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康有為在 1888 年上書給光緒皇帝時，他曾以「人民有四萬萬」
的說法，鼓舞提醒年少的皇帝他統治下的中國乃是世界上人口數最龐 大的國家。他當時念茲在茲的無非是大清帝國能在年少的光緒皇帝手 上重振雄風永保國祚。但是 20 年過後，康有為一再寄與厚望的光緒 皇帝在悲劇性的歷史情境下結束生命，而大清帝國也未幾即告終結而 為中華民國所取而代之。從政治史而言，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君 主立憲改革派終究不敵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而退出歷史舞臺。然 而在這 20 年間，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扮演重要推手所催生的「四萬萬 人 同胞」符號，儼然已演變為眾所皆知的中國國族代號。所以當孫 中山在 1912 年以「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 之同胞共鑒之」語句總結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時，也可謂正 式宣告了這個以清帝國道光年間總人口為基底想像，並經過晚清思想 論述孕育栽培而成的國族符號，不僅將不會隨著清帝國的消失走入歷 史，反而將在這個標榜以「國民」為主的新時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種種例證也明確地顯示「四萬萬」的國族符號的確在近代 中國的國族認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論是它是以經常被援引的
「四萬萬人」和「四萬萬同胞」的面貌，或是以「四萬萬奴隸」、「四 萬萬禽獸」或是「四萬萬微生蟲」負面形象出現，這些可謂是隸屬
「四萬萬」符號家族的成員在近代中國的各類論述的盛行情況，正足
100 孫中山：《三民主義》，頁 75。
以證明「四萬萬」的國族想像長期以來已經很「自然」地嵌入近代中 國日常生活國族意識(banal nationalism) 中。它從在晚清時期時尚是 許多保守人士眼中的「幽渺怪僻之言」的「新名詞」，漸次演變成為 人人朗朗上口、「自然而然」地充斥於各類國族論述中關鍵詞的歷史 發展，無疑是近代中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的一個重要面向。
「四萬萬人 同胞」等相關符號，可以說是在十九世紀末因緣際 會的歷史背景下，從一個源自於可謂是清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
（道光年間）的帝國總人口數字（四萬萬），漸次成為晚清思想論述中 經常出現的界定清帝國乃是萬國之中的「廣土眾民」之國的鮮明符 號，隨後又成為改革維新中議論合群和民權等議題的要角，最後更成 為近代中國國族論述中的全體國民的同位語；尤其是極可能是由梁啟 超所創發的「我四萬萬同胞」一詞，更是可謂成為了近代中國國族 the national “we” 的重要代名詞。然而，在透過歷史的回顧分析並讚 嘆其擁有的深遠影響力之餘，我們還是不禁要再追問，究竟它的巨大 魅力從何而來？何以它能日久彌新持續成為召喚國族的代表符號呢？
Anderson 在論及國族想像過程的若干面向時，特別提到了國族的 人口數量想像上的「有限性」，他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國族會想像有朝 一日全人類會都是其國族的一員。除此之外，在關於人口的相關議題 上，他認為殖民政府時期的人口調查機制的族群分類範疇，以量化的 方式形塑出各種「有限性」族群身分，成為日後各種追求獨立建國的 國族認同想像的依據。101Benedict Anderson 的這些關於人口想像和國族 建構之間關聯的洞見，提供了我們進一步思考上述疑問的一些線索。
若純粹就嚴格的人口統計而言，「四萬萬」是一個非常不精準的 數字，「四萬萬」的人口數字和實際的人口數並無明確可證的對應關 係。但是重要的是，就國族建構想像的效應而言，「四萬萬」的數字 所表明的全球獨一無二的巨大人口數量意象（薛福成、王韜，康有
101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7: 163-170.
為、梁啟超等晚清思想家均強調此特點），不僅充分滿足近代國族論 述想像中一再刻意要強調「我族獨一無二」的特色之需求，它更是一 種Anderson 所揭示的具有標示「有限性」之符號，成為近代中國從
「天下體系」成為「國族國家」體系的一個成員的過程中，重新界定 自我的重要指標。對外而言，它不僅標示著「中國人」（無論它包含 中國境內漢族以外的民族與否）的和其他國族的邊界，界定了「全國 人的大家」（借陳獨秀之語）和其他國家的界限；對內而言，它也形 塑了一種高度同質化的族群成員之想像框架，如同孫中山筆下所描繪 的「同一血統生活，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信仰，同一風俗習慣，
完全是一個民族」。
不斷出現在近代中國語境的「四萬萬人 同胞」符號，不僅除扮 演了Anderson 所謂的人口邊界限定的角色外，也長期代表著一種近 代中國關於人口力量崇拜的符號（當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後，當龐 大人口數被視為經濟成長的沈重包袱後，又是另外一種新的景象）。 而且這種意味高度同質性的「四萬萬」共同體論述想像，也無形中強 化了長期以來以漢族為中心的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例如上述孫中山 關於全體中國人的描述，很難令人不將其聯想到那些被Edward Said
（1935-2003）所大加揶揄抨擊的東方主義者關於伊斯蘭文明之再現論 述模式中所包含化約論述(reductionism) 和本質主義 (essentialism) 的 謬誤。然而無可否認地，正如本文中所列舉的各類論述之例子所顯 現，「四萬萬人 同胞」的符號想像力量，的確在近代中國日常生活 國族意識的運作過程中，可謂在大多數人不知不覺情況下發揮了巨大 影響力，從而形塑了近代中國集體意識的特定風貌。而唯有去自然化 (denaturalize) 此現象並且歷史化 (historicize) 此一「四萬萬」共同體想 像論述，詳細地考察檢視其歷史發展變化的軌跡，我們才能更進一步 地了解近代中國國族認同形塑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且複雜的面向。
（責任編輯：許逢仁）