142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十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29。 143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十日簽呈第二四號之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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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這些從上海、臺北、南京等各方，對如何解決事件危機的想法，多有雷同，方向上有相當大的一致性。既然中央、地方與臺灣人皆有共識，咸認臺灣應朝政治改革的方向前進，國民黨政府高層也的確願意正面回應臺灣人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爭取更多權力的呼聲，事件發展是有條件可以和平落幕，孰料，過於急迫的派兵鎮壓之舉，讓局勢無可轉圜而迅速造成更大的悲劇。 1947 年 3 月 17 日，各方所共同期盼，擔當宣慰、宣撫重任的中央大員——國防部長白崇禧在鎮壓進行中抵臺，處理善後事宜，正符合中國歷代對付反抗人民的基本原則：「先用兵後安撫。」144 除了遵循前述中央指示的基本方針外，白崇禧透過廣播，向一般民眾、學生、145 原住民、憲警等不同階層與族群作宣達，自稱將秉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個人原則，即便對犯罪者，也要依法公開逮捕，公開審判。146 3 月 22 日白崇禧至臺中市政府召見地方菁英，再度重申基本處置方針，令與會的林獻堂對白之「寬大為懷，不勝感激之至」。147 其實，觀察白崇禧此際的作為與發言，除了讓無差別的殺戮回歸法律的審判，並無留下更為高明的見解；148 白的故示開明之「宣慰」，貌似追求和平之「止痛療傷」的手段，雖使殺戮稍微可以得減，也拯救了一些臺灣人，149 卻不能掩飾其統治者隱藏的殘酷本質。 144 當時親身在臺北之汪彝定（時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職員）之觀察；汪彝定，《走過關鍵的年代：汪彝定回憶錄》（臺北：商周出版社，1991），頁 64-65。 145 3 月 27 日在臺大校長陸志鴻的陪同下，白崇禧至臺大法商學院廣場向現場約八千名之臺北各校教職員與學生勸導回校上學，惟學生疑信參半，仍舊畏縮；〈高登進向柯復興報告白崇禧至臺大勸導學生（民國 36 年 3 月 28 日）〉，收於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頁 146。 146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頁 559-560。 147 〈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3 月 22 日，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 179。 148 陳令洋，〈循線：字符背後的家族史〉，收於共生音樂節論述組╳海嶼暗潮編著，《走過：尋訪二二八》（臺北：前衛出版社，2015），頁 90。 149 白先勇、廖彥博合著，《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2014），頁 2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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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52 ─ 以其宣傳上，所特意號召回校的學生為例，直到 1947 年 3 月 25 日，臺大學生依然有一半以上學生逃走，延平學院全體逃光，其他中學校學生也逃離十分之三四，全體學校幾乎不能復課，150 尤其是「較殷富之子弟均抱畏縮心理，未敢自動入學」，151 可見才不久前的鎮壓餘悸猶存，青年學子們不再敢相信統治者的話術；所以，有些參與事件之青年學生逃入原住民地區，與原民串聯，組織武裝團體以求自保。僥倖逃亡的幾位臺灣人菁英也遁入山地，被特務認為將繼續叛亂行動，因此必須持續追剿這些藏匿的動亂因子。152 如同陳儀在請調軍隊時所言，即使此次事件完全解決，但「禍根」存在的話，隨時還是有再起的可能；他分析，正因為沒有將日治時期的「御用紳士」徹底剪除，才導致事件不斷擴大蔓延至此局面，對於這些「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153 上述這般「斬草除根」的統治者思維，乃延伸為隨之而來的「綏靖工作」；其程序大致是先鎮之以兵威，繼則進行清鄉，肅清可疑份子，並辦理撫慰、自新工作。154 以臺北為例，1947 年 3 月 28 日召開綏靖第一次會議，指示限於 4 月 25 日前完成清查戶口、連保連坐工作、查封報社及書店、檢查出版品，以及搜繳武器等任務。155 同時間，白崇禧指示綏靖事宜應由縣市政府辦理，軍隊協助，於是乃修正計畫，改由縣市政府主持清鄉，各地人犯則解送警備總部。為徹底達成任務，進一步公佈獎懲辦法，規定：凡有檢舉歹徒與密報私藏武器者，頒發獎金；隱匿不報者以通謀治罪；156 有些臺灣人菁英為求自保，也只能依附權力、成為協力者或執行特務的策反工作以自清得 150 張琴，〈臺灣真相〉，頁 162。 151 許雪姬主編，〈高登進向柯復興報告學生畏懼不敢上學請設法改善（民國 36 年 3 月 29 日）〉，頁 149。 152 〈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情報〉，《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9。 15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76-78。 154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 208-211。 155 〈臺北綏靖區司令部綏靖工作報告書〉，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選輯（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163-176。 156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 208-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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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157 中部地區的綏靖之計畫綱要與期程亦類似，同為徹底肅清區內奸匪，迅速恢復秩序，安定人心，除以必要兵力控制各要點外，尚需配合區內憲警與地方政府暨民意機關，利用各種方法實施綏靖工作，於 4 月底以前完成。158 如此藉由平服叛變，綏靖、清鄉，拉攏臺灣人協力者，並深入鄉野基層，補強事件前在軍事動員、組織控管上的缺漏，如同完成了另一次國民黨式的「開山撫番」，159 可謂二二八事件後的國民黨政府實質上才算真正地「光復」了臺灣。另一方面，事件時一些重要職位的倒戈相向，例如警察、交通及運輸員工等，擴大了動亂規模。國民黨政府認為關鍵點在於其臺籍身分使然，為亡羊補牢計，遂計劃採行某種程度的「隔離」措施，包括各縣市警察，以調用外省籍人員為原則，160 若要任用臺灣人為警察，則必須限制其武器使用；161 水陸運輸及電信由中央直接控制，臺灣人員工逐期與「內地」互調；162 交通及通訊人員，必須逐漸用外省人，臺灣人員工則設法調至中國其他各省服務，以免變亂時又為「亂黨」所把持。163 自各地回臺之青年軍人，應全部限期登記，並予嚴格管制，必要時可分別調入「內地」入伍。164 海軍建訓，在臺以 157 許雪姬主編，〈黃仁里呈報林振藩有關臺南市參議員侯全成保釋原因（民國 36 年 5 月 9 日）〉、〈余志光致電柯復興報告臺南市參議員侯全成在事件中之活動（民國 36 年 3 月 25 日）〉、〈陳海永斗六策反工作報告（民國 36 年 4 月 14 日）〉，頁 98-99、101、131。 158 〈陸軍整編第二十一師司令部臺灣省中部綏靖區綏靖計畫綱要〉，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選輯（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40。 159 1874 年清日兩國簽訂〈北京專約〉解決「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加強積極治理長久被視為「無主地」的臺灣後山一帶，沈葆楨等後繼治臺官員藉由強勢的國家力量為後盾，深入過去帝國所未能統轄之地，如同對東臺灣地區進行「武裝殖民」，將全臺納為帝國版圖之內；參見 David Pong（龐百騰）著，陳俱譯，《沈葆楨評傳：中國近代化的嘗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0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4。 161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69。 162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7。 16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71。 164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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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_{學報第8期} ─ 54 ─ 訓練「內地」徵募之官兵，臺灣人官兵以調赴「內地」訓練為原則。165 凡此種種，皆是把臺灣人視為潛在的叛亂人口，既歧視又充滿偏見。官員任用上，國民黨政府為了令外界刮目相看，以回應事件中對擴大臺灣人政治參與的強烈呼聲，標舉政治革新的新氣象，在改組省政組織上，「省政府委員」除主席外，將會是臺灣人及外省籍各半，並為了培養臺籍行政人員，且考量臺灣人任官可能因語言及對中央法令不甚熟悉，故擬增設副職；166 各廳處可增設副主官，選用臺灣人，以培養其行政能力，各縣市亦可比照辦理。167 如此規劃下，省政府之處局科室及縣市政府，均設正副二首長，臺灣人及外省人各一，以求相輔而行，既能與民眾溝通，又能保持行政效率。168 正如同「滿漢並列」般，雖有權力平衡的角度，但不脫中國統治者繼續操縱寡占臺灣地方政治的政策取向；然而，這般權力設計，的確較長官公署時期一面倒的權力失衡來得有所改善，169 或可視為一種臺灣人權力地位上的提升。基層公務體系方面，對於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務、訓育主任，及語文史地等教員，當局以「因本省人除曾在外省受教育者至少數人外，幾無此類人選」為由，170 以選用外省人之優良者為優先。此教育人員一職，攸關是否能貫徹「中國化」教育政策的任務，是以要求一切中小學教師，以任用「內地」能通國語者為原則，使能加強國語、國文、公民、史地教育，改造臺灣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國化。171 並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制定中心方案，以便養成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精神，積極推進「臺胞祖國化」之教育方針。172 165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5。 166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馬電〉，《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12。 167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38。 168 〈何漢文呈蔣主席三月二十六日函〉，《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25。 169 國民黨政府確實有人正視到臺灣人長期權力失衡的狀態，並前溯日治時期之歷史淵源，而期待透過政策導向，「培植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陳興唐主編，〈楊亮功、何漢文關于臺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辦法建議案〉，頁 286。 170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7-172。 171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十三日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171。 172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 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